走出书斋的“文字抗战”
2017-07-25 09:41:51 来源：中国经营报 作者：丁超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战期间，重庆郊区的两名儿童正在街头观看预防空袭宣传画。顾颉刚及禹贡学人决然走出象牙塔，积极编印通俗读物，就是为了唤起民众，共御外侮。图片选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国家记忆：海外稀见抗战影像集》卷五《大后方的社会生活》。
全面抗战爆发八十周年纪念专题
文/ 丁超
1937年7月21日夜里，时任燕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兼主任的顾颉刚，在夜色苍茫之中，离开他所眷恋的北平，远走归绥(今呼和浩特),“投奔”力主抗战的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将军。
此时，“七七事变”发生刚刚半个月，他收到风声，自己成为日本人逮捕名单上的第二号“要犯”，因此不得不踏上长达8年的“流浪生涯”。
燕京大学由美国基督教会主办，日寇虽悍然入侵北平，但对具有西方背景的文教机构，不免有所忌惮，故直到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燕大校内仍可维持正常教学。而人到中年(当时44岁)的顾颉刚，以一手开创“古史辨派”名闻中外，向来是个典型的象牙塔学者，为何成了日特重点追捕的对象呢?
这一切，还得从头说起。
“我自己知道，我是一个读书人”
“我编此书之宗旨，欲使古书仅为古书而不为现代知识，欲使古史仅为古史而不为现代政治与伦理，欲使古人仅为古人而不为现代思想的权威者。”
一直以来，顾颉刚抱有“学术至上”的观念。在20世纪20年代所写的日记里，他说：
“如果我们要求真知，我们便不能不离开人生的约束而前进。所以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
到了1931年12月27日，顾颉刚在一封信中表白如下心迹：“在今日之时势中出《古史辨》，恐将为人所笑。但我以为如不能改变旧思想，即不能改变旧生活，亦即无以建设新国家。我编此书之宗旨，欲使古书仅为古书而不为现代知识，欲使古史仅为古史而不为现代政治与伦理，欲使古人仅为古人而不为现代思想的权威者。”
“今日之时势”者，当然是指“九一八事变”3个多月来东北国土沦丧，日寇步步紧逼的危局。这封信体现了顾颉刚固守“象牙塔”的执着与自信，仍旧冀望以纯学术的工作推进新国家建设，但也可看出，他已经意识到，古史辨伪的“求真”趋向与时局加之于学术的“务实”需求之间，产生了错位。
《古史辨》固然是可以拨云见日、传之后世的名山事业，但抗日救亡则是构成时代思潮主流的当务之急。在民族危亡之际再大谈古史真伪，动摇炎黄、尧舜禹的正统地位，多少有损于炎黄子孙的民族自尊和自信，显得不合时宜。
1938年10月，即北平出走一年零三个月后，顾颉刚考察西北途中，在中央政治学校附属蒙藏学校发表演讲，透露了自己的心路历程：
我是研究古史和经学的，所以我办的禹贡学会，就是以历史为根据来研究古地理。民国二十三年德王在内蒙古发起自治运动，那年个人和德王及其部下在百灵庙谈过一次，会谈之后，我才感觉到边疆问题的严重，于是我由研究古史和古地理，又倾向到研究边疆问题，尤其是关于边疆的现实问题及边疆地理，我是特别有兴趣来研究。
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创办于1934年二三月间，创办之初就遇到蒙古德王的“自治运动”(编按：那时德王已与日方暗中勾结，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在内蒙古中部，即当时的察哈尔省和绥远省等地，成立受日方控制的傀儡政权“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并自任首脑)，顾颉刚在本不平静的书桌前坐不住啦!
时局变幻太快，日寇的铁骑很快踏上华北，平津危急，全国危急，顾颉刚总要做点什么来应对国难时艰。后来他回忆说：
我自己知道，我是一个读书人，只能向内发展而不能向外发展，也不该向外发展。只是从九一八以来，为了爱国心强，想唤起民众共御敌人，走上了向外的道路。但，这只是义务，只是牺牲，并不是我的正当工作。可是，就因这个缘故，踏上了社会，认识了许多人，生出无穷的烦恼，以致在抗战期中达到家破人亡的境界!
这段话出自抗战胜利后三年(1948年)顾颉刚给妻子张静秋的通信。在这种关系至亲的私密场合，顾颉刚没有必要掩饰什么，应该就是真实感情的流露。
“以我国今日所处地位之危险，学术上实不容更有浪费”
“试看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们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们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书上都这样地叫起来了。这不是我们的耻辱?”
到了1963年，年届古稀、已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研究员的顾颉刚自述道：“爱祖国者人之情也，九一八事变起，北京已当前线，予亦不能自止其敌忾之心，以文字参加抗日工作。”
顾颉刚“以文字参加抗日工作”，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参加燕京大学中国教职员抗日会活动，任宣传干事，主张通过征求大鼓词和剧本在民间宣传抗日;其二，参与创办三户书社、金利书庄，出版和销售抗日鼓词，后又独力创办通俗读物编刊社;其三，创办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发起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出版边疆丛书。
为了上述事业的开展，顾颉刚既积极与出版商、书店接洽，又多方游说教育部部长王世杰、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交通部部长朱家骅，争取政府津贴，并谋求中英庚款董事会、中山文化教育馆等民间机构的经费支持。上述行为，无疑给顾颉刚的身份增加了“政”“商”的色彩。
顾颉刚“以文字参加抗日”的学术价值取向，在他与得意弟子谭其骧(时为燕京大学兼任讲师，1950年起执教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以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闻名学界)共同起草的《禹贡》半月刊发刊词中已有体现：
这数十年中，我们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真受够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得非常高。在这种意识之下，大家希望有一部《中国通史》出来，好看看我们民族的成分究竟怎样，到底有哪些地方是应当归我们的。但这件工作的困难实在远出于一般人的想象。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呢?不必说别的，试看我们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我们这群傻子居然承受了他们的麻醉，任何地理教科书上都这样地叫起来了。这不是我们的耻辱?
该文指出的地理知识蒙昧现象，并非夸大其词。史学家吕思勉在1917年初版的《中国地理大势》一书中，就按照本部十八省、东三省、蒙古、新疆省、西藏青海对全国进行区分。在1934年出版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中，吕思勉还是将葱岭以东地区分为“中国本部”“蒙古新疆高原”“青海西藏高原”“关东三省”四部分。知名的史学家在教书育人时尚且传播“中国本部”的概念，对于一般百姓来说，似乎根本不必去理会这个词的缘由就照搬使用了。
顾颉刚“以文字参加抗日”的理念，在其1936年1月起草的《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中得到了完整体现。该计划书宣传：
当承平之世，学术不急于求用，无妨采取“为学问而学问”之态度，其效果如何可以弗问;此犹富者家居，狗马玩好唯所嗜，固不必为衣食计也。及至国势凌夷， 天 地之日，所学必求致用，非但以供当前之因应而已，又当责以弘大之后效;譬如蓬门荜户之家，凡劳力所入先图温饱，其衣食之余则积储为他日创业之资，不敢有一文之浪费也。以我国今日所处地位之危险，学术上实不容更有浪费，故定其价值之高下必以需用与否为衡量之标准。
由此可明确看出，顾颉刚从“为学问而学问”到“所学必求致用”的学术价值取向的转变。
“心中着急，想唤起国人共同密切注视边疆问题”
“自从东北四省失陷以来，我们的国家受外侮的凌逼可算到了极点，所以有血气的人们大家都暂时放弃了纯学术的研究而去从事于实际工作。”
后来有人认为，以顾颉刚为首的禹贡学人抨击“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态度，是以傅斯年等为对象。这其实是一种因误读史料产生的背景而造成的误解。批评“为学问而学问”，在更大意义上是顾颉刚的“自我反动”。
就与政治的亲密程度而言，傅斯年远比顾颉刚紧密。“九一八事变”不久，主持历史语言研究所并兼任北京大学教授的傅斯年，就编写了《东北史纲》，主张东北历来是中国领土。到了1935年，傅斯年又写出《中华民族是整个的》等大量旗帜鲜明的政论文章。以至于当代欧洲知名的中国思想史学者施耐德评价道，“我们甚至可以说，傅斯年的学者生涯随着1937年7月7日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的开始而宣告结束”。可以说，傅斯年比任何人都有资格批评“为学问而学问”。
1929年前后，本来合作无间的顾、傅二人关系出现转折，甚至彼此交恶，但在以学术服务政治方面，顾颉刚一直视傅斯年为先行者并引以为同道。顾颉刚于1935年10月为筹集禹贡学会经费之事致函傅斯年，信中说：“弟所以创办禹贡学会，发行《禹贡》半月刊，即是你们编《东北史纲》的扩大，希望兴起读者们收复故土的观念，为民族主义的鼓吹打一坚实的基础。”行文之中，毫不避讳为民族主义服务。只不过顾颉刚民族主义情怀的表达更为委婉，不如傅斯年那样威猛而富于激情。
禹贡学会及《禹贡》半月刊成立的初衷，并未将民众教育、边疆开发置于与整理国故并重的地位。该学会及刊物的创办，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为了“要使一般学历史的人，转换一部分注意力到地理沿革方面去，使我们的史学逐渐建筑在稳固的基础之上”。
《禹贡》半月刊创始于1934年2月，但其初衷在半年后就发生了变化。1934年8月，顾颉刚在考察绥远时感到“察(哈尔)、绥(远)两省旦夕有继东北四省(编按：指东三省及以承德为省会的热河省)沦亡的危险，心中着急，想唤起国人共同密切注视边疆问题”，于是将《禹贡》半月刊内容“转到了以研究边疆历史和记录边疆现状为主”。这一转变在他另一位弟子童书业1937年6月撰写的《〈禹贡〉半月刊序言》中得以印证，该序言称：
自从东北四省失陷以来，我们的国家受外侮的凌逼可算到了极点，所以有血气的人们大家都暂时放弃了纯学术的研究而去从事于实际工作。至于留在学术界的人物，也渐渐转换了研究的方向，即如本刊的由研究地理沿革而转趋到边疆调查，就是这种潮流的明显的表现。
1937年7月7日，即“七七事变”发生当天，北平《晨报》上正好刊发了顾颉刚所写的《边疆教育与边疆文化》一文，再次向民众宣示了救国心切的禹贡学人主张的转变。
如此一来，决意走出象牙塔的学者顾颉刚成为横行北平的日寇特务的眼中钉，也就一点不奇怪了。
“尽有救国之方，亦尽有发财之术”
“所以我们第一要设法弄钱，即以弄到之钱去作学业与经验之修养，而肩起救国之责任。”
顾颉刚及其领导下的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要高举抗日的旗帜，落到实处，无处不需要花钱。学会的日常运营，刊物的编辑印刷，没有经济保障是不行的。抗日的口号可以空喊，但抗日的举动必须付诸实践。顾颉刚能做的，就是捐款捐物、编刊、刊印抗日通俗读物等。
问题是，钱从哪里来?
一般人看来，一提到钱就似乎有损顾颉刚作为学术大师的清誉。其实，在顾颉刚看来：“我真奇怪，我们和人家一样的服务之后拿钱吃饭，清高在哪里，高尚在哪里?若说不争权利，专心工作，即是清高高尚，那么，一班工人农夫也是如此，何以就没有人去替他们称扬呢?说到底，这就是‘士大夫’一个传统观念在那里作怪!”
顾颉刚并没有把自己当成耻于言利的清高士大夫。对于有志于开创一番学术志业的顾颉刚来说，没有谁比他对经济基础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
毁家纾难，这是超乎常人的高尚之举。对于一般人来说，既要维护民族大义，也要居家过日子。顾颉刚在1933年7月给郑德坤(厦门鼓浪屿人，考古学者，顾在燕大的学生)的信中说：
我觉得在史地方面，尽有救国之方，亦尽有发财之术……钱是一定要的，有了钱才可使个人生活安定而不改变自己的事业，有了钱才可到社会上做事儿不虞竭蹶。所以我们第一要设法弄钱，即以弄到之钱去作学业与经验之修养，而肩起救国之责任。
那么，日后创刊的《禹贡》半月刊是不是兼“救国之方”与“发财之术”而有之呢?答案是肯定的。杂志创刊后不久，顾颉刚就给同为禹贡学会创办人之一的郑德坤(时已赴厦门大学任教)写信说：
弟为将来事业计，觉得必有一宣传机关，方可激起人们之注意，故毅然创办《禹贡》半月刊，一方面结合有志研究地理之人，一方面为我们出版物登载广告。……其经费系每一会员缴半元或一元一月，更向外征求订户。现每月需洋八十元，收入约可五十元，尚差三十元，由弟填出。希望兄及厦大同学加入此会，如能有二十人，便极好。……将来社务发达，我辈要出书、印图，既便利，又必可售出矣。
顾颉刚没有必要跟郑德坤空讲救国、治学的大道理，他是以“合伙人”的身份与学生商讨办刊经费的亏空、会费的收支及未来的打算。此前，顾、郑已经合伙出资编印中国地图底本，并筹划编写通俗读物，而《禹贡》半月刊正好可以刊登“免费”广告。顾颉刚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所以办《禹贡》半月刊，就为我们画地图作宣传。”
《禹贡》半月刊的另一位“合伙人”，当然就是弟子谭其骧，但二人的“合伙”并没有善始善终。顾颉刚曾对王伯祥(文史学者，时任开明书店编辑)抱怨说：
《禹贡》半月刊，弟与谭季龙君合办者也。初出版时，月费五六十元，弟与谭君约定，弟出五分之三，彼出五分之一，其余一分由会费填补之。至于今日，弟之责任不啻五分之三，而彼竟一钱不名矣;不但钱不来，稿亦不来矣。
谭其骧(字季龙)的经济状况，无法和郑德坤相比。但即便是郑德坤，后来也吃不消了，停止寄钱。
责任编辑：李少通 最后更新：2017-07-25 09:5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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