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重新审视日本的“保守政治”吗？-—比较政治学视野下的当代日本评价
2018-11-24 08:45:04  来源：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  点击：  复制链接

　　近年来，从全球范围看，西方各国的政治局面与社会形势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美国及欧洲部分国家的社会矛盾和治理问题已经在全国选举中直接反映出来，导致民粹主义势力或典型的右翼政党杀入中央政坛并占据有力地位。

　　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看，在西方各国中，日本的保守主义政治、保守精英层的施政具有较高的稳定性、连续性、可预期性和统合能力，保守政党及建制派仍牢固地统治和把持着中央政权。日本政坛仍由历史传承性很强的老牌保守政党长期垄断或占据主流，在美欧较为普遍的民粹主义、反建制派、反全球化、极右翼政党崛起等现象，没有太多地影响日本的中央政坛和国家政治生活。在当今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盛行并扰乱全球政经秩序的背景下，这一现象使得美欧政治学界对日本的保守政治另眼相看，并给出了不俗的评价。

　　诚然，日本的保守主义及其施政往往与右翼鹰派、历史修正主义、民族主义、谋求军事大国化等联系在一起，因而在东亚世界常被给予负面的评价。但在当今时代，从比较政治学的视角观察，日本的保守政治至少在主张自由贸易、压制民粹泛滥、调和传统与现代等方面不乏正面价值。在纷繁复杂、秩序未稳、地缘政治重新回归以及大国博弈进入深水区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认识日本的保守政治及其国家治理对正确处理中日关系、开创外交新局面、进而赢得对外战略的主动权和制高点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日本保守政治的探寻双重价值之间

　　在自古以来的发展和变革中，日本对现代性(同时代的文明精粹)、先进性、主体性拿来性等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和取向。由于处在东亚大陆边缘的岛国位置，加上其亚文化特性，日本既异常渴望以开放进取的姿态学习外部先进文明，也万分执着地固守自己的传统文化和价值体系，在“古层底音”与现代文明之间勉力调和与折中。日本统治者在推进开放和现代化时，需要极为精心地权衡政治传统、社会观念以及民众悄绪的接受度。从在东亚史上闻名的“大化改新”到在世界史上留名的“明治维新",日本的整部历史都会提醒人们思考，在面对“西力冲击“时，如何处理开放与保守、传统与现代(同时代)、自由与“克己”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

　　很久以来，特别是法国大革命以后，西方的“现代性”和“革新性”被定义为新世界的肇始和标志，其中包括对传统的适当切割、对现实的不断改革等。从那时起，西方语境中的现代性和开放性日益被时代和世人所认同，从思想和政治哲学领域向经济和社会领域发展，从而导致逐步向纵深发展的全球化潮流。

　　美欧主要国家及其主流价值观通过全球化、一体化和联通化浪潮逐渐形成了一种“政治正确"的观念，即通过不断增加的开放来实现更大的多样性，从而获得更多能够促进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动力和资源。尤其是在美欧自由主义阵营取得所谓的冷战”胜利”后，其新保守主义者和新自由主义者曾乐观地认为，“历史已经终结”，自由民主制将会是所有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普世价值。诸如社会开放、人口迁徙、财物自由移动、经济全球化等自由主义的信念和秩序成为“政治正确”的信条，而不是基于各国的发展阶段和治理水平来推动文明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

　　相比之下，日本的现代性和开放性概念一直受到社会稳定和等级制度的限制。日本政治总是小心翼冀地看待现代性和开放性，并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开创了自己的混合型或折中型的道路，这条道路带有诸多的平衡、取舍、调和及暧昧性。远的不论，就近代而言，日本与西方世界的大规模接触及其近现代化可以一直追溯到150年前的明治维新时期。150年过去了，日本各界在纪念维新时，还是要讨论日本在东西方之间的定位、日本的开化与传统等经典议题。直至当代，这个国家仍在拥抱外部世界与保留其文化和社会的核心要素之间煞费苦心地进行探索。在上世纪 70—80年代前后盛极一时的“日本模式”，比如终身雇佣、年功序列、企业内工会、交易“谈合”等，明显地照顾到了社会旧习和传统价值，而非全盘西化和对外开放的结果。

　　如今，当美欧诸国因过度“自由开放”而面临社会、阶层、宗教及族群分裂时，日本的保守政治始终不放弃通过保持某些社会经济的“障碍”来适度调节与世界接触的深度，从而为社会稳定、经济增长和社会安全提供保险系数更高的选择。奇妙的是，相当一部分日本人、甚至日本这个民族(包括“御宅族”、“低欲望层”、“下流社会”等)的当代特质都在欢迎一种保守、稳定的政治体制以及适度排外的封闭性所带来的安全感和舒适度。然而，一个国家能够在不完全开放或放开的情况下实现全球化和现代化吗?在许多方面，日本仍然是非西方式现代化的一张试纸或一件试验品。尽管日本成为第一个发展现代政治和经济体系的非西方和非基督教国家，但却经常受到美欧的批评和责难，因为它总是有意无意地与其他西方国家在文化、社会和经济上保持一定的隔离。日本不仅因此受到“另类国家”、“异质民族”的指责，在其经济贸易发展到威胁欧美的实际利益时，更是不时遭到“敲打" (Japan Bashing), 被迫接受“广场协议”和“结构改革”，并一直持续到2017年美国新总统就职。特朗普执政后，毫不留情地欲对日本这个主要盟国开征高额贸易税，刺激他这样做的原因之一仍是其脑中残存的1980年代“另类日本”压迫美国经济和就业的图景。

　　一直到现在，自民党保守政府在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文化和软实力时，相比于现代性和世界性，如“日本屋” (Japan House)项目、日本动漫和时装等，往往更属意于展示传统元素，或至少是融合传统与前卫的艺术范式，试图使传统与现代共存。实际上，从上层皇室制度的千年延续，到下层古风习俗的盘根错节，在当今日本复杂的前行道路上，其历史的残余物都有着令外界感到困惑的忍耐力和持久力。其中最让人费解的无疑是延续千年的皇室及其“典范”，它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日本在本质上保守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连续性。而皇族的神秘色彩和模糊角色或许恰好反映了日本传统与现代之间持续的张力关系。2017年，有关天皇“生前退位”的立法得到了批准，这意味着皇室既是传统的代表，也逐渐转型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象征。这也是日本天皇时隔近200年后首次生前退位，给日本社会及国民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冲击，引起了极大反响。这种现象表明，日本政治及战略文化在宏观层面上仍然需要解决传统与现代、保守与开放的问题。能否在不完全对外开放、不颠覆传统及文化的条件下继续保持社会稳定、认同凝聚力和强大的经济实力，将是日本保守政治以及日本民族未来面临的艰巨任务。

 

　　二、对日本保守政治的再评价——美欧的视点

　　美欧的东亚研究学者提出了对日本的保守政治进行再评价的问题，这是因为与日本相比，美国和欧洲对自身的状况似乎越来越感到困惑，它们不仅未能确保社会和谐、文化融合、经济平等，甚至纽约、伦敦、柏林、巴黎、罗马等大都市的反恐与安全，抑或这些城市中心地带及老城区的社会治安，都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与此同时，对比日本政坛由“百年老店“自民党这样的传统老牌保守政党占据主流和优势，美欧的建制派精英层则处境尴尬，民粹主义、反全球化、右翼政党崛起等乱象不断侵蚀美欧的中央政坛和国家政治生活，由此引发的美英“退群”、“退欧”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盛行，全球政经秩序因此遭到冲击。

　　当然，从美欧失败的角度重新审视日本的近代史并不意味着粉饰其当前的弱点和面临的挑战。日本当然也存在自身的问题，它同样面临后现代社会的所有困境，例如少子老龄化、经济挑战和发展停滞等。冷战后至今，日本经济增长率偏低，财政状况不断恶化，通货紧缩长期化，这些信号表明，后工业化的日本经济也许不会再出现两位数的高速增长。此外，日本的监管及营商环境令人不满，企业和政治文化中的腐败服务业的低效等也会经常遭到批评，并面临地区差距和收入差距有所扩大、日本国际地位相对下降等问题。最重要的是，这个国家面临着急剧衰退的人口结构，这对日本的未来构成了最大的威胁。尽管如此，日本完全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移民，外国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不被宽容。在世人眼中，日本在过去的25 年里一直处于阴云笼罩之下，1980年代末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曾经的亚洲超级大国不再引起投资者、专家或媒体的兴趣。所谓的日本模式，比如终身雇佣制等，被重新解释为是僵化的、风险厌恶(risk aversion)的以及无力应对新时代的创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模式已经成为欧美谴责日本的狭隘性的主要说辞。

　　冷战结束后，日本被认为进入了“失去的二十年”的下行通道，但如果将1990年代以来的近30年放到更长的历史周期中加以评判，日本和哪些美欧国家更应该算作成功或失败，目前还难以作出定论。换个角度看，或许自1990年代以来，日本的政策选择比通常所认为的要更正确。所以，日本的保守政治在开创了自己的前行道路的同时，似乎也提供了另一个社会榜样，这条路线固然受到了许多批评，但在当今世界我们或许可以重新考虑其价值和意义。个人自由和经济增长这类美式衡量标准并不一定是日本人所青眯的价值准绳。在日本狭小的国土空间中，相比于个体自由，社会的整体稳定水平可能更重要。同样，对比美国过度消费的社会弊端，面对后工业化时代，日本正在摸索一条虽然发展并不是非常高效、但对社会及环境造成的破坏却更少的前行道路。

　　归纳起来，美欧学者认为日本的保守政治对国家的治理至少在以下几方面颇有亮点，值得西方各国借鉴和参考。

　　(一)对全球化与开放(移民)的理解和把握

　　日本成功地为本国国民提供了稳定和安全的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日本国内的凝聚力以及对全方位开放设置的限制。日本仍然严格控制对边界的开放，它在获得增长机遇与保持稳定之间进行了谨慎的权衡取舍。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日本并不直接面对来自伊斯兰恐怖势力的威胁，处于相对较小的危险之中。这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日本将稳定和安全的价值置于开放和自由之上。日本的有限开放和限制移民(极为挑剔地、选择性地接受移民)是基于保持社会凝聚力并使国家免受外国经济和安全干扰的自身需求作出的选择。

　　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 霍尔( Edward T. Hall ) 在《超越文化》一书中将“低语境”(low context) 和“高语境”(high context)等多元文化及其政治现象进行了比较。从政治文化的角度看，低语境文化融合了许多不同的传统和信息，这种文化会激励创造力，但也会变得越来越难以驾驭。相比之下，高语境文化国家往往会对思维与社会的互动产生刻板的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种族性。这种艰难的权衡与平衡目前已成为整个西方政治冲突的中心。即使因移民而建立国家身份的美国，也发现国内在开放边界和特赦非法移民是否正确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并因此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和经济联盟。欧洲对外来移民的恐惧则更为严重，现在似乎正重新考虑儿十年来几无约束的移民潮流及其影响，这些移民正在改变欧洲大陆的人口结构，同时也增加了它的治安及社会服务成本。日本是同质性较高的典型的高语境国家，日本关于“日本人”及其“主流价值观”意味着什么几乎没有争论，不同的族群和阶层之间更不会成为彼此争吵和谩骂的对象。日本强大的群体认同感有助于社会统一，因此在社会统合及治理方面比欧美更为顺利和成功。

　　(二)经济发展及综合国力”成绩单”并不寒酸

　　尽管日本经历了儿十年缓慢或停滞的宏观经济增长，但日本的真实经济状况依然表现出不少亮点，比许多人认为的要好得多。从国际比较来看，过去20多年日本的经济有着不俗的表现，并没有“失去二十年”。从统计数据看，2005年到2015年，日本的实际人均GDP增幅高于美国、英国和欧元区。1990 年到 2015年，几乎是整个后泡沫时代，日本的实际家庭消费增长也超过了欧元区，仅次于英国、美国和瑞典，而且家庭债务没有像美国那样大幅增加。日本虽然在经济发展上没有全速前进，但整个政治和社会也没有过多地受到经济因素的困扰。按照经合组织(OECD)的标准，日本仍是一个高收入国家。在购买力平价上，日本的人均GDP从2011年的35779美元增加到2015年的40763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3年日本的基尼系数为0.32 ,仍低于美国同期的0.41。

　　所以，与西方和许多邻国所面临的问题相比，日本的相对实力和稳定至少应该让人重新认识其社会和经济政策。在泡沫经济破灭后的20多年里，日本保守派政治领导人也许是有意识地选择了经济通缩的路线，寻求稳定，从而使激进经济重组的社会风险最小化。安倍在2012年重任首相后，竭力扭转这一长期趋势，由于他积极地寻求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使经济扩张显得比稳定更为重要。但是，总体来看，日本的保守政府在推进“安倍经济学”时仍然是谨慎和小心的，在安倍内阁中，小泉时代的新自由主义式的改革不得不放缓了实施的脚步。这表明，当前安倍的保守政府也在寻求稳定与增长的结合，并将社会稳定放在更重要的地位。

　　(三)社会治理及居民生活

　　上述经济数据只能反映日本的保守政府治理国家的成绩单的部分悄况。在后现代社会的总体经济发展都以中低速度进行的情况下，综合社会政策的成败更能反映出社会治理的状况，几个重要的例子和数据颇能说明情况。例如，美国的凶杀案和谋杀率大概是日本的5倍。在日本，各种犯罪、尤其是暴力犯罪的发生远比美国少得多。日本在全球是一个非常平稳和安全的国家，世人几乎都承认，生活在日本具有很强的安全感。

　　日本仍然是男性主导的社会，但它同时也是世界上女性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日本有着女性控制家庭预算和家庭决策的传统。此外，自2003年以来，在日本的总人口已经减少的情况下，日本的工人人数仍在增长，其中有一半以上是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结果，安倍内阁的“女性经济学”政策试图继续增加这一数字。尽管日本的性别平等仍是很大的问题，但这种趋势是令人鼓舞的。在教育方面，日本学生在经合组织发布的全球数学、阅读和科学排名中总是名列前茅，多年来稳居前三。与此同时，日本的失业率基本保持在4%以下，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日本的劳动力具有健全的职业道德和对自身较高的期望，拥有高素质的劳动力水准。日本的公共卫生状况也比美国和欧洲更加优质。另外，日本是发达国家中肥胖率最低的国家，而美国的肥胖率则在世界排名第一。与美国相比，日本的艾滋病病例数稀少，其癌症发病率排世界第48位。这些社会统计数字在进行复杂的叙事时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它们可以用来支持一种观点，即日本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成功地处理了无数的问题，这些问题比大多数观察家所承认的还要多。这一现象说明，日本在试验一种体面、优雅的衰退，而后工业化国家无一例外地都要面临这种棘手局面的到来和考验。

 

　　三、日本的保守政治也有“毒素”——东亚的关切

　　日本国家的“正常化” 与“大国化" 一直是日本保守政治精英们的“日本梦”的核心要义。作为时常被贴上民族主义和偏右标签的保守派政治家的总代表，安倍自2012年底第二次上任以来，就与这些批评性的政治话语有了特别的关联。安倍连续大胆地采取行动，在思想观念、战略政策、法制体系、组织编制、武器装备、前沿部署等方面解禁对日本发展和运用军事力量以及对外开展安全防务领域合作的限制。日本的保守政治势力认可并鼓励安倍消除自1945 年以来日本的所谓“军事无能”和“国防阉割”，但中国、韩国、朝鲜等亚洲邻国和俄罗斯却不时批评安倍的举措是对亚洲稳定与和平的破坏，日本国内的自由国际主义与左翼势力也时常对安倍提出这样的批评。

　　2012 年再次执政以来，安倍迅速采取措施实施日本的综合强军计划，他连续制定了增加防卫预算的政策，到 2018 年已实现“六连增”。此外，他还启动了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日本版NSC) ,结束了对武器出口和对外国防工业合作的限制。2014年，安倍内阁决议解禁“集体自卫权"、2015年，国会又正式通过了新安保法案，以深化与美国和其他潜在伙伴的安全合作，并为日本部分行使集体自卫权背书。同年，日本推动制定了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旨在加强日美两国的军事安全合作，其中包括太空和网络空间等新领域。

　　安倍保守政府推动解禁“集体自卫权”、通过新安保法案以及修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等举措，受到了在野党和国内市民团体的强烈批评。众多民众反对安倍的一系列计划，认为这会导致日本更容易向国外派遣自卫队。例如，2015年7月，在国会众议院通过该法案之时，接受日本各大媒体民调的受访者中有超过一半的人反对安倍内阁和自民党强推的新安保法案，原因是该法案允许日本参加集体自卫行动。反对者的数量在立法辩论和通过的过程中一直保持高位，当2015年9月参议院通过该法案时，成千上万的抗议者涌入国会大厦附近的街区，除大部分左翼团体及市民团体加入抗议活动外，还有众多青年学生参加了抗议活动。同样，2015年4月，在日本颁布了《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后，共同社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近半数受访者表示反对。

　　安倍试图摆脱”战后体制”，将日本打造为“正常国家”的最终目的是修改最具象征意义的战后和平宪法。当前，安倍政府面临二战后70多年来最有利的修宪环境，这或许是战后和平体制面临变动的契机，日本的国家战略方向由此渐入歧途。

　　2017年5月，在宪法施行70周年纪念日之际，安倍在右冀团体“日本会议” 主导的集会上发表视频讲话，声称修宪是自民党的立党宗旨和夙愿，他将努力完成“历史使命”。尽管之前安倍也多次表达过修宪意愿，但此次的讲话内容进一步明确提出了修宪路线图和时间表：修改第9 条，增加使自卫队合法的内容，2020年实施新宪法。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安倍式“修宪并非像德国那样进行技术性调整，而是在保守及右冀势力的大力推动和支持下，意在为摆脱战后国内休制和国际秩序、调整国家发展及战略走向提供大法依据，包括在历史问题、安全防卫、日美同盟等重大领域改变战后日本和平发展及进步主义所依据的法律基础。安倍本人也曾表示更雄心勃勃的安全政策改革需要正式修订第9条，其修宪的核心目标就是通过自卫队的合法化来释放国防能力，去除第9条这一和平主义的象征，实现“摆脱战后体制”的夙愿。

　　在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是最具争议的政治问题，自由主义者认为它是对二战历史反省的结果和现代日本的典范，但以安倍为首的保守派谴责它限制了日本的主权，是军事行为的羁绊。尽管这一条款几乎并未阻止日本维持其现代化的、有效的军事力量，但却把日本军事和安全政策的合法性封存了起来。直到2018年，民调仍显示，日本选民中的微弱多数希望维持第9条这一和平主义传统象征不变。

　　为此，安倍最大程度地利用了所谓的 “中国威胁"论以及朝鲜核导危机。日本保守的右翼势力一直以中国快速的军事现代化和朝鲜的核导计划为理由渲染“周边威胁"，这些“威胁"恰好又出现在日本经济低迷导致公众和决策者自信不足、焦虑陡增的时期。安倍将修宪、选举以及军事发展都与朝鲜的威胁联系在一起，不断宣称日本“国难”当头，正面临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环境安全问题。值得注意的是，经过安倍及日本政府多年的渲染和舆论动员，日本人越来越关注朝鲜和中国的“威胁"。

　　尽管日本保守政府不断加深与美国的联盟，但却始终怀疑美国对日本的终极安全保障。日本保守派在对日美联盟没有真正信心之际，正试图发展进攻性或攻防兼备的武备，其空军和海军正在不断加强其在本国岛屿之外的远程投射力量。美国特朗普政府对此的立场是，盟国应该停止对美"搭便车”，尽可能担负更多的自我防卫责任。这与希望加强日本军力建设的安倍政府意见完全一致，安倍早就希望他的国家可以成为具有自主军事能力的“正常国家”。当前，安倍政府花费巨额投资用于建设反导弹防御系统，订购先进战斗机，并增加在亚洲的军事投送能力，包括新购大型加油机、建造两艘大型直升机航母。据报道，安倍政府将在2018 年底之前完成修订新《防卫计划大纲》中有关重点考虑“自主”的问题，包括将自卫队打造成能够攻防一体、进行空天海陆网“跨域”作战的军事力量。

　　除此之外，安倍正努力推进“积极的和平主义”，加强与包括澳大利亚和印度在内的地区主要国家的防卫合作关系，推动“印太战略”，举行更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和训练。与此同时，日本也在积极介入地区安全事务，帮助东盟国家提升防务能力，逐步升级向这些国家提供的军备器材。2015年新安保法案和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实施后，自卫队加速走向海外，不断加强对外安全合作及全球防卫能力，例如，执行保卫美军舰船的“美舰防护“任务，自2016年开始连续部署其直升机航母在南中国海的巡航访问。这些做法标志着二战结束以来日本首次开启了正面高调充当军事安全角色的先例，是其防卫政策调整的一个里程碑。

 

　　四、结语

　　日本的保守政治以自民党的超长期连续执政为载体，既展现了有别于美欧政治的治国理政业绩，也存在着其自身固有的弱点和“毒性”。 如何客观审视当今日本建制派保守政治精英的政策和施政，不仅要有"距离产生美”的美欧角度，也需要东亚视角的近距离观察和感知，甚至要广泛倾听日本国内的声音一包括朝野政党、左中右各派、政官产学研等等的意见。唯有如此，才能对日本政治形成客观的、平衡的认识。

　　二战后，重新评价日本的起因，一是因“好”而评，给予颂扬，例如，1970—1980年代，傅高义、查默斯· 约翰逊 (Chalmers Johnson)等学者因为日本在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等方面表现良好，而对其背后的“日式”价值观、尤其是其治理方式及经营方式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二是因“差”而评，给予批评，例如，冷战后的日本经济持续低迷，政坛时常出现混乱，日本模式的弊端瘟疾也暴露无遗，从而导致关于日本经济和模式的讨论几乎都是负面话题和教训总结，以至于日本风光不再，在国际社会和多边场合成了不受重视、甚至被无视的对象。但是这一次，也就是第三次“再评", 日本本身并未发生多少令人 惊奇的变化，而是在美欧主要国家的政治和社会、乃至主流价值观发生“混乱变化”和“糟糕表现”时，作为参照系而受到了肯定和好评。当然，与上述第一次之褒和第二次之贬不同，这次学者们并没有在理论、思想、文明学、国民性等层次上过度论证或强调日本“例外论”或“独特论” ，而主要是就事论事，认可日本保守政治在国家治理上以有别于美欧的传统保守方式取得了不俗的业绩，在整个西方世界的灰色调中呈现出一抹亮色。

　　日本之所以获得好评，被归结为以自民党长期执政为代表的日本保守政治的稳定性及其施政的连续性。美欧学者认为，通过比较可以看到，日本的保守政治及其治国理政颇有可取之处。日本一直在保守与开放之间寻求平衡，小心冀翼地保持与世界的适当距离，调控开放与封闭(保守)之间的紧张关系。日本保守政治的治世之道具有保持国内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强烈愿望，同时逐步增加国家财富并将其用于海外进取和干预，这两者的权衡将继续界定日本与世界相处的界限。

　　但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日本的问题也可能会出现在强大的保守势力集团及其统治功能内部。如前所述，日本是同质性较高的典型的高语境国家，但反映在政治上，由于其保守性、因循性、统一性和同质性，有时却反而会给国家带来长远的颠覆性危险。自安倍二次上台执政以来，由于中日 GDP逆转之势继续扩大，东北亚局势敏感震荡，日本的政治精英陷入重度焦虑，政坛的保守化及右倾化加剧，革新及进步势力衰弱，安倍被寄予“稳定执政”、"夺回强大日本” 的厚望。纵观二战后日本的政治史，如今的“安倍一强”、“自民党独大“现象非常突出，安倍保守政府的权力操纵出现部分失控的现象，表现出可以貌视宪法、徇私舞弊、却安然无恙并能全身而退的怪象。在这一强大的权力垄断背景下，由日本保守势力极力推动，安倍强势推进修宪、强军、海外派兵等举措，将日本引向与之前大不相同的发展方向。这种态势是祸还是福，值得世人关注。

　　作者：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日本政治研究室政治室主任，研究员，日本名古屋大学法学博士。

责任编辑：李一菲 最后更新：2018-11-24 11: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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