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1931-1945）》第一章 局部抗战的兴起 第五节
2017-03-21 09:35:08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王秀鑫、郭德宏  点击：  复制链接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侵略者便把矛头指向了华北，妄图将华北5省（冀、察、晋、绥、鲁）变为第二个“满洲国”。日本采取的方针，与武力强占东北不同，打算通过扶持傀儡上台，建立日本操纵下的“华北自治政权”，实现其不战而攫取华北的目的。

（一）华北事变与日本对华北的残酷殖民掠夺

华北地区当时包括冀、鲁、晋、绥、察5省和北平、天津2市，面积超过10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的1/11；耕地面积3亿多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4；人口7620余万人，约占全国人口1/6，超过日本全国人口（当时约7000万人）。

华北地区物产丰富。小麦产量占全国1/3，棉花产量仅晋、冀、鲁3省即占全国46%。这里有较多的工矿企业，面粉厂占全国2/5，产煤量为全国45%，产盐量为全国20%。华北交通条件较好，这里有中国最早修建的几条铁路，总长度占全国1/2，公路长度占全国1/6。此外还有天津、青岛、秦皇岛、烟台、威海等优良海港。由于华北地区物产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本帝国主义在武装攻占中国东北并巩固其统治的同时，也加紧了在华北地区的侵略活动。《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以武力威胁为后盾，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向华北进一步扩张。

1933年7月6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部向内阁提出《对华政策大纲》，提出“必须使华北政权压制国民党在华北的抗日活动，并使国民党逐渐减少力量，最后迫使其解体”。11月30日，日本陆军省在对内阁制定的《帝国外交政策》提出的最后修正案中，也主张“支持中国大陆上之分治运动，驱逐国民政府势力于华北之外”。

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在定期接见记者的招待会上发表谈话，其后被称为《天羽声明》，其要点如下：“关于东亚问题，日本的立场和使命，也许和其他各国的立场和使命有所不同。”“如果中国采取利用其他国家排斥日本、违反东亚和平的措施，或者采取以夷制夷的排外政策，日本就不得不加以反对。”“各国也应该考虑到由满洲事变，上海事变所产生的特殊情况，如果对于中国想采取共同行动，即使在名义上是财政的或技术的援助，必然带有政治意义。”“提供武器、军用飞机、派遣军事教官，提供政治借款等等，最后显然要导致离间中国和日本以及其他各国的关系，产生违反维持东亚和平与秩序的结果，因此，日本不能对此置之不理。”

《天羽声明》拒绝国际社会对其制造九一八事变的谴责，公开宣布中国为其势力范围，反对各国对中国的哪怕是“财政的或技术的援助”，正如当时世界舆论所评论的那样，这是“日本的东洋门罗主义宣言”。它理所当然地引起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谴责和愤怒。天羽英二在3天之后重新进行了辩解，几天以后外务大臣广田弘毅也作了重新解释。说什么“日本无意侵犯中国的独立和权益，日本希望中国保持完整的统一和繁荣”。但同时又宣布日本对于采取任何形式违反维持东亚和平及秩序的行动，不能置之不理，日本对东亚有着“密切的关心”等。

日本策划分离华北阴谋的重要人物、日本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在《天羽声明》出笼的第2天即4月18日，假借“华北人民爱国协会”的名义，向日本陆军参谋部提交了《挽救华北的政策》的机密文件。该文声称：“为避免在远东爆发大战及争取东亚的和平，目前最迫切的需要便是建立一个新的华北政权。”

1935年1月4日，日本关东军召开大连会议，关东军副参谋长坂垣征四郎、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等均参加，会议历时两天，决定要在华北扶植能够“忠实贯彻日本要求的诚实的政权”，“始终企望整个问题之解决，在未达到最后目的之前，则用侧击旁敲办法，逐步前进”。

1935年夏，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借口，向国民政府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并从东北增调日军入关，声称如不接受日方要求，日军将采取“自由行动”。国民政府继续屈服于日本的压力。1935年6月10日颁布《申儆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令》，把日本称为“友邦”，宣称“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为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如有违背，定予严惩”。上海《新生周刊》因发表《闲话皇帝》一文，被日本指为“侮辱天皇，妨碍邦交”，被国民党政府查封。该刊主编、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被囚禁。

1935年9月24日，日本的中国驻屯军新任司令官多田骏少将就华北问题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被称为《多田声明》，强调“逐渐使华北明朗化，这是形成日满华共存的基础”。同时宣布了三条原则：“（一）把反满抗日分子彻底地驱逐出华北；（二）华北经济圈独立（要救济华北的民众，只有使华北财政脱离南京政府的管辖）；（三）通过华北五省的军事合作，防止赤化”。这是一个公开宣布的完整的侵华方案概括了日本在这一时期的目的，是日本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分离华北的侵略政策的代表性文件。

通过一系列密谋策划，日军从1935年上半年起制造种种借口，挑起一系列事端，提出蛮横要求，迫使国民政府就范，以实现其侵华计划。早在1935年1月，日本侵略者就制造了第一次察东事件。

1月15日，热河伪满自卫团到沽源境内骚扰劫掠，与驻守沽源县乌泥河、长梁一带的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所部第二十九军发生冲突，宋军将伪军40余人缴械。日本关东军强称乌泥河一带为“满洲国”领土，一面向察、热边境增调军队，一面通过驻北平武官高桥坦向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进行威吓，声言要“彻底肃清属于‘满洲国’”地方的中国军队。何应钦要宋哲元退让。1月18日，关东军司令部发表声明，诬称驻守热察边区的宋哲元部有碍行政，曾限该部于上年12月31日撤退而未履行，故决定要以武力驱逐宋军。1月19日，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高桥坦向宋哲元提出“警告”，胡说独石口到沽源一带中国军队所驻守地方，属热河省丰宁县境，要求中国军队迅速撤出，否则将釆取“断然态度”。宋哲元根据何应钦的指示，于20日派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面晤关东军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表示愿意让步以取得和解。但日军从1月22日起悍然以步炮兵1000余人，伪军2000余人，向长梁、乌泥河、独石口一带发动进攻，日机配合日军的地面攻击，连日轰炸独石口、东栅子等地。中国军队被迫后退。日本在炫耀武力得逞后，于30日在北平与中国代表会商，取得初步协议。在此基础上，2月2日，第二十九军代表与关东军第七师团代表在察热边境大滩达成协议。2月4日，北平军分会公布了“大滩口约”。议定日军即返回原防，第二十九军亦不进入石头城子、南石柱子、东栅子（长城东侧之村落）之线及其以东之地域。日军通过制造这次察东事件，削弱了中国政府对沽源县以东地区的控制。5月，日军更把察东沽源县的小厂、石头城子、乌泥河、北石柱子、长梁、断水梁等地，划为“热河丰宁县第六区”，设置“国境警察部队”。并以日本军官名字改变地名，如长梁改称林田堡（日军队长林田）、乌泥河改称松田堡（日军队长松田）。

6月，日军制造了第二次察东事件。6月11日，热河日伪军在察东发动新的军事进攻，进犯东栅子，12日伪满警察进犯小厂。第二十九军所部在上述地点进行了抵抗。然而，日方不顾事实硬说：“6月11日丰宁县日本人参事官一行，遭到独石口宋哲元部队的步枪射击。”关东军电令土肥原贤二少将，要在“最短时间内使守军撤退到黄河以南”。这时，日本陆军部认为将宋军逼走，恐有过分刺激，影响平津地区之虞，遂于13日电令土肥原贤二，暂时放弃了迫宋哲元部撤过黄河的决定。

5月初，天津振报社社长白逾桓、国权报社社长胡恩溥两汉奸被暗杀，日驻华使馆武官高桥坦、关东军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以此为借口多次晤见何应钦，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特别是6月9日日方递交的由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署的“备忘录”提出：罢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以及天津市、宪兵第三团、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和蓝衣社等一批国民党政军宪特首脑人物；将宪兵第三团及中央军、东北军驻冀部队全部撤出；取消河北省内一切党部，解散宪、特组织等；并限期实施。为威逼国民政府屈服，日海陆军集结于山海关、古北口、锦州等地，“摆出即刻入北平的态势”。面对日本的武力威胁，南京政府于6月10日向何应钦发出训令，逐步答应了日方的无理要求。7月6日，何应钦又对日方作出书面答复如下：“敬启者，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特此通知”。梅津的“备忘录”与何应钦的书面复函，即为《何梅协定》，它虽未履行正式签约手续，但何的复函已构成法律承诺。其结果是国民党的党、政、军、宪、特一切势力，全部被逐出了河北省与平、津两市，实现了日本要把该地区造成“真空”的图谋。

与此同时，日军又挑起张北事件。5月31日，日本特务以“关东旅行团”名义潜入察哈尔省偷绘地图，被张北县守城士兵盘查。日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向察省当局提出抗议，并以武力相威胁。6月23日，察省代主席秦德纯与土肥原贤二等于北平谈判。6月27日上午，中方代表秦德纯等与日方代表土肥原贤二签订了《秦土协定》。依协定，宋哲元第二十九军等中国军队撤出察北。后来察北6县被伪蒙军李守信部占领，成立“察哈尔盟公署”。

至此，日本侵略者几乎不费一兵一卒，攫取了冀、察两省的大部分实权。

《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实际上把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大部分主权奉送给日本。国民政府的丧权辱国政策，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囊括整个华北进而灭亡中国的侵略气焰。为使华北五省脱离中国而“独立”，日本帝国主义者大力收买汉奸，鼓动“防共自治运动”。

1935年下半年，日本开始实施进占华北的第二个步骤：扶持傀儡上台，操纵“华北自治”，将华北分离出去。日驻伪满“大使”南茨郎在给外相广田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华北自治”的“最后目的，在于使华北各省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完全脱离南京政权而自行独立”。为此，土肥原贤二、高桥坦及日新任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等到华北各地活动，威逼利诱，妄图策动原北洋军阀巨头孙传芳、吴佩孚、曹锟，以及国民党在华北的地方实力派代表人物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商震等出面组阁，建立所谓“华北新政权”。

接着，日本内阁也通过了《鼓励华北自治案》，发表外、陆、海三相《关于对华政策的谅解》，声称其“对外政策的根本方针，在于通过以帝国为中心的日满华三国的互助合作，确保东亚安定”，要中国彻底取缔排日，拋弃欧美，转向亲日政策。其实质是日本要独霸东亚。为策划侵略的具体行动步骤，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冈村等，于10月上、中旬先后在大连、天津、上海召集关东军和驻华各地文武官员会议，以便将“已决定之方针传给当地”，使其相互密切配合。于是，在华北一幕幕“自治”丑剧，连连开场演出。

10月24日，日军策划河北香河县的汉奸、地主武装、流氓无赖举行暴动，占领县城成立了“县政临时维持会”，发表所谓“自治宣言”，诡称这是“民意”的表现。之后，平、津等地不断出现日本策划的汉奸“请愿”队伍，要求华北“自治”。11月19日，日本关东军在山海关集结军队，华北驻屯军也进行调动，并公开威胁说：“任何中国人欲以武力防范自治运动，必将触犯关东军的兵力”。11月25日，冀东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日寇卵翼下，在河北通县挂起五色彩旗，宣布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辖区包括22个县。11月20日，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向蒋介石威胁说，如果中国政府不迅速采取适应华北形势的态度，事态有恶化的危险。11月24日，日驻华使馆陆军武官雨宫巽向中国政府代表陈仪提出要求撤销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12月18日，国民政府为了迎合日本侵略者提出的“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指派宋哲元等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委员中包括日本推荐的老官僚王揖唐、王克敏等人。成立这个委员会，在日本看来是使华北成为第二个“满洲国”的过渡。这个委员会虽然没有挂“自治”的牌子，仍悬持着青天白日旗，但实际上已把冀察置于南京国民政府之外，是变相的“自治”，适应了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华北政权特殊”的要求。至此，华北已处于十分严重危机的地步。

与此同时，日本还策划了“内蒙古自治运动”。1935年8月间，日本关东军司令南茨郎派田中隆吉少将赴内蒙古策动锡林郭勒盟盟长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加紧分离活动，成立了所谓“内蒙古自治政府”。1936年5月，德王在日军操纵下，在察绥边境上的化德加卜寺成立所谓“蒙古军政府”，自任总裁。下设外交、军政等8个公署。

此外，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经济实行空前的掠夺。攫取华北的经济权益，是日本帝国主义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为此，日本制订了掠夺计划—即所谓开发华北经济8大项目：（一）修筑津石路（从天津到石家庄）；（二）开发龙烟铁矿；（三）塘沽建港；（四）发展河北电器副业，成立华北中日电器公司；（五）华北中日通航，建立日本在华北的军事航空网；（六）改良华北种棉；（七）振兴华北水利；（八）“整理河北井陉及正丰公司煤矿”等。1934年5月，日本对华铁路借款已达8952万元。到1936年，日本又提出一个主要由它投资的华北铁路兴筑计划，准备建筑10条铁路。与此同时，日本与冀察政务委员会签订芦盐运日合同，在长芦大肆收买盐田，为日军事工业提供资源。日本在所谓“中日经济提携”的幌子下，疯狂地对中国经济进行掠夺，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前夕，整个华北的金融命脉，已经完全控制在日本手中。冀鲁晋三省变成日本的植棉田，天津的中国纱厂为日本在华纱厂所吞并，天津的电气业完全由日资包办，平汉、平绥、北宁、津浦4路成为日本的运输线，日本的飞机独占了华北的上空，大沽、塘沽、北戴河、秦皇岛成了日本的港口，华北的金融、矿业也为日本所独占。

日本的武装走私活动也很猖獗。从1935年4月至1936年8月的一年多时间里，日本在华走私入口的商品价值约占中国国内商品输入总值30%多。中国关税损失2550万元之多，仅1936年4月一个月便损失关税800万元。日本的武装走私蔓延全国各地，走私港口除河北的塘沽以外，福建有厦门，广东有汕头，陆路有长城各口。关税是中国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占税收总额的70%左右，而进口税收又是关税中最主要的项目。关税收入的大幅度减少，极大地加剧了国民政府的财政困难，加重了中国人民的税收负担，中国的国力进一步被日本削弱。日本武装走私也直接打击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鸦片、海洛因等毒品的输入也直接毒害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

同时，日本还比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来势更猛地扩大对中国其他地区的经济侵略，首先是加紧商品倾销，使中国民族工商业深受其害。中日之间的商品竞争，以纺织品为最烈。日本纺织品因生产机械化程度和经营管理效率高，生产成本远比中国低，同时，日本政府对本国棉货倾销中国，免征出口税，且给予大量财政补贴，这样，造成中日棉货售价的悬殊。日货的大量倾销和国货的大量积存，迫使华厂大量倒闭和停工、减工。在1933年的头7个月内，全国92家华商纺织厂，即有18家倒闭或停业，减工者占44%，布机停工、减工者占41.9%。

日本对中国的大量资本输出，兼并华厂，更给中国民族工业以致命的打击。1934年，日商在华纱厂41家，不及华商纱厂的1/2；但其资本总额为25400百万元，比华厂多1倍以上，其生产额高达2160万打，使中国在华北的厂商大受其苦。日本设在山东的满洲、青岛二制粉公司，日产面粉达6800袋，中国面粉业根本无法与之竞争。兼并华厂是日本进行资本输出的一项重要手段。仅1936年一年，上海、天津、唐山即有6家纱厂被日资所兼并，其纱锭数共达18万枚以上。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军事、经济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直接侵害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危及他们的生存。因此，在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高潮中，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抗日倾向也在日益增长。他们指责南京国民政府对抗日爱国运动的镇压，发出了“万般有罪，爱国无罪”的呼声。

总之，华北事变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只是日本侵略的范围暂时还限于东北四省，……今天不同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显示他们要向中国本部前进了，他们要占领全中国。现在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通过华北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内地。形势愈来愈严峻，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已迫在眉睫。

（二）一二·九运动

日本侵略者制造的华北事变，使华北各省市局势更为险恶，民族危难空前严重；而人祸之上，复加天灾，华北民众在民族危机与经济浩劫的夹攻中，陷入穷困、饥饿、疾病与死亡的绝境。平、津广大爱国青年学生目睹种种惨状，深感“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发誓“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以挽救垂危的祖国，拯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同胞。于是，在中国共产党北平地下党组织领导下，一场声势浩大的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为中心口号的抗日救国运动，像火山般爆发了！

1935年秋，日本策动华北“自治”达到了顶峰，国民政府继续与日本帝国主义勾勾搭搭，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正当人们为民族的存亡忧心忡忡、日夜焦虑的时候，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实现对日抗战。《宣言》指出：“我国家我民族已处于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这些话语，深深打动了正在为救国救民终日苦思的爱国青年们的心，许多爱国志士、爱国青年读了《宣言》，精神为之一振，看到了希望和方向。

在《八一宣言》精神鼓舞下，中共北平工委领导下的北平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迅速发展，北平许多大学建立了民族武装自卫会组织，成员多达数百名，他们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当时负责此项工作的是周小舟和杨子英。

文化教育界的共产党员杨秀峰、徐冰、黄松龄、温健公和进步教授李达、许德珩、张申府、吴承仕、陈豹隐等人，在平津许多大学的课堂上，讲授马克思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及抗日救国必须靠人民大众的道理，对青年学生们的爱国主义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

许多大中学校里，一些爱国进步学生秘密参加了“民族武装自卫会”和“左联”、“社联”、“语联”等组织。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爱国的学生们公开组织了读书会、时事座谈会、世界语协会、新文字研究会等团体，共同探索拯救祖国的道路和办法，开展着各种形式的爱国活动。

经过中共地下党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广大学生深深感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决心“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

中共北平工委彭涛、周小舟以及谷景生等因势利导，积极发动学生开展抗日救国斗争。中共河北省委坚决支持彭涛等人的意见和同意他们所进行的工作，并将中共北平市工委改为中共北平临时市委，委派省委特派员李常青兼任书记，他同彭涛、周小舟等人一起积极领导发动了北平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1935年11月1日，清华大学等10校学生联名发表《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愤怒揭露国民党政府禁止抗日，残酷镇压抗日力量，继续与日本妥协、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要求抗日救国的自由。这一宣言，立即得到北平其他大中学校的支持。11月18日，中共北平市临委不失时机地在水灾救济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彭涛、周小舟、谷景生等为党团成员，彭涛担任党团书记。女一中的郭桂英（郭秋明）为总务（即学联主席），清华大学的姚克广（姚依林）为秘书，镜湖中学的孙敬文为总交通，东北大学的邹素寒（邹鲁风）为总纠察，燕京大学的王汝梅（黄华）为总交际。从此，北平有了统一的学生组织，担负起了组织和发动各校学生开展抗日救亡的神圣任务。在学联的发动下，12月6日，平津15校联合发出通电，反对“防共自治”，呼吁政府动员抵抗日本的侵略。经过深入发动，北平学联决定于12月9日发动全市学生进行反对华北自治、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日本侵略的大请愿。

12月9日，古老的北平怒吼了！被长期压抑的抗日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北平各学校的爱国学生6000余人涌上街头，奔向新华门，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游行。他们冲破军警的重重阻挠，向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请愿。愤怒的学生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5省自治！”“打倒汉奸卖国贼！”“立即停止内战！”呼声划破了笼罩在古城上空的乌云，喊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心声。请愿群众代表向国民政府提出6项要求：（1）反对华北自治及其类似组织；（2）反对中日间一切秘密交涉，立即公布应付目前危机的外交政策；（3）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自由；（4）停止内战，立刻准备对外的自卫战争；（5）不得任意逮捕人民；（6）立即释放被捕学生。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当天，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西单时，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阻拦和野蛮镇压，100余人受伤，30余人被捕。但爱国学生并没有被吓倒，国民党当局的镇压反而激发了学生们的坚强斗志。次日，北平学生实行全市总罢课。市学联发布《宣传大纲》，明确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危害民族生存的内战”，要求“一致抗日”；号召“必须联合全国民众，结成统一革命战线，武装全国民众，来扩大民族解放斗争”，使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宗旨更加明确、主题更加突出。

12月16日，是国民政府在日本的压力下，打算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日子。中共北平党组织决定在这一天举行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16日清晨，北平各校学生从四面八方涌向天桥，举行了3万多人的市民大会。大会通过了组织民众，共同抗敌，誓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等决议案。会后举行数万人的示威游行，国民政府再调动军警镇压，被大刀棍棒砍伤、刺伤及打伤的达400人，被捕30余人。

北平爱国学生“一二·九”、“一二·一六”的示威游行，立即得到全国各地的广泛响应，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的热潮。天津爱国学生12月18日举行示威游行，19日实行罢课。上海爱国学生和文化、教育各界以及广大工人、群众，于12月24日举行全市示威游行。南京、杭州、武汉、广州、开封、济南、太原等城市，爱国学生纷纷举行示威游行、请愿和罢课，支持北平学生的爱国斗争。各地工人在全国总工会的号召下，纷纷举行罢工，抗议国民党对日妥协和镇压抗日运动，支援学生斗争。广州、上海的工人召开大会，发表通电，要求对日宣战。12月12日，上海文化界沈钧儒、马相伯、邹韬奋、章乃器等300余人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27日，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陶行知、邹韬奋、沙千里、王造时、史良等被推选为执行委员，沈钧儒为主席，组成执行委员会，统一领导上海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此前后，其他爱国人士和爱国团体也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发出通电，出版各种救亡刊物，要求国民政府保卫领土主权，停止内战，出兵抗日。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世界各地，海外侨胞深感振奋，立即向国内各校学生组织发出电函，赞扬学生的革命精神，誓为学生的后盾。

中国共产党北方局根据毛泽东关于“学生运动要得到持久性，……只有和工人、农民、兵士的斗争配合起来，才有可能”的指示，不失时机地把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扩展到工农兵中去。北平、天津500余名学生组织了南下宣传队，沿平汉线南下，在河北省向农民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后被国民党当局强令解散。1936年1月下旬，上海90余名学生组织了救国宣传团，在京沪铁路两侧的农村进行宣传工作，被国民党军警拘捕，被迫返回上海。武汉、广州、济南等地的学生也深入农村，宣传和发动农民。

一二·九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它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吞并华北的阴谋，打击了国民政府“只安内，不攘外”的反动政策，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广泛发动了群众，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它配合着红军的北上抗日行动，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使抗日运动成为全国的运动。所以，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

1936年2月1日，北平爱国学生在北平师范大学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爱国青年有了抗日的先进的群众性组织。

与此同时，全国各阶层群众性的救国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为了将各地救国组织联合起来，造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强大压力，1936年3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筹备会议上，提出了召开全国各界联合会代表会的主张。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5月31日至6月1日在上海举行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出席的有来自全国18个省市的60多个救亡团体的代表。会议听取了筹备委员会的筹备情况报告，以及平津民先队和上海、南京、厦门、香港等地救国会活动情况的报告；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等40余人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等14人为常务委员；通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等文件。宣言指出：日本大陆政策的主要作用在灭亡全中国，我们唯一救亡图存的要道，在立刻全国团结一致以全力抗敌，认为救国阵线现阶段的主要任务—促成全国各实力派合作抗敌的任务，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为了实现联合抗日，会议通过的纲领提出：除了汉奸以外，我们在横的方面，坚决的主张各党派的合作；在纵的方面，诚意要求社会各阶层分子的合作；这个纲领呼吁：“大家捐弃前嫌，不咎既往”，联合起来！

救国会成立后，高举“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伟大旗帜，为促成国共两党合作发动全民族抗战，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救国会特别呼吁国共两党要重新合作，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和红军停战议和，共同抗日”；立即“开放抗日言论自由和救国运动自由”。并尖锐地指出：这些事做到了，“内”不必“安”而自“安”。

在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中，文化界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的领导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简称“文总”）等左翼文化团体，积极投入文化战线的抗日救亡运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左联”领导人鲁迅在《答文化新闻社问》中，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反动面目。接着，“左联”发表了《告国际无产阶级及劳动大众的文化组织书》，抗议日本的侵略，呼吁国际社会的支援，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日。“左联”出版了《萌芽》、《前哨》、《北斗》、《文化月报》等刊物，宣传无产阶级文化思想，从事马克思主义论著和外国进步文艺的翻译介绍。爱国文艺工作者创作了一大批抗日文艺作品，如阳翰笙的小说《义勇军》，萧红的小说《生死场》，萧军的小说《八月的乡村》，艾芜的小说《咆哮了的放家屯》，田汉的剧作《乱钟》，蒲风的诗《我迎着风狂和雨暴》，陈鲤庭、崔风云的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夏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聂耳的《大路歌》，孙慎的《救亡进行曲》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人民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下的悲惨遭遇，教育人民奋起抵抗，不当亡国奴。尤其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传遍祖国各地，以其强烈的感染力，激励全中国人民奋起抗争。

华北事变后，不同阶层和派别的文艺工作者，纷纷表示要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为了建立文艺战线的抗日统一战线，1936年初，“左联”自动解散。10月1日，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21位文艺界新旧各派领导人，在共同签署的《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中明确提出：“在文学上，我们不强求其相同，但在抗日救国上，我们应团结一致以求行运之更有力”。“为民族利益计，我们又甚盼民族解放的文学或爱国文学在全国各处风起云涌，以鼓励民气”。《宣言》的发表，促进了文艺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使文化界的团结和战斗力进一步增强。

以一二·九运动为新起点的如火如荼的全民族救国运动，强烈要求国共重新合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给中国国民党造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虽然遭到南京政府的残酷镇压，但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凶焰，激发了千百万群众的爱国热情，冲击了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为动员全民族的抗战，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是迫使中国国民党调整内外政策，实现国共合作的强大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