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1931-1945）》第二章全国性抗战的爆发 第二节
2017-03-22 09:23:26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王秀鑫、郭德宏  点击：  复制链接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以后，又发动了八一三事变，把战火烧到了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首都南京的门户上海。由于日军威胁到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心脏地区，蒋介石为争取中国共产党出兵抗日，基本答应了共产党的要求，从而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形成。

（一）八一三事变

日本在向华北调集重兵的同时，也在积极准备出兵上海，伺机把战争由华北扩展到华中。早在7月11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上，海相米内光政就认为战争将波及全中国。7月12日，日海军军令部秘密制订了对华作战方案，确定第一阶段配合陆军进行华北会战，第二阶段在陆军配合下进行上海作战，然后把战争扩展到华中和华南。7月16日，日本驻上海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中将得知军令部的上述意图后，向东京提出了《对华作战用兵的意见》，认为欲置中国于死地，以控制上海南京最为重要，因此应派5个师的兵力，进行京沪会战，攻占南京、上海。7月27日，日本海军省和军令部达成了《关于处理时局及准备的协议要点》，正式提出：鉴于今后形势有很大可能导向对华全面作战，海军应做好对华全面作战准备。7月28日，日本政府训令将长江沿岸的2.9万多名日侨于8月9日前撤到上海。8月8日，长谷川清遵照东京的指令，要求驻上海第三舰队做好应付事态扩大的一切准备，并重新部署了兵力。

8月9日18时30分前后，驻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和水兵斋藤与藏，肆意驱车闯入上海虹桥机场警戒线内，与中国保安队卫兵发生冲突，当场被击毙，是为虹桥事件。日本立即以此事件为借口，提出撤退上海保安队、拆除所有防御工事等无理要求，准备进攻上海。8月10日，日本陆海军紧急磋商向上海派兵，并得到内阁会议的确认。8月12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部提出计划动员30万兵力、8.7万马匹，并向上海和青岛各派两个师的派兵方案。同日，日本陆海军还达成了协同作战的协定。8月13日9时30分，日军在上海北站和北四川路之间与中国守军发生冲突。午后4时，驻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长官大川内少将下令向中国军队发动全线进攻。中国守军当即予以猛烈反击。这就是八一三事变。淞沪会战从此开始。

8月14日，中国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布“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同时调集陆军和空军投入自卫战斗。当天，日本海军航空兵轰炸了中国华中地区的杭州、南京和南昌等城市。日本海军军令部给第三舰队下达命令，要求消灭当面的中国陆军及华中的航空兵力。是晚，在日本内阁会议上，内阁成员要求全面进行对华战争，迅速建立战时体制。8月15日，日本政府发表《帝国政府声明》，扬言要对中国军队进行“惩罚”。同一天，日本国内开始第三次动员；日军参谋部下达了组建上海派遣军的命令，任命松井石根上将为司令官，下辖两个师，迅速开赴上海作战。

8月下旬以后，日本国内增援部队陆续抵达中国，投入华北和上海的作战。9月2日，日本内阁会议在讨论施政方针时，决定将“华北事变”正式改为“中国事变”。9月4日，日本召开第72届临时帝国议会，根据不久前四相会议的决定，以开幕式的天皇敕语代替宣战诏书，近卫首相也在会上发表施政演说，要求各界支持对华战争，建立举国一致的战时内阁和与紧急事态相适应的财政经济体制。至此日本迅速走上全面对华战争的道路。

（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提出了迅速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为实现这一目标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到庐山，与国民党代表继续谈判。7月15日，中共代表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国民党，指出“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表示：“为求得与国民党的精诚团结，巩固全国的和平统一，实行抗日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愿为彻底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改称特区政府；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这个宣言，再次显示出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促成全民族抗战的诚意。《宣言》中还提出了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权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的三项政治主张，作为国共合作的总纲领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

为了促使中国共产党出兵抗日，以减轻国民政府军队的压力，蒋介石也同意重新与共产党代表谈判。7月17日，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再次在庐山同蒋介石、张冲、邵力子继续谈判。在这次谈判中，蒋介石虽然承认了陕甘宁边区，但在红军改编后的指挥问题上，坚持3个师以上设政训处，直属行营领导，不设某路军总司令部或总指挥部；3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指派。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红军统帅机关的名义上暂时作了让步，在人事任命问题上则坚持了“国民党不准插入一个人”的原则，拒绝国民党派人参与军事指挥。中共代表提议以《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作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蒋介石这时虽已决心抗战，但仍对和平存在幻想，因此对中共的提议反应冷淡，谈判未获结果。

7月21日，周恩来等离开庐山到上海。27日，周恩来抵西安，同蒋鼎文会谈，蒋鼎文转达蒋介石催促红军出动到前线抗日的意见。周恩来说：红军出动抗日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南京必须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7月28日，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返回延安，与中共中央书记处商议红军改编出动抗日事宜，决定主力红军集中在三原迅速改编。

7月30日，日军相继占领北平、天津，接着分兵四路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一路沿平绥线、同蒲线攻山西；一路由平汉线南下，进犯中原；一路沿胶济线取青岛；一路沿津浦线南下，直扑徐州。在此等严重形势面前，蒋介石不敢再拖延，开始认真对待国共合作这一有关民族存亡的大事。

8月1日，张冲急电周恩来，说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3人速去商讨国防大计。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朱德、叶剑英赴南京，参加蒋介石于8月7日召开的国防会议，同时与国民党谈判。

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抵达南京。12日，国民政府又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及党政联席会议，决定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并设立国防参议会。为加强军事指挥，将全国划分为五个战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兼任，作战区域为河北和山东北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作战区域为山西、察哈尔和绥远；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初为冯玉祥，后蒋介石兼任，作战区域为苏南和浙江；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何应钦，作战地区为福建和广东；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由蒋介石兼任（后李宗仁继任），作战地区为鲁南和苏北地区。

8月13日上海事变爆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以军队一部坚持华北持久战，特别要确保山西之天然堡垒；主力则集中华东，攻击上海之敌，力保淞沪要地，巩固首都。由于蒋介石急于调动红军开赴抗日前线，牵制日寇，求得上海会战的胜利，又派代表与中共代表进行谈判。

8月29日，周恩来、秦邦宪、彭德怀离开延安前往南京与国民党谈判，翌日抵达西安，并与蒋鼎文会谈两党关系问题。蒋鼎文答应从即日起通知各方，今后不再称共产党为“伪党”，不再称红军为“匪军”，以后有关行政、民运、党务问题均与林伯渠协商解决。

因周恩来等前往太原，中共方面参加南京谈判的代表改为博古、叶剑英。谈判于9月中、下旬举行。这次谈判所涉及的问题较多，有边区政府问题，红军改编遗留问题，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八路军出征抗日问题，办报问题，释放政治犯问题，发表国共合作宣言，等等。

在谈判中，国民党放弃了一些不合理的要求，表现出较多的团结合作的愿望。双方通过谈判，终于就国共合作抗日的一些具体问题达成了协议。（1）同意中国共产党送交的国共合作宣言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在红军改编开赴山西前线后发表，并由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2）同意红军改编后设总指挥部，由朱德、彭德怀任正副总指挥（后不久改为正副总司令）。（3）关于红军出兵抗日问题，同意红军充任战略游击支队，只作侧面作战，不作正面作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敌人大部，并消灭敌人一部的作战方针。此外，同意由中共派人到其他边区传达改编方针；同意中共在南京、上海等地设立办事处；同意立即分批释放在狱中共党员；同意红军3个师主力于8月下旬陆续开赴前线等。共产党在坚持对红军的领导和实行独立自主的原则下，也作了某些让步，如取消政治委员制，师政治部改为政训处等。

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中国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9月11日八路军番号改为第十八集团军，习惯仍称八路军）；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3个师：第一一五师以原红军第一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桓，下辖第三四三旅（旅长陈光）、第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第一二〇师以原红军第二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训处主任关向应，下辖第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第三五九旅（旅长陈伯钧）；第一二九师以原红军第四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训处主任张浩，下辖第三八五旅（旅长王宏坤）、第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全军编制共4.5万余人。

中国工农红军的改编，是中国共产党真诚与国民党合作，团结御侮、共同对敌的表现；也是国民党最终以民族利益为重，放弃“剿共”政策，彻底转向抗日的体现。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同国民党军队合作，共赴国难，这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的主要内容和主要形式。国共两党首先在军事上达成联合行动的协议，无疑大大促进了国共两党进一步的合作。

9月22日，国民党通过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在庐山公开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虽然对中共仍有所指责，但亦表示愿“接纳”全国各党派，“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共同御侮，表示在国家“存亡危急之秋”，愿与共产党“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共产党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

对于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国共产党是非常欢迎的。毛泽东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文中预言：这次合作“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毛泽东的这一科学预言，已被中国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光辉历史所证明。第二次国共合作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和基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全中国团结抗战的光辉旗帜。

正因为如此，国共合作的实现，受到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热烈欢迎，鼓舞了四亿五千万炎黄子孙同仇敌忾奔赴抗战前线的信心和斗志。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异常兴奋地表示：“中共宣言和蒋委员长谈话都郑重指出两党精诚团结的必要。我听到这消息，感动得几乎要下泪。”“……国难当头，应该尽弃前嫌。必须举国上下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争取最后胜利。”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被释放出狱后，热情赞扬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决拥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的抗战团结。由于国民党重新回到联共立场，国民党内的李济深、陈铭枢等领导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也从原来的反蒋抗日转为拥蒋抗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等都竭诚拥护国共两党携手抗战，并对此寄予厚望。

渡尽劫波兄弟在，相约抗倭泯恩仇。历史的车轮将经过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三）国民政府对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华大地出现同仇敌忾、举国抗战的形势。特别是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以后，如何顺应民意，变革各项制度与政策以适应抗战的需要，成了至关重要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推动下，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实行了一些有利于抗战的政策和改革措施，一度表现出进步的倾向。

1．建立国民参政会

早在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界对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独裁统治就表示强烈不满，要求“还政于民”，“实行宪政”。国民党曾被迫作出决议，召集国民参政会。实际上这仅仅是一个许诺，并未付诸实施。直至全国抗战爆发，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全国政治才出现新的转机。

1937年8月国民政府决定在国防最高会议之下设立国防参议会，邀请国民党、共产党、国家社会党以及无党派人士共25人为参议员，共商国是。随后，在国共两党谈判中和中共代表团抵武汉同蒋介石会晤时，中共都提出应将国防参议会扩大为国民参议会。国民党采纳了这一建议。1938年3月3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组织非常时期国民参政会以统一国民意志增加抗战力量案》，4月1日又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这个纲领在坚持抗战和开放民主方面接受了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某些要求，规定了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各方面的政策，并明确规定设立国民参政会。

1938年4月7日，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通过《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12日由国民政府公布实施。《条例》规定国民参政会是“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而“特设”的机构，参政员总额为150名（后增至200名），由国民党“遴选”产生。参政会的职权是：（一）对抗战期间政府对内对外之施政方针，于实施前有“决议”之权；（二）有向政府提出建议案之权；（三）有听取政府施政报告暨向政府提出询问案之权。《条例》还规定，国民参政会每3个月开会一次，会期为10天。参政会闭会后，设置驻会委员会负责休会期间的工作。参政员任期为1年，必要时可延长1年。

6月17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81次常务会议决议，汪兆铭（汪精卫）任国民参政会议长，张伯苓任副议长。21日，国民政府予以公布。另公布国民参政员名单，共200名。其中国民党员89人，共产党员7人，青年党员7人，国家社会党6人，社会民主党1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人，无党派人士89人。共产党及中间党派的名额被列入“文化团体”、“经济团体”之中。共产党参政员有毛泽东、陈绍禹（王明）、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中间党派及其他知名人士有沈钧儒、陶行知、王造时、史良、张申府、黄炎培、江恒源、梁漱溟、曾琦、左舜生、李璜、张君劢、罗隆基、章伯钧、罗文干、陶孟和、张奚若、莫德惠、杜重远、王卓然、许德珩、张澜、陈嘉庚、邹韬奋、谭平山等。

从国民参政会的组织和参政议员的产生可以看出，国民参政会不是真正的民意机关，而是受国民党控制的最高咨询机关。尽管如此，国民参政会的设立，为各党派和各界人士提供了一个可以公开发表政见的讲坛，对促进抗日民主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有利的，因而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在国民参政会召开前夕，中共参政员发表《我们对于国民参政会的意见》，指出：“国民参政会之召开，显然表示着我国政治生活向着民主制度的一个进步，显然表示着我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层、各地域的团结统一的一个进展。”表示“将以最积极、最热忱、最诚挚的态度去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工作”。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也纷纷发表意见和谈话，表示拥护和赞成《抗战建国纲领》，对国民参政会，寄予很高的期望。

7月6日至15日，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在武汉召开。大会通过的《大会宣言》向海内外庄严宣布：中国民族必以坚强不屈之意志，动员其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为人道，与日本帝国主义穷凶极恶之侵略者，长期抗战，以达最后胜利之日为止。会议共收到提案130余件，经过审查、讨论、修正，通过了100余个决议案。

国民参政会的成立及其一届一次会议的隆重召开，举国上下为之一振。这次会议表现的团结统一与民主精神，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的胜利信心；在一定程度上也改善了中国的政治形象。

2．施行战时经济政策

七七事变后，大片国土相继沦陷，工业集中的上海及沿海其他地区先后陷于敌手，致使中国的经济遭到巨大损失。国民政府的平时经济体系受到破坏，财政税收骤减；而抗战军兴，战费猛增，后方经济负担加重，

各地军需民用物资普遍缺乏。为了应付战争，国民政府首先在经济方面采取了一些紧急措施，建立军事经济机构，实行金融外汇管制，动员和协助沿海工厂内迁，建设大后方经济。其次，为了促使平时经济向战时经济转轨，建立全面控制国民经济运转的战时体制，国民政府在经济方针、经济机构、具体经济政策上，逐步进行了一系列调整，不少方面收到了一定效果。

1938年3月，国民党在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中，关于经济问题列出八条，作为战时经济的方针政策。其基本点一是“以军事为中心”，即把平时经济转入战时经济的轨道；二是“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对金融、外汇、进出口货物等实行统制政策。其目的在于依靠国家干预，加强对战时经济的控制，但由于缺乏整体的长远规划，所订具体计划多不可行，或不能互相配合，或不能贯彻始终。

为了适应战时经济的需要，国民政府还对经济行政机构陆续进行了调整。首先，在军事委员会下建立了一套经济行政机构，包括资源委员会、第三部、第四部、农产调整委员会、贸易调整委员会、对外贸易调整委员会等，以应付战时的紧急经济事务。从1938年开始，国民政府对庞杂的经济行政机构又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这些经济机构的调整，对战时社会经济的运行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一些机构往往随事而设，一边调整精简，一边膨胀冗滥，互相扯皮、效率低下的弊端，未得到根本的改变。为保证战争需要，国民政府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经济统制措施。在财政金融方面，采取增税、举债、增发纸币等方法以增加财政收入。在工矿企业方面，采取了两项重大战略措施，一是动员与组织沿海沿江等战区厂矿内迁；二是鼓励与扶植大后方工矿业的开发，尤其是建立内地的重工业基础。在交通运输方面，《抗战建国纲领》中规定了“整理交通系统，举办水陆空联运，增筑铁路公路，加辟航线”四大任务，并组建交通部，实行交通运输管制，强化战时交通运输工作的管理。在商贸方面，成立贸易调整委员会，整理商贸事务，发展国内外贸易。在农业方面，1938年出台的《战时土地政策法》，也规定了一系列调整租佃关系、减轻农民负担、动员人民抗战的条款和条例。

国民政府所施行的上述战时经济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既保证了长期抗战的需要，又促进了大后方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工业、交通方面效果比较明显。但由于官僚机构的弊端与恶习及各方的阻挠，一些方面如农村政策等没有取得多少效果。加之贪官污吏、不法分子中饱私囊，加重了人民的负担。

在文化方面，国民政府也实行了一些改革，促进了抗战文化事业的发展。1938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组建，团结了云集武汉的文化界人士。与此同时，文化界各种抗日团体应运而生，各种抗日救亡和进步刊物竞相出版，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相继问世，出现了一个民族觉醒、文化勃兴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