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1931-1945）》第二章全国性抗战的爆发 第十节
2017-03-22 10:23:06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王秀鑫、郭德宏  点击：  复制链接

1938年夏秋，日军用兵重点是夺取武汉和广州，以逼迫国民政府投降；中国方面亦准备以保卫武汉为中心，利用长江两岸有利地形阻击敌人，尽量消耗日军主力，以坚持长期抗战。

（一）武汉会战中日双方的战略方针和部署

随着徐州作战的进行，日军决定于1938年4月上旬进行武汉作战。他们认为：“攻占汉口作战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只要攻占汉口、广东，就能支配中国”。6月15日，日本御前会议正式决定实施攻占武汉的作战。

日军攻占武汉的方针和部署是：以一部沿长江西进，以主力在陇海铁路以南沿淮河流域西进，切断平汉线，尔后南下攻取武汉；另以华北方面军一部向郑州方面进行牵制作战。由于黄河决堤，淮河泛滥，日军遂改变计划，以一部沿大别山北麓西进，主力沿长江两岸西进，合围武汉。武汉地处长江、汉水交汇处，连接平汉、粤汉两条铁路，素有九省通衢之称，为华中之战略要地。南京失守后，国民政府的许多领导机构迁至武汉。中国共产党也在这里设立了长江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创办了《新华日报》。国共两党要员汇聚武汉，武汉一度成为当时中国抗战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

徐州会战结束后，保卫武汉的问题即突出出来。1938年7月5日，毛泽东等向国民参政会提出建议：“武汉成为敌人急切觊觎的目标，因之，我们认为最急迫的问题莫过于如何保卫武汉与取得第三期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1937年12月13日制定的《军事委员会第三期作战计划》中，就决定以确保武汉为核心，持久抗战。1938年6月中旬至7月初，又制定和完善了武汉保卫战的作战计划，其作战指导方针是：“以聚歼敌军于武汉附近之目的，应努力保持现在态势，消耗敌军兵力，最后须确保大别山、黄、麻间主阵地，及德安、箬溪、辛潭铺、通山、汀泗桥各要线，先摧破敌包围之企图，尔后以集结之有力部队由南北两方向沿江夹击突进之敌。”其具体作战方针是：在武汉外围布置主力军，利用鄱阳湖和大别山以及长江两岸丘陵湖沼等有利地形进行持久战，特别把重点放在外线和翼侧，争取行动上的自由，预期与敌人的主力作战4至6个月，予敌以最大之消耗，粉碎其继续进攻之能力。与此相应的部署是：编组第九战区，以陈诚为司令长官，于九江、马头镇、马当等要点阻击日军溯江而上；从徐州方面撤退的第五战区部队（7月中旬以后至会战后期，因李宗仁生病由白崇禧代理司令长官），分别于大别山之东麓、北麓阻敌前进，一部于黄梅、广济一带防守和进行机动作战。

参加武汉保卫战的部队以及空海军，总计14个集团军、47个军、120余个师，作战飞机约200架，舰艇30余艘，总兵力近100万人，蒋介石亲任总指挥。这次会战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投入最多、准备最充分、由陆海空三军协同作战的一场大会战。武汉会战期间，国共两党关系较为融洽，中国共产党对武汉保卫战给予多方支持和积极配合。会战开始前，中共驻武汉机构积极参加了关于保卫武汉及持久抗战的动员宣传工作和献金活动，极大地鼓舞了前方将士的杀敌热情。会战开始后，6月15日中共中央代表团在《新华日报》公开发表了《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的意见》，对武汉会战的政治、军事战略，经济和文化工作的保障等，提出了详尽、具体的方案。在政治方面，中共代表团认为，应建立有各党各派各界参加的“保卫武汉总动员委员会”。在军事方面，战略方针应是“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认为“从现有的兵力和长期抗战的观点看，我前线部队不仅不能而且不应死守各地或到处与敌进行会战；我部队应该审慎地选择与我有利的地形，进行打击敌军消耗敌军的歼灭敌军的战斗。因此，我军常常不能顾及一城一地之得失；但另方面，我们也不能无条件地任敌前进深入”。为保卫武汉，为争取时间和空间，为进行长期抗战，“守备一些必要的工事支点，也是必要的”。并建议“组织新的挺进兵团深入敌人后方游击”，“发展大规模的在敌人后方的游击战”，“变敌人的后方为前线”。

6月17日，中共代表团对保卫武汉的军事战略，作了更为具体的表述，提出：保卫大武汉应是当时的“战略中心”，其“战略总方针”是“将正规军主力组成许多野战兵团，依托太行山、嵩山、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黄山、天目山一带有利地势，开展大规模山地战，以阻碍敌人西侵，同时加强长江防务”；其次，要“抽一部正规军深入敌后，发展敌后游击战争，把敌后变成前线”；等等。

8月3日，蒋介石接见王明、周恩来、博古，进一步交换有关两党团结和保卫武汉的问题。蒋应允中共代表团和中共湖北省委代表参加保卫武汉的工作及动员委员会。在这期间，中共代表团通过第三厅掀起的轰轰烈烈的保卫大武汉的群众运动，有力地配合了前线将士的英勇作战。

8月6日，张闻天、毛泽东等就保卫武汉的方针问题致电还在武汉的王明、周恩来等，指出：“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因目前许多军队的战斗力远不如前，若再损失过大，将增加各将领对蒋之不满，投降派与割据派起而乘之，有影响蒋的地位及继续抗战之虞。在抗战过程中巩固蒋之地位，坚持抗战，坚决打击投降派，应是我们的总方针。而军队力量之保存，是执行此方针之基础。请加注意为盼。”

当武汉会战鏖战激烈之时，中共中央于9月底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再次谈到关于武汉会战的军事战略。他说：“保卫武汉斗争的目的，一方面在于消耗敌人，又一方面在于争取时间便于我全国工作之进步，而不是死守据点。到了战况确实证明不利于我而放弃则反为有利之时，应以放弃地方保存军力为原则，因此必须避免大的不利决战。”

上述战略意见，被蒋介石所重视、采纳，对于国民政府制定武汉保卫战的战略和策略，起了积极的作用。日军进攻武汉分长江及其沿岸地区向西和沿大别山麓向西顺平汉路南下两个方向。中国第九、第五战区部队从6月到10月底在上述地区，同日军展开一系列的防御作战。

（二）长江及其沿岸地区的防御战

1938年，6月1日，日军华中派遣军命令第六师，从庐州（合肥）附近南下进攻安庆。18日攻占潜山，并向太湖进攻。为增强突击力，日军华中派遣军调驻台湾的适应亚热带气候作战的波田支队担任先遣部队，在海军20余艘舰艇护送下，从镇江乘船溯江西进，12日攻占安庆。至此，日军将安（庆）合（肥）公路打通，武汉会战随之展开。

6月22日，波田支队由安庆西进，在占领香口之后与守军展开激战，26日攻占长江天堑马当要塞。在防守马当要塞之时，驻彭泽的第十六军第一六七师师长薛蔚英因增援缓慢，贻误战机，被查办枪决。

6月29日，日军攻占彭泽县城，7月3日开始在湖口登陆，中国准备接替第四十三军第七十七师防务的第二十六师尚未接防完毕就与日军交火。该师官兵来自四川，系由保安队临时编成，全是新兵，武器装备很差，少有轻重机枪。但奋力厮杀，苦战两昼夜，伤亡甚多，阵地终被日军突破，7月4日湖口失守。马当、湖口丢失，九江失去屏障。

此后，日军集结兵力，积极准备向西继续进攻。7月22日夜，日军波田支队在军舰20余艘、汽艇100余艘的支援下，冒雨夜潜鄱阳湖，23日晨在姑塘登陆，中国守军预备第十一师竭力抵抗，击沉敌汽艇10余艘。激战3小时，日军登陆成功。

在此时期，日军一面派兵占领前进阵地，一面集结主力，第十一集团军进入瑞昌、德安一线。随后，日军从长江北岸和南岸同时发动了总攻势。在长江北岸，日军第六师在海空火力直接支援下，从大别山南麓及长江北岸间大举西犯，8月2日占领太湖后，又进占宿松，与第三师会合，进迫黄梅。自8月2日起，中国守军第六十八军和第八十四军等6个军的部队，在黄梅、广济两地与日军进行了激烈的阵地争夺战。在广济附近丛山口阵地与四望山阵地争夺战中，第一七四师和第十五师拼死战斗，牺牲官兵达数千人。但因处处防御，指挥不统一，难于互相支援，主动反击不力，结果被各个击破，全线失守。

广济失守严重影响到田家镇要塞的安全。田家镇为武汉锁钥之地，是在沿江要塞中最坚固、最大的堡垒。富池口要塞与其夹江对峙，共扼长江航路，是武汉三镇的门户。蒋介石8月6日曾电示：“长久固守，以利全局”。

9月17日，日军第六师与第三师一部集中约1.5万人从广济南下，迂回攻击田家镇。守军第九师、第五十七师及要塞炮兵部队，与进攻之敌展开激战。9月22日，日军第六师和今村支队与守军第九师在田家镇附近松山等地的战斗最为激烈。守军凭借既设阵地，在要塞炮兵及军师炮兵部队火力的支援下，沉着应战，迎头痛击来犯之敌，阵地一次又一次失而复得。29日，日军动用70余架飞机、100多门火炮，攻陷田家镇炮台，守军因援军迟迟不到，无力支持，被迫退却。在这次争夺战中，守军伤亡惨重，仅第九师即伤亡旅长以下军官100余人，士兵2000人。日军也有重大伤亡，据日军第六师9月30日报告称：“今村支队的损失甚重，……截至现在查明我方损失为，战死284人（内将校7），负伤866人（内将校15），合计1150人，预料还要增加”。

日军第六师攻占田家镇后，急需休整补充，加之官兵患霍乱病减员，迟至10月17日休整补充完毕后，才继续西进，24日晚攻占汉口以北的黄陂，于25日首先攻进武汉。在长江南岸地区，日军第十一集团军以第二十七师、第九师、第一〇六师、第一〇一师约4个师的兵力发动进攻。中国第九战区决定以一部兵力配置沿江各要点及南浔路，主力控置于德安、瑞昌以西及南昌附近地区，从翼侧攻击深入之敌。

8月24日，日军波田支队在第九师的配合下攻陷瑞昌。31日中国第五十二军主力乘敌立足未稳，实施反击，歼敌甚多。9月7日，日军波田支队、第九师一部与海军陆战队协同，强攻马头镇要塞，守军予敌大量杀伤，自己也遭严重伤亡。经8昼夜恶战，马头镇于14日陷落。守军第三十一集团军退守富池口后，利用天险同日军血战10天，多次击退日军的进攻。日军采用施放毒气手段，于9月24日攻陷富池口。

在九江以南南浔铁路地区，从7月至8月，日军进攻部队与中国军队在庐山南北展开激战。至8月9日，进入庐山地区的敌一〇六师伤亡甚多，几乎失去进攻能力。为增援第一〇六师，日军第十一集团军派出第一〇一师、第二十七师投入战斗。9月中旬，日军第二十七师从瑞昌向德安推进，沿途受到中国军队阻击，进展缓慢，直到10月5日才占领箬溪。

9月21日，敌一〇六师所属一三六旅向南进攻万家岭，守军薛岳之第一兵团对进攻之敌实施合围，自9月底起开始围攻，战斗惨烈，日军伤亡惨重。10月8日，日军第十一集团军发现第一三六旅陷于绝境，慌忙派飞机空运弹药粮秣给予救援。10月9日，薛岳下令各师选派敢死队数百名合力攻击，当晚攻占万家岭、雷鸣鼓等地。此役，薛岳兵团毙敌3000人，伤敌更多，俘虏3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50多挺、步枪1000多支，军马100余匹。时称万家岭大捷。以后，中国守军又进行了半个多月的阻击战，才最后放弃德安。10月27日，德安失陷，守军退往修水。11月1日，日军第一〇一师攻占永修。至此，庐山、德安地区的战役告一段落。

（三）武汉以北地区大别山麓的阻击战

7月14日，日本华中派遣军下令第二集团军向安徽合肥集结，准备向武汉进攻。7月中旬至8月下旬，日军相继在合肥地区集结完毕。8月下旬，中国第五战区在大别山北麓加强防御部署，以第三兵团在六安、霍山以西至商城地区设防，准备迎击日军。

8月下旬，日军第二集团军由合肥出发，分两路向武汉进攻：其左路以第十三师、第十六师两师沿大别山北麓经商城直插武汉，其右路以第三师、第十师两师沿淮河南岸西进，直取信阳，迂回武汉。8月27日，其左路接连攻陷六安、霍山后继续西进。守卫叶家集、富金山阵地和商城附近阵地的第三兵团和第二集团军等部与敌展开激战。富金山之战守军官兵伤亡1.5万余人，日军亦在山麓遗尸数千具。9月16日日军始攻商城，守军各部节节抵抗，退守大别山各要隘，与日军鏖战月余。右路日军于9月7日攻占固始后，12日逼近东官渡阵地。守军张自忠第五十九军进行了顽强的阻击。9月19日日军占领潢川，21日占领罗山，继续西进。守军的第十七军团在信阳以东阵地与日军展开激战，予敌以重创。日军10月10日攻占京汉铁路线上之柳林，12日攻占信阳。中国守军进行顽强抗击，歼灭日军2610人。10月16日，日军第十师从信阳南下，沿平汉线西侧向武汉推进，中国守军在桐柏山地区顽强抗击日军进攻。日军第三师、第十师于10月26日占领桐柏山地区后，向孝感、应城推进，协同第十一集团军进攻武汉。

10月25日，日军波田支队攻占阳新、大冶后占领葛店，准备进攻武昌。日军第九师10月27日攻占贺胜桥，切断了粵汉线。日军第二十七师从箬溪出发，10月18日攻占辛潭铺后，配合第九师向粤汉线推进，27日占领桃林镇。

至此，武汉外围之要塞、重要阵地均被日军攻陷，武汉三镇处于日军包围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于10月24日下令放弃武汉。25日，中国军队撤出武汉。同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接见中外记者，指出中国抗战方针为持久抗战，不在一城之得失，亦不在一时之进退，数月以来消耗敌人的目的已达到，掩护后方之任务已完毕，武汉已失其重要性，因此决定转移兵力，与敌周旋。

武汉会战从日军攻占安庆开始到武汉失守为止，历时4个半月。日军共动用9个师、1个混成旅、1个支队的兵力，并配以大量飞机、军舰及重炮等。中国军队调动了120余师的兵力，在皖、豫、鄂、赣四省，纵横各数百公里的辽阔大地上展开了规模空前的大会战。据日方公布的材料，国民党军被毙俘15万人，日军伤亡3万余，其中将校级军官740人。

（四）空军、海军的作战及广大群众的支援

此次会战，中国守军不仅陆军投入兵力多，作战英勇顽强，而且有空军和海军英勇参战。

在保卫武汉的作战中，中国空军在苏联志愿航空队配合下，与进犯的日军飞机进行了激烈战斗，取得了重大战果。2月18日，日军驱逐机26架，掩护轰炸机12架，袭击武汉。中国空军驻汉口、孝感第四大队长李桂丹，率飞机29架起飞迎击，经激战击落日军飞机14架，李桂丹以下5人牺牲。4月29日，日军飞机39架，偷袭武汉。中国空军集中67架飞机严加戒备，待日军飞机侵入武汉上空后，分别向日军轰炸机、驱逐机展开攻击，共击落日军飞机21架。在这次空战中，空军英雄陈怀民

在与敌机搏斗中，机身中弹着火。在机身开始下坠的瞬间，他沉着勇敢，紧握操纵杆，扭转机身，向敌机猛冲过去，与敌机相撞，堕落于武昌青山。武汉人民为了纪念这位英雄，将武汉市某街改为怀民路，以慰忠魂。

5月19日，中国空军第十四队队长徐唤升、第十九队副队长佟彦博，分驾两机自汉口起飞，飞至日本，在长崎、福冈、久留米、佐贺九州各城市散发了传单，并侦察了军港及机场情况，首次完成远征日本本土的任务。

6月中旬，日军沿江而上向安庆等地开始进攻后，中国空军以主力轰炸长江日军舰艇以及芜湖等地日军机场，并抗击日军飞机的空袭。武汉会战期间，共击落日军飞机62架，炸毁日军飞机16架，炸沉日军舰艇23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有力地支援了地面部队保卫武汉的作战，中国空军自身也受到相当损失。苏联援华志愿航空队，在会战中发扬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与中国空军配合对日作战，也取得了突出的战绩。其中有200余人血洒长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出宝贵的生命。其中包括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和歼击机大队长赫曼诺夫。据统计，苏联飞行员在长江击沉敌舰和运输船70多艘，击毁敌机场的飞机30余架。迄至1939年，苏联空军共击落敌机百余架。

在日军沿长江向武汉进攻时，中国海军在九江至汉口间水道进行了激烈战斗，其中也不乏悲壮英勇之动人事迹。如海军“中山”号军舰在长江金口作战时，15架敌机轮番轰炸该舰，舰长萨师俊腿被炸断，血流如注，仍抱着铁柱坚持指挥作战。全舰官兵无不坚守岗位，直至“中山”号下沉，全舰官兵壮烈牺牲。武汉保卫战期间，中国海军在田家镇要塞布设水雷1500余具。9月8日，炸沉日军军舰两艘。9月中旬起，中国海军一部与日舰在田家镇要塞展开激战，击沉日舰艇多艘，有力地迟滞了日舰的沿江进攻。

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对国民政府积极组织武汉保卫战也起了重要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从全国各地来的大批爱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云集武汉，与武汉青年一起，先后组织了武汉青年救国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国工人抗敌总会筹备会等数十个抗日救亡团体。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更是利用各种形式，团结大批爱国进步文化人士，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武汉地区的七七周年献金活动、做慰问袋和写慰问信的活动、百万棉背心征募活动、抗日救亡歌咏活动等，都得到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拥护和响应。武汉医药征募会举行讲演会，征募慰劳费，募捐前线受伤将士急需的医药品。武汉市各界抗敌后援会，积极征募棉背心、布鞋、毛巾、牙刷等慰问抗日官兵。当时，在武汉三镇设立了6座固定的献金台，献金之热烈令人感动。从沦陷区跋涉来汉的避难同胞，将节衣缩食的钱献给国家；老年人献出自己多年的积蓄：工人、小贩等献出自己劳动挣来的血汗钱；流亡的青年学生在献金台附近擦皮鞋，把所得钱投入献金柜内；文艺界举行献金公演，将报酬全部献出；妇女中有人献出心爱的戒指和耳环等。许多在武汉的外国朋友及华侨也踊跃献金。这一切，使“保卫大武汉”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响亮口号。

武汉保卫战的最大意义在于，迫使日军停止战略进攻，“速战速决”占领全中国的计划彻底破产。攻占武汉以前，日本妄图通过强大的军事进攻，一举摧毁中国的抵抗力量。经过中国军民15个月的奋力抵抗，日本兵力伤亡近45万人，军费支出近100亿日元，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消耗都已达到空前的程度。在此情况下，日军不得不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转为战略保守，以主力回师占领区对付游击战争。

（五）广州作战

1938年5月，日军大本营为了尽早结束“中国事变”，在确定进行武汉作战时，就认为同时进行攻占广州的作战较为有利，但由于船舶运输准备不足，所以决定待攻占武汉之后再实施广州作战。8月中旬，日军大本营陆军部开始研究攻占广州的计划并进行攻占广州的作战准备。9月7日，当华中日军进逼武汉的时候，为策应攻取武汉作战，并切断华南方面的中国国际补给线，日军大本营御前会议作出攻占广州的决定。10月上旬，日军第二十一集团军之第五师、第十八师、第一〇四师和第四飞行团，与海军舰队协同，以主力在大亚湾海岸，一部在珠江沿岸登陆，攻取广州。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以后，日本封锁了中国东海岸，以广州为中心的华南沿海地区，便成了中国从海外输入物资的主要地区。国民政府在广东设立第四战区，由何应钦兼任司令长官。由于广州邻近香港，日本如果进攻广州将损害英国利益，引起英国的对抗，因此，国民政府认为日本不敢贸然进攻广州，没有把广州作为重点防御地区，而将抗战重点放在华中，从各省包括属第四战区的广西，抽调大批兵力到华中作战，导致华南兵力单薄。在武汉作战期间，甚至还从广东抽出4个师的兵力参加武汉保卫战，使广东兵力减少到8个师，广州防务松懈，兵力空虚，成为日军易于突袭的目标。当时，广东方面驻军为国民政府第四战区第十二集团军，下辖3个军（8个师），兵力分散，戒备松弛。

10月11日夜，日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第五师、第十八师、第一○四师从台湾海峡澎湖地区出发，进入广东大亚湾，对此中国守军毫无察觉。

10月12日凌晨，日军在海军第五舰队数十艘军舰和100余架飞机掩护下，分别乘约300艘登陆舰艇突然在大亚湾强行登陆。中国守军未作多少抵抗即撤退。当日，日本首相兼外相近卫照会各国大使，宣布日本在华南战事开始，要求各国避免一切援华行动。10月13日，国民党中央发表《告广东全省军民书》，号召团结一致，抗击日军，保卫广州。

10月13日，日军连续攻陷淡水、稔山，16日占惠阳，尔后主力沿广州惠阳公路进攻，相继占领博罗、增城和从化，一部沿樟木头至东莞公路进攻。17日，广州各界人民7万多人举行游行，决心保卫广州。此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才匆匆忙忙从第九战区抽调第六十四、第六十六军驰援广东，以迟滞日军前进，但未等该援军到达，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即已于10月21日奉命放弃广州。23日，珠江口的虎门要塞失守，日军随即占领中山、顺德、佛山、三水及深圳等地，控制了广州及珠江三角洲主要地区。

对于第四战区轻弃广州，中外各界人士反响强烈。国民政府驻美大使10月23日致蒋介石的电报称：“广州不战而陷，国外感想甚恶。”广州作战是在武汉会战期间进行的。日军占领广州，控制了华南的部分地区，并为其以后的南进作战，建立了一个前进的基地。广州失陷，使中国失去了重要的国际物资输入线，给持久抗战造成了新的困难。

从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至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实施全面战略进攻，中国进行全国范围的战略防御。担负抗击日军战略进攻正面作战的国民党军队，虽由于战略指导的某些失误，进行单纯的阵地防御，未充分发动民众参战，丧失了大片国土和城市。但广大爱国官兵出于民族义愤，不惜流血牺牲，进行顽强的作战，给敌人以相当大的打击，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几个月灭亡中国的梦想，并保存了中国军队的主力，这就为相持阶段进一步消耗日军的兵力、在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