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抗战大事记要
2017-04-22 16:22:18  来源：湖北党史网 作者：李福珍、熊廷华、刘琳玲  点击：  复制链接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湖北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战场。

　　当九一八日本侵略军的炮弹在沈阳北大营炸响的时候，荆楚大地就发出了反抗暴日的呐喊。四年以后，古都北平响起一二九运动的春雷，湖北民众遥相呼应，江汉之间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第一次浪潮。可是，潮头刚起，就被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国民党当局镇压下去。

　　七七抗战爆发以后，国共两党第二次携手合作，中国共产党从根据地走向全国，湖北的抗日救亡运动重新崛起。这时，江城武汉枢要丛集，群贤毕至，一度成为全国抗日运动的中心。中共中央长江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武汉领导所属党组织，巩固和发展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恢复和建立了南方各省党组织，组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支劲旅??新四军，掀起了辐射全国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新高潮。

　　这时，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配合下进行抗战。那场在整个抗日战争乃至东方反法西斯战场投兵最多、战线最长、历时最久的武汉保卫战，虽然最终以武汉弃守而结束，却以广大爱国官兵的浴血奋战使日军元气大伤。抗日战争从此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历史把游击战争提到了战略的高度，中国共产党开辟的敌后战场义不容辞地担起了抗日主战场的重任。武汉沦陷后两个月，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南下湖北，经过艰苦奋斗，发展成新四军第五师，创建了一块以湖北为主体而跨连五省的拥有5万主力部队、30万地方武装和民兵、9万平方公里国土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形成了对武汉日军的战略包围。这块根据地孤悬敌后，抗击着15万日军和8万伪军，一直坚持到日本投降、抗战胜利。

　　尽管这时国民党内的顽固派不断制造反共摩擦甚至掀起反共高潮，湖北境内的国民党爱国官兵仍然在新四军第五师和湖北人民的配合支持下，于随枣战役、枣宜战役、反攻宜昌战役和鄂西会战中重创日军，拱卫了陪都重庆。

　　湖北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战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湖北是全面抗战初期全国抗日运动的中心，是抗日战争从战略防御向战略相持转折的枢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大抗战主力之一??新四军的诞生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战场。在中国人民抗战史上，湖北抗战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

　　湖北人民对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和牺牲。一部湖北抗战史告诉人们：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决定因素，中国共产党是引导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的旗帜，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民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一、九一八事变后湖北地区的抗日爱国斗争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沈阳。由于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近20万东北军不战而退。日军随即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并向热河进攻。这一震惊全国的屈辱事件，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为此，中共鄂豫皖、湘鄂西两中央分局和湘鄂赣省委相继召开群众示威大会，发布各种宣言、通电、宣传大纲，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武汉爱国学生相继出版《狂涛》、《在前》、《血里鸣》、《如此》等进步刊物，翻印日本帝国主义图谋灭亡中国的《田中奏折》，组织读书会、时事座谈会，唤起民众爱国觉悟，联络集聚爱国力量，探求抗日救国道路。这一斗争的开展，揭开了湖北地区人民抗日斗争的序幕。

　　二、红二十五军北上抗日

　　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中央政府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1934年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率领红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出发，开始长征，北上抗日。红二十五军作为长征到达陕北的第一支红军部队，与陕北红军一起，为中央红军创造长征落脚点，为整个红军创造抗日出发点，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湖北声援北京一二九运动的斗争

　　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后，继而进攻华北，发动华北事变。至1935年底，华北大部国土沦于敌手。12月9日，北平学生数千人在中共组织领导下，冲破国民党政府阻挠，举行反日示威运动。12月20日，武汉三镇70余所大中学校7万余名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声援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23日，武汉学生、市民1万人在汉口举行大会，要求国民党政府放弃“不抵抗主义”，对日采取强硬立场。在武汉学生爱国行动的影响下，湖北各地学生纷纷行动。25日，应城10余所学校学生举行爱国集会游行，遭到县政府血腥镇压，当场死伤40余人。武汉学生于30日举行总罢课，并组织慰问团赶赴应城，声援应城学生的爱国行动。安陆、宜昌、襄樊等地学生也举行了示威游行活动。

　　四、中共湖北地方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湖北地区在主力红军转移后，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残酷杀戮，除鄂豫皖、湘鄂赣两游击区外，其他地区的中共组织被摧残殆尽。中共中央对恢复和建立湖北地区党的组织十分重视。1937年8月，派董必武回鄂负责湖北地区党组织的指导工作。10月，派杨学诚、郭述申、陶铸、钱瑛等来鄂组成中共湖北省工作委员会(次年1月正式成立中共湖北省委)。通过寻找失散党员，营救被捕党员，发展新党员，整理重建农村党组织，至1938年4月，全省党员人数由1937年8月的数十人发展至1120余人，先后建立3个区委、 3 个中心县委、两个工委和两个特支，在群众团体中建立党团，初步形成遍布湖北城乡的党组织体系，为湖北地区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发展和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动奠定了组织基础。

　　五、湖北境内红军改编与新四军在汉成立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鄂豫皖边、湘鄂赣边红军游击队领导人分别同当地国民党军政当局举行停战谈判。按照协议，高敬亭等率鄂豫皖边红军于8月进驻黄安(今红安)七里坪地区。湘鄂赣边红军领导人也在停战、给养、部队改编等方面与国民党当局达成协议。10月，国共两党达成协议，将鄂、湘、赣、闽、粤、浙、豫、皖8省边界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正式成立。在中共中央长江局直接领导下，南方各游击区部队统一改编为新四军的4个支队，江南湘鄂赣边集中于平江嘉义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队，于3月东进至皖南，正式编入以陈毅为司令员的第一支队。鄂豫皖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3月，第四支队在黄安七里坪誓师，踏上东进抗日征程。

　　六、湖北抗日战略支点的建立

　　鄂豫皖和湘鄂赣两边区红军主力改编为新四军并相继开赴抗日战场后，中共湖北地方组织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保持南方 “革命运动的战略支点”的决策，在鄂东、鄂中和鄂南建立抗日战略支点。1938年3月，在黄安(今红安)七里坪建立新四军第四支队汉(口)蚌(埠)通讯处(通称新四军第四支队七里坪留守处)。在鄂东，中共湖北省委和鄂豫皖、鄂东北、鄂东3个特委以七里坪为基地，先后举办游击队干部培训班、抗日青年干部培训班和党员培训班，共培训600余名军事、政治干部，同时大力恢复和发展党组织。在鄂中，董必武指导中共湖北省委通过统战关系，以省建设厅农村合作事业委员会的名义，于1937年12月创办以民主人士李范一为主任、以中共湖北省委委员陶铸主持日常工作的湖北省农村合作社人员训练班(通称应城汤池训练班)，培训进步青年知识分子，随后将他们派往全省32县发展党组织，发动群众抗日运动。在鄂南，中共湘鄂赣特委以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一团队的名义，在阳新、通城、大冶建立新四军通讯处，宣传、组织群众，扩大统一战线，收集失散红军，筹借部队粮药，发展党的组织。中共湖北地方组织以这些战略支点为依托，大力培训民众武装，争取掌握抗日政权，使之成为没有根据地名义的根据地，为独立自主地发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奠定了基础。

　　七、国民政府军政机构留驻武汉

　　1937年8月，日军大肆进攻上海，随着战况急剧恶化，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处于危急之中。10月29日，蒋介石主持国防最高会议，决定国民政府迁至重庆。国民政府于11月中下旬先期迁渝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侨务委员会、建设委员会、行政院、内政部、司法部、监察部、军政部、经济部、交通部、卫生部等重要机构留驻武汉，中共代表团和其他党派领袖人物以及各界知名人士齐集武汉。1938年3月和4月，国民党先后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和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国民参政会一届一次大会于7月在汉口召开，包括董必武、秦邦宪等中共参政员在内的162名参政员出席。由于一系列抗战的重大政治决策在这里形成，许多抗战的重要军事部署在这里制定，一部分内迁工业在这里中转，抗战文化在这里弘扬，武汉成为全国抗日运动的中心。

　　八、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成立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前夕，武汉成为全国抗日运动的中心。为了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发展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抗日运动，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设立中共中央长江局。同时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的联系和谈判，继续推动国民党的改革和进步。不久，两个组织合并，对内称长江局，对外称中共代表团。12月23日，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正式成立，由周恩来、项英、秦邦宪、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等7人组成，负责管辖云南、贵州、四川、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并领导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新四军的工作。由于长江局及所属组织的努力工作，国共两党高层谈判连续举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南方各省党的组织迅速恢复建立，新四军改编及东进抗日任务圆满完成，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抗日救亡群众运动掀起高潮。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长江局不仅为这一时期抗战新局面的开创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而且为以后党在国统区的工作奠定了扎实基础，对后来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九、工业内迁

　　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避免沿海地区工业毁于战火或沦于敌手，也为了建立长期抗战的后方工业基地，国民政府决定沿海工业内迁。1937年8月11日，上海工业迁移监督委员会成立，随即组织上海工厂联合迁移委员会，在武汉设立办事处。从8月底开始，上海机械、化学、五金、冶炼、橡胶等100余家工业企业相继迁至武汉，湖北省、武汉市有关部门给予了有力配合。至1937年12月，内迁至武汉的66家上海企业开始开工生产。随着战况日急，内迁武汉的上海工业企业不得不继续向四川、西安等地迁移，武汉地区200余家影响国计民生的企业也被迫内迁。工业内迁，不仅保存了中国最发达地区工业的部分设备，而且推动了西南大后方工业的发展。武汉在整个工业内迁活动中发挥了承东启西的特殊作用。

　　十、各地文化界人士及机构团体迁移武汉

　　南京沦陷，武汉成为事实上的战时首都。各地包括抗日宣传队、救亡演剧队、文化工作队、战地服务队在内的近200个科学、文化和救亡团体迁到武汉，包括郭沫若、茅盾、巴金、丁玲、成仿吾、曹禺、胡绳、胡风、夏衍、萧军、萧红、沈从文、丰子凯、郁达夫、老舍、阳翰生、田汉、贺绿汀、冼星海、赵丹等著名人士在内的1000多名文化界人士荟萃武汉，天津《大公报》、上海《申报》以及国民党主办的《中央日报》、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等100余家大型报刊社、出版社齐聚武汉，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电影界抗敌协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全国性救亡文化团体在武汉成立。武汉一时成为全国抗战的文化中心。

　　十一、湖北地区抗日救亡群众运动高潮的兴起

　　抗日救亡团体和抗日救亡报刊的汇聚，以周恩来为副部长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领导下的第三厅(郭沫若为厅长)的成立，湖北党组织的积极组织和发动，使武汉迅速成为全国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中心。1938年2月6日起，中共湖北省委指导有关团体组织武汉群众依次按各种纪念日的顺序，开展反侵略运动宣传周活动。2月21日，中共湖北省委领导的各团体组织群众庆祝中国空军和苏联空军空战大捷，两万余名人举行游行。从4月7日开始，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三镇组织开展抗战扩大宣传周活动。宣传周的第一天，恰逢中国军队台儿庄大捷消息传到武汉，顿时三镇沸腾，各日报均发号外，各种宣传品广为散发。当晚，武汉军民10万余人举行火炬大游行。宣传周最后一天，中共湖北省委发动各救亡团体及其影响下的群众，冒雨参加三镇四五十万人的大游行。此后，雪耻与兵役扩大宣传周、战时节约宣传周、五一纪念大会、欢迎世界学联代表及慰劳中国空军负伤将士等一系列活动，使武汉三镇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一浪高过一浪。7月举行献金运动，5 天之内，武汉人民献金达50万人次，总金额达93万元，将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抗日救亡群众运动推向最高潮。

　　十二、武汉会战

　　1938年6月，日军投入包括航空兵团、骑兵团、海军陆战队、机械化兵团在内的立体作战兵种共35万人、飞机300架、舰艇120艘，发动攻占武汉战役。为保卫战时首都武汉，国民政府投入第九战区、第五战区参战部队共计100万人。在地面作战部署尚未就遂前，日军于1938年2月率先发动对武汉的空中攻击，中国空军勇敢迎战，给敌以沉重打击。6月12日，日军占领安庆，沿长江向西发动对武汉的水路和陆路攻击，揭开武汉会战序幕。8月2日日军侵占黄梅后，即以飞机轰炸、施发毒气弹相配合，向武汉东面门户、位于广济境内的田家镇要塞发起强攻，中国守军殊死抵抗。9月29日，日军攻破田家镇要塞，从东面迅速逼近武汉。与此同时，日军一路从淮河流域向位于大别山区的光州、商城一线进击，占领安徽六安、霍山和河南商城，于10月24日进入麻城，直抵武汉东北面。其一部于10月12日占领河南信阳，沿平汉铁路南下，直逼武汉。至此，屏障武汉的要塞尽失，武汉已在日军的三面包围之中，无险可守。在此种情况下，蒋介石于10月14日发表训令，要求参加武汉会战的国民党军队转移阵地，武汉周边的中国守军随后退出阵地，武汉会战结束。10月26日，武汉沦入敌手。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日双方投兵最多、战线最长、时间最久、伤亡最大的一次战役，也是正面战场给日军以重创的一次战役。武汉会战虽然最终以武汉弃守而告结束，却使日军“速战速决”占领中国的计划彻底破产。日军因此元气大伤，不得不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转为战略保守。抗日战争从此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武汉会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不仅直接提出了一系列战略建议，而且指示八路军、新四军给予了有力配合。

　　十三、湖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动

　　武汉沦陷前夕，中共中央根据抗日战争时局的变化，进一步明确指示湖北地区党组织将党的主要力量派往敌后，壮大和发展人民抗日武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从1938年9月底开始，中共湖北省委按照中共中央和长江局的指示，采取果断措施，将大批重要干部派往各地，进行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与发动工作。在中共鄂东特委领导下，鄂东地区相继建立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后改编为第二十一集团军独立游击第五大队)、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游击第六大队，对日作战规模不断扩大，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共鄂中特委三次整编应城县抗日游击队，使其战斗力明显提高。公安寨伏击和夜袭云梦城两次战斗威震鄂中，队伍发展到3000余人。在中共鄂南特委领导下，何功伟率咸宁人民抗日武装在挂榜山伏击日军，打响了党领导的鄂南抗日武装斗争第一枪。湖北各地中共组织抓住武汉会战国民党军溃退而日军立足未稳的有利契机，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武装群众，集中精力“抓武装，打鬼子”，发动武汉外围的敌后游击战争，点燃了全省抗日武装斗争的遍地烽火，为抗日武装的大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坚实基础。

　　十四、新四军第五师与鄂豫边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抗日斗争

　　新四军第五师是以湖北地区中共组织领导的抗日游击武装为基础建立、以湖北地区为主要根据地的一支抗日军队。在武汉沦陷后的七年抗战中，新四军第五师孤悬敌后，抗击了15万日军和8万伪军，对日伪军作战1260次，歼灭日伪军43770人，主力部队发展到5万余人，创建了鄂豫边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了横跨鄂豫皖湘赣9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和1300万人口，从战略上配合了华北、华东敌后战场，支持了国民党抗日部队在中原的正面战场，成为中原抗战的中流砥柱，为中华民族的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挺进鄂中

　　1939年1月，为汇集湖北地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建立一支集中统一的主力部队，创建中原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和中原局派李先念率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大队南下湖北，并将鄂豫边区党委领导力量逐渐抽调鄂中。李先念率部挺进鄂中前后，湖北地区抗日统一战线内部出现严重危机，中共在武汉外围分散孤立的抗日武装有可能被国民党顽固派各个击破，刚刚兴起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将面临夭折的危险。6月上旬，李先念、陈少敏率部与鄂中区党委领导的应城县抗日游击队会合，随即在京山养马畈召开会议，整编和扩大鄂中抗日武装，成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统一鄂中、豫南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领导，开始形成党在中原敌后地区的游击主力。养马畈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湖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以创建根据地、实施战略展开为中心的发展阶段。

　　(二)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和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成立

　　1939年下半年，湖北地区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由制造零星磨擦发展到组织较大规模的武装进攻，鄂东地区中共组织的力量受到严重摧残。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指示将豫南、鄂中、鄂东三地中共组织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统一起来，创建鄂豫边抗日根据地。11月中旬，朱理治、李先念、陈少敏、任质斌等在应山与信阳、随县、桐柏交界的四望山，召集三地中共组织负责人会议，决定撤销鄂豫皖、鄂中、豫鄂边三个区党委，建立新的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统一领导豫南、鄂中、鄂东三地中共组织的工作及抗日武装。12月初，中共豫鄂边区委员会在京山八字门成立，书记郑位三未到职，副书记陈少敏代理书记，军事部长李先念，组织部长杨学诚，宣传部长夏忠武，统战部长陶铸，民运部长吴祖贻，敌工部长程坦。1940年1月3日，鄂东、鄂中、豫南三地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整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朱理治任政委，刘少卿任参谋长，任质斌任政治部主任。纵队下辖5个团、3个总队，共9500余人。

　　(三)鄂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

　　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豫鄂挺进纵队相继成立以后，即根据中原局指示，高举抗日旗帜，积极向鄂中、汉水敌后作战略展开。新街两次对日作战告捷，汉阳蔡甸痛歼伪军获胜，伪军一个旅投诚反正，确立了新四军在武汉外围敌后抗战的阵地。新四军在鄂中军事斗争的胜利，为边区抗日政权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边区党委在边区普遍建立民选政权，对暂不具备民选条件的游击区，则建立两面政权或三面政权。同时，领导各地组建民兵自卫队，担负扩军支前、防奸反特、维护社会治安任务。军事斗争的胜利和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展开，使根据地日益巩固。到1941年初，鄂中抗日根据地的应城、安陆、应山、云梦、孝感、汉川、天门、随县建立了民选县政府，大部分地区为新四军所控制，成为新四军向鄂东、襄西、襄河、鄂南发展的战略基地。

　　(四)鄂东、襄西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就在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奋力抗击日伪、收复失地的时候，盘踞在鄂东的程汝怀部两万多地方游杂部队却肆无忌惮地屠杀新四军指战员和抗日群众。1940年上半年，豫鄂挺进纵队三次进军大、小悟山，三度往返平汉路两侧，打击程部嚣张气焰，在鄂东建立了数处立足点。边区党委和鄂东地委及时组织人员进入大、小悟山地区，发动群众，建成环绕大、小悟山中心区的数块游击根据地，鄂东抗日根据地形成统一局面。5月，日军集中十万兵力发动枣宜战役，为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豫鄂挺进纵队主力立即向西发展，开辟长江、汉水间的襄西根据地，牵制日军对正面战场的攻击。至年底，襄西根据地初具规模，成为中共在中原敌后开辟的又一抗日战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向西发展，使自己的活动范围由平汉路两侧较为狭小的地区，扩展到横跨平汉线、纵贯襄河的广大地区，开始从东、北、西三面实施对武汉日军实行战略包围的计划。

　　(五)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进攻

　　1941年初，国民党当局在制造皖南事变的同时，在鄂豫边区划定鄂中、鄂东、襄西三个“清剿”区，调集8.8万兵力，分区“清剿”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叫嚣在4个月内全歼边区人民抗日武装，摧毁抗日民主根据地。面对严重的军事威胁，边区党委和挺进纵队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设立四个作战指挥部，一方面便于正规兵团与地方武装分区作战，一方面便于集结主力协同配合。程汝怀部侵入陂安南根据地后，烧杀抢掠，气焰嚣张。挺进纵队以其为重点打击对象，集中主力迎头痛击，歼其2000余人，其他顽军慑于挺进纵队坚决有力的自卫还击，仓惶退出大、小悟山。挺进纵队完全恢复大小悟山地区后，边区抗日游击战争的指挥中心也迁至这里。在反击国民党顽军的进攻中，边区党委和挺进纵队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统战工作的指示，使边区周围许多非国民党嫡系部队持消极观望态度，使少数顽固派陷于孤立，边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

　　(六)新四军第五师建军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各战略区对国民党顽固派在军事上坚决自卫，在政治上针锋相对，并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原辖各部统一整编为7个师，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受命整编为新四军第五师。1941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军委任命新四军各师领导人，李先念任第五师师长兼政治委员，刘少卿任参谋长，任质斌任政治部主任。4月5日，新四军第五师组建完毕，李先念率全体将领通电就职。新四军第五师下辖十三、十四、十五三个旅、两个纵队、一个警卫团。十三旅旅长周志坚，政委方正平;十四旅旅长罗厚福，政委张体学;十五旅旅长王海山，政委周志刚。全师兵力达15300余人。4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新四军各师军政委员会名单，五师军政委员会由李先念、任质斌、刘少卿、陈少敏组成，李先念任书记。新四军第五师组建后，按照军部的要求，巩固队伍，提高素质，大力进行正规化建设。五师的建成，标志着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及其主力部队的建设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

　　(七)侏儒山战役

　　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武汉地区的日军抽兵增援华北和准备南进，各据点日军守备兵力减弱，伪军恐慌动摇。新四军第五师抓住战机，选择盘踞武汉西郊的伪军作为主要打击目标，发起侏儒山战役。侏儒山战役自1941年12月7日开始至1942年2月4日结束，对日伪作战14次，歼灭伪定国军第一师5000余人，击溃伪定国第二师1000余人，击溃日军数次增援，毙伤日军200多人。这次战役不仅解放了大片国土，形成西面对武汉的战略包围，同时配合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是新四军第五师成立以来规模最大、战果最丰的一次战役。

　　(八)新四军第五师的反“扫荡”斗争

　　新四军第五师成立后的两年多时间，是敌后人民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日军为确保其占领区的统治，大规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和“清乡运动”。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千方百计地限制、削弱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鄂豫边区军民团结一心，同仇敌忾，粉碎了日伪顽一次又一次的夹击阴谋。仅1942年5至12月，五师就战胜了国民党顽军12个正规师、4个保安团、11个游击纵队、5个独立游击支队的疯狂进攻，多次粉碎日伪军包括万人规模的连续“扫荡”。从1943年春开始，日伪军对鄂豫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更为频繁。为弥补兵力不足，日军将投降的国民党军改编为伪军，加强“扫荡”、“清乡”的机动力量，并成立伪湖北省清乡事务局。边区党委和五师师部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开展广泛艰苦的游击战争，连续粉碎日伪军的春季、夏季、秋季“扫荡”，表现出中华儿女不畏强暴、反抗侵略的伟大民族精神。

　　(九)鄂南、襄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新四军第五师组建后，除以主力坚持和保卫鄂中、鄂东、襄西基本根据地外，还根据全国抗战局势的变化，向长江、汉水以南扩大根据地，进行以战略包围武汉为目的对日攻势作战。1942年4月，日军发动浙赣战役，为配合国民党抗日军队作战，五师几次派遣部队南渡长江，积极向大幕山区和武汉近郊发展，在武汉以南地区争取了一块抗战阵地。正在鄂南抗日游击战争坚持发展的时候，日军进犯襄南，襄南失陷。五师立即派部队南渡襄河，打击日伪，发动群众，建立政权，逐渐向洪湖推进，创建以洪湖为中心的襄南抗日根据地。1943年11月，日军发动常德战役，五师挺进支队以襄南根据地为依托，南渡长江，在石首、公安、华容边界建立了一块游击根据地。至此，新四军第五师从四面完成了对武汉日军的战略包围，鄂豫边区所?地区扩大到51县，其中基本区14县，游击区37县，总人口突破1000万，30多个县建立了比较稳定的中共组织，主力和地方部队发展到4万人，为后来进行战略反攻积蓄了力量，开创了鄂豫边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兴盛局面。

　　十五、中共组织在鄂西国民党统治区的抗日斗争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湖北形成抗日民主根据地、国民党统治区和日军占领区三种不同区域，国民党统治区主要在鄂西北和鄂西南。1939年2月中旬，中共鄂西北区委员会在樊城成立，王翰任书记兼组织部长，曹荻秋任宣传部长，张执一任统战部长，党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国民党第五战区文化工委等群众抗日团体之中。区党委成立后，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准备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党的组织迅速扩大。4月，中共湘鄂西区委员会在宜昌成立，辖鄂西南27县党的组织，钱瑛任书记，王致中任组织部长，曾一凡任宣传部长，姜纪常任青年部长。1939年至1941年，国民党顽固派先后掀起两次反共高潮，大肆摧残与破坏中共组织，国民党统治区的环境日益险恶，中共组织从半公开转向秘密。襄樊失守后，鄂西北中共组织接连遭到破坏，中共中央中原局遂撤销鄂西北区党委，所属地委划归豫鄂边区党委领导。湘鄂西区党委在宜昌失守后迁至恩施，改组为鄂西特委，党的各级干部以各种社会职业为掩护，领导所属组织继续坚持战斗。特委书记何功伟及妇女部长刘惠馨被捕牺牲后，主要领导人陆续转移外地，鄂西特委自行撤销，各地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就地隐蔽，坚持斗争。

　　十六、战略相持阶段湖北正面战场作战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正面战场的战略性进攻和防御作战告一段落。但就湖北境内战局来看，正面战场的战役性进攻和防御作战一直没有停息。在日军不断向战区前沿发动攻势作战的态势下，驻防境内的国民党第五、第六战区的中国军队又先后投身随枣战役、枣宜战役、反攻宜昌战役和鄂西会战等战事之中。

　　(一)随枣战役

　　日军占领武汉后，为了巩固武汉外围和扩大占领区，即着手策划随枣战役。1939年4月17日，日军三个师团、骑兵2个旅团以及炮兵、工兵等部队秘密集结，主力于5月向汉水左岸地区急进，企图将中国军队主力包围击灭于枣阳东北地区。国民党第五战区则将兵力分为左、右两集团军，以主力决行攻势防御，粉碎敌之企图。自5月1日起，第五战区左、右两集团军与敌之两路大军奋力激战8天，终因兵力、火力悬殊，伤亡惨重，随县、枣阳相继失守。其后，日军又图谋对桐柏山、大洪山实施大包围。第五战区迅速调整兵力部署，重庆统帅部也将第二集团军调归第五战区指挥，准备实施反攻。9日，张自忠统领的右集团军率先发起大规模反攻，左集团军亦抓住时机，侧击随枣日军。15日，第五战区下达总反攻令，经3昼夜激战，日军退回平汉线和鄂中地区，第五战区恢复已失阵地，历时30余天的随枣会战遂告结束。

　　(二)枣宜战役

　　随枣战役后，日军进入守备态势。由于国民党第九和第五战区军队发起冬季攻势，日军为确保武汉及其外围安全，于1940年4月抽调10万余兵力准备向襄樊、宜昌发动攻击。第五战区判断出敌之图谋，将所属部队20万人分为左、中、右三个兵团分区防守。5月1日日军分三路西进，至9日相继占领桐柏、枣阳等城镇。第五战区所部在各路日军9日会师之时，跳出日军包围圈转入外线，并形成对日军的反包围态势。11日，第五战区全线反攻，日军在南退时见后路被堵，遂与右翼兵团拼死决战，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亲率部队截击，不幸左肩、胸部中弹，为防落入敌手，拔枪自戕，壮烈殉国。其所属第七十四师和特务营亦伤亡殆尽。6月1日日军攻占襄阳后，随即作出以宜昌为直接攻击目标的军事部署，相继占领南漳、宜城、荆门、江陵、沙市后，于12日向宜昌发动猛烈攻击。14日，宜昌失陷。在日军南下时，第五战区机动兵力等部尾随其后，收复已失阵地。24日，一度撤出宜昌的日军再次控制宜昌。第五战区所部继续与日军对峙。历时2个月的枣宜战役遂告结束。

　　(三)反攻宜昌战役

　　宜昌被日军攻占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鉴于宜昌重要的战略地位，于1940年7月重新划分战区，增设第六战区，设长官部于恩施，直接指挥对宜昌日军作战，以图收复。1941年9月，长沙会战迫使日军从宜昌抽调兵力，宜昌日军守备空虚。第六战区积极部署对宜昌日军作战，于28日调集140门重炮，猛轰宜昌日军外围阵地，揭开了反攻宜昌战役的序幕。至10月8日，宜昌外围日军各阵地、据点，均为第六战区中国军队占领。此时，长沙会战结束，日军得以从长沙撤兵增援宜昌，同时由于普降大雨，第六战区中国军队失去连续进攻的战机，战役形势直转直下。随后，从湘北向宜昌集结的日军又出动20架飞机轮番轰炸并投掷毒瓦斯弹，第六战区奉命撤出城外，停止对宜昌的攻势。历时半月的反攻宜昌战役遂告结束。

　　(四)鄂西会战

　　1943年初，太平洋战场上的日军在英美盟军的进攻下开始节节退守。为早日从中国战场抽出兵力转至太平洋战场，日军决定加紧中国战场作战，进攻方向直指扼守入川通道、拱卫陪都重庆的鄂西。为此，日军调集10万兵力和100多架飞机，分三路向鄂西进攻。5月5日，各路日军在大批飞机配合下，向第六战区各前沿阵地发起攻击，中国守军顽强抵抗，至15日日军才渐次由湘北、鄂中等地进入鄂西山岳地带。至24日，战场推进至清江两岸，日军相继聚集6万多兵力，准备向石牌要塞发动攻击。26日，石牌要塞攻守战打响。中国江防守备部队接连打退日军多次进攻，致其重大伤亡。至此，日军已完全丧失争夺石牌要塞的力量和信心。31日，第六战区发动全面反攻。此时，中美空军亦以大编队机群投入反攻，参战飞机达165架，有力支援了地面作战。各路日军全线东撤。至6月11日，第六战区收复失地，历时月余的鄂西会战遂告结束。

　　十七、八路军南下支队入鄂与鄂豫皖湘赣解放区大发展

　　1944年，随着太平洋战场盟军的胜利，中共中央为发展华东、华南沿海地区抗日根据地，迎接抗战胜利，决定以王震、王首道率八路军一二0师三五九旅组成南下支队，挺进湘、粤边境，开辟以五岭山脉为中心的华南抗日根据地。 11月，南下支队自延安向南进发，1945年1月 27日胜利到达湖北大悟山。中共中央派出的两个干部大队900余人亦随军到达大悟山，后分赴边区各地工作。2月中下旬，南下支队在张体学所率新四军第五师第十四旅两个团配合下，南渡长江，进入鄂南。26日首战阳新大田畈告捷后，乘势向鄂南及鄂赣边广大地区展开，开始创建以大幕山为中心的湘鄂赣边抗日根据地，作为北连鄂豫皖、南通湘粤的战略枢纽。由中共鄂豫边区委员会改称的中共鄂豫皖湘赣区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新的战略部署，以发展为指导方针，加强鄂南和鄂东地区的工作，积极配合南下支队行动。随着武装斗争的胜利和一些地区的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湘鄂赣边抗日根据地初步形成，与已扩展至湖北、河南、安徽、湖南、江西5省的鄂豫皖湘赣解放区连成一片，扩大了鄂豫皖湘赣解放区，为迎接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十八、夺取湖北抗战最后胜利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前夕，为贯彻中共中央扩大敌后抗日根据地至华东、华南沦陷区的战略方针，鄂豫皖湘赣解放区以大力发展为指导思想，全面展开战略反攻准备工作。首先是加强军事建设工作，开展大范围春季练兵运动，提高部队军事素质，加强兵工建设，改善部队装备。其次是加强对情报、敌工、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的领导，并通过数次营救美军飞行员，与盟国军人建立情报系统。同时，分化伪军以及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也取得显著效果。再次是积极准备干部，奠定组织基础。1944年豫湘桂战役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在国民党军第六战区没有展开任何有效行动的情况下，新四军第五师和八路军南下支队在湖北境内展开战略反攻。1945年4月，日军发起老河口、湘西战役，中国军队组织几十万兵力抗击，打退了日军的最后攻势。8月，日本宣布投降，新四军第五师根据延安总部朱德总司令发布的第一号受降命令，向华中地区日军第六方面军发出通牒，限期投降。但是，日第六方面军根据重庆方面命令，拒绝向新四军第五师投降。新四军第五师及地方部队乃向武汉方向运动，与负隅顽抗、拒不投降的日伪军作战，收复失地。9月18日，武汉区受降仪式在汉口中山公园举行，湖北地区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研究一部李福珍、熊廷华、刘琳玲 整理)

　　来源：湖北党史网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4-22 16: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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