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航运人都应铭记的中国航运抗战史
2017-12-02 14:51:42  来源：每个航运人都应铭记的中国航运抗战史 作者：JitLogistics 微信公众号  点击：  复制链接

　　今天，2015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1937年至1945年的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东方主战场，中国军民以坚韧的意志和巨大的牺牲，为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争中，中国航运业、中国航运人站在了抗战烽火的前沿。他们完成了中国重要工业装备第一次跨区域大规模转移的壮举，揭开了战时工业建设的序幕;他们沉船御敌，抢运军队，输送物资，支援前线;他们坚韧不屈，同仇敌忾;他们的壮举，将铭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事件篇

　　悲壮一幕——长江要塞沉船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调集重兵封锁吴淞江口，企图一举攻占上海，进而沿江西上。为挫败日寇计划，国民政府召开国防会议，制订应变计划，决心调集重兵在淞沪地带与日军会战。同时，为防不测，决定采取堵塞办法，征用部分航龄较老且不宜行驶于内河的船只，沉于江海各要塞，以配合防御作战，阻断日本海军西进的通道。

　　从1937年7月到1939年初，国民政府先后进行了8次大规模的沉船阻塞航道的行动，除了征用部分老旧军舰和木船外，大部分为商船。其中被征塞江船舶最多的航运企业是招商局，他们慷慨应征，先后在江苏江阴、江西马当、上海吴淞口、浙江镇海、湖北宜昌等多个要塞，自沉船舶24艘，占招商局船舶总吨位的40%。

　　其他参与沉船的还有三北轮埠公司、宁绍商轮公司、肇兴轮船公司、天兴轮船公司、通裕轮船公司、中兴煤矿公司营运处、大陆实业公司、惠海轮船公司、茂利商轮总局、中茂轮船公司、中国合众航业公司、华胜轮船公司、寿康轮船公司、华新轮船公司、大振航业公司、丁耀东等十余家民营航运企业。

　　这8次沉船阻塞航道的行动，共征用了商船87艘，近11万6千吨。长江要塞沉船，是抗日战争中极悲壮的一幕：当一艘又一艘装满石块的铁船自凿沉没，此起彼伏，宛若一幕接一幕的黑色葬礼。沉船御敌是一件极富深意的事件，中国航运企业在民族存亡之际，以独特的方式无比悲壮地展现了自己的力量。这一壮举迟滞了日军的进攻速度，为中国军民及大量物资的后撤赢得了宝贵时间。

　　江阴沉船

　　江阴，为毗邻上海的重要军事要塞。淞沪会战前夕，国民政府决定封锁长江下游航道，拆除镇江以下沿江航道标志，以阻止日舰进犯。封锁地区确定在江阴长山港鹅鼻嘴下端江面，由交通部协同海军进行。

　　交通部长俞飞鹏接到命令后，电召招商局副总经理沈仲毅到南京，请他协助交通部完成征集海轮的任务。沈与上海同业有良好的关系，从南京回到上海后，他首先向招商局总经理蔡增基汇报，选择本局的塞江船舶。确定对不宜远航的“广利”、“海晏”等海轮安排必要的修理，以便急需时能够开航到江阴，作为阻塞长江水道之用。同时，沈又以上海轮船业同业公会执行委员会主席身份，召开轮船同业秘密会议，商讨应变办法，动员同业以船龄较老、船体质量较差者租给政府，用来阻塞江阴水道，以免日寇长驱直入，其他行驶外海船舶按规定驶入长江或香港。

　　经过紧张筹备，交通部协助军事机关共计征用船舶24艘43948吨，约占江阴沉船总吨位的三分之一，占招商局江海大轮总吨位的四分之一。而民用船舶的成功征集。与招商局的带头作用也有着密切关系。

　　8月12日，全部海轮抵达江阴鹅鼻嘴下端江面最窄处，前后错落抛锚，分两批下沉。江阴封锁线筑成后，打乱了日军从水路进攻南京的计划，本可将日本在长江商船和军舰全部俘获，但不幸被行政院秘书黄秋岳向日军告密，日本各舰船逃出长江口。仅俘获岳阳丸(3208吨)和大贞丸(1369吨)，分别改名为“江汉”、“江襄”，由招商局接收，作为抗战以来的第一批战利品，投入抗战运输。

　　马当沉船

　　1937年末，随着日军步步进逼，华中形势骤然紧张。为了阻止日军溯江西进，配合武汉会战，国民政府下令再次征用大批船只，准备在九江附近的马当要塞沉船御敌。

　　12月13日南京失守，军事当局立即开始构筑马当封锁线。招商局的“江裕”轮(3084吨)和“新丰”轮(1707吨)于12月21被征用，准备沉入马当。同期被征用的还有招商局汉口分局刘家庙趸船(2000吨)及安庆趸船(2000吨)。招商局四艘轮、趸共计8791吨，占马当沉船总吨位的三分之一以上。马当沉船后，长江航线下行轮船止于九江。

　　田家镇沉船

　　1938年6月，武汉会战打响，军方又筹备构筑第三道长江封锁线，准备征用江海商轮16艘，沉没在湖北武穴附近的田家镇田壁航道。招商局再次成为主要的征集对象。

　　招商局提出建造钢骨水泥船代替商轮获准，并限期三个月内完成。招商局随即专门成立交通部钢骨水泥船试验所，聘请造船专家担任设计组正副组长，桥梁专家担任工程组正副组长。结合江阴、马当沉船的经验，很快确定了设计图纸和施工地点。从上海迁至武汉的招商局机器厂，承担了水泥船的机械制造及进出水阀门等关键工程。

　　经过两个多月的日夜赶制，到同年8月末，4艘单重约3000吨的大型钢骨水泥船如期完成，交付武汉卫戍司令部田壁工程处。加上数十艘装满石头的木驳船、木帆船，随即付诸封江。后来的事实证明，使用这些构造奇特的大型钢骨水泥船，有效阻滞了日本海军溯江进犯，其阻塞效果明显优于一般商船。

　　中国最伟大的内迁——“长江大抢运”

　　“长江大抢运”在二次大战军事史上被为“中国最伟大的内迁”，它完成了中国近代工业第一次重要装备的跨区域大规模转移，也揭开了中国战时工业建设的序幕，为粉碎日寇“三月亡华”的野心，为建立长期抗战的基础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航运企业参与了这次壮举，并在其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长江大抢运

　　战时的长江水道可说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忙紧张的一条河流。由于军方大量征用，招商局船只不够调配，经常无船可派。上图的汉口分局，在此次军运中有着承上启下的地位。

　　1938年春，武汉会战爆发在即。此时，武汉三镇仍聚集着大量军政人员、难民和数十万吨物资，亟待疏散。但当时铁路方面以军运为主，客车时常停开，仅有的汉湘水路交通，又以水位较低的缘故，大轮难以航行。交通工具的缺乏，导致当时的武汉有钱买不到车船客票，有货找不到运输工具，客货拥塞，无以复加。

　　对此，招商局早于1937年12月初便派出大型江轮试航汉宜线，由驾引人员实地调查汉宜线航道状况，研究江海大轮从武汉上行的可能。经过20余天的实地调查，准备了详细资料和必要的应急计划，于12月22日派出总吨均为4300吨的两艘江轮“江安”轮和“江顺”轮正式进行试航，并由大马力拖轮“利济”号在前测水，以便出现异常时随时协助。27日，两轮顺利通过天兴洲等浅滩，安抵宜昌。此次试航成功，是有史以来4000吨以上大型江轮在枯水季节首次上航宜昌，在近代内河航运史上留下了可贵的一笔。

　　此后，其他各公司也随之仿效，纷纷派出江海大轮加入汉宜线运输。武汉港几十万吨的货物和几十万人口能够在武汉失守前安全撤出。

　　1938年2月，蒋介石手令要将汉阳铁厂、上海炼钢厂迁往四川。需迁运的器材约5万吨，迁移到重庆大渡口另行建厂，定名为第29兵工厂。此外，兵工署奉命还要将粤、湘等省兵工厂3万吨器材，经由武汉迁往四川。

　　为此，国民政府交通部重开长江航业联合办事处，并推举招商局为主任委员，三北公司担任总务，民生公司担任航务。兵工署从武汉起运的8万吨兵工器材，由长江航业联合办事处组织招商局、三北公司等多家航运企业的江海大轮，负责从武汉运往宜昌，由招商局领衔，副总经理沈仲毅负责指挥;民生公司则负责从宜昌接运到重庆，由总经理卢作孚负责，双方均以宜昌为转运站，分别在长江干支流和川江干支流发挥各自优势，开展分段联运。5月2日，招商局第一艘满载内迁器材的大型货轮“裕平”号抵达宜昌，拉开了内迁物资接力抢运任务的序幕。到武汉沦陷前，8万吨兵工器材从武汉全数运抵宜昌。

　　湖北武汉是中国近代最早兴建钢铁工业的地区，堪称“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为了建立战时工业需要，断然决定对汉冶萍公司汉阳铁厂、大冶铁厂等重要企业实行征用拆迁，另在大后方创办新厂，以树立国防重工业的基础。为了坚定大冶各企业搬迁的决心，经济部电调武汉行营工兵大队前来大冶，将炼铁高炉及全部铁路桥梁爆破，并在各矿隧道内埋设炸药，以示彻底破坏的决心。

　　1938年7月初，招商局“海瑞”轮奉命前往大冶装运拆迁机件。8日，“海瑞”轮抵达黄石港，因厂方机器拆卸不及，临时决定先装运机件与煤炭各1000吨。不料11日上午10时许，7架日军战机猝至，肆意投弹，并以机枪扫射，装卸工人避祸星散。因码头地处空旷，一无遮拦，既无空袭警报，又无防空设备，无从预先准备。在连续经受三波空袭后，日机仍在港口上空反复盘旋，白天已无法装载，工人们只能隐蔽起来，做些装箱工作，黄昏时将装箱机件抬往江边，天黑后再装船。为了迷惑敌机，船员们很快想出了办法，他们先将机件安放在舱底，表面覆盖煤炭并在白天打开舱盖。经过连续几天的白天被轰炸扫射，夜晚奋力装运。

　　在长江航业联合办事处的帮助下，依靠武汉会战赢得的宝贵时间，克服重重困难，湖北钢铁工业完成了重要工业装备跨区域转移的空前壮举，从而奠定了大后方钢铁工业的基础，为全民族抗战的最终胜利作出了宝贵的贡献。为了这批设备的迁运，沿途共设立运输站7处，雇用运输工人1000余名，先后动用海轮11艘、江轮27艘、炮舰2艘、铁驳船4艘、拖轮17艘、木驳船218艘、川江木船850艘，规模之大，前所未有。

　　人物篇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指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全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支前的热潮。7月19日，航海联义会、中国船舶无线电员总会、中国航海驾驶员联合会、怡和理货俱乐部、天津水手公所等30余家海员社团共同发起组织成立中华海员抗敌后援会。全国各地的海员工会组织纷纷成立了抗敌后援会。

　　中国海员在抗日战争爆发伊始便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气概，“七七事变”的第二天，1937年7月8日，日清轮船株式会社长江班轮的全体中国船员2000余人全部弃船罢航。大阪商船株式会社的“唐山丸”、“圣和丸”、“广东丸”等船上的华籍海员，也坚决拒绝为日本运输物资而自动弃职返回香港。1937年9月4日，日本货船“中国出口”号在美国西雅图靠泊后，全体中国海员31人全部离船弃职，由美国移民当局设法把他们送回国内。

　　他所在的船到美国拒运日本货，船员被当局强令下船后的场面，凝聚了中国海员的爱国之心。据资料记载，“七七”事变后，华籍船员和香港船的反日罢运斗争，规模巨大，几乎席卷了所有行驶日本航线的中国船员。据不完全统计，自1937年7月7日至当年年底，参加反日罢运日货的国外华籍船员就有5479人。为了配合和支持这场斗争，北美洲华侨开展了阻运军事原料赴日运动，在美华侨装卸工人和海员自发地掀起了影响较大的“不供给运动”。

　　人物：

　　1937年，上海市集训学生军模范大队参战于嘉定前线，后奉命固守南市三天，使国军和难民撤退，任务完成，沈绳一转入法租界。交通部吴淞商船专科学校学生梁添成、傅啸宇、雷天眷等先后转入航空学校，冲向蓝天，打击飞贼。他们碧血长空，英勇杀敌，可歌可泣，永垂青史。

　　梁添成，福建南安人。

　　1930年考入交通部吴淞商船专科学校预科，后升入驾驶科。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毅然从军，考入中央航空学校第五期甲班毕业，后升至空军第四大队第二十三中队中尉本级分队长。

　　1938年3月25日，驾机在封邱扫射日军，4约9日在峰县轰炸日军，翌日，在枣庄击落日机一架。同月16、17两日参加武汉空战。1939年5月3日在重庆上空击落日机七架，12日又参加重庆空战。同年6月11日，日寇九六式轰炸机27架袭渝，我方战机24架升空警戎，梁添成所驾2307号机不幸被敌机击中，起火坠落洛陵附近，机毁人亡，年仅27岁。政府怀念其功绩，追授空军上尉。

　　傅啸宇，福建林森人。

　　1931年由海军学校转入交通部吴淞商船专科学校驾驶科。1933年又转入中央航空学校第四期。1937年抗战军兴，任空军第五大队第二十四分队少尉本级分队长。同年8月14日，随队于长江口合力击伤日舰数艘，16日参加镇江空战，17日在上海击落日机一架，19日在上海侦炸敌航空母舰及司令部，23日在吴淞口轰炸日舰;9月13日在上海炸敌阵地，20日及23日参加南京空战。

　　28日敌机于十架空袭南京，我空军第五大队起飞十一架由队长领队，分三小队拦截敌机于句容上空，战斗激烈。傅啸宇所驾新四号机脱离队形，飞至芜湖当途间，被敌机追击中弹，身受重伤，同年10月5日殉国，时年23岁。政府追援中尉，生前受二星星序奖章。

　　陈泰云，安徽合肥人。

　　1931年秋入交通部吴淞商船专科学校驾驶系，于1937年毕业。后进入民生实业公司服务。1942年任“民来”轮大副，参与川江军运。船由三斗坪回航重庆，航经清滩，因军队聚集在轮船上甲板一侧，秩序混乱，致发生翻船惨剧。陈泰云不顾自身危险，忠于职守，抢救人员，而殉职。

　　胡运洲，江西瑞金人。

　　1935年毕业于交通部吴淞商船专科学校驾驶科。抗战时转入大后方西南运输工作。1939年5月支持由行政院水陆联合设计委员会召集川、滇两省政府及经济、交通、水利三部组织之金沙江查勘试。

　　王鹤，山东籍。

　　1936年毕业于交通部吴淞商船专科学校驾驶科。翌年抗战军兴，转辗后方。1941年任招商局“澄平”轮大副，参与川江抢运军品物资，同年8月29日，在河北米仓下峡卸空后上驶，经台子湾附近被四架日机发现，轮番轰炸。船长李云衡和大副王鹤沉着应付，将船驶向岸边抢滩，撤离船员。后“澄平”轮被炸起火。待敌机肆虐后逸去，组织船员扑灭，损毁惨重，自力更生，克服困难，抢修数月，卒驶返重庆大修。

　　海外篇

　　据不完全统计，在二战中，先后有3万余名中国海员为盟军效力，分别服务于英国、美国、挪威等多国的商船。他们中间有5%的人牺牲在了战场，另有5%的人也在战争期间失去了生命。英国政府在2006年1月23日于利物浦建立的“中国海员纪念碑”的碑文中写道：“我们不会忘记：那些献出生命的人们――请接受我们的感谢;正是海员的卓越贡献，我们才赢得了战争!”英雄的功绩，不应被遗忘;英雄的品格，应该被发扬!

　　中国船员在英国

　　二战期间，约有20000多名华人海员在英国商船上工作，而且几乎都在利物浦落脚。他们有的来自上海、宁波、香港(广东)，有的来自新加波、马来西亚。二战期间，为了对付德军的空袭，英国在商船上装配了一些防空武器，并对商船船员进行了必要的军事训练。由于战争的因素，中国国土被日本人占领，中国海员无法回国，只能与当地的英国女孩成婚。

　　中国船员在美国

　　根据相关统计，二战期间在美国的中国海员约有3000多人。从收集到的资料显示，与中国海员相关的，主要有两件影响较大的事件。

　　Cyclops号(独眼龙号)沉没事件

　　Cyclops号是美国在东海岸被德国潜艇首次攻击的一艘船。船上有79名中国海员遇难，这是二战期间在美国船上中国海员一次性死亡人数最多的。

　　二战爆发时，“独眼龙”号(Cyclops)已经是一艘33年的老船了。当时被用于上海—利物浦航线。二战爆发后，被英国政府征用。1942年1月12日凌晨，载有151名中国海员的“独眼龙”号被德国潜艇U-123在美国东海岸击沉，船上88人遇难，其中中国海员就有79人。

　　美国政府高度重视中国船员

　　船舶在抵达美国港口时，移民官员认为中国海员有潜逃风险，因此往往会拒绝中国海员上岸，并通过一项法案禁止中国海员上岸。中国海员所遭受的不平等对待中最突出的三点：不平等的薪资待遇、缺少战争风险奖金和被拒绝上岸。当时，时任外交部长宋子文与美国当局进行了严重的交涉，致使美国修改了该法案。

　　香港沦陷后，大批中国海员转到美国去，到1942年初，连同抗日战争以前己在美国的中国海员约有三千多人。为了反法西斯战争，他们不避艰险参加军事运输，航行在大西洋、太平洋之间，许多牺牲在工作岗位上。这支有经验、有才干、有勇气的运输队伍，当时的美国政府是十分需要的。美国政府曾宣布：各国海员为反法西斯军运服务，应当与美国人享受同等待遇，并可加入美国籍。

　　中国船员在澳大利亚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战事而滞留在澳大利亚的中国海员有2000人之多。此时，中国与澳洲是盟国，这些有技术又大多会英语的中国海员，经中国驻澳大利亚公使馆与澳大利亚战时政府协商同意，编入了澳军劳工营，直接参与反法西斯战争。

　　在澳大利亚，有一批最重要的中国海员，约500名左右，滞留在西澳大利亚州首府柏斯。1942年初，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被澳大利亚军事当局征召，编为澳军劳工营第7连。从编入第7连起，中国连就在澳洲大陆，从印度洋之畔到南太平洋之滨，参与了澳军和美军打击日军的后勤兵站工作，一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后达三年半之久。

　　1942年4月，滞留在澳洲悉尼港的中国海员，在当地由华侨青年和海员组成的侨青社的协助下，成立了中华海员澳洲总分会，积极开展反法西斯斗争活动，为盟国运送战时物资去前线。

责任编辑：王广建 最后更新：2022-12-21 17: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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