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者对河北人民的血腥屠杀
2017-09-26 14:18:03  来源：栗永的新浪博客  点击：  复制链接

　　从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到日本战败投降，日本侵略军在长达八年的占领期间，对河北进行了最野蛮、最残暴的大破坏、大屠杀。日军在河北，大肆推行建立“集团部落”、“集家并村”、“无人区”、“封锁沟”，疯狂进行频繁的“扫荡”，有计划、有组织地实行杀光、烧光、抢光“三光”政策，灭绝人性地残杀平民，蹂躏残害妇女。日军还肆无忌惮地违反国际法，使用化学武器毒杀抗日军民，制造了难以数计的杀人惨案，对河北人民犯下了累累滔天罪行。据不完全统计，在八年的时间里，日军在河北制造杀害10人以上惨案即达近500起，直接杀死12万多人，这还不包括零星被杀的人数。日军所到之处，即有烧杀抢掠、奸淫凌辱妇女惨案发生。日军占领期间的罪恶暴行，是近代以来河北历史上最悲惨、最血腥的一页。

　　(一)侵华日军盘踞河北期间的各个阶段都制造了大量惨案

　　按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对河北的军事政策、河北抗战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敌我斗争态势，日军在河北制造的惨案，可大致划分为早期、中期、末期三个时期：

　　早期，自l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止，为日军在河北制造惨案较多的阶段。这与河北地处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策源地北平周围有着直接的联系。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后，即沿平汉、平绥、津浦等铁路干线及子牙河等河流要道，分三路进犯河北，大片国土相继沦于敌手。河北成为“七七事变”后最早为日军占领、控制的地区。这一阶段，重大惨案占了很大比重。如1937年l0月8日，日军在正定城内及近郊13个村(街)屠杀无辜百姓l506人，重伤103人，烧毁房屋106间，抢走牲畜80多头。1937年10月12 日至15日，在藁城县梅花镇残杀1547人，42户被杀绝，烧毁房屋600余间，及l937年8月的万全县城惨案、9月的徐水县于坊惨案等均发生在这一阶段。据不完全统计，在此阶段16个月的时间里发生的日军屠杀1O人以上的惨案就有l93次，残杀50000多人，烧毁房屋43000多间。

　　中期，自1938年10月至1943年年底止。1938年l0月，广州、武汉失守以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斗争占据主导地位。华北各地的抗日活动的迅猛发展，引起了日军的恐慌，于是，地处华北腹地的河北就成为敌人的重点进攻目标之一。日军从1938年起，就不断调集重兵围攻、“扫荡”、分割、封锁和“蚕食”河北各抗日根据地。自1938年11月至1939年4月，日军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连续进行五次大规模的“围攻”;1939年初至1940年春，又对河北各根据地连续发动大规模的“治安肃正”作战。l940年起采取了恶毒的“蚕食”政策。从1941年起，在河北各根据地又连续五次实行所谓“治安强化”运动。在这个阶段，抗日军民与日军进行了殊死的搏斗，抗日斗争进入了非常残酷的时期。

　　随着日军军事“扫荡”、“围攻”计划的实施，为扑灭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烈火，摧毁抗日组织，恐吓人民，日军制造了大量惨案。如1940年2月5日的隆尧县北阎庄惨案，屠杀无辜村民128人;l940年4月25日的博野县白塔村惨案，屠杀村民272人。这一阶段的惨案，有大量的是日军报复性屠杀而制造的。如在1939年初日军推行“治安肃正”时期，为寻找中国军队作战，日军一一O师团2000多人，在冀县路家庄屠杀军民和其他百姓237人，烧毁房屋70O多间。1941年1月的潘家峪大惨案，残杀百姓l237人，烧毁房屋1100多间，就是潘家峪人民反对日军“治安强化”、抵制保甲制度，拒交敌人粮柴，而遭日军屠杀的。l941年5月的曲阳北野惨案和l941年11月的唐县岗北平沟惨案，就是人民反对日军第二、三次“治安强化”运动而遭敌人报复的。

　　1942年4月以后，河北各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最困难时期，也是日军制造惨案最集中的阶段。日军对冀南的“四·二九”大“扫荡”，使该区基层组织50%以上被破坏，区连以上干部损失四五千人。日军集5万之众，对冀中区进行规模空前的“五一”大“扫荡”，致使区以上干部牺牲三分之一，5万群众被杀、被抓。日军在冀中区增设据点、碉堡，修筑公路、挖封锁沟，将冀中分割成2670余小块。在冀鲁边区，日伪军纠集2万多兵力，进行“六·九”大“扫荡”。在冀热边，日军发动了三期大规模“扫荡”。在长城两侧、热南山区制造了千里“无人区”，“禁止一切活动、禁止居民、禁止耕作”。这一带村庄全部变成一片废墟。日军在兴隆县制造“无人区”的3年时间里，全县有1.54万人被杀，1.5万人被抓走死无生还，7万多间房屋被烧，3万多头牲口被抢。 l942年5月27日，日军在定县北疃，用毒气、枪杀、刺杀、砍杀、 烧杀等手段，制造了残杀我抗日军民800余人的重大惨案。

　　在这个时期，侵华日军疯狂推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铁蹄所至，财物被抢光，村庄被烧毁，无辜群众被任意抓捕、杀戮，妇女遭受非人的奸淫残害，其手段之凶狠，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末期，1944年至l945年抗战胜利。在这个阶段，侵华日军末日已至，已经不像战争初期那样气势汹汹，抗日战争进入大反攻阶段。日军部队情绪更加懈怠和低落。但为挽救失败的命运，仍继续“扫荡”，制造惨案。据《侵华日军暴行录》一书的不完全统计，在这个阶段，日军在河北地区一次屠杀10人以上的惨案116次，烧毁房屋8000多间。

　　(二)侵华日军在河北各地制造的惨案的特点

　　l、极端残暴性。侵华日军在河北各地制造惨案的手段极其残忍，如禽兽一般。为了“完全歼灭八路军冀八路军根据地的人民”，日军华北方面军向其所部下达了野蛮毒辣的指令：“凡是敌人区域内的人，不问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其不能搬运的，亦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井要一律埋死或投下毒药……”。这就是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根据这一指令，日军各部更加肆无忌惮的烧杀抢掠，在对各根据地的历次“扫荡”中，他们除用机枪扫射、枪挑、刀劈外，还采用活埋、沉冰水、喂狼狗、火烧、开膛破肚、铡刀大卸八块、剜心、挖眼、活剥皮、点天灯、滚入汤等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其暴行令人发指。日军的种种兽行，充分暴露了法西斯的本性。

　　残杀老人和儿童。在日军制造的惨案中，遭受屠杀的大部分是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老人和孩子也不放过，且手段更加残忍。1939年5月5日，日军在河间县丰尔庄，残杀了15名五六十岁的老人。1941年5月，日军在曲阳县北野村杀害干部群众147人，其中18岁以下的青少年、婴幼儿65名，妇女78人。1942年12月5日，在滦南县潘家戴庄，敌人抓住几十名小孩，凶狠地拎着孩子们的小腿在坚硬的碌碡上摔，直摔得脑袋迸裂溅，血肉溅飞。30多名天真活泼的幼童被活活摔死在碌碡上。兽行种种，不胜枚举。

　　肆意强奸、残害污辱妇女。1941年1月5日《晋察冀日报》曾刊有一篇《暴敌兽行举世未闻，涞涿四千妇女惨遭敌寇蹂躏》的文章揭露日军对妇女的兽行。文章称，在平西一带，奸淫烧的种种罪行，其狂暴程度更是举世未闻。据调查，涞涿县一、二、三3个区，姑娘媳妇遭敌奸淫蹂躏者，竟达4千余之众。妇女被奸后死亡者亦不在少数。另据1941年12月18日的《晋察冀日报》载，敌人在石家庄设立“人市”，把被抓住的妇女除有姿色强迫充当妓女外，剩余的这些妇女则被拉到“人市”上，均采取抽签的方式“拍卖”，每人价数10元，污辱我妇女同胞之人格。

　　另外，日本法西斯在河北公然践踏国际公法，使用毒气屠杀我同胞。在定县北疃、文安县叩岗、河间县禅阁等许多地方都使用了毒气，屠杀无辜百姓。如1942年5月27日，日军在定县北疃将可致人窒息的毒气弹投入村民隐藏的地道中，同时用点燃柴草的堵住洞口，致大批村民窒息身亡，制造了800余人被杀的北疃惨案。日军投毒放毒手段毒辣。不仅在战场上施放毒气，而且施放到无辜群众的房上、炕上、粮缸里和水井中。1942年5月日军二二二联队在“扫荡”中在涉县一带一路向各村水井、水窖、池塘内投毒，致200余人中毒，30余人死亡，59余人致残。1942年2月，日军为配合其军事“扫荡”， 在冀中展开惨无人道的“毒菌攻势”，沿平汉路定县一带散发了大批带有鼠疫的病鼠，制造了鼠疫大流行的惨祸。

　　制造“无人区”是日军在河北制造惨案的又一手段。为达到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消灭八路军之目的，日军在河北境内冀南、冀中、冀西等各地制造了许多“无人区”，屠杀了大批群众。沿长城两侧2至4公里内，制造了一片地域广大的“无人地带”，在这块地区内，“不准有人居住，不准耕作，一切人的活动统统禁止”。长城沿线的上空，浓烟弥漫，火光四起。1941年9月28日，日军划定井陉路南柿庄到芦庄8个村庄为“无人区”，将该地1100多户村民赶走，抓捕4000多人，杀害350多人，并放火烧毁村庄，大火烧了七天七夜，使这一带化为废墟。迁安、平山、灵寿、赞皇等地的“无人区”，大批居民被赶走，房屋被烧毁，这些地方一片荒芜。

　　2、暴行持续时间长，涉及地域广。在侵占河北的8年里，侵华日军实施对中国人民残酷屠杀的政策,在河北广阔的地域上，屠城、屠村、血洗惨案比比皆是，无处不发生日军的残暴罪行。根据1943年2月8日《解放如报》所载《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公布的统计资料表明：从1938年1月至1942年11月底，五年中，日军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扫荡”累计共2430天，平均每两天对三个根据地进行“扫荡” ，即每天日军都在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而每一天每一次的“扫荡”，都发生着疯狂的烧杀抢掠。许多县城、村庄遭到多次洗劫，妇孺百姓命悬一线，死尸随处可见。景象之惨，世所罕见。1937年10月至1939年初，日军两次血洗成安县城和附近村庄，残杀无辜群众5300多人，仅城内就有3718人被残害，22户被杀绝，1200间房屋被烧毁，财物被抢劫一空。1939年3月至1942年10月，日军3次洗劫青县后清村。1941年7月至11月，日军3次“扫荡”玉田县散水村。1941年2月至1942年，日军5次进剿遵化县鲁家峪。日军在兴隆县制造“无人区”长达3年之久，全县1941年统计为16万人，到日本投降后仅剩10万余人。灭绝人性人性的杀戮，即使在日本战败投降的前溪也没有停止。1945年夏，日伪军在冀东杨沟河发动的“剔抉扫荡”，活埋村民600人，打伤400人。根据战后对平山县被杀、受伤和失踪人数的统计，八年中，全县总计被杀害14213人，被抓走下落不明者975人，另有1049人受伤致残。

　　3、疯狂掠夺性。河北省地处华北大平原，物产丰富，是华北主要产棉地，并有“华北粮仓”之称。因此，敌人为坚持侵略战争，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大肆抢掠各种民用和战略物资，以充军需。

　　抢掠群众资财。日军在残害、杀戮民众的同时，常常与抢掠焚毁并施。1942年5月12日迁西马家沟惨案中，抢走鸡500多只，猪60多口，毛驴10余头。1944年8月23日，日军在肃宁县丰乐堡制造惨案，全村所有的猪、羊、鸡、鸭全被抢走或宰杀，衣、被、粮食等物，共抢走33车。日军的疯狂掠夺性显而易见。

　　抢劫战略物资。粮油是日军抢掠的重点之一。八年全面抗战中，肃宁县丰乐堡村损失粮食35万多斤，平山县损失粮食3500多万公斤，棉花50多万公斤，整个冀中八分区损失粮食75675万公斤;渤海一分区损失粮食59908万公斤，损失棉花238万多公斤，花牛816万多公斤，油料93万多公斤。抗战八年中，日军从龙烟铁矿掠走铁矿石300万吨以上。在3年零9个月的时间里，日军在开滦煤矿，掠走煤炭2260多万吨。1937年至1945年，掠走井陉煤炭1410万吨。

　　掠夺人力资源。侵华日军为配合其战争的需要，在河北各地疯狂掠夺人力资源，将大批青壮年掳往东北及日本充当劳工。日军在兴隆县搞“无人区”，共抓走群众1.5万人，除在本县集体屠杀约1O00多人，其余全部送往东北和日本内地充当劳工，几乎全部死在外地。石家庄集中营关押5万多人，其中除2万多人被残害致死，其余3万余人都被押往东北或日本当劳工，大多去而无还。据肃宁县丰乐堡村的统计，八年中日军逼迫群众修公路、建岗楼，出工2606人次。冀中八分区被抓劳工26400人，抓夫要工4804.8万个;渤海一分区被抓劳工31821人，要夫要工4527.35万人次。至1942年6月，日军从河北及整个华北抓掠青壮年600万人以上。

　　(三)日军暴行给河北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日本侵略者极尽残暴之能事，目的就在于“毁灭抗战生存力”。其毁灭的目的尽管未能达到，但却造成了严重摧残。经日军采用毒辣的“三光”政策等手段疯狂洗劫后，整个河北的各项建设毁坏殆尽，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导致了各种疾病流行，灾荒蔓延。

　　其一、日军的暴行摧残了人民健康，造成疾病流行。

　　日军的“治安肃正”、“治安强化”、“囚笼政策”等及其连绵不断的“清剿”、“蚕食”、“扫荡”，使河北人民几无宁日，尤其边沿区群众一夕数惊，“跑敌情”占据了全年大部分时间。日军所到之处，鸡犬不宁。人们奔波逃避，寒暑侵袭，食宿无常，饥饱不均，加之精神、心理上连续不断受到惊吓，已无健康可言。更有日军制造瘟疫，散布病菌，因此酿成大范围的疾病流行，死亡接踵而至。根据资料记载，邢台三区1941年日军“扫荡”前有3648口人，经受“扫荡”后病倒364人，占9.9%;治愈179人，占得病人数49%;死亡29人，占患者8%;长期卧床不起者l56人，占患者42%。井陉路南抗日根据地l943年被“扫荡”后，患病者达总人口80%，最严重的柿庄、黄连沟等村，竟至死难者的尸首无人埋葬，结果还得病人埋死人。赞皇县青壮年病倒者达90%，以致秋收只有依靠部队的帮助才得以完成。有的区村因病者甚巨，只得在村中用大锅熬药。田村原有1740人，1942年日军“蚕食”，人民逃徙山野，饥病交加，到 1944年仅余800人，其中除少数惨死敌手外，多数是病饿而死。

　　妇女的处境更加悲惨。日军“扫荡”所至，下自十三四岁的少女，上至六七十岁的老妇，一旦落入敌手，或被惨杀，或遭奸淫，许多是先奸后杀。尤其是边沿区和敌占区的妇女，时时处在危险之中。滦南县潘家戴惨案中，年轻妇女惨遭蹂躏，60多名孕妇悉数被破腹，胎婴流出体外。临城台峪村70多名青年妇女，悉遭日军蹂躏。赞皇城西王小峪据点日军从附近村庄掳去年轻妇女20多名，内有一13岁女孩，人们从炮楼下走过，常会听到该女孩被强奸的惨叫声。

　　由于日军的恣意奸淫，九死一生的妇女大部被染上疾病。妇女梅毒患者大量增加，其它淋病、白带及各种妇女病也因日军淫虐而聚增。这不仅直接影响妇女的健康，而且还危害了婴儿及其家人。大量妇女因遭凌辱，终身留下身体和精神疾患。

　　其二，日军暴行摧毁了社会生产力，导致灾荒蔓延。

　　由于日军的掳掠及其“三光”政策的实施，导致河北的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尤其劳力和畜力的减少，使农业生产受到极大影响。1937年7月，日军三次扒开任丘七里庄千里堤，使文安、任丘、大城、青县和天津静海等7个县7600平方公里的良田两年绝收、减产。据1940年12月冀太联办专员县长会议材料，冀西内邱、赞皇、临城5个区的28个村，壮丁平均减少8.8%;邢台、沙河、临城、内邱、赞皇、元氏6县，大牲畜平均减少了39%。从1939年到1942年，陵川敌占区死亡人口占原人口总数的19.4%，其中13个行政村饿死和外逃者达2723人，占原有人口36.8%，其中饿死的又占减少人口的一半。大牲畜减少70.8%。

　　日军的掳掠摧残，使人民的生存条件极度恶化，再生产能力十分低下，而生产的荒废又导致生活条件的更加贫困。

　　其三，日军暴行造成了大量劳力消耗与土地荒芜。

　　日军侵略造成的劳力和土地荒废，也相当惊人。首先是日军“扫荡”中耗费了大量劳力。日军季节性“扫荡”除冬季年关“扫荡”外，都在农忙生产季节。敌人来前，人们空室清野，扶老携幼，转移躲藏，紧张忙碌;敌人走后又是一番善后整理。1942年5月“扫荡”，历时整整一个月，人民生活不能恢复常态，对生产的影响可想而知。据战后对l7次大的围攻“扫荡”的统计测算，便耗费根据地劳力15454万个工。这还不包括零星的奔袭包围和边沿区的频繁“扫荡”，也不包括民兵自卫队反“扫荡”和对敌斗争所支付的民力。而敌占区群众同样不能得免。日军每次“扫荡”都要挟带大批民夫和牲畜为其搬运掠物，特别是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确保战略物资供应，加紧掠夺，更加频繁地进行“扫荡”，每次“扫荡”所带民力与兵力几乎相等，甚至超过兵力，总计历次日军“扫荡”消耗民夫劳力共263多万个。

　　日军实施的“囚笼政策”对占领区劳力的摧毁和土地的荒芜，尤其惊人。据日酋公布的数字：“华北封锁沟的长径等于长城的六倍，环绕地球一周的四分之一”。这都是敌占区人民的血汗堆积起来的。根据太行区的资料,在太行区周围，从1939年到1942年，日军先后修筑汽车路3000多公里，计毁地53.33万亩，耗工32000万个;在平汉线西侧，北起获鹿南至新乡长达300公里地带，先后挖筑封锁沟三道，总长900多公里，计毁地21.28万亩，耗工60048.4万个;共构筑据点碉堡30l2个，计毁地2.01万亩，耗工1793.95万个。而这些据点的日常差役，如用水、用柴、要情报、洗衣、做饭等等，则是一项无以数计的沉重负担，平均以5年计，共耗工13868.8万个。1941年到1942年，太行区接敌区出现大片“无人区”，冀西的“无人区”宽达5到10公里，荒废了大片土地。日军仅在平山县一县挖沟濠、修碉堡就占地7813亩。兴隆、青龙、宽诚、承德、丰宁、滦平、隆化7县，土地荒芜总数达399450亩。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9-26 14:1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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