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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田惨案
2018-05-22 09:06:42  来源:抗战图书馆  点击:  复制链接

  “七七”事变以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为了赢得祖国的生存与兴旺,玉田人民和全国广大爱国同胞一道,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扬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无私忘我的牺牲精神,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殊死搏斗,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然而,由于日本侵略者入侵玉田长达12年零5个月(从1933年4月日军占领玉田城起,到1945年9月玉田解放止)之久,由于日本侵略者在玉田推行一整套法西斯统治,其中包括“治安强化运动”(简称“治强”)和灭绝人性的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玉田党政军民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与巨大的牺牲。

  日本侵略军以及为其效命的伪军纠集在一起,在玉田境内“扫荡”1319次,围攻3462次,“清乡”2753次,杀害县、区、村抗日干部449人、无辜群众1404人,烧毁房屋6193间,抢劫与烧毁粮食1,489,360公斤,奸淫妇女454人次。其他因日本侵略者入侵给玉田人民造成的损失,如青苗被毁坏,树木被砍伐,牲畜、车船、衣物被抢劫,简直无法估算与无法胜数。

  更令人发指的是,在八年全面抗战期间,日本侵略军在玉田制造了数百起惨案,其中被杀害人数在3人以上的流血惨案137起,近580名无辜群众惨死在侵略者的屠刀下。

  下面辑录日本侵略者在玉田县制造的几次惨案,从中我们便可以窥见日军暴行之一斑。

  散水头村三次受劫难。

  1941年7月8日至11月8日,散水头连续3次遭驻玉田日军的血洗,24名群众惨遭杀害。

  1941年7月8日拂晓前,约60名日军,在特务的导引之下,突然包围了散水头村,把村里200多名群众赶进村东的大庙里,在周围墙上架起机枪,在群众面前摆上凉水和铡刀,使大庙变成了杀人场。

  当日军翻译追问村里有无八路军而群众沉默不语时,郭文华的妻子被特务拽出人群,当时正怀孕在身,日军通过翻译向她发问,问她村里有无“八路”,谁给“八路”办事,她不说话,日军便兽性大发,把她绑在梯子上灌凉水,然后连人带梯子一起插进庙外的小河里。她4岁的小女儿跟在她身旁哭叫,日军便一把抓起孩子的小腿,残忍地把孩子的头也插进河的里。事后郭文华的妻子患重病而未丧生,其女儿幼小的生命则丧送在日军的魔掌之中。

  后来日军又从人群中拉出张雨等3名群众,刚欲审讯与杀害时,突然开来两辆汽车,日军、特务登车出村。原来去大韩庄的一股日军被游击队伏击,他们不得不去增援,张雨等人才幸免于难。

  8月5日,近120名伪军又于拂晓前包围了散水头村,把未来得及逃走的100余名男女群众,又一次赶到村东头的大庙里。

  日军围庄时抓住张悦、王世臣、张士宇和王林,首先几次把张悦踢到石桥下,用石块砸他的头借以取乐,直至把张悦的头砸烂为止,然后用枪托把王世臣打倒,用刺刀割他的脚后跟,叫他把枪交出来。王世臣破口大骂,日伪军使用刺刀朝他的前胸后背乱扎,使王世臣被扎得千疮百孔而惨死在野兽们的屠刀下。最后日军又把张士宇、王林打得半死,与张悦、王世臣的尸体放在一起活埋。

  杀死张悦等4人之后,日伪军又杀气腾腾地闯进庙门,以“有枪不交”、“有八路不报”为借口,杀害了杨秀琨、王盛德等8名群众,然后把尸体垛在一起。当日军发现王盛德还在抽搐时,便又在尸体上用洋刀与刺刀乱砍乱扎,借以发泄兽性。顿时,大庙之内,血肉横飞,肝脑满地。

  日伪军撤离之前,把女人放出大庙,把男人圈进大殿,封死门窗,燃放“毒瓦斯”,想把人们薰死。李元顺拼命拽开大殿后门钻了出去,被正撤走的日军开枪打死。但因殿门被拽开,毒气外泄,殿里的人才未被薰死。

  这次日军围庄,整整杀害了散水头群众13人。

  11月8日,150多日伪军,第三次到散水头村血洗。把村里120多名群众赶到村南的空场里,并在场边的一眼废井中燃起熊熊大火,张牙舞爪地逼问八路军在什么地方,八路军的枪支藏在哪里。从人群中拉出9名群众,逼他们跪在火井边接受审问。日伪军逼问郭坤,郭坤不说,日军凶相毕露。一刀把郭坤砍得身首异处,将人头与身躯踢进火井里。然后用枪用刀将其余7名群众杀害,并将尸体踢进火井里焚烧。王宝树虽然当时未被杀害,但因惊吓、烟熏、火烤,回家后便一病身亡。

  张长祥、张长福被拉出人群推进火井后,诈称有枪,趁回村找枪之机逃跑,虽然浑身烧伤,但是幸免身亡。

  在张家两兄弟进村“找枪”后,日军又逼郭全“找枪”,郭全不从,日军便把他装进麻袋投进河里,并用大杈将郭全扎死。

  日伪军从散水头村撤出时,把张金、芦井芳、张文奎等10多名群众带走。张金、芦井芳被带到丰润县沙流河镇后便被杀害,张文奎至今杳无音讯,其余的人后经保释回村。

  散水头村3次遭日伪军血洗以后,群众并未被侵略者的穷凶极恶所吓倒,他们仍积极地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救国斗争,为八路军筹集粮款,缝制军鞋,争当抗日模范;很多青壮年参军入伍,奔向杀敌战场,以报血海深仇,以求民族解放。

  玉田城下血流成河。

  1942年3月20日,日本侵略者在冀东推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出动大批日伪军“扫荡”抗日根据地,并实行惨无人道的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伪县长隋明福认贼作父,与汉奸王秉孝相勾结,在玉田境内疯狂推行法西斯统治,与日本侵略者紧密配合,他们成立“反共自卫团”、“棍儿团”(散在团),建立伪大乡,发放“良民证”,炮制所谓“八大杀禁律”,妄图摧毁抗日政权,捕杀抗日军政人员,镇压人民群众的抗日斗争。为了达到这一罪恶目的,在日伪军大规模“扫荡”、“清剿”之前,在日本宪兵队长米谷、讨伐队长铃木启久和伪县长隋明福、汉奸王秉孝等人主持下,3月28日曾在玉田县城召开全县158名绅士参加的所谓“座谈会”。汇集抗日党政军干部战士和各村抗日积极分子的情况,共同策划破坏抗日组织、抓捕抗日人员的办法。日伪军“扫荡”开始之后,配合日伪军行动,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便在全县范围内抓捕抗日干部、共产党和抗日积极分子3000余名,全部关押在县城里。

  4月15日,在县城东门外二郎庙后设立“会场”,召开了有3万余人参加的“大会”,并将被捕的3000余名抗日爱国者用红、兰、白三色布条加以区分,然后押进会场。会上,伪县长隋明福恶毒地攻击共产党的抗日政策,为日本侵略者的侵略行径“歌功颂德”。胡说“日军的‘治安肃正’是为玉田建立‘王道乐土’”。“对危害日军的行为应当惩处”。

  伪县长隋明福“讲话”结束后,日军宪兵队长米谷便带刽子手闯入“会场”,挥动着“洋刀”。见佩戴红布条者就杀,几分钟之内,人头满地、血流成河,近百名抗日干部和共产党员便惨死在侵略者的屠刀之下。

  当这些模范抗日干部和积极分子被杀害以后,隋明福和一些投靠日本侵略者的社会“上层人物”,便假惺惺地去夺刽子手的屠刀,叫喊什么“日中亲善”,并保证以后绝不叫百姓去接近八路军。其实,这是伪县公署与日军合演的一出丑剧。因为佩戴白布条的多是一般村干部,所以事后将他们押送到东北去充当劳动工;而佩戴兰布条的有的是爱国的地富子弟,有的是抗日人员家属,所以事后被送进“感化所”。这些人本来就不在被杀之列。

  此后不久,日本侵略者又把48名群众屠杀于城北彭桥村的观水桥下,把39名无辜群众杀害于蒙各庄南便桥近旁,把30名群众在田水园南的英家坟集体枪杀。

  在整个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当中,玉田城内外血雨腥风,日本侵略者对玉田人民犯下了饶恕的罪行。

  前独树村的悲剧。

  前独树村的悲剧也是在敌人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中发生的。

  1942年4月12日,少有的春寒扼制着大地上的生机,虽已接近天亮,但大多数穷苦百姓依然伏处在自己的茅屋里。突然,从玉田城出发的几十名日军,在少数特务的带领下冲进前独树村。敌人进村后,砸户破门,逐户搜寻,特务力竭声嘶地叫喊着,逼迫群众到村东的大庙前集合,把全村800多名男女老少圈在一起。日军、特务并不逼问村里有没有八路军,而是逐个检查人们的“良民证”。把有“良民证”和没有“良民证”的分开。结果,只有马玉才、李绪铎、张文清、张普清、张彦清、张悦清、张希中、黄兆吉等人有“良民证”。这是因为,在这以前抗日政府曾经把伪大乡搞的“户口册”和“良民证”全部收缴焚烧,而马玉才等8人因为是抗日村干部或村报国队负责人,为了活动方便,他们的“良民证”才没有交也没有烧。大概是日伪获得了这一情报,所以便把马玉才等人带进大庙,逐人审讯。

  马玉才第一个被审问,但这位村武装班长对日军、特务的嚎叫一言不发,只是冷冷地盯住敌人。敌人恼羞成怒,便用皮鞭对他野蛮地抽打,他被打得皮开肉绽,但仍是咬紧牙关一言不发。当刑讯到村报国队长张文清的时候,敌人对他灌凉水、轧杠子,在敌人的淫威之下,张文清为了免受皮肉之苦,丧失民族气节而屈服,向敌人交出了村报国队员“花名册”。

  敌人得到“花名册”后,狞笑着窜出庙门,来到被围困的人群面前,按“花名册”点名,把村里青壮年报国队员叫出人群,站在人群的前面由特务看管。

  庙内的日军特务继续对马玉才等人刑讯,从清早一直折腾到下午3点多钟。随后便把前独树与后独树村的群众,全部集中在两村中间的一个三角形坑边,叫嚷不准给八路军办事,并从庙里把被打得遍体鳞伤的马玉才拉出来,由日军用“洋刀”把马玉才杀害,“警告”群众说,“这就是给八路军办事的下场”。

  在日军、特务离村时,被捕的张文清等7人和后独树村的5名村干部,以及两村70余名青壮年,全部被带到玉田城里,几天以后,两村12名干部被集体枪杀,其中张文清虽然向日军供出村报国队员的名单,但敌人只是利用他一时,他并没有逃脱死亡的下场。两村70余名青壮年后来被押到东北北票煤矿充当“苦力”,其中4人惨死在煤矿里,而其他人先后逃离煤矿,回到自己的家乡。有些人逃回后仍然参加报国队,神出鬼没地打击日本侵略者,有的参军入伍,走上抗日杀敌第一线。

  王铁铺村惨遭蹂躏

  1942年4月,正是日本侵略者推行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的疯狂时期,一方面对抗日武装实行所谓“梳篦清剿”,反复“扫荡围攻”,一方面对抗日群众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对无辜群众肆意蹂躏与残害。

  5月24日中午,王铁铺村大部分群众正在吃午饭,从丰润县新军屯据点出发的三十几名日军,伙同伪军、特务10多名,经窝洛沽、孟四庄,直扑王铁铺村。日伪军进村后,特务挨门逐户地把男女老少全部赶到大街上,并逼迫群众到村中的大庙里“集合”,由日军“训话”。“训话”结束后,翻译便问群众“听清楚没有”。群众一片沉默,翻译十分恼火,继续凶暴地向群众发问。马景全怕翻译由恼火而兽性发作,便大着胆子对翻译说,“没听清楚”,还没等他继续往下说,两个特务便凶神恶煞地闯入人群,把马景全拉出来,按倒在地上拳打脚踢,说他私通“八路”,逼着他说出八路军的下落。马景全说:“你们就是打死我,我也不知道”,特务们更加恼火,就用凉水灌,直至把马景全灌得昏死过去,等他苏醒过来后,继续拷问。

  在拷打马景全的同时,有些特务走进人群,用狡诈的目光看看这个,瞧瞧那个,捅捅男人,摸摸女人,又是小声嘀咕,又是大声奸笑,弄得群众提心吊胆缩成一团。特务们走出人群之后嘀咕了一会儿,又通过翻译向日军说了些什么,然后便有4名特务,手持藤棍,第二次走进人群,见了青壮年便乱敲乱打,把57名青壮年男子从人群里赶出来,由日军和特务押出庙门,圈在庙西边的两间车棚里。

  这些青壮年进了车棚之后,特务便将棚门从外面顶死。日军便通过车棚前面唯一的一个小窗口,向棚内施放毒气,薰得人们流眼泪、打喷嚏,有人因中毒而昏迷。在些生死关头,有人大喊一声:“不能等死,往外冲!”,尚未昏迷的人顿时猛醒,拼命打门、拉门,门被冲开后,不顾一切四散逃跑,除少数中毒严重者昏死在棚内与门外,大部分逃跑。

  原来日伪军向棚内施放一段时间毒气后便又都回到大庙里,用污言秽语侮辱青年妇女,并说他们都成了“寡妇”。有些妇女一听,便不顾死活地向庙门冲去,日军用明晃晃的刹刀坚守庙门,特务手持棍棒向骚动的妇女追逐打击,群众一直被困在庙里。

  当日伪军发现青壮年大部分逃跑时,再想去追已来不及,便在被围困的群众中发泄。由几个特务把王宗练、王宗会等10多名群众拉出人群,进行毒打审问,把这些人折磨得死去活来。

  傍晚,日伪军带着抢掠的财物出村,并把范宝、王树练带到窝洛沽据点,使他们再次遭受折磨。

  经过日伪军的凶残蹂躏,杨占庭、刘玉璞、马景全、刘彦致残终生,有的神志不清,语言障碍,有的吐血气短,无法劳动。

  黄土坎、八间房被付之一炬

  1944年1月19日,从蓟县、玉田、宝坻等出发的日伪军1500人,伪军约200人,奔袭合击抗日部队4区队和地方游击队,并出动了坦克助攻。4区队与游击队奋力反击,经过10多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毙伤日伪军500余人,于傍晚时分,在冀东军分区侦察和13团的策应之下胜利突围。

  遭受重创的日伪军,像受了伤的野兽一样,在4区队与游击队突围之后,便向附近村庄的无辜群众疯狂报复,实行“三光”。

  1月20日凌晨,日伪军将其罪恶魔爪伸向黄土坎村,此时,村内大部分群众早已跑的跑藏的藏,大街小巷沉静而空荡。敌人的兽性因为一时无法发泄,于是变得更加残暴,他们舞着“洋刀”抡着大枪,见了性命就砍就杀,连鸡鸭猪狗都不放过。当他们搜到钟金亮等15名病残弱的群众之后,便把他们非常残忍地杀死在屋里、柴堆后和街道上。日伪军在撤离之前,又点起蘸着汽油的火把,逐家逐户地烧房。当日军要烧胡广春家的房子时,胡广春跌跌撞撞地爬出来,跪倒在特务的脚下,苦苦求他们把房子给留下。见此情景,日军发出狰狞的狂笑,不但从几处把房子点着,而且把胡广春扔进烈火里活活烧死。

  经过日伪军的抢掠烧杀,黄土坎村变成一片瓦砾,360间房屋化为灰烬,各家的粮食、衣物和各种生产生活器具几乎全部烧光,造成数百名群众衣食无着,流离失所。

  1月22日,近百名日伪军又从林南仓据点出发,将其罪恶的魔爪伸向八间房村。

  此时已是腊月27日,再有两天便是中国人民的传统节日——春节了。然而,在战火纷飞的抗日年代,善良的群众却无法安宁地辞旧迎新。发现敌情之后,村里男女老幼除个别不能动弹者外,全部逃匿一空,不是惊慌失措地到亲友家避难,就是到洼地苇泊里藏身,忍受饥寒的折磨。

  日伪军进村之后,发现村内不见人影,便凶神恶煞地敲窗打门横加抢掠,在他们把值钱的东西抢光之后,便放大火将64户人家的368间房屋全部烧光。在纵火过程中,日伪军发现两名病残的群众,便惨无人道地将其杀害。

  经过日伪军的烧杀抢掠,八间房村变成了目不忍睹的焦土和瓦砾,整个春节期间人们失去昔日的欢乐,只能在痛苦与悲愤中生活。

  马家庄村的血海深仇

  1945年3月31日,从丰润县新军屯出发到玉田的300多名日本宪兵、伪军和特务,在曹家庄、马家庄一带遭到地方抗日部队4区队的伏击,死伤近百人。

  伏击战后的第二天,从鸦鸿桥出发的日伪军和特务100多人,便在天亮之前把马家庄村包围。天亮之后,日伪军进村搜捕,把全村老少300多口人驱赶到村头,并在人群前面点起一堆大火。经过日军“训话”之后,特务便分头闯进人群,先后把王省然、张士兰、刘希川、刘希华、张连仲、郑太宽、李百顺、张士宽等拉出来审问,叫他们说出“八路军”的下落和谁跟“八路军”在一起伏击过宪兵队。又是毒打又是灌凉水,但不管敌人怎样折磨,到头来还是一无所获,被审讯的人不是说“不知道”,就是紧咬牙关一个字不说。日军再也无法忍耐其凶残的本性,便用刺刀戳进他们的肚子用力往上一豁,王省然、张士兰等6人肚子和前胸被挑开,血淋淋的五脏顿时坠落出来,殷红的血溅到人们的脸上,流到人们的脚下。人们马上把头低下去紧缩在一起,有人咬牙切齿,有人小声哭泣。见此情景,张士宽一阵昏迷,栽倒在血泊中永远停止了呼吸。日军有的在尸体上试“洋刀”,有的发出一阵阵狂笑。当日军端着刺刀走到李百顺面前时,只是作了一个杀人的动作,却没有刺进他的胸膛,谄媚的特务深解其意,便对李百顺做最后的审问,逼着他看血肉模糊的尸体,好像对他发出最后的警告。但是,李百顺只是紧紧地咬住牙关,两眼喷射着愤怒的光,死死盯在特务的脸上,吓得特务哆嗦着往后退缩。受过法西斯训练的日本侵略者本来就以杀人为乐,见状便把刺刀一扔,狞笑着把李百顺扔进烈火里,一股被焚烧的人肉腥臭味,立刻随风弥散到人群里。

  此时群众实在忍无可忍,有的骚动,有人唾骂,有人求情,日军特务马上围了上来,有的用枪托打,有的用皮鞋踢,并通过翻译恫吓群众,如再乱动,“统统枪毙”,并在群众四周布上岗哨,架起机枪。

  此后,一部分伪军、特务和日军又窜进村庄,在疯狂的抢掠之后,便用苇子蘸煤油做成火把,把各家的房子全部点着,300多间房子马上变成一片火海。日军走后,当时就人编了这样一段歌谣:

  小马庄真可夸,打埋伏把敌杀。

  百姓帮助县支队,抓特务来打警察。

  敌人恼羞成了怒,进村打骂又烧杀。

  烧光房子三百间,七名乡亲被挑杀。

  活活烧死李百顺,棍子打坏张士发。

  当场吓死张士宽,村人哭爹又叫妈。

  从此人死房子无,各奔他乡去安家。

  这首歌谣不但是马家庄惨案的真实写照,而且成为在八年全面抗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对善良无辜的中国人民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的历史证明。

  前文已经提到,日本侵略者在其对玉田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年代里,制造杀害无辜群众3人以上流血惨案就有137起之多,这里不一一评述。

  参考资料:

  《抗日战争期间敌人活动及残害情况调查表》(二);《抗日战争时期人民群众受害情况调查表》(六);《与崔振、韩凤斋、王有金等人的座谈记录》,1984年;崔振:《回忆散水头惨案》,1959年手抄稿;《李兴回忆材料》,1959年;《杨思华回忆材料》,1959年;《前独树村惨案调查记录》,1984年;江永兴:《前独树马玉才等8人被杀》,1959年手抄稿;赵贺:《王铁铺惨案情况》,1959年手抄稿;《王兴国等回忆材料》,1959年;王瑞臣:《黄土坎及八间房战斗经过》,1959手抄稿;巴占芳:《曹马庄子歼灭新军屯宪兵情况》,1959年手抄稿;《张士云等回忆材料》,1959年5月。

责任编辑:李一菲 最后更新:2018-05-22 09:2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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