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天镇“八八”惨案
2017-08-19 16:15:19  来源：太原道  点击：  复制链接

　　摘录两条国际法

　　《关于陆战法规和习惯的章程》规定：

　　第二十五条 禁止攻击或轰击不设防的城镇、村庄住所和建筑物。

　　第四十六条 家庭的荣誉和权利、个人生命和私有财产及宗教信仰和活动，应当受到尊重。

　　1899年7月29日订于荷兰海牙

　　签字国：日本国首席全权代表林董男爵

　　中国首席全权代表杨儒(余略)

　　天镇城沦陷

　　1937年8月中旬，国民党汤恩伯部由绥东前往南口抗击日军，激战数日，南口失陷;二战区第七集团军司令傅作义率领增援部队，在张家口、孔家庄与日军遭遇，几经交锋后全线溃退。此后，日军沿平绥路西进，继续吞食我大好河山。山西危急，天镇告急。

　　天镇是山西的北大门，集游览胜地和佛教圣地于一体的盘山，又是天镇东门户的屏障，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日军东条旅团和伪蒙军先头部队进入天镇县境内，攻击重点直指盘山;阎锡山部第六十一军军长李服膺，命令他的亲信干将、四○○团团长李生润据守盘山。9月6日侵华日军用飞机、坦克、大炮对盘山进行狂轰滥炸;夹击盘山的前哨阵地朱家屯、石家庄据点，猛扑朱家沟、大桥，直插盘山脚下。接着又出动飞机对盘山防御工事轮番轰炸，在炮兵排炮的激烈炮火掩护下，日军对晋军阵地猛烈强攻。四○○团大多是20多岁的热血青年，面对日军的进攻，誓死坚守阵地。这场阵地战打得异常激烈，从早晨打到中午，全团伤亡500多人;一营长席宝山身负重伤;二营长高保庸被一颗子弹横穿胸部，当即阵亡。李生润两眼呆呆地瞅瞅血肉横飞的部下，又望望活着的几个官兵，发狠地一跺脚，垂手溃退下来。坐阵阳高城指挥的李服膺不得不紧急下达全线撤退的命令，在天镇固守的4个团仓惶撤离，试图在大同集结。

　　1937年9月12日(农历八月初八)，盘山失守，天镇城告急……

　　这日五更天，溃败的国民党第六十一军部队在一片混乱中潮水般地涌出西城门。城内死一般地寂静。到了清晨，城内一些绅士、商人和富户纷纷跑上街头，打探战情，一听说日军眨眼就要打进城来，全都惊慌失措了。东北街街长王国安蛊惑各家各户烧茶备饭，门上插小纸旗，对日军要以礼相待。他逢人就说：“日军也是人，人心都是肉长的，你给他个热脸蛋，他还能给你个冷屁股?你敬他一丈，他能不让你个十尺?”在他摇唇鼓舌的蛊惑下，200多名各类人士举着小纸旗，敲锣打鼓到北城门外迎接日军进城。

　　侵华日军痴愣住了，不敢贸然入城。从卢沟桥一路刀光剑影杀过来，还没见过这样的阵势。就先令坦克开路，汽车跟进，窥得城里毫无动静，这才长驱直入，进到城内。一个骑着大洋马的军官，手握指挥刀，扫视以王国安为首的满脸堆笑、毫无恶意的欢迎队伍。他狞笑着打了个手势，哗啦啦，一队日军恶狼般地围住迎接的人们，用枪托戳、刺刀逼，把还没弄清咋回事的人们撵进了瓮城里。

　　“不好，小鬼子要杀我们!快……”

　　没等西北街居民侯裕的“跑”字喊出口，其脑袋就被鬼子一刀砍落。懵懵懂懂的人们登时像炸了窝，发疯般地往北岳庙的碾道、门口逃去，哀叫呼救之声响彻县城。但城墙上早已站满了端着刺刀、凶神恶煞的日军，城门口架着一排机关枪，黑洞洞的枪口对着簇拥在一起的人们。又是那个手握军刀的军官一个手势，机枪立刻“哒哒哒”地吼叫，子弹像雨点般向人群射来，人们在一片绝望的哀嚎声中，栽倒在血泊中……200多名徒手的人们没有一个生还，连庙中的一位和尚也未能幸免。

　　日本兵还在尸体间巡查，发现有未死者，就用刺刀往胸口上戳，有十几个人就是这样被子弹射中后倒地，又在刺刀下断气的……其状惨不忍睹!

　　县城完全陷落，这是日军制造的第一起集体屠杀暴行。

　　屠城

　　如今的天镇县洋河生态公园，各种流光溢彩的华灯把广场映得如同白昼，人们聚拢在这里跳舞、扭秧歌、纳凉、散步，处处荡漾着欢歌笑语。然而，1937年的农历八月初八，就在此地，仅隔一条窄窄的洋河，不足百米远的霜神庙前，鲜血曾染红河水，庙旁一条沟渠里横七竖八地堆满了500多具无辜百姓的尸体……

　　王振文老人就是霜神庙集体大屠杀的幸存者，那年他19岁。他父亲兄弟6人，还有他的一个堂弟，合伙在大西街路南开了个面铺。

　　他说：“小鬼子气势汹汹闯进我家面铺，一个鬼子用刺刀尖儿顶着我的胸口，另一个鬼子伸出手，把大拇指和食拇指弯成个圆圈在我眼前晃动。我直当是他们要铜钱，就赶忙从钱箱里拿出两个小布袋，鬼子一看是铜钱，气得叽哩哇啦地叫骂，飞起脚把钱袋踢到墙旮旯，接着又冲我比划着那个手势。我这下明白了，他们是要银元。家里倒是有一些，可早让我爹和我二伯埋在了地下。我拿不出来，只得磨磨蹭蹭地取出纸烟、鸡蛋、西瓜给他们吃。鬼子们把烟卷揣进怀里，大口大口地啃西瓜，每啃完一块，就把瓜皮朝我的脸上甩打过来。我爹从衣兜里摸出少半张麻纸，抖着手在上面写了‘手艺人面匠，家中无大洋’几个字递给一个鬼子。谁知那鬼子瞪着牛眼在纸上端详来端详去，猛地随手从地上抓起一把斧子，对准我爹的脑门儿就劈，我爹吓得腿肚子一软，跌跪在地上，斧子擦着我爹的头顶飞过，正巧打碎挂在墙上的镜子，‘啪啦’一声响，反倒把鬼子们吓了一跳。朝我打手势的那个鬼子凶狠狠地一摆手，将我家两代8口全押出家门……

　　“上午10点，我们被押到东街公安局院内，院里已关了200多个和我们一样的黎民百姓。鬼子看见一个扎着红布裤带的小后生挺显眼，就把他从人群中揪出来推进屋里，我认识他，叫李喜和，17岁，新婚还不到10天。不一会儿，鬼子用红裤带蒙住他的双眼推到院中间，一个凶恶的鬼子冲过来，朝他的脖颈窝就是一刀，他没来得及叫出声就“扑通”一声倒在地上，由于气管还连着，嗓子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响声，鬼子接着又劈了一刀……人们吓得一阵骚动，不约而同地拥向大门口，但马上又被鬼子们用刺刀逼回来。鬼子怕我们跑了，强迫我们解下裤带把双手捆在背后，没裤带或裤带不结实的，就用铁丝绑起来。下午4点，我们这200多人被押出北城门外，又像赶牛羊一样被驱到洋河北岸的霜神庙前，这里已聚集了被反捆双手的300多人。这时，有几个鬼子军官在庙的前后转悠，大概是找埋死人的地点。我手上捆的是一条新牛皮裤带，硬撅撅地捆不紧，我便悄悄地抽出了双手，还把紧挨我的王君的双手也解开了，接着我又给四五个人解开了结扣。一个叫张四如的老汉大概是料到凶多吉少，就大声喊道：‘哥哥兄弟们，小鬼子要杀我们了，能跑就赶快……’

　　“他的喊声没落，就被一枪射中，栽倒在河畔。人们一阵慌乱，鬼子就用刺刀乱戳。我们这500多人又被押到庙西的一条长30多丈、深约3尺的水渠前，10个鬼子站一排，一次用刺刀扎10个，扎死后踢进水渠里，再扎下一批，简直如同杀狗宰猪一般。我清楚地记得，我和我二伯、四叔、堂弟是一批被刺的，鬼子拿我开刀，我被扎第一刀后眼前一片漆黑，昏死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昏昏沉沉中我感到脑袋像被针扎一样地疼，我微微张开嘴，觉得有黏糊糊的东西住嘴里掉，原来我额头上的血流到了嘴角。我强挣扎着挪动身子，再一瞅，整条壕沟内堆满了死尸。我是肩胛骨处和右肋下被扎了两刀，可能是流血过多，又昏过去了。后来在迷迷糊糊中，觉得有人在剥我的褂子，我的眼睛强睁起一条缝，细细一瞅，原来是王君。他光着上身，想从死人身上脱件衣裳，见我还活着，就把我背出壕沟，连夜逃走……”

　　就在王家面铺的男人们被押往东街的时候，南街又被鬼子擂门砸窗地撵出500多名男女老幼，他们被押到南街路东的马王庙前。庙分里外两进院落，里面的院子有一个长约25尺、宽和深都是15尺左右的深坑，是晋绥军留下的防空掩体，谁也没料到，这里竟成了平民百姓葬身的坟墓。丧心病狂的日军把男人们分批押进里院，每批进七八个，一排端着亮晃晃的刺刀的鬼子兵立在坑边，鬼子兵将刺刀捅进他们的背部，从胸前穿出，两膀再一用劲，把尸体挑入深坑……

　　日本兵杀累了，就就地喘歇、吃喝一气，然后再站起来屠杀一阵。后来他们嫌人们穿着衣服扎起来费劲，便逼着他们在进庙前脱光上衣，裸露出胸膛。有的人被连捅十几刀，最多的被捅了32刀才断了气。个别没被捅死的，跌入坑内也被上面的尸体压死了。

　　大坑被尸体填满了，日本兵就用棉被盖住，上面压上大石头，然后继续杀。他们嫌尸体堆在院内碍手碍脚，就留下七八个人，命令往庙堂内堆摞尸体。日军从上午10点一直杀到黄昏，尸体又堆满了三间庙堂。那七八个堆摞尸体的人，或仰面或朝下都被刺死在院中。后来经收尸队证实，马王庙内就有340多具尸体。

　　幸存者高弼回忆说：“那年我9岁，跟随大人们被押到马王庙前。我死死抱着妈妈的一条胳膊，站在一堆女人里;我哥13岁，随我爹站在男人堆里。等到半前晌，有个会讲中国话的日本兵向女人们喊话，让她们先统统地回去，小孩子也被统统带回去。奶奶、妈妈、二婶儿忙把我裹在中间带回了家。然而，一进门我们全被吓呆了：炕上有两个没穿裤子、躺在血泊中的女人，头发乱蓬蓬地遮着眉脸，认不出是谁。屋里被弄得缸倾炕塌，奶奶一看没法儿住，赶紧引着我们到了赵家巷我舅爷家。

　　“奶奶她们一天没吃一口饭，也没喝一口水，一直呜呜地哭。我知道，她们是惦记着我爷爷、我爹、我二叔和我哥。到了夜里，我六奶奶急慌慌地跑来，一进门就抓奶奶的胳膊，哭着说：‘她……她四婶儿呀，可……可不得了啦，男人们全……全被杀在马王庙里啦……’六奶奶说，‘常佐身带8处刀伤，跑回来说，他还在庙院里看见我哥，满身是血，疼得直打滚……’听到这儿，一家的女人们抱头哭成了一团。夜静后，奶奶圪拧着小脚同我们去马王庙寻我哥，刚一踏进庙门，就看见我哥死在半截子的缸沿上，上身扎在缸里，一只手在缸外，还握着半瓢掺血的污水。我跟着奶奶她们又在庙院内左寻右找，但我爷爷他们一个也没寻见，只看见靠墙根儿的地窖里堆满了尸体，窖口被一只挨一只朝着天的脚板子插得密密麻麻。我们把我哥用门扇偷偷地抬回来，装进一个破柜子里埋了……我奶奶整天披头散发地哭，不久就离开了人世……”

　　在马王庙大屠杀的同时，云金店前的集体大屠杀也在进行。云金店位于城西门路南，店前是一片开阔的场地。日军从西南、西北两街道的小巷中，押出来300多名成年男人，全都集中在这块空地上。押解的鬼子们迅速后撤，架在店门前的重机枪猛烈地向人群扫来，无辜的百姓一片片倒下去。一刹那间，积尸成叠，尸堆下淌出来的鲜血，染红了半条街。

　　住在该店附近、双目失明、年过半百的侯二，被拖出来惨杀了。一个叫张进恩的瞅见枪口一吐红火，便拔腿冲出人群，不料被一个小鬼子抽出军刀砍掉一条腿，血流如注。他怒视着鬼子喊道：“禽兽，给爷爷个痛快吧!”那个小鬼子举起刀，大吼一声，把他从头劈为两半。

　　大屠杀的幸存者张根花说：“我们张家是门大户，全家原有12口人，爷爷、爹妈、两个姐姐、四个哥哥、两个弟弟。云金店大屠杀前，我爷爷、我的两个哥哥和两个弟弟没来得及躲藏，让小鬼子押走了。我爹叫张凤有，一向老实本分，他傻乎乎的当是搜查过就没事儿了，正好缸里没有一口水，就忙着挑起水桶出去担水，我的两个哥哥不放心，出去追我爹，到了西街路口，恰好碰上从东面过来一伙小鬼子，他们不问青红皂白，端起机枪就扫，可怜我爹和两个哥哥被打死了……算上云金店的大屠杀，我们张家拢共8个男人都遭惨杀了……”

　　张根花失声痛哭起来，后来她止住哭声，用衣袖擦干眼泪，又说：“我大姐夫叫吴唐，开了个车铺。他跑来看我们时，正赶上我们四个女的抱头哭得恓惶，还没听我们说完，他就气得一跺脚，从门背后提起一把旧锛子奔出门。他不是回车铺，而是直接到云金店寻小鬼子拼命。可他路过车铺时，正好有六七个小鬼子撬开车铺门闯了进去，他急跑了两步冲进车铺，二话不说，抡起锛子就砍，一连砍死4个小鬼子，一个鬼子惊慌失措地从背后朝他开了两枪，他摇晃两下，倒下去了……”

　　开个人诊疗所的幸存者周炳，一向推崇医道万能，有人劝他：“鬼子打进城来，见人就杀，赶紧跑吧!”他却不以为然，自信地说：“你们跑呀躲呀，全都对!可我不，知道为什么吗?我是医生，不管哪个国家、哪个军头儿来，就没个负伤的、得病的?只要有，就得请医生治。只有傻瓜蛋才跟医生过不去。”因此，县城沦陷后，他没跑没躲。不料小鬼子不买他的账，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他抓走了。他用他的亲身经历教育了自己。

　　周医生回忆说：“八月初八上午，十多个日军把我和40多个成年男人从东街押往西街，我一点儿也不害怕，一路上我边说边比划，告给日军我是医生。他们不仅不理会我，还用枪托戳我的脊椎。我气得把拳头攥得格格响，心里忿忿地骂：‘小鬼子，等你点头哈腰请我治伤时，看咋给你刮骨疗毒!’我们被押上石桥，老远就瞅见云金店前死尸成堆，血流遍地。我的心一下子紧缩起来，心想：看来小鬼子逮住人就往死里整，根本就不需要医生。这下可完蛋啦，小鬼子不审不问，就在这儿送我们上西天了……我着实惧怕了，颤抖着腿走到尸体边，谁知他们没让我们停下脚步，而是把我们押进西城门瓮城的一个城墙窑洞前。”

　　他继续说：“小鬼子们用枪托戳着我们的屁股，让往洞里钻。我弯下腰钻进后，扭回头一瞧，我的本家哥哥周炬和吴正德在最后面，喊着、骂着就是不肯往洞里钻，我眼睁睁看着他俩被鬼子开枪打死。这一下，人们害怕了，抱着脑袋拼命往里挤。我被挤在洞口一根厚实的门框里动弹不得，这时，鬼子架着机关枪“哒哒哒”地对准洞口猛射，人们在哀嚎声中倒下一批又一批……我幸好有门框遮挡，只是暴露在外面的右胳膊中了两颗子弹。鬼子扫射过后，又扔进两颗手榴弹，炸死了不少人。深夜以后，我和另外五六个侥幸活着的人爬出洞口，其余的都死在里边了。这回我算明白了，对侵略者、杀人狂不能心存一丝幻想，烧、杀、奸、掠是侵华日军的常态，可怕呀可怕!我再不敢回城了，跑到村里躲了起来。”

　　日军的集体屠杀地点，主要集中在北门瓮城、霜神庙、马王庙、云金店前、东北城墙角、西城门窑洞等地。有材料证明，仅9月12日这一天，鬼子就惨无人道地屠杀了1490人!日军单独地或三五成群地在全城巡查，随意杀人、强奸、抢劫、放火，把手无寸铁的男女老幼当成射击的靶子，见人就打，大街小巷，尸横遍地……

　　这一夜，全城一团漆黑，一片死寂，极度的恐怖笼罩着县城，死的恐惧笼罩着每一个家庭，被蹂躏的天镇城发出痛苦的悲泣。

　　“我真傻呀，全家的七条性命，让我给断送了一半……一想起这事，我，我真格儿地不想活了，我悔呀，恨呀……可，可上哪儿买这后悔药呀……”

　　说这句话的是一位头发雪白的老人，叫段发仁，曾是小学的老师，在搜集县志资料的座谈会上，这位76岁高龄的老人，双手大把地扯着自己的头发，他声泪俱下的控诉，至今仍清晰地浮现在我眼前。

　　“1937年9月12日的前4天，盘山打仗，城里的火药味儿呛鼻得浓，我老丈人赶着两头毛驴要接我全家到崔家山避一避。我犟嘴说，有晋绥军三九九团把守，县城丢不了!老丈人劝我说，管它丢了丢不了的，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去住上一阵子再说。最后我和老丈人各往后退了一步，先把我老婆和两个女儿打发走，留下我爹和我的两个儿子。谁知过了两天，李服膺一下令，晋绥军稀哩哗啦撤出西城门，比兔子跑得还快，一下子全乱套了。

　　“9月12日白天，我听得飞机‘嗡嗡’地擦着房顶上的烟筒飞，坦克‘隆隆’地开进城里来，我寻思着势头不对，就搀着我爹、领着两个儿子急慌慌地躲到南房的山药窖里，大气不敢出一口，一直藏到天擦黑。一整天粒米未粘牙，滴水没进肚，两个孩子嘴唇干裂得出了血，我心疼得比针扎都难受……一发狠，我就想出去弄点吃的、喝的，谁知刚上来走出南房，扑面就碰上六七个鬼子兵闯进院来，白晃晃的刺刀一家伙抵住了我的胸脯，我一时没了主意，颤抖着嗓音喊了句：‘有强……强盗……’我喊的本意是想让窖里的人听见不要出来，不曾想事与愿违，我这一喊，我的两个儿子怕我出事，一前一后争着跳上来;我爹担心孙子出事，也颤巍巍地爬上来，我们全被鬼子押走了……我，我……我咋就这么浑?这么傻呀……”

　　段发仁老人悔恨得双手直拍大腿，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

　　他一家三代四个男人被关到北城门瓮城里，那里早已黑压压地站满了人，天已经黑了，看不清周围的情景，也看不清他们身边有没有熟人，只闻到尸体发出的血腥味，薰得人直恶心，许多人呕吐不止。人群渐渐地骚动起来，接着就向城门那边凑拢……鬼子们慌了，手电筒的光柱像蜘蛛网一样从四面八方照来，大概是怕人们闹事儿或是逃跑，就开始捆人，把每个人的裤带解下，用裤带先把每个人两手反缚起来，再把两个人的手臂捆在一起，然后又排成一行一行，互相不准挨靠。一阵拥挤，把段发仁一家挤散了。

　　段发仁老人的情绪稍微平静了些，接着说：“第二天(9月13日)早上，鬼子从我们这一行里拨

　　出40多人，这里边有我、袁美、邓三子、刘全义等。鬼子让我们每人在胳膊上戴上写有‘苦力’二字的白布袖章，然后分成两队，一队分配到城外拉水，供鬼子们吃用，因为城里40多眼井里都有死尸;另一队清理大街小巷的尸体。我被分到收尸队里，我们20多个收尸人就近先到东北角上清尸，那里地势高，从老远就能望见鬼子们押解着北门瓮城那500多人，排成一列长队，弯弯曲曲，裤子全都耷拉在半腿，走得很慢。一些人被绊倒站不起来，鬼子们就拳脚相加，枪托乱戳，有的被打得不省人事，昏厥过去;鬼子还用燃烧的烟头烫一些人裸露在外面的阳具，惨叫声四起，鬼子却哈哈大笑……

　　“500多人被押到了东北街的大操场。操场东边有一座院子，院内有晋绥军挖的3条大壕沟，每条长11米、深3米、宽2米。鬼子们把大操场上的难民10人为一批，押进院内的壕沟沿上，用机枪射死，跌入壕内，再押一批，再射杀……我们20多个收尸的哪有心思收尸，心早被大操场那边揪去了，那儿有自己的亲骨肉呀!我泪眼汪汪地呆望着，监工的鬼子用枪托在我的头上砸，血流不止，我竟全然不觉……机枪疯狂地吼叫了大半晌，只打死一半人，后来刽子手们大概嫌麻烦，干脆把重机枪、轻机枪、步枪围成半圆形，一齐对着难民猛烈开火。顷刻间，枪声哭声喊声响成一片，还有个鬼子跑前跑后地照像……我完全像疯了一样，不顾一切，呼天抢地奔到大操场上，猛然看见我的一个儿子满身鲜血，‘林儿——’我大叫一声，连滚带爬扑到儿子身边，一下抱住儿子，拼命地摇着、号哭着，之后我便昏过去……

　　“当我醒过来时，发现我躺在壕沟里，两具尸体压在我身上，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恍然大悟，我身上染着儿子的血，人家把我当作了死人……我爬上壕沟，没敢放声号哭，趁着天黑逃出城外，这才边放声号哭，边往崔家山踉跄……”

　　日军在9月12、13日两天的大屠杀，城内家家遭劫，院院遇难;大街小巷，行人绝迹，尸横遍地。

　　烧杀抢掠

　　事实，不容抵赖也无法抵赖。日军在天镇城里不仅杀人如麻，而且放火、抢劫、奸淫，极为残暴。

　　1937年农历八月初八、初九两天，日军兵分三股一边进行惨无人道的集体大屠杀，一边肆无忌惮地放火抢劫。县城沦陷后的两小时，南街一处唐代建筑——宏伟壮丽的慈广楼，被日军洒上汽油，一把火烧光;北街天镇最大的一家银行——实业银行被日军砸开门窗，一窝蜂似地抢劫一空，尔后点火把房子全焚烧了。

　　大屠杀中幸免于难的高日融说：“我家就住在实业银行附近，银行门面的大火，照得我家的院子通红。我忙溜到大门的门板后，朝外一看：鬼子们两手紧捂着鼓囊囊的衣裳在前头跑，后面衣兜瘪沓沓的鬼子连追带嚷。我怕大火引着我家的房子，就拿了把铁锹悄悄地爬上房顶，又望见那伙啥也没抢到的小鬼子追到十字街，忽地停住脚步，猛又拐到西街，像恶魔一般，噼哩叭啦直砸铺面门。‘积厚成’、‘庆福元’、‘义和成’、‘天德公’、‘德庆隆’等挨着的几家大商号，厚墩墩的门板都被砸断了，值钱的货物被抢掠一空，不值钱的商品被扔得满街都是。劫后，他们又把这20多间店铺浇上汽油点燃，一眨眼的工夫，大火烧红了天，浓烟罩满了城，又赶上刮南风，呛得我连连咳嗽，差点儿从房顶上滚下来……”

　　东南街姓冯的老翁，使劲拽着一件羊皮袄不松手，小鬼子见争夺不过来，挥刀把冯老汉的脑袋砍掉，头滚到门外，身子还在门里。小鬼子这才把皮袄往肩膀上一搭，狞笑着扬长而去;鬼子们闯进王直和的家，用刺刀把他的衣兜挑破，裤带挑断，仍没搜出一块银元，气得掉过枪托对着他的脑袋不住地猛戳，可怜他当场毙命。

　　天镇城在痛苦中呻吟。妇女们的惨叫声、呼救声和鬼子的淫笑声，不时地传来。

　　9月12日中午，东南街三个年轻媳妇和两个姑娘，作伴儿躲藏在一间暗屋里。在日军挨门逐户搜查时被发现，她们遭到反复蹂躏。两个姑娘被十五六个小鬼子轮奸，因无法忍受痛苦和折磨，尖声叫喊，招致阴部被残忍地插进擀面杖。

　　同日同街，一位姓阎的姑娘出嫁的吉日临近，却被多个鬼子在她的闺房里轮奸，事后又将她活活扔进大水坑淹死。

　　同日午后，年仅15岁的张姓少女，光天化日之下在大北街被7个小鬼子轮奸，后又被鬼子揪住她的双腿，活活地撇成两半。

　　9月13日上午，西街的刘银兰、刘玉兰两少女，被鬼子们拖到慈云寺前轮奸。两个少女颤抖着赤裸的身子，紧紧抱在一起，上吊自尽……

　　仅两天的时间，确切落实姓名和地点的被害妇女多达上百人。含冤忍辱，带着肉体和心灵的创伤、沉默终生的妇女又有多少?恐怕永远也难以算清了。但西北街、东北街妇女受害最深，受害后上吊跳井者最多。据一些老人回忆，这两道街的20多眼井内，每眼至少有两三具女尸。

　　9月14日，一伙日军从四道街的住宅里搜寻出来六七十名妇女，就像赶去屠场的羊群一样将她们赶到大操场。日军就用刺刀逼着她们把裤子褪到膝盖下，挪蹭着小步，绕七横八竖的尸体转圈子，供他们消遣取乐。他们还用燃烧的烟头，一边去烫妇女的阴部，一边大声淫笑……

　　绝大多数的妇女，不论年龄大小，为了躲灾避难，有的剃发扮男，有的毁容换装，也有的成天躲藏在山药窖里，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妇女中也不乏奋勇抗拒者。西北街年仅19岁的贺月娥，面对日军毫不惧怕，连骂带踢与其拼打，终被枪击腹部而死。后被埋在北城门外，人们将其坟墓称之为“贞女坟”。

　　不完全的数字

　　天镇县城人口统计，1936、1937年无资料可考。

　　1938年 户1948 人口 8568

　　1937年9月12日 日军集体大屠杀 6案 死1490人

　　1937年9月13日 日军集体大屠杀 2案 死630人

　　1937年9月12、13日 日军零散屠杀400人

　　两天在天镇县城屠杀总计2520人

　　被杀害者中铭刻姓名于1946年纪念塔上的同胞计：西南街332人;东南街368人;东北街258人;西北街290人。共计1248人。

　　全家都被杀害的绝户者约420人。

　　受害的外籍客商及本地不知姓名者约820人。

　　“一个懂得铭记和反思的民族才是成熟的民族，一个成熟的民族才能对世界对人民担当更多的责任。”

　　“可以宽恕，但绝不可以忘记!”

　　记住吧，这惨绝人寰的灾难!

责任编辑：李少通 最后更新：2017-08-19 16:1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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