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岁月的锤炼 民族精神的彰显——吕梁与中国的抗日战争
2017-08-19 16:30:32  来源：新浪博客  点击：  复制链接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华夏文明的大地上爆发了一场抗敌御侮的人民战争。伟大的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浴血奋战，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取得完全胜利的第一次。在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战争中，山西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战争战略支点，对推动全国的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吕梁又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深厚的人文底蕴和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成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展开之地、根据地建设的核心之地、人民革命战争的浴火之地，谱写了一篇篇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篇章，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吕梁儿女值得纪念和骄傲的历史篇章。

　　红军东征——吹响全民族抗战的进军号

　　1936年春，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一年，以吕梁为中心的区域内曾经发生了一件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进入吕梁，进行了七十余天革命活动。这次东征，宣传了抗日，播洒了革命火种，是后来八路军出师华北抗日前线的前奏，吹响了全民族抗战的进军号。

　　1935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其时，日本帝国主义也加快了侵华步伐。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安定县瓦窑堡村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分析了当前的国内形势，讨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转变党的策略方针的必要性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指出：红军的部署和战略方针，应“确定地放在 ‘打通抗日战线’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上……具体步骤即把红军的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到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省去。”这里所说的“打通抗日路线”，就是要走上前线，近距离抗击日本侵略者;“巩固、扩大现有苏区”就是要先东进建立吕梁抗日根据地，逐步发展壮大。根据这一设想，瓦窑堡会议作出了红军渡河东征的重要决定。

　　1936年2月下旬，毛泽东、彭德怀亲率由红军一军团、十五军团组成的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从陕北毗邻吕梁的渡口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吕梁境内。红军在吕梁山区初战告捷后，兵分左、中、右3路大军，东进、南下、北上，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转战于晋西南、晋中和晋西北的广大地区，给阎锡山、蒋介石的军队和政权以沉重打击。东征期间，毛泽东、彭德怀与红军东征总指挥部始终活动于吕梁的石楼、交口地区，在指挥开展军事斗争的同时，积极开展地方工作，成立了“山西地方工作委员会”，东征红军总部下属的总政治部和民运部积极协同配合，全力开展工作。红军每到一处，积极宣传抗日，发动群众，打土豪、斗地主、分财物，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地方组织，成立抗日群众团体，组织抗日义勇军，创建县、区、乡、村苏维埃政权，革命斗争如火如荼。红军在吕梁区域内建立了中共中阳县工委、中共中阳关上村支部、中共石楼辛关村支部、中共灵石县明志沟村(现属交口县)支部等党的工作机构。特别是由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中阳县三交镇(今属柳林县)亲自建立的中阳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是山西省境内建立的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由红军建立的区、乡、村苏维埃政权组织更是遍及中阳、石楼、交口等县，计达40余个。筹粮、筹款、扩大红军，是东征红军聚集和壮大抗日力量的重要任务。筹粮、筹款、扩军是在动员群众打土豪、斗地主的同时进行的，而红军扩军则是群众对红军有了深刻认识之后产生的自发行动。红军东征过程中，仅吕梁地区境内，红军扩军就达3000余人，筹款300余万元，加上通过战斗缴获的大批军用物资，从人力和财力上壮大和加强了红军的力量。同年5月5日，面对蒋介石、阎锡山15个师20万兵力压境吕梁的情况，中共中央为了避免大规模内战，保存国防实力，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果断决定东征红军回师陕北。

　　红军东征在山西境内(主要是吕梁山区域)历时75天，宣传了抗日，壮大了力量，为抗日战争的到来做了重要准备，其意义是巨大的。红军东征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革命战争结合起来”的成功实践。红军东征发生于土地革命战争与抗日战争交替之时，其打土豪、分财物、建立苏维埃政权和宣传抗日、组织抗日团体、扩大红军的战略行动兼有两个时期革命的基本特征，是“把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相结合”的具体实践，并为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的转化进行了政治上、军事上、思想上的准备，促成了后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红军东征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在吕梁乃至山西播下了民族革命的火种。东征红军在吕梁高举抗日救国的大旗，冲破了阎锡山的独立王国，以扎扎实实的地方工作，造成了强大的抗日声势。广大山西人民特别是吕梁群众从切身的体验中，打消了对共产党和红军的疑虑，从心底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红军东征的军事行动。吕梁区域内，有不少觉悟了的青年纷纷报名参加红军跟着共产党闹革命，这些参加红军的革命者在抗战爆发后又随八路军东渡黄河回到吕梁，成为创建吕梁抗日根据地，点燃抗日烽火的骨干力量。

　　众志成城——创建全民族抗战的根据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人民革命进入抗日战争时期。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呼吁：“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不久，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展开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卢沟桥事变后将目标指向山西，企图夺取山西进而吞并华北，进取中原，迂回西北，占领全中国。中共中央在促成与阎锡山建立“合作关系”之后，提出在山西建立若干个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设想。1937年9月，八路军挺进山西抗日前线，一一五师、八路军总政治部和一二O师，分别在晋西南(以孝义、中阳为中心)，晋西北(以离石、兴县为中心)实施战略部署。地方党组织、八路军、牺盟会(山西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组织，于1936年9月建立)、动委会(1937年9月在绥远和晋西北沦陷区成立的旨在组织抗日游击战争的统一战线组织)等几股力量在吕梁地区大汇合，县、区、村各级党组织迅速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和进步力量很快发展壮大，共产党组织很快成为地方抗战的领导核心。党组织依托八路军、新军(即山西抗日决死纵队，为区别于阎旧军，简称此名)、地方武装力量开展动员抗日的广大群众运动，发动和组织群众参军参战。各县组建了抗日游击队和人民武装自卫队等地方抗日武装，各县牺盟会、动委会和各级工、农、青、妇抗日救国群众团体迅速成立，在中共党员为主干力量的牺盟会和动委会积极推动下，孝义、汾阳、离石、兴县4县县长职务改由共产党员担任。共产党“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得到了贯彻落实。“组织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抗日游击战争，开辟了敌后战场，开创了分属晋西南和晋西北的吕梁敌后抗日根据地。

　　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抗日根据地的建立，人民力量逐步壮大，使入晋的日本侵略者心惊胆战，也使国民党顽固派感到惶恐不安。1939年底，在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阎锡山顽固派势力在山西西部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晋西事变”。当年12月，阎锡山顽固派军队在晋西南、晋西北地区，以绞杀抗日政权和杀害抗日进步人士开始，进而发展至进攻新军和八路军，妄图占领根据地，镇压共产党，打垮八路军。我八路军、新军和根据地人民在危急的形势下针锋相对，与顽固派进行了殊死斗争。1940年1月，阎顽固派军队被赶出了晋西北地区，事变以阎顽固派失败而告终。

　　晋西事变后，共产党为争取山西时局的好转，促成与阎锡山继续团结抗战，在吕梁区域内划定界线，达成了八路军与旧军防区的协议。吕梁地区汾阳经离石至军渡公路以南的孝义、中阳、石楼、交口和汾阳、离石、柳林的路南部分成为阎军驻防区，党的工作转入秘密状态;路北的兴县、岚县、方山、临县、交城、文水和汾阳、离石、柳林的路北部分为八路军驻防区，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晋西北从此结束了两种政权、两种军队共存的局面，吕梁的路北地区则是这一根据地的腹心地带。

　　晋西北反共顽固势力被肃清后，为了迅速稳定局势，巩固和建设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便立即着手建立健全新的党、政、军组织以及统一的群众组织机构。从1940年2月起，中共晋西区党委(1942年8月改称晋绥分局)、晋西北行署(1943年11月改称晋绥行署)、晋西北军区(1942年9月改称晋绥军区)先后在兴县成立并长期驻扎，党政军组织下设若干个地县级组织。其中在吕梁区域内的北部、南部各县分5个区域建立了地委(含工委或中心县委)，在北部3个区域还建立了专署、军分区和抗联。其时在北部区域曾建立的机构有：以兴县为中心成立了晋西北(后称晋绥)一分区(分区内党政军组织分别称一地委、一专署、一军分区，下同)，辖兴县、岚县、神府3县;成立了以临县为中心的四分区(1942年12月改称三分区)，辖临县、临南、离石、离东、方山、中离等6县;成立了以交城为中心的八分区，辖交城、交西、汾阳、阳曲等7县。地级机构之下先后成立了20个县委和工委，12个抗日民主县政府。吕梁南部区域由于属于阎锡山统治区，只有党组织进行秘密活动，这一区域先后建立的地级机构有：中共汾孝中心县委、中共汾平介孝工委、中共沿河工委、中共沿河地委、中共河东工委等组织，这些党组织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领导开展汾阳、孝义区域和中阳、石楼区域内党的地下秘密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在面积相对较小的吕梁区域里同时存在1个战略区组织和5个地级组织，这在当时的抗日根据地是绝无仅有的。吕梁地、县两级党政组织在中共晋西区党委(晋绥分局)、晋西北行署(晋绥行署)的领导下，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为抗日根据地陆续制定的十大政策，加强对敌斗争，粉碎了敌人一次次“围攻”的胜利，使吕梁根据地日渐巩固起来，有力地作为屏障保卫了陕甘宁和大西北，拱卫了延安和中共中央，成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连接华北、东北、华东各战略地区的关键枢纽。

　　殊死拼搏——沐浴全民族抗战的血与火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1月太原失守，1938年初日军气势汹汹进入吕梁，万恶的日本侵略者在吕梁土地上对人民进行了残无人道的蹂躏和杀戮。据不完全统计，抗战8年中，日军在吕梁境内制造的惨案达上百起，两万余人惨遭杀害，其中一次死亡百人以上的惨案就有20余起。日军用刀劈、枪击、火烧、水煮、填井、投河、活埋等残暴手段，杀害了大批吕梁人民群众。有完整资料记录的大型惨案有：日军血洗兴县城乡(死亡1500余人)、方山大武惨案(死亡600余人)、柳林石家峁惨案(死亡500余人)、交口双池惨案(死亡400余人)、临县贺家洼惨案(死亡217人)、离石坪头惨案(死亡187人)、交城县阳渠惨案(死亡180余人)、岚县草子寨惨案(死亡180余人)、交口后务城惨案(死亡138人)、汾阳中庄惨案(死亡133人)等等，中小型惨案难计其数。如1940年12月，日军在岚县草子寨惨案中采用刺刀捅、机枪扫、烈火烧等手段，共杀害平民180余人，重伤48人，导致全村绝户门28户，800余间房屋、百余头大牲畜被烧毁、烧死。1940年冬，日军进攻兴县城，进行了毁灭性摧残，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东西就抢，见妇女就奸，仅12月23日一天就丧心病狂地杀害了平民300多人。屠杀同时波及兴县周边村庄，几天里又有1000多人死在日军屠刀之下。日军在吕梁犯下的一桩桩、一件件罪行，令人发指，罄竹难书。

　　集中“扫荡”和“强化治安”是日军对根据地人民残酷镇压的又一形式。1940年，八路军发动的百团大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之后气急败坏的日军将华北和山西作为报复的重点，对包括吕梁在内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展开了更为疯狂的进攻。吕梁抗日根据地进入了极端困难的时期。日军在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第一次大“扫荡”中，调动兵力两万余人，分18路向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大举进攻，其“扫荡”的重点是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在吕梁境内的四分区、八分区、兴县地区及三分区的米峪镇地区。在“扫荡”中，日军实行了惨绝人寰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人民被屠杀、被蹂躏，房屋被烧毁，财物被抢掠，日军淫威之处，连老人儿童也不能幸免。日军从1941年3月至翌年4月，连续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4次“强化治安”运动。通过“强化治安”运动，日军基本上完成了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封锁，也将其“蚕食”进攻由局部推进到全面开花、涉及整个晋绥根据地。从1941年至1942年，日军对晋西北根据地实行“蚕食”与“扫荡”相结合进攻的过程中，共增设了70多个据点，连同原有的据点，共达250余个。根据地一部分地区变成了游击区，一部分地区变成了敌占区，面积比“百团大战”前缩小了三分之一，人口由150万减少到70万。

　　面对残暴的敌人，吕梁军民无所畏惧，在党的领导下，同仇敌忾，英勇斗争，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1938年9月，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在杨勇的指挥下，于汾阳境内的薛公岭三次打击西犯日军，歼敌1200余人，粉碎了日军妄图过黄河进犯陕甘宁边区的企图。1942年5月和1943年10月，八路军一二O师先后在兴县境内发动了田家会歼灭战和甄家庄歼灭战，共歼灭日伪军1300余人，沉重地打击了敌人，被誉为晋西北我军模范的歼灭战。从1943年春到1944年，吕梁各级党、政、军组织遵照毛泽东“挤敌人”的指示，动员人民群众，配合主力部队，为把敌人挤出根据地，扭转根据地的不利局面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吕梁区域内，根据地军民在军事上采取了敌进我进，靠近敌人，相机行动的方针;在乡村则发动群众，开展反汉奸，反维持会的斗争;在围困据点中则采取撤离据点附近的居民，困死敌人的办法。到7月份，三、八两分区军民，基本上把敌人挤到据点和交通线附近。根据地的斗争形势，已从敌进我退的被动局面，转变为敌退我进的主动局面。1944年，吕梁根据地军民在更大范围内扩大“挤敌人”的成果。当年3月至10月，三、八两分区军民相继进行了岚县普明镇破坏敌人军事器材行动，围困挤走交城芝兰敌据点，袭击娄烦据点夺粮站战斗，切断离岚、汾离公路交通线的战斗，拔除马茂庄等7个据点，袭击汾阳日伪飞机场，攻克协和堡敌据点和围困、拔除临县三交敌据点的战斗等，给敌人以致命打击。吕梁和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形势得到根本好转。1944年秋和1945年春夏，吕梁军民开始了反攻，连续对敌伪发动了三次攻势战役，收复了大批敌据点，歼灭了大量敌伪有生力量，将敌伪压缩到太汾公路、汾离公路线上的主要城镇，紧接着，在南、北两线展开了对日军的大反攻作战，使晋西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并对太原之敌形成直逼与包围之势。

　　在那艰难的岁月，吕梁抗日军民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战胜了多种艰难困苦，渡过了难关，坚守了阵地，保存了力量，根据地没有被摧毁，抗日力量没有被打垮，吕梁的老百姓没有被征服。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吕梁抗日军民创建了武工队、劳武结合，并总结了地雷战、麻雀战、空洞战、联防战、围困战、伏击战、袭扰战、反围攻战等各种各样的斗争形式，涌现出了李有年、陈正孝、崔三娃、段兴玉、蒋三等著名抗日英雄和张秋林、刘能林、任万生等一大批支前模范，坚持、巩固和建设了根据地，使之成为支持抗战的坚强堡垒，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吕梁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共同迎来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最后胜利。

责任编辑：李少通 最后更新：2017-08-22 09:59:12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抗战时期的天镇“八八”惨案

下一篇：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制造了耸人听闻的“神郊惨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