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暴行总实录（十三）——吉林
2017-08-24 15:36:50  来源：中华网论坛  点击：  复制链接

　　怀德县长赵泽民等人被杀案

　　赵泽民原籍黑龙江省双城县人，生于1903年，北京政法大学毕业，l931年5月就任怀德县长。“九·一八”事变第二天，侵占怀德县公主岭、范家屯两站满铁附属地的日本军队，强制接收两地华界的民国政府、团体和军队。赵泽民闻讯后来往两站面见日军，要求停止接收。赵县长返回县城后，与县公安局长汲义方一起商议，一面派人去辽宁省府联系，一面整备警、团，下令戒严，准备抵抗。10月22日，赵县长与汲义方局长用空城计击溃了日军和汉奸队伍，战斗中公安局巡官马守身及警士二人殉国，击毙日军、土匪八人。战斗结束后，又召开了大会，赵县长慷慨激昂，训勉部属，汲局长带领宣誓：“要做中国人，不做亡国奴!”11月9日，侵占长春的日军司令官森连师团长派清水中佐、春田大尉、堤中尉等率日军500人，以及侵占公主岭的日军、收编的土匪“全胜”部共约800人，分两路进犯怀德县城。赵泽民县长和汲义方局长率爱国警、团与敌激战。因寡不敌众，爱国警民撤出城外。行出10公里，集结清点人数，查明随队冲出的警团有177人，其余220人，多数阵亡，少数被俘。11月10日，赵县长等率人撤到怀德县杨大城子，受暗降日军的王永清诱骗被捕。汉奸们将赵县长、汲局长及县看守所所长郎英山三人押往怀德“永衡达”烧锅(即制酒作坊)，分押三室，各以日军三人看守。当晚，汲局长乘日军睡觉之机，弄掉缚绳，拿起炉钩，向日军猛击，三名日军起身将汲局长打倒。一个日军夺去炉钩又将汲局长右目击塌，致使汲局长昏迷过去。次日晨，日军用刀剁去汲局长脚趾，用铁钉将汲局长双手分别钉在车棚木帮上。赵县长、汲局长、郎看守所长三人被押往公主岭日军军部。11月13日午后，到达公主岭后，又被严刑拷打，赵县长仍怒骂不止。于是，日军将赵县长、汲局长、郎看守所长三人用绞轮绞死并将尸体火焚。(吴卫东)

　　延吉海兰江大血案

　　1931年10月至1933年2月，日本军警及伪自卫团对延吉县海兰区花莲里一带，进行大小94次“讨伐”，制造了屠杀朝鲜族革命者和无辜村民1700余人的血腥惨案。花莲里距延吉市东35里，位于海兰江下游20余里狭谷，北端即为布尔哈通河合流处。有12个自然村和200多户朝鲜族人家。1931年l0月初成立的中共海兰区委，把区委机关设在花莲里柳亭村，同时组建游击队，打击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开辟了海兰抗日游击区。花莲里成了日本侵略者的“心腹之患”，日军叫嚷：“杀死一百个朝鲜人，就定有一两个共产党。”龙井日本总领事头目纠集大批日本军警和伪自卫团，向以花莲里为中心的海兰游击区发动了疯狂“讨伐”。同年10月30日，盘踞河东、小营子、五岩洞的伪自卫团配合龙井日本总领事馆警察和保安队，突然侵袭花莲里。残暴的敌人用刺刀刺死7岁的儿童金石松，用火烧死怀孕的金学善之妻和她的三个小姑和小叔，杀害了金明浩、金学善、朴得男等共27名抗日干部和无辜村民。日本总领事馆为表彰伪自卫团的“功荣”，赏给l0余支步枪。1932年5月3日，日本守备队50多人，突袭南花莲里、中村、学校村和柳亭村，烧杀掠夺，无恶不作。南花莲里的金龙洙、中村的金道济、柳亭村的李东根、学校村的金某，以及通往石建坪的路上行人，共18人被残杀。1932年9月6日，中共海兰区委负责人和抗日游击队干部多人在柳亭村李三达家开会。会后，60余名干部和游击队员分住李三达等三户人家过夜。不料，敌人接到叛变投敌的原延吉县委组织部长白昌宪告密，即派侵占小盘岭的日军守备队、河南站守备队和河东、小营子伪自卫团共70多人，7日凌晨3时侵袭了只有九户人家的柳亭村，用三挺机枪和一门迫击炮突然开火，发动了袭击。当人们被猛烈的枪炮声惊醒时，已有不少人中弹身亡。区委干部和游击队员们虽奋力抵抗，然寡不敌众，不少人未能突围。敌人闯进村里，见房就烧，见人就杀。牺牲者有海兰区委书记李相根、组织委员张相淳、宣传委员金正奎、海兰区游击小队队长金麻子、开区游击队队长柳基龙、游击队员28名及村民20名，共53人，仅李三达一家就有11人遇难。这就是震惊东满地区的“八·七惨案”。11月16日，日军守备队和河东、小营子伪自卫团再次侵袭花莲里。在山冈上放哨的金尚益，被日伪军围住。他掏出手榴弹，拉响导火索，冲进敌群，与敌同归于尽。正患伤寒病的金某等三位革命者，躲进地洞里不幸被捕，残忍的敌人将他们三人放在柴禾堆上活活烧死。是年12月12日，侵占延吉的日军守备队、伪警察和伪自卫团组成混合“讨伐队”，又进犯花莲里。正在这里进行革命活动的金贵松、朴元石、俞一男、金雇农、金奎植等人，不幸被捕。敌人将金贵松用刺刀刺死后，扔进火堆里;将朴元石割下四肢扔进沸腾的开水锅里;将金奎植剜去眼睛后乱棒打死;将金雇农绑在磨盘上用刀刺脖子慢慢折磨死;将俞一男的脖子上捅一刀后，又把他搁在磨盘上碾死。他的弟弟被砍死，4岁的儿子被刺死，妻子被扒光衣服，受尽凌辱后，拖到山沟里杀害。接着，敌人活埋了几十名抗日干部和村民。(金仁哲)

　　怀德县怀德镇惨案

　　1931年12月日本侵略军侵占怀德镇。进城后他们大肆杀害无辜。1月5日，日本指导官大冢带爪牙在城内逮捕了18名老百姓，把他们圈在怀德街公所院子里，强令这些被绑的百姓一字排开。之后，大冢抽出战刀，朝他们的脖子挥刀就砍，有的竟一刀削掉两颗人头。不一会儿，18个中国人都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随后，大冢指令警察沿街摆一大溜板凳，将人头放在上面示众。1934年，怀德镇又来了个小野田指导官。10月20日，小野田指挥警察一次就抓了19名所谓不轨村民，押在警察署后院。一天，小野田把警察署院的后门打开，放出被押的人，令其逃跑。这些人一跑，警察的枪一齐扫射，以此练枪法。l9名无辜群众无一幸免。(宋梅英)

　　日军在辑安、临江的大屠杀

　　l932年6月至12月，为配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以驻朝鲜国境守备队队长吉江协一中佐为首率日军第七七联队士兵1250名，与驻朝鲜国境守备队配属宪兵长吉房虎雄为首的13名宪兵，同时分兵入侵辑安(今集安市)及浑江市的临江两地，残酷镇压抗日军民、杀害无辜百姓。6月8日夜12时，吉江协一、吉房虎雄率宪兵八名，日军700名，由朝鲜满浦渡过鸭绿江，6月9日晨2时，日军从鸭绿江对岸玻璃山上炮击辑安城，炸死居民约l0人，炸毁房屋约20余间。入侵日军在辑安城东门外、西门外、北面山地向抗日义勇军进攻。战斗中义勇军战士150人壮烈牺牲。日军还杀害和平居民125人，逮捕刑讯百姓50人。四天之后，义勇军反击，在辑安城东面二公里的村庄发生战斗，又有义勇军战士约350人牺牲。日军以通抗日军为罪名，先后逮捕无辜百姓约40名，在辑安城西门外江边残杀。6月中旬，在辑安北面山上及城东、城西等处，又有义勇军约200余人在激战中殉国，日军以通抗日军为罪名逮捕20名居民，刑讯后在辑安西门外江边杀害。6月17日，七八名正在铲地的农民被日军射杀，一名被击伤。6月下旬、7月上旬、8月，日军在辑安城乡多次围剿义勇军、残杀无辜百姓。1932年6月8日半夜，日军开始向浑江的临江炮击，9日晨，550名日军和五名日本宪兵侵入城内，占领南围子后，便各处放火。连续三天烧了民房700多间。在6月23日前后，一度攻入临江城内的抗日义勇军200多人在战斗中殉国。侵占南围子的日本宪兵下渡于6月23日左右，将日道沟抓来的村文书黄某、徐伯生等四人拉到江边杀害。8月初，日本宪兵在临江公安分局门前，将一名中国人砍杀。8月15日，又有攻入城内的抗日义勇军滕营长等70多人阵亡。此次入侵辑安、临江的日军在半年多的时间内，共烧毁民房800余间，作战13次，被害抗日义勇军达1790余人，杀害无辜平民155人，先后被逮捕、刑讯的中国人约350余人。此外，以通抗日军为罪名而遭日军残杀者约170余人，砍杀俘虏三人。其间(9月下旬)，日拆越大尉、吉房虎雄率领一个日军中队及二名宪兵去通化途中，在距通化约45公里处，又枪杀平民10人。(于海鹰)

　　磐石县烟筒山惨案

　　1932年12月初，统率800余人的抗日武装首领“三江好”罗明星，以烟筒山北约l0公里的三家子为据点，在敌伪围剿下，一时难以脱身。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小越步兵大尉便派出已经投降的原抗日武装殿臣手下的头目刘东坡、林贵一，劝降“三江好”。“三江好”决定先诈降，然后伺机再举抗日义旗。于是，12月l7日在烟筒山与日伪达成协议，定于12月22日在烟筒山车站北广场集结，接受检阅，举行受降式。而日本侵占吉林的宪兵队与特务机关长、步兵第三旅团长研究决定：在22日要逮捕“三江好”等首领，押回吉林市，并将其部队全部缴械。“三江好”部并未按正午集合于车站北侧广场的协议准时到达。午后2时才以骑兵为先导，到达烟筒山城内便停止前进，只有少数首领进入刘东坡的兵营，与小越交涉，指出既然是来接受检阅，没有必要一定集结在小越指定的位置。小越见对方有所警觉，但考虑到日军准备就绪，“三江好”的部队已进入重兵设防的埋伏之中，便强硬地回答：“那你们现在就可以逃走嘛!”“三江好”部只好到指定位置集合。午后4时集结完毕，小越与17名日军头目一起进入车站，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横山军曹立刻下令绑人，但“三江好”部不甘束手就擒，双方展开格斗。车站广场北侧的“三江好”部队听到车站内的枪声，立刻利用附近房屋与日军交战。原来在装甲列车中待命的第二十九联队佐伯少佐指挥的两个中队，也开始向“三江好”部队开火，“三江好”部队腹背受敌，伤亡惨重，顽强抵抗两个半小时。“三江好”本人骑马率残部突围，当他们冲出火车站通过烟筒山镇小车街时，又遭到铁杆汉奸刘东坡部埋伏在那里的两挺机枪的伏击，死伤较重。“三江好”后转战桦甸、抚松、辉南等地，1938年被日伪杀害。此次烟筒山惨案中被日军屠杀的“三江好”部将士达350余人。(于海鹰)

　　延吉三道崴惨案

　　1933年10月，日军第十师团第三十三旅团步兵第十联队第一大队翻译中村正名带领第一大队进犯三道崴追剿抗日游击队，但没能找到游击队，三道崴居民也都已逃离村子。中村便利用宣抚班将老百姓骗回来，不分男女老幼集中起来，全部用手榴弹和刺刀杀死。日军还在三道崴烧毁民舍约16所、张子营烧毁民舍七八所、屯田营烧毁民舍十七八所，共杀害无辜百姓63人以上。(于海鹰)

　　海龙县小西沟惨案

　　1932年8月6日，日军侵占海龙县(今梅河口市)山城镇的守备队听说小西沟地主张振魁家举行婚礼，便立即派了50多名日军连夜出发进行围剿。8月7日清晨，日军来到小西沟的西岗上，架起机枪和“六O”炮。这时屯里唢呐高奏，人声喧闹，附近的亲朋好友，来“道喜”的农民都来到了张家大院。开早席的时候，一个姓刘的小伙子正端着方盘上菜，突然听到一声枪响，他应声栽倒在地。接着枪炮声响成一片，又有几个人倒在血泊中。于是，人群四处奔跑，乱作一团。有的顺山沟朝北跑，有的往东岗跑，有的朝南坡逃。日军在岗顶朝人群扫射，人们一个接一个地中弹身亡。顺山沟跑的村民目标最明显，有数十人被打死在小河边。无法逃的村民只好藏身在小桥下和柳树丛中。日军用“六O”炮猛轰张家大院，一个姓孟的十二三岁小姑娘被炸得尸体都找不全了;还有一个姓胡的媳妇，抱着吃奶的孩子也被炸死在磨旁。炮轰过后，日军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开始搜索树丛。有的人不敢动，日军走到跟前就用刺刀挑了，跑的就用枪打。当时藏在小桥底下的10来个人，被日军发现，一个也没跑出来，全被日军用机枪射杀。闯进张家大院的日军更狠，见人就用刺刀挑。张文学藏在柴堆后面，被日军看见了，一刺刀就刺进了肋骨，被活活地挑死;杨小年吓得趴在炕沿底下，也没有幸免，他被日军拖到了院中，用刺刀扎死;日军在屋里抓住一个叫辛洪的农民，硬说他是张振魁，任凭他怎样哀求也不行，还是被日军用刺刀活活地刺死了。日军搜索一阵后，又把没来得及跑掉的村民约30多人赶到场院，逼着他们跪在地上，扒掉上衣，挨个拷问。张纸坊的掌柜张庆山，在村上管点事，日军就把他拉到前面，拷问他这些人谁是土匪，他说：“谁也不是。”问他知不知道土匪在哪，他说：“不知道。”日军就用木棒打他，把木棒都打折了。接着又拷问别人，一直到下午才撤回山城镇。这次惨案，日军给小西沟留下了118具尸体，造成100多户村民家破人亡。整整三天，人们才把被日军残酷杀害的亲人安葬完毕，其悲惨状况目不忍睹。(关波)

　　延吉县老头沟惨案

　　从1932年夏季开始，日伪军警和自卫团对东满地区进行了残酷的扫荡，老头沟一带则是受害最惨重的地区。1933年3月前后，日军对老头沟进行了所谓的师团讨伐。被惨害的群众人数，今天已难以统计了，但从日军第十师团步兵第十联队队长人见顺士大佐对其部下布置任务的讲话，也可了解到日军杀人如麻的残暴。人见顺士大佐命令部下：“在这次作战中，就是妇女、儿童、老人，只要发现，就全部打死!”第十联队第六中队第一小队的本行武夫搜索一小村庄时，从豆秸里搜出一名11岁左右的朝鲜族小孩，交给原野军曹，由他砍杀在房前30米处的洼地里。同一天11时，本行武夫等20余名日军在第一小队长市川沼郎少尉指挥下，行进到距老头沟一公里的山中，发现并逮捕了一名30岁左右的妇女，一等兵安藤将叉子刺入其阴部，用步枪打死后，将尸体由岩上踢落到林丛中。当天14时，中队长山本茂雄大尉指挥第六中队行进到距老头沟北四公里的某村附近，市川沼郎少尉及本行武夫等，抓住四名年约18岁的青年妇女，奉中队长之命，上等兵山崎用轻机枪将她们全都杀害。以上仅是本行武夫1954年笔供的一部分，由此可以想象老头沟惨案被害者不在少数。(于海鹰)

　　辽源太平庄惨案

　　1934年辽源太平庄盖矿务局大楼，日本监管横田把工人两个月工资都私吞了，包工头曹某向他要，横田不给，还去守备队诬告。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天还没亮，日军守备队包围了矿务局大楼，进楼就把包工头父子三人及另外三人抓走，把他们押到一台铁路巡道车上。车到太平庄南边停下，接着把他们从车上拽下来，押到火车道西边高粱地里，挖了一个大圆坑，把这六个人都活埋了。(宋梅英)

　　四道河子惨案

　　四道河子地处东宁、珲春、宁安县交界的罗子沟以西约七公里的偏僻山区，只有28户朝、汉族居民。由于有人告密说，四道河子是共产党的根据地，1935年农历正月十五晨，日军一个瘸子团长带领100多人马对四道河子进行侵袭。到了拂晓时分，大屠杀从村东头开始。吴禹俊、金群三等几家人首先遇害;双目失明的丛家老太太，腹部被日军用刺刀挑出肠子，在临死前还紧紧抓住已死的两个孙女的手，她的19岁的儿子和赶车的老邹头儿，被捆在一起，头部各中了三发子弹，鲜血淋漓，脑浆迸流，惨死在屯中央的水井边;单身汉老殷头正在煮饺子，被日军刺倒在锅台边死去。残暴的日军又把村民赶到麦秸垛旁，用机枪扫射，进行了集体屠杀。珲春县地下工作者李英实和她的女儿，以及三道河子吴明学老人也在这次惨遭杀害。仅一个小时的血洗，村中的房屋都化作灰烬。日军撤走后，三道河子的乡亲们赶到四道河子，从麦秸垛旁救出八个幸存的朝鲜族婴儿。这场大屠杀，日军共杀害了57名无辜村民，其中16人是被刺刀挑死的。(关波)

　　梨树县张酒局子屯惨案

　　l935年4月中旬，侵占吉林四平的日本守备队，由一中尉带领在野外行军，到梨树县八区智球村张酒局子屯时，正值一支抗日队伍在这屯中田家大院吃饭。放哨的人暗伏在炮台上，看见来了日军，一枪就把领队的日本中尉击毙落马，接着又击伤一名翻译。日本守备队深恐己方人少，还击不久，即行溃退，这支抗日武装随后开走。第二天，从四平开来日本守备队和保安队共150多人，开着汽车带着小炮，气势汹汹直奔张酒局子屯。日本守备队用武器逼着全屯男女老少，全都到屯南大坑开会，连吃奶的孩子也得抱着，有一个串亲戚的外屯人也在其中。敌人在南大坑四周早布置了岗哨，村民集中之后，日军马上用机枪扫射起来，全屯48人，全部被屠杀在大坑里，房子也倒上汽油放火烧了。事前，田家有个小孩到树趟子里去玩，这时正往家走，先听到枪声，又看见房子着了火，再看有日本兵，就扭头跑了，全屯也只剩下这个小孩幸免于难。(李少伯)

　　满洲炭矿株式会社西安矿业所的暴行

　　1934年5月78，满洲炭矿株式会社以日满合办法人正式成立，河本大作任理事长，兼任西安炭矿职务。西安矿业所(后改西安炭矿株式会社)设立警察队、炭矿警备队、劳务系等许多特务组织，对矿工实行法西斯式的殖民统治，矿工遭受各种刑罚的折磨。据老工人回忆，矿业所刑法有无数种，如跪砖头、上大挂、棍棒打、过电刑、冻冰人、灌辣水、烙铁烙、老虎凳、狼狗圈、挖人心、埋活人等等。1941年有两名矿工，因忍受不了折磨逃跑被抓回，被特务用“镐把炖肉”刑罚毒打，其中一人两腿的皮肉全被打飞了，血流满地死去。1942年7月一个星期天晚间，工人曹广太、牛汉元等12人逃跑被抓回，也被打得皮开肉绽，死去活来。1940年的一天早晨，富国采炭所里一份图纸丢失，日本所长下令将30余名中国工作人员绑到县公署监狱。其中16岁的谭喜林，被按在电椅子上过电刑，最后把他折磨得舌尖被牙齿咬掉，虽幸免一死，却留下终身不治之症。有一矿工姓高，家里人有病，他上街买药，被狗腿子看见，说他要逃跑，把他抓住。从街里一直把他打回坑口，又送到警备班过了20分钟的电，然后又拖到水泡子往身上浇冷水。当家里人背他回去时，已被折磨得不成人样，不几天就死去了。l943年腊月，富国二坑一青年矿工，因把头扣发窝窝头进行说理斗争被抓进劳务系，扒光衣服绑在院当心，用一桶桶凉水浇在他那赤裸裸的身上。这个青年矿工最后被冻成冰人死去。1942年10月“方家柜”一刘姓矿工因泻肚请一天假，也被按在烧红的铁锹上，小伙子屁股被烙得露出了骨头，最后这个20多岁的青年人被活活烙死了。1939年富国四坑一褚姓工人，被日兵以莫须有罪名抓走，在他身上披张狗皮，扔进狼狗圈，被狼狗撕开胸腹，把心肝五脏吃掉，剩下一堆血淋淋的残尸碎骨。工人韩志林说了几句不满日伪统治的话，也被扔进狼狗圈，撕得四分五裂，脑浆和五脏拖得满圈都是，惨不忍睹。西安矿业所警备系主任竹内善太郎，专吃人心。据史料记载，他杀害中国人，剖胸破腹，挖心扒肝，达三四十人之多。从1934-1935年，仅日本人蓬田(矿山病院事务长)一人就先后四次找吴金锋(矿山病院满人病栋外科负责人)挖了六个工人的心脏，两个人的肝脏，送给竹内食用。1934年日本军警无端逮捕建筑“西安矿业所”办公楼六名带头要求开工资的工人，无中生有说他们是“红胡子”，由警备队押到太平庄附近的高粱地给活埋了。日本军警还唯恐其不死，临走时又用刺刀，一刀挨一刀地往坑里乱捅。日伪统治时期的西安煤矿，阴森恐怖，四周荒山深谷，白骨成堆，有堆满矿工尸骨的六个“万人坑”。(宋梅英)

　　磐石县教育界惨案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三省，磐石县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和磐石中心县委所在地，一些抗日组织曾和日军拼搏过，因此，日伪认为磐石县是个隐患，教育界更有“反满抗日思想”，必须进行镇压。于是，1935年1月初的一天，侵占吉林之日本宪兵队的一伙宪兵带着翻译骚扰磐石县城，这些人在几个伪警察和伪团丁的带领下，有目的地对一些学校和一些教员家进行了大搜查、大逮捕。磐石县教育局教育股长丛树春、视学李文芳、大成小学校长于治舟、县初级中学训育主任王德本、福安小学校长邸省三、烟筒山小学教务主任王文富、吉林师范学校学生李渔放、吉林毓文中学学生葛汝非等15人落入魔掌。上午9点多钟，这些被捕者被押往火车站，下午两点多火车到达吉林车站。这时站里站外岗哨林立，戒备森严，行人断绝。这些人被押进吉林警察厅。第二天早晨8点多钟，开始了对被捕“犯人”的刑讯，棒子打、上大挂、灌辣椒水、俯卧压杠子、用战刀背砍，被捕者个个被打得死去活来。王文富被打得实在挺不住了，把筷子削出尖来要寻死，被看守发现后，换来的是更加惨无人道的折磨，审讯持续到5月间，被捕的15个人除被认为有特重罪的李渔放、葛汝非外，其他人都被放了出去。可是出狱不久，李文芳和邸省三便因刑伤过重而死去，丛树春、王德本、于治舟被打致残。(刘海瑛)

　　舒兰县杨家屯惨案

　　1935年春耕前，日军三十八联队之一部进犯舒兰县平安村杨家屯，强行侵占了屯西两个土墙大院驻防。此后，他们四处讨伐，烧杀抢掠。到牛心顶屯讨伐时，在一个孙姓孤老头家搜到一支破手枪，当即将孙老头抓到杨家屯严刑拷打，逼其承认“通匪”之罪，最后将孙老头绑到树上用刺刀挑死。这年秋季的一天，这些日军又以“通匪”罪名将两方三屯姓孙和姓马的两位屯长抓来并施以酷刑，然后将平安村村长、自卫团长调到杨家屯，要他们惩治“通匪”的两名屯长。日军将其押到屯西河边挖好的土坑旁，又把手枪塞给自卫团长，让他动手枪杀这两个人。自卫团长尚未泯尽良心，迟迟不肯下手杀害两名无辜的同胞，但日军百般威逼，最后两位屯长惨死枪下。(刘海瑛)

　　舒兰县老黑沟惨案

　　日本侵略者在1935年开始吉林省春季“大讨伐”，将盘踞齐齐哈尔的日本满洲派遣军第十六师团三十八联队(亦称奈良联队，联队长为田路大佐)调到吉林省参加“讨伐”，企图消灭活动在舒兰县一带的宋德林、周太平两支抗日武装。进犯蛟河的三十八联队第三大队大队长车少佐、翻译朱子岐得到密探陈生报告：老黑沟没好人，都是胡子。5月29日带领日军600余人及抓来背给养的夫役600余名，由陈生带路从退抟出发，分三路侵袭老黑沟。除其中一路因迷路未能到达老黑沟外，其它两路分别从呼兰岭和石门子进入有300户居民的老黑沟。日军一侵入老黑沟便开始抓人、杀人，远者枪打，近者刀挑。从5月29日至6月5日，日军进行了为期八天的血腥大屠杀。屠杀方式主要是集中起来用机枪扫射、排队用刀挑或活埋等，日军多以小队或小组反复搜捕杀戮。共烧毁房屋达千余间，杀害无辜百姓约1017人。现查明有七处较大的杀人场：(一)5月29日，日军在桦曲柳顶子村多是把村民堵在屋里杀死。村民李显廷听到外面有动静，出门看情况，被日军杀死。日兵闯进李家后，先把李妻子杀死在炕上，又用刺刀从二三岁的孩子背部刺进去，挑起玩耍，看着孩子在刀尖上挣扎乱动。日军还把抓到的村民们驱赶到村外林边，先让被埋者挖坑，再把人推进坑里，土埋到身体大半截时，用刺刀向胸部、脖子刺进，顿时鲜血飞溅，黑土染成了红色。仅此处就有七个坑，每坑埋10人左右，李奎江家11口被杀了9口，埋在一个坑内。(二)柳树河村的胡家店，店房是一个大筒子屋，也成了日军的杀人场。5月31日上午，日军把抓到的72名村民上绑，命令他们脸朝南跪下。日头偏西时，将他们一个个牵到胡家客店，每进屋一名村民，便从屋内传出“哎呀”一声惨叫。日军杀完人就把房子烧着，废墟上看到的奇形怪状的尸体，面貌全非，根本无法辨认。(三)青顶子村外的月牙泡是血洗老黑沟时最大的杀人场。5月31日到6月2日，日军就在这里屠杀了300余人，每天都有百人左右在这里丧生。日军让被抓来的村民脸朝月牙泡成排跪下，用机枪扫射后，再将尸体推到泡子里，鲜血把水都染红了。6月1日下午，又把一部分抓来的村民押到距月牙泡100米的东山树林中，一棵树绑上一个人，解开上衣露出胸膛，一个日军刺杀一名村民。而在月牙泡南200米处，日军将村民们的手背过去，用铁丝拧紧，从两臂之间穿一根水曲柳木杆，每杆穿20人左右，排成两排，每排三根杆，然后用机枪扫射。杀人场还有榆树沟北小屯大泡子、榆树沟东山头、柳树河屯西、山东会坟等处。

　　在大屠杀的日子里，日军空陆军配合，天上有飞机撒传单、送给养，地上陆军使用各种轻重武器残杀无辜。屠杀路线基本是从沟上部往下进行，但从石门子侵入老黑沟的日军，经过榆树沟时，见村民们闻讯大都躲逃山林中，就对没跑的老人、孩子施以“安抚”，说什么：“苦力的大大的好，杀的没有。”诱骗跑上山的人回家。不少人便从山上下来回到家中。而这部分日军在第二天早晨又突然从桂家街往回杀。日军连孕妇也不放过，榆树沟屯曹邦的二儿媳怀孕将要临产，日军将她衣服扒掉，用刺刀将腹部剖开，把胎儿剥出以此取乐。血洗后的老黑沟从此长期无人敢居往，变得沉寂、恐怖。无人掩埋的尸体腐烂，又造成瘟疫在舒兰一带流行，吞噬了许多人的生命。(姚一鸣)

　　东边道特别搜查班的罪恶

　　l935年日本侵略者在磐石县拼凑了一个特务组织——“东边道特别搜查班”，特务头子是日本人野崎指导员，有特务20多个，下边还有一个汉奸队。这个特务机关，将抓来的人随便杀掉;他们叫做“拉大脖子”。那个日本人野崎，兽性大发时战刀一挥就人头落地，然后挂在辉发河南沿大树上，有时挂在南卡子门上，故意让过路人观看。隔不上三四天，就要挂出几个人头来。由于这个特务机关随便杀人，那些小特务就大发横财，敲诈勒索，无恶不作。动不动就扣个“反满抗日”、“通匪”的罪名，对百姓加以迫害，有钱的可免死，没钱的就杀头。据统计，搜查班从成立到撤销仅两年零七个月时间，就杀了l00多人，打伤致残的就不计其数了。搜查班刑法很多，如坐老虎凳、灌辣椒水、上大挂、“抽烟卷”、“坐火车”等。数九隆冬，刑法又添许多种，早晨，天刚亮，让捕去的人脱光衣服在院里集合，特务们用雪把每个人培起来，只露个脑袋，几分钟后，一喊口令都站起来，在院里转圈跑，特务在后边用鞭子、大棒赶着，谁若慢了，就挨鞭子抽，棒子打。特务们称这种刑法为“打坐”。有时把被捕的人赶到辉发河中心冰上，就让这些人都跳进冰窟窿里“洗个澡”，出来后北风一吹，成个冰人，特务们管这叫“粘糖葫芦”。数以百计的无辜百姓和抗日战士被他们折磨致死致残。(宋梅英)

　　舒兰县十五方屯惨案

　　1935年深秋的一天，一队日本骑兵从平安车站进犯十五方屯一带“剿匪”。当时，各村屯的百姓为防匪防盗自发组成了武装组织——大牌会，所用武器均是打猎用的土药枪。这队日军到十五方屯后，便通知各屯大牌会都到西南岗集合。大牌会以为“皇军”要训话，或有什么活动，所以约有20左右名大牌会成员挎着土枪陆续赶到西南岗排好了队，这时日军的机枪早已架好，这些人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便随着一阵机枪声倒下，刹那间，尸横血淌，脑迸肠流，其状惨不忍睹。这次屠杀，除一名叫李云汉的村民藏在尸体下幸免遇难外，其余20余人全部被害。(刘海瑛)

　　浑江二道阳岔惨案

　　1936年农历三月下旬的一天，早晨八九点钟，日伪山林警察队队长曲学文带领20多名警察闯进浑江错草顶子沟二道阳岔屯。他们进屯后见房就烧，见鸡、猪就抓，见好吃的就抢。当他们烧到郑方禄家时，郑方禄的大哥不在家。大嫂正做月子。这些警察把房子点着时，郑的大嫂和两个出生刚12天的孩子都在屋里，郑方禄一看急了，搬来梯子窜上房救火。曲学文回头一看，举枪瞄准郑方禄就开了枪，击中胸部，22岁的郑方禄从房顶上滚了下来，当场丧生。日伪当局的“归屯并户”政策，使二道阳岔屯30余间房屋全部被焚，九户居民全被赶走。郑方禄全家被迫逃往山林中，住进一个地窝棚，地窝棚里又小、又暗、又湿、又冷，两三天后，两个刚出生的孩子便相继死去，产妇也得了重病，瘦得皮包骨头，吃了一个月的汤药，才勉强保住性命。

　　当年秋天，日伪讨伐队又来到二道阳岔屯，将全屯人辛辛苦苦再盖起来的房子又全部烧光，然后武力胁迫搬迁。(刘海瑛)

　　通化小庙沟小街惨案

　　1936年农历五月十一上午，日本关东军侵占通化的守备队200余人，乘坐六辆大汽车进犯小街。他们见人就抓，见房就烧，见反抗者就杀。有位姓郑的老人不肯离开自己的房子，结果连同房屋一块化为灰烬。日军从上车道岭一路烧杀到下车道岭，所到之处，火焰熊熊，尸横街头。一个过路赶驮子的人连同他的骡子一块被打死。日军还登上老道洞，将陈道士等五人抓住，因为有二人反抗被打死，陈道士悲痛欲绝，后来也被杀死。守备队把抓到的老百姓绑起来，十几个人拴成一串送往宪兵队，过江时，有几个年轻人跳水逃命，结果一个叫贺大嘴的被日本兵开枪杀死在江中。到了宪兵队，被捕的村民逐一受审。敌人拿来个人头放在桌子上，让被审者辨认，如果说认识，就以同党罪杀掉;如果说不认识就说是撒谎，也要遭一顿毒打。有个叫赵殿福的因说错了话，也被杀死。这一次死伤很多人，幸存者都被归并到上围子里居住。(刘海瑛)

　　通化白家堡子惨案

　　吉林省通化县白家堡子(大荒沟)，南距通化市140多里，位于通化县兴华乡境内，它是杨靖宇将军领导的抗日联军经常活动的地区。日军对这个村庄的人民恨之入骨，曾多次进行讨伐。1936年7月8日，盘踞辉南县朝阳镇的日本独立守备队第五大队第一中队中队长中山八郎大尉，命其部下八岛曹长带领一个小队(11人)日军侵袭白家堡子附近的雷家沟时，被埋伏在左右两侧高地的抗联战士一举歼灭。日军守备队朝阳镇中队本部得知这一消息后，从三源浦、山城镇和朝阳镇调集100多名日军和一个营的伪军，由中山八郎亲自带领乘18辆汽车到达大荒沟。一连几日也没有发现抗联踪迹，便以“送给养”为名，于7月14日把30多名强壮村民骗到大荒沟警察署，施以重刑逼问口供。最后，把他们扒去上衣绑在警察署院门前的大树上，由守备队士兵用刺刀刺死或用狼狗咬死。7月15日，天还没亮，日军开始在大荒沟四周的各沟各岔逐户搜人。人们发现时已来不及逃跑，冲出房门的人全被日军抓住。日军对这些人能走的带走，不能走的老人、病人就一刀刺死。在李忠昌家，一个日本兵抓住他不容分说绑起来就往外推，李忠昌的姐姐和小外甥等l0多人都被绑在一条绳子上。就连从外地到此探亲的沈贵山和从东丰往临江搬家路过这里的陈家大小七口人，也被赶进人群。30多岁的刁大嫂领着5岁的抱着刚2岁的孩子走得慢了一点，日军就一刺刀将5岁的孩子刺死。刁大嫂一见孩子死了，便哭喊着朝日军扑去。那个日兵夺下刁大嫂怀里的小孩摔在地下，另一个日兵端起刺刀对着刁大嫂的肚子连刺几刀，刁大嫂的肠子淌了出来。这两个日兵将她抬起来扔进河里，回头又把已被刺死和正在哭叫的两个小孩，都扔进了河水里。住在小蛟子沟门的杨家六人被绑走了四人，剩下一个刚生了孩子的产妇躺在炕上，被日兵用刺刀刺死，鲜血溅了婴儿一脸，日兵回身又将啼哭的婴儿刺死。在陶玉春家，陶的妻子常年有病躺在炕上。一个日兵闯进来，用枪比划着叫她起来，陶妻爬了几爬没起来，日兵端起刺刀劈头盖脸地乱刺一阵，陶妻惨叫几声后丧生。那个日兵出门又把房子点着了。就这样，日军一路上连杀带烧。他们怕农民反抗，把男子用绳子捆起来联成一串，用刺刀逼着抓来的男女老少往大荒沟走。中午，日军把大荒沟附近各个沟岔居住的400多农民全部赶到了大荒沟伪警察署大院。房顶上日军架起机枪，院内日军端着刺刀，严密地将被抓来的村民围困在中间。日军从上屋右门架进去十几名身强力壮的农民，用尽毒刑，没有得到半点抗联的情况，不一会儿，从左门就拖出十几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当审问到王万山、大老徐和老胡的时候，日本翻译李大个子问道：“抗联在哪?”王万山愤恨地说：“抗联到处都是，你们是抓不尽杀不绝的!”中山八郎听后，嚎叫道：“统统地杀了。”一群日本兵冲上来，把三人吊到马桩上，活活地勒死了。一个日兵又闯进人群，拉出结婚不到一个月的黄家媳妇，威胁着问抗联的情况。黄家媳妇刚说：“不知道”，就被中山八郎一脚踢倒，朝心窝就是一刀。只听她一声惨叫，一颗血淋淋的人心就被中山挖了出来。中山八郎将人心挑在空中恶狠狠地说：“中国人的心大大地坏了!”伪警察署院内不断传出惨叫声，使大荒沟人心惶惶。为救出亲友，大荒沟的居民以被抓村民中有伪警察及伪自卫团的亲属为由，营救出20多人。太阳落山时，日军用刺刀逼着人们从角门出来，往大荒沟外的东山根走。这时22岁的赵文华挣脱绳子向树林里跑去，跑出20多步，便被日军开枪杀害。怀着身孕的陈德华媳妇挣脱绳子和日军拼起来。一个日兵猛地把她刺倒，又连刺一刀挑破孕妇的肚子，把没出世的胎儿挑在刺刀尖上。日军把老百姓赶到东山脚下，便开始了血腥的屠杀。前边一排被刺倒后，机关枪就吐出了火舌。瞬息之间，无辜百姓倒卧在血泊中。屠杀之后，日军为了毁灭罪证，抓民夫挖了九个大坑掩埋尸体。经清点，除李忠昌、郭汉臣、惠连芳三人死里逃生外，其余368人全部被杀害。(岳宗宝关波)

　　扶余大獾子洞惨案

　　1936年11月7日，侵占江省郭尔罗斯后旗三站的日军独立守备步兵第十八大队第一中队村上特务曹长等48人侵袭伊家店。大约19时30分，进犯至扶余县大獾子洞屯，突遇借宿村中的名号“天助”的土匪帮伙，两名日军侦察兵被击毙。交火中，匪首任义军被打死，余匪跳墙远逃。村上等用车将日军尸体拉到伊家店，当夜策划了血洗大獾子洞的阴谋。第二天，村上纠集伪自卫团员35名，及进犯长春岭闻讯赶到的70余名伪军，一齐开进了大獾子洞村。在村上指挥下，日、伪军将全村十五六岁到60岁的男子共50人捆绑起来，押赶到村后一条三尺多深的大壕沟里，并派士兵监视以防逃跑。同时，日军开始纵火烧房，并将妇幼赶进一间大屋，周围堆上谷草，用大车堵上门，准备烧死。因伪连长鄂德升等官兵阻止，才得幸免。村上以“追击土匪”为名将伪军调离，日军集结到壕沟前。大约在l9时30分，先砍下村民傅有才等三人的人头“祭灵”，然后用机枪对准挤卧沟中的村民，开始疯狂扫射。之后唯恐还有生存者，日军又跳入沟内，踏着血淋淋的尸体，发现没有断气的，就用刺刀扎。最后抱来豆秸堆在尸体上点火焚烧，许多尸体被烧得焦黑难以辨认。村民林希恩身中七弹，在日军撤离后，抱着断了的左臂挣扎爬上沟沿，与崔善江一起死里逃生。全村40多户房屋大多被烧毁，殉难48人。(于海鹰)

　　柳河县百亲人被集体屠杀惨案

　　关东军长岛工作班于1936年8月25日诱降抗日义勇军的赵明思，通过赵明思先后瓦解了抗日武装“四海山”部，诱捕了抗日义勇军第三军司令“老长青”，并收编了其部队。但日伪当局对叛降的赵明思并不信任，对原“四海山”、“老长青”部队人员也不放心。于是在11月，长岛五次郎献策，由盘踞柳河县孤山子的伪满军顾问驹井中佐率伪军150人解除了已收编的原赵明思、“老长青”、“四海山”部70余人的武装，并将他们关押在孤山子镇。1937年3月，由长岛五次郎命伪军将这70余人押送到柳河县山城镇交侵占该地的日军独立守备队步兵第五大队继续关押。4月，山城镇伪警务统治委员会在山城镇宪兵队开会，参加会议的有山城镇地区伪警务统治委员长三松、柳河县伪警务局首席指导官警佐鹿毛繁太等人，决定对被关押的中共党员、抗联战士、“老长青”等旧部，及参加抗日活动的农民共146名分别进行集体屠杀。“老长青”、赵明思、“四海山”等94人，由日军独立守备队步兵第五大队长铃木大佐负责执行，因人数较多，又都是原武装人员，特押送到清原县飞机场集体杀害。中共柳河县委组织部长郭喜明、柳河游击队长车伍清、陈俊山等18名中共干部、抗联战士及曾参加抗日群众组织的农民34名，由山城镇伪警务统治委员会进行屠杀。(于海鹰)

　　通化教育界惨案

　　l936年冬，日本侵略者在安东(丹东)、凤城、宽甸、岫岩、桓仁、庄河、通化等地展开了一个所谓的思想大讨伐。因为当时安东是省城，受害者又多是教育界人士，所以这次讨伐又被统称为安东教育界惨案。在通化，侵占该地的日本宪兵队先后将省立第六师范前任校长马骥北、时任校长佟儒、女中校长修禄、教育局教育股长马清川、农中校长杨培伍以及一些学校的教员共26人逮捕。这些人被送进日本宪兵队拘留所，遭到严酷的刑讯。过了几天，这些被捕者两人一副手铐又被押送到奉天(今沈阳市)陆军监狱，还被钉上了脚镣。这些人几经刑讯受尽折磨，最后马清川、马骥北、佟儒、修禄、杨培伍五人被判死刑，于1937年2月被杀害。其余21人有六人被判徒刑13年零四个月，15个人被判五年徒刑，监外执行。据资料记载，在这次思想大讨伐中，有300余人遇难。(刘海瑛)

　　伊通县钱家惨案

　　1936年冬，张学良将军的内表兄钱辅廷由关内密派王氏兄弟(人称“王山东”)回东北与钱富德接头，传达张学良关于破坏日伪运输线的命令。钱富德先后串联钱富恩(满井火车站铁路警察)、钱富祯、钱富厚，及满井站铁路员工郭孝田、蒙希山、蒙希武等人。1937年7月18日，钱富德根据“20日夜将有日军特快列车通过”的情报，召集众人具体研究如何行动。20日晚10时，众人到达满井河(今沙河子)铁桥北端，行动由钱富德指挥，并与钱富厚在现场南北两端放哨警戒，钱富恩、郭孝田、蒙氏兄弟和王氏兄弟扒铁轨，使铁轨接头处撬开、不相衔接，事毕撤走。21日0时30分，由哈尔滨开往大连的军用特快列车急行此处突然颠覆。据敌伪日报说：共亡五人、伤64人。日伪当局立即调动四平日本宪兵队、警察署，开原、铁岭宪兵开始“侦破”。调派来的营城子伪警察署长陈久香查出了蒙氏兄弟，接着抓走了郭孝田、钱富德等人，并将钱家从12岁到72岁的男人及钱家亲友、满井铁路员工共22人，押送到四平市关押，终日毒刑逼供。7月24日午后，用大卡车将22人押送到第八师范学校西墙外的一个早已挖好的大坑前，命22人跪在坑前，眼睛蒙布，然后由日本士兵、伪警察用战刀将受害人一一砍倒，又踢入坑中，随即掩埋灭迹。(宋梅英)

　　残酷地活体解剖

　　活体解剖是日军侵华期间犯下的一种特殊罪行。其方法一是进行所谓“复生”的试验。1937年秋天，侵占吉林省公主岭的日本空军部队军医少佐藤田，搞出了一个所谓“人工苏生器”，宣称人可以起死回生。藤田为了试验“发明”效果，将一名40岁左右的中国男人强行拉来，用绳子套住脖子挂在树上，将其吊成半死状态，再取下来用“苏生器”复生，结果试验没有成功，该人很快死去。

　　二是拔取手筋和脚筋。新京第二陆军医院外科军医大尉小野，因负伤手脚不能动，想从中国人的手脚拔下筋来作移植。因此，上司命令田村延夫押去了三名中国人。医院将这三名活着的人抬上手术台，用刀扎入心脏，然后将捆住的手脚解开，把筋抽出来。

　　三是剥人皮。日军通辽医院院长、军医中佐山本升的房子里，墙上挂着人皮，桌上摆着人头骨。他为了研究中国人的指纹、皮纹，在任期内的l934年夏至1937年夏，从通辽监狱要来犯人，剥人皮达十五六张之多，除了供自己研究外，还将人皮做礼物送给日本国内的专家教授，供他们研究使用。

　　四是活切和活剥。日军通辽医院的医生，为了研究冻伤的防治，试验药物的效力及采集标本，用因冻伤而被俘的抗联战士做试验，然后砍取了100多个手指和脚趾做标本。细菌战犯田村良雄，为了做手术练习，活活地将一人的双脚切下。在东北日本人主持的各级医院里，为所谓科研需要，经常进行活人解剖，其中尤以南满医科大学为最大祸首，成为残杀中国人的魔窟。1942年秋到1943年春这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内，他们用31人进行了五次活体解剖。一次是三人，一次是七人，一次是12人，另两次都是三人。这些人均是男性，年龄在30-40岁左右。这些受害人被抓来后，即被解剖，解剖的技术指导是铃木真吉教授，具体解剖者是照井，助手是西村和坂村。他们取出活体的脑脊髓、内脏、皮肤等，做成切片，进行研究。在解剖时，切开受难者的头颅，取出大脑。背部正中锯一个深沟，取出脊髓。胸腔和腹腔也被切开，取出心、肝、脾、肺、肾、肠。最后挖出双眼。1936年9月，铁岭警察署直辖派出所一次砍杀了六名抗日军战士，其中一名被广獭军官用剃头刀解剖，摘取了胆囊，砍下了头颅，然后把头骨洗煮制作后，送给了满铁株式会社大连柔剑道场的波多江教师作装饰品。虎林医院中尉军医竹内丰，在1938年1月，将一名中国人绑在解剖台上，先切开腹部，把盲肠取出进行切除缝合，向卫生下士官、卫生兵讲解腹部内脏的名称、位置;又把小肠切断，做了两肠管横断面的缝合，讲解了小肠受伤后的手术要领;接着又把胃、十二指肠切开，做了胃肠吻合术;最后做了腹壁缝合术。做了解剖后又向静脉里注射吗啡将其杀死，又将死者的头颅打开，摘取了大脑。练习头盖骨缝合术。

　　五是进行毒药注射和空气注射试验。1936年9月侵占赤峰的日军宪兵队将一名30岁男子押送到赤峰医院，先是进行毒药注射试验，然后进行了解剖。1940年9月，新京宪兵队逮捕了三名中国工人。军医大尉小管原武，伙同卫生军曹户上，给两个工人注射空气和毒药，观察注射后的反应，在快要死亡的时候，将他们的头砍下。日本侵略者还用毒药试验做为杀人灭口的手段。1938年5月，关东军第六边境守备队步兵第一大队第一中队本部，监禁有抗联俘虏约50人，强迫他们修工事。工程完后，强行给这些劳工注射了毒药，将其全部杀害后又焚尸灭迹。(孙邦)

　　黄金“走私”案

　　“九·一八”事变前，由于东北地区黄金资源丰富，黄金业发展很快。伪满洲国成立后，黄金业被列为经济统制范围，伪政府于1934年设立了采金株式会社。该会社是特殊会社，具有法人资格，几乎垄断了所有主要金矿的采金业。会社成立后，由伪政府和日本财阀投资，日人经营。但由于经营不善，黄金产量逐年下降，从而导致市场萧条，金价上涨。加之日伪当局由于战争的需要，黄金用量剧增，为了改变黄金市场的不利状况，彻底垄断黄金业，日伪当局于1939年10月制造了殃及全东北的黄金“走私”惨案。1939年10月10日，伪满首都警察厅首先在长春动手，新华美、物华兴、同顺公、老物华、天宝、鸿兴、春华、德增、老成土炉、东海天、世兴等13家金店遭全面搜查，逮捕店主、伙计、家属共148人，没收黄金约值数l0万元。其中受害最重者为天宝金店，不但店主许梦溪、经理许仲廉以及店员、家属共20余人被捕，所有财产被全部没收，而且铺面也被全部焚毁。

　　被捕的148人在宽城伪警察署受到严刑拷打，逼其承认“把满洲国黄金全部贩卖关内，搅乱了满洲国黄金市场”、“反满抗日”等罪名。经过20几天的酷刑折磨，有些人被活活打死，有些人被打伤致残，店主全部被判刑。在新京(长春)大搜捕的同时，侵占沈阳、哈尔滨、吉林、安东(丹东)、间岛(延边)、锦州等地的日军也对黄金行业进行了大搜查;共有700余人被逮捕。(刘海瑛)

　　丰满劳工万人坑

　　日本侵占东北期间，在丰满修建一座大型水力发电工程。为完成这一庞大的工程，日本侵略者采用欺骗办法到关内把八万多中国劳工骗、逼、抓到丰满，供他们驱使、奴役，不少人流尽了血汗直至被夺去生命。被日人骗逼来的劳工，统统住在一排排密密麻麻的工棚里。1938年除夕，劳工工棚失火，当场烧死67人。丰满的冬天每天都在零下42℃左右，冰天雪地，把人的肉都冻木了。吴洪贵、万恒生等一起从上海来的126人，一冬过后死去66人，一年以后，只剩下了十几个人。还有的劳工正干着活，手拄着铁锹，一转身就倒地冻死了，每天在工地都要冻死几名劳工。劳工还要遭受监工的棍棒毒打，打死了把尸体抬走，打伤了还得继续干活。到了夏天，棚内阴暗潮湿，到处是蚊子、跳蚤，人只要一进工棚，脚上就会叮一层，其痒无比。6月天下大雨，棚内下小雨，地上汪着一尺多深的水，被、鞋、劳工的身上都是湿的，多数劳工生了疥疮，被折磨死。一天晚上刮大风，工棚被刮倒好几座，有一座工棚倒塌竞压死劳工40多人。为加快进度，日方逼迫劳工掏洞取土，这是非常危险的作业。洞子越掏越大，却不许用木头支起来，结果冻土坍塌，劳工经常被砸在里面。金孝发亲眼见一个洞子进去38人，塌方后只跑出六人，金孝发和同伴要去救，监工不但不让救，还把前来呼救的劳工用铁锹砍死。在大坝浇捣混凝土时，劳工浇捣得下到平仓去，可人的双腿陷入混凝土里就一时拔不出来，而开起重机的日本人不管下面平仓有没有人，就把大缸混凝土倒下来，竟把人活活浇在大坝里。工地每次放炮都有不响的哑炮，监工强迫工匠接着在原地钻眼，引起哑炮爆炸，凿眼的人被炸得飞上了天，当即丧生。王永昌亲眼看见一次就炸死三名石匠，情景惨不忍睹。到1941年，坝越修越高，日军为了减少上坝走路的时间，让劳工坐在三平方米的吊缸周围，用吊机把人吊到六七十米的高处。吊机开的速度快，又没有牢固的地方抓，劳工们个个心惊胆颤，经常把劳工从半空中闪下来摔死。1942年，到坝上干活的人越来越多，多数坐闷罐上去，一次吊钢轨，监工让很多劳工坐在钢轨上一齐往上吊，起吊不久，连人带钢轨全掉了下去，所有的人当场摔死，有的竟摔成几截。这年大坝塞流合拢。施工在冒险中进行，结果合拢被激流冲垮，正在堵塞棉被和麻袋的100多名劳工被江水冲走。在这沉重而危险的奴役压迫下，一些劳工开始有不满情绪。一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六个山东劳工在工棚内因思乡议论家乡的事，被拉杆听见，拉出工棚，反绑双手，活活打死。1945年5月，发电所电焊车间的瓦斯罐突然爆炸起火，日本人认为是有意破坏，对工人进行逮捕刑讯，把范文才父子三人抓去，送往伪吉林县警务科。有些劳工不堪忍受压迫，开始纷纷逃跑，劳工刘瑞祥亲眼看见，有两个劳工逃跑被日本人抓住，当场打死一人，剩下一人被吊在一棵大树上，衣服扒得净光，用皮鞭沾水抽打，肉都打飞了，直到打死为止。有时逃跑的劳工抓回未被打死，日本人就用铁丝拧上双手双脚，把伤口撒上盐，扔到江里去，最多一天拉出去138人，五天就死了300多人。丰满水电站从l937年4月动工，每天都有劳工死亡，到1938年，死亡劳工更多了，日本监工就让人把劳工死尸往万人坑扔。数月时间，大坑被填满，日方在大坑周围挖了不少的小坑，随之也填满了。随后就把死尸乱扔在大坑周围，一堆堆，一片片，不知有多少。(宋梅英)

　　野副大讨伐的罪行

　　1939年l0月1日到1941年3月l9日，侵华日军由关东军中防卫地区第二独立守备队司令官陆军少将野副昌德为讨伐司令，动用日军6400人，伪军25000人，伪通化省、吉林省、间岛省警察34131人，以及铁路警护队等武装，总兵力约75000到80000人之间，对当时的伪通化省、吉林省、间岛省及牡丹江省部分地区进行了大规模“讨伐”。讨伐的主要目标是在此区域活动的以杨靖宇、魏拯民为领导的抗联第一路军。在大讨伐中，日伪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极其毒辣的政策和残酷手段。如：(一)为断绝抗联与群众的血肉联系，强化了保甲制度和“十家连坐”法，仅通化省，1939年“保”增加到了121个、“甲”增加到875个、“牌”增加到8571个，凡有“通匪者”，即全家斩首示众，株连邻里。同时加紧推行“归屯并户”，l939年在伪通化省有“防御部落”379个，比1936年增加三倍多，“集团部落”75个，也比1936年增加一倍多。在伪吉林省，到l940年秋共建成674个部落，造成不少无人区。(二)实行专卖配给制，每次只配给居民两三天的粮食，如发现向抗联提供必需品，祸及全家，殃及乡里。同时强迫农民提前收割农产品,造成这两年该区农产品减产一半，农民缺粮达半年以上。(三)大肆进行诱扣劝降工作，利用叛徒作奸细破坏抗日队伍。(四)武力讨伐时使用分割包围、来回拉网、轮番扫荡等策略，又用所谓的“壁虱战术”对抗联领导人所在的队伍咬住不放，穷追到底。历时一年半的野副大讨伐给抗联一路军造成巨大损失，牺牲指战员1172人，其中有杨靖宇、魏拯民及师团级干部曹亚范、陈翰章、方振声等。另外诱捕抗联将士1040人，其中师团级干部林宇诚、丁守龙、全光降敌后带敌军围剿抗联，造成极大危害。抗联一路军在东南满建立的抗日根据地几乎全被破坏。不仅密营、被服厂、修械厂，甚至连地仓子都被悉数捣毁和焚烧。致使抗联一路军难以继续在境内坚持斗争。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因此次讨伐“有功”，升任伪通化省次长。不久，又因他讨伐“有经验”，调任伪热河省次长，在“热河讨伐”中大肆屠杀镇压抗日军民。(曾凡秀)

　　通化七道沟铁矿万人坑

　　日军为侵华战争的需要，掠夺通化七道沟铁矿资源，1938年9月14日在通化二道江街成立“东边道开发株式会社”，下设大栗子、七道沟两个采矿所，1940年铁矿正式开采。日本侵略者为了加紧掠夺，采取“要矿石不要人”、“以人换矿石”的法西斯手段，对劳工在政治、经济以及精神上层层压迫。他们在矿区成立矿山警备队、七道沟警察分所等特务机构，对劳工进行迫害。矿工姜大成母亲病重，他请假回家看望老母亲，把头不给假，他偷着走了，结果被警察抓回送到矿里，在400多名工人面前将姜大成活活打死。七道沟采矿所下设八大系，其中的劳务系专门迫害矿工，使矿工人们恨之入骨，称它“老虎系”。他们通过各种残暴手段迫害致死的工人无数。1938年始，七道沟瘟疫流行，1941年赵华荣组从山东招来了500多名工人，不到10天，死了400多名。1938-1945年，赵华荣组从山东骗招工人1800多名，到1945年解放，仅剩下200多名。老矿工魏春德回忆说，他是1941年被骗招来的。来时全家九口人，第一年赶上瘟疫，死二口。第二年，全家又得伤寒病，死了四口。到了1944年，只剩下了他一人。另外，因工伤致死也是无法计算。1943年，西三坑矿工因炮烟中毒一次就毒死七名矿工。1941年东斜坑冒顶一次就砸死了九名矿工，东山水平坑一次冒顶砸死八人。1944年，东斜坑二路十八排溜子落下来大块铁石砸死了九名矿工;最残忍的是一次露天坑坑口冒顶，坑内有八名工人被堵住，坑外工人想救他们，日本人却把他们活活闷死在矿坑里。还有一个姓张的拉钎工，上班时采矿所不给电石，矿灯不亮，摸着黑往坑下走，掉在漏子里活活摔死。那时死的劳工太多，抬不过来，矿里成立了专抬死人的“杠子队”。起初，每人还给一口薄杨木板的棺材。死的人多了，两个人装一口棺材，甚至三人装一口棺材。后来就不给棺材了。到冬天，人死抬到屋外，很快就冻硬了。用两个铁丝扣子套在死人身上抬，一次能抬两三个。在住宅区死的，大部分都抬到铁道西万人坑。地冻刨不动，没法掩埋，就在万人坑旁边盖了个停尸房。停尸房也很快装满了，后抬来的就摆在外边，一垛一垛的，没人看管。白天乌鸦来啄，晚上狼、狗来撕。狗吃死人吃红了眼，见了活人都瞅牙。铁道西万人坑是七道沟矿工墓最大的一个。还有曹家坟万人坑和板房沟万人坑。后来，日本人又建了两座炼人炉。从1938-1945年，日本当局在七道沟掠夺了近140万吨矿石，留下的却是1.6万多具中国矿工的尸骨。(宋梅英)

　　九台县国高学生刘廷弼被毒打致死

　　1941年春天，新考进九台县国立高级中学的学生刘廷弼，由父亲送到学校上学。新生开学后的第一堂课是日语，任课教师是日人副校长娓岛。娓岛是个十分凶残的家伙，学生们都非常恨他，因为他从不把中国人当人。由于娓岛长相可笑，所以当他走进教室时，刘廷弼忍不住笑了出来，娓岛恼羞成怒，一把将刘廷弼从座位上拎起来，一顿拳打脚踢后，又用力把刘摔倒在地并照肚子狠命踢去，刘廷弼当时就起不来了。过了几天，病势越发沉重，他父亲得到消息含着眼泪赶到学校，把入学才几天就被折磨得不成样子的儿子用车拉回家。到家后没几天，刘廷弼便含恨死去。(刘海瑛)

　　“一二·三O”事件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为了培养出为他们的殖民统治服务的人才，在长春创办了财务职员训练班。学员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满系”(中国人)，一部分是日系。但是大多数“满系”学生热爱自己的祖国，不甘心当亡国奴，加之学校对两部分学生在各方面的不同待遇，更激发起学生对日方的仇恨。因此，第二期一部分学生开始搜集和阅读比较进步的“禁阅”书刊，并逐渐形成了一股潜在力量。到了l939年春天，又酝酿建立秘密的地下青年爱国组织。1940年农历端午节，在伪首都“新京”税捐局正式召开了以“财务职员训练班”同学为主的建立反满抗日地下组织的秘密集会。这年中秋节在长春召开了第二次各地区会议，阴历年又召开了第三次会议。在这期间，该组织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为了扩大组织，1941年“财职”的孟宪昌、陈东升、常吉等人考入伪满“新京军官学校”，进行联络发展组织的工作。为了破坏敌人的“出荷”大豆计划，采取编唱民谣等办法，对农民进行宣传，号召人民少种或不种大豆。1941年5月，陈树满和李金山被派往关内，了解抗日后方情况以便取得联系，为东北反满抗日青年寻找政治出路。读书会的活动引起日伪当局的注意，于是开始了秘密侦缉活动。1941年秋，敌伪特务朱朝英假借“北满抗日联军地下潜伏人员朱冠军”的名义，打入长春组织内部，并掌握了一些情况。摸到这些人反满抗日的思想脉络后，日军又派高级特务刘玉廷(叛徒)以“中共中央东北特派员、延安抗日大学教授”的名义，实行更阴险的诱捕计划，以求将各地组织一网打尽。在他的阴谋策划下，各地区组织的代表于12月30日到哈尔滨参加“东北联络会”。会议期间，全副武装的日伪特务包围了会场，全体与会人员当即被捕。这次事件发生后，敌人立即在全东北开始了大规模的逮捕，共有355人被抓，170入被判刑。

　　在“一二·三O”事件中被捕者有的人被判死刑，有的人被判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15年。马成龙被判无期徒刑后，仍没有停止向敌人做斗争，结果被关进“独立监房”，由于长年不见天日，冷餐冻宿，以致身心失调、双目失明，终于牺牲在狱中。陈东升在敌人的押解途中不甘受辱，撞火车壮烈牺牲。孙海峰在敌人的残酷刑讯中，被折磨得血肉模糊，面目全非，但仍坚贞不屈，拒不招供，最后跳楼以身殉国。王德林也因受尽折磨而惨死狱中。刘荣久被判死刑，临刑前，敌人为摧垮这位抗日志士的意志，安排了“家属诀别”的场面，但是，面对泪流满面、痛不欲生的妻子，刘荣久镇定自若，从容走上刑场，英勇就义。(刘海瑛)

　　特搜班在扶余的罪恶

　　1942年秋天，日军特搜班来到扶余，住在“增盛谦”烧锅院内。他们有10人左右，带队的是日本人河田警长，30多岁。特搜班搜查的对象是中层人物：在城镇是股东经理，在乡间是小地主、富裕中农。特搜班活动，先利用狗腿子(人称当地坏)搜集情报，提供线索。这些“当地坏”认为谁家有钱有枪就带到“增盛谦”审讯，要枪。若说没有，就施以各种刑法，如把人上衣剥光，用烧酒从头浇下，点着火一烧到底。“天庆丰”商号的郝凌阁，被特搜班抓住，强迫趴在地上，学狗爬，学狗叫，舔吃地上的粘痰吐沫。“增盛谦”院内有个大贮水池，十冬腊月，让人跪在池内，从头往下浇凉水，叫做“挂蜡”。此外特搜班特务们还自己走访，如有礼貌不恭、招待不到的，就大发其淫威。特搜班在扶余城内作恶共三个多月，到了冬季又转到长春岭进行罪恶活动。长春岭是扶余的一个集镇，地处农村，大粮户很多，特搜班住在“德丰涌”烧锅院内，并设立公堂，找出李向亭、柳万连等l0余个狗腿子为他们出谋划策。那年冬天雪大，他们坐着雪爬犁到各村屯骚扰，对富裕户搜缴枪支。有个乔网户搭(鱼房子的东家)由于没有交出枪来;被打得遍体鳞伤，扣上反满抗日的罪名被枪杀。特搜班杀人，是把人用麻袋装上，拉到郊外，先把人摔个半死，然后朝麻袋打枪扔下就走。百姓们看到特搜班都不寒而栗，毛骨悚然。(宋梅英)

　　伪新京更生训练所迫害劳工惨案

　　1943年7月，日伪当局在长春(当时称“新京”)成立了“新京更生训练所”，伪首都地方保安局特谍班长川原一郎兼顾问，伪首都警察厅外事科嘱托王相如兼任所长。“新京更生训练所”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对被抓来的“浮浪”进行所谓精神训练与思想矫正，然后按照他们的经济掠夺计划送往密山、营城、弓长岭等地做劳工。这些“浮浪”在所期间，劳动时有铁丝网围着，有警察看守，睡觉时除有自卫队把守外，还两个人给戴一副手铐以防逃跑。至于挨打受骂更是司空见惯。有一个家住长春八里堡叫高玉林的车夫，于1943年秋的一天上街买菜时被东荣警察署抓了“浮浪”，送到了“新京更生训练所”，在训练所里高每天被逼干笨重的活，还常遭毒打。后来高的家人托人找王相如花了l000元伪币才将他赎出来。高五林在这座人间地狱中呆了29天，亲眼看见20几个“浮浪”被折磨致死，平均每天一个。据资料记载，“新京更生训练所”从l943年7月成立到1945年8月瓦解，共收容监管过7000余名“浮浪”，这些“浮浪”被分批押往各地服无酬劳役。到1945年8月时，由于繁重的劳动，非人的待遇，这7000余人中就有5000余人因冻饿、事故、酷刑而死，而那侥幸生还的2000余人，也是人人骨瘦如柴，奄奄一息。(宋梅英)

　　辽源煤矿满人病栋小外科的罪恶

　　1944年春天，西安(今吉林省辽源)炭矿医院院长高野寅之助及副院长、外科医长山下龟久男指示在满人病栋外科单独成立一个小外科。其目的是以“新技术活动”为名，在中国患者中选择典型病例做试验。满人病栋外科l号病室的20多张床划归小外科管理。同时成立小外科门诊，为病栋小外科选择病例做试验品。1944年春，泰信三坑送来一名30多岁工人，胳膊被砸断，值班护士日本人小野不找医生抢救，擅自给患者做了断肢手术。第二天医生李维哲发现后，给病人又重新做的手术，右臂截去二寸多长，造成终身残废。1945年小外科收进八名20多岁的山东青壮年，他们身体健康，面无病容，住进病房后，每日由日本医生亲自做化验。没几天，这八名中国人去向不明，被日本人做了技术试验。1944年秋季，医生李维哲给一中国患者做气管切开手术。术后因无人护理，造成并发肺内感染死亡。同年，有一腹部受伤的病人，入院后什么认真检查都没做，就被推进外科手术室进行手术试验。一帮日本军医将病人肚子剖开后，几只手同时伸进去东翻西找，查看脏器，最后将断裂的肠管做了缝合练习。当关闭腹腔后，病人抬到小外科病房，已奄奄一息，不到两天就死去了。还有一次，有个矿工在井下被落煤打伤腹部，病情并不十分严重，也被打开腹腔，经检查，脏器没什么损坏，于是给做了阑尾切除手术，进行教学练习。结果没过几天病人就发高烧，整个腹腔感染化脓，病人被活活折磨而死。有一个叫杨培山的工人，小腿砸伤住院治疗。他的左侧眉部长个瘤子，日本医生大夏要给做手术，结果一刀切断了动脉血管，由于失血过多，造成失血性休克死亡。1945年春季，小外科收进一名胸部外伤工人，日本外科医生也给患者做了开胸手术，观察心脏波动的情况和肺叶呼吸的动作，缝合胸腔把病人扔进病房后，第二天，患者就死去了。日本医生拿中国人做技术练习和试验，远在小外科成立之前就搞过。这种野蛮行径使不少中国患者都成了他们屠刀下的牺牲品。(宋梅英)

　　日军镇压桦甸农民暴动事件

　　l945年6月桦甸县八道河子、横道河子一带农民约48人曾举行暴动，准备上山打游击。这件事极大地震撼了日伪当局。伪吉林警务厅长池内和美命令伪吉林省警防科警备股长大冢荣作与警务科长神保一夫等，指挥纠集来的省内一市十县600余名伪警察和100余名日军守备队士兵进犯横道河子北部进行镇压。他们将横道河子北部山林团团包围，经10余天的镇压，射杀起义农民七人，逮捕约30人。被害烈士有王寿山、万永贵、郭喜山等。并将王寿山等三位起义领导者的头割下来，用酒精洗净后，又用油炸，盛在木笼里，挂在横道河子林东的大树上，示众20余天。对被捕的30人，由伪警察及宪兵审讯之后，送交吉林省警务厅，关押在吉林市警察局，进行监禁审讯。日伪对被捕者的审讯极其残酷，有的人最多一天曾被刑讯13次，所有的刑具都用尽了，如灌辣椒水、上大杠、电讯、“坐飞机”等。日伪刑讯的内容，主要是了解他们与八路军及抗联的关系，以及组织等。日伪不但对被捕的农民进行惨无人道的摧残，而且对他们的父母、妻子都进行了残酷的刑罚，家中的财物也被抢掠一空。(李振海)

　　日军遗留的毒废弹

　　在中国发现日军遗留下的毒废弹达几十处，由于毒废弹已埋藏达40年以上，不少已毒液外泄，污染了土壤和水质;由于触毒而受害的人，仅有报告的就达几百人。这些化学武器是日军在战争结束时以炮弹等形式埋在地下的。如埋在吉林省敦化市境内的化学毒弹就是日军在l945年败降前，为防止苏军进攻，赶运大批军火到敦化时一起运至。由于形势突变，关东军第一方面军仓皇撤退，将一时运不走的毒弹丢弃在原地。当时日军遗弹最多的地方是敦化境内的大桥沟、秋梨、沙河沿、马鹿沟、大山、尔站、江东、凉水泉子等地。田间、路边、沼泽、河流，到处都有。当地居民历年来因触毒和爆炸而伤亡的人数达500人之多，他们大多是在田野劳作时遇害。敦化市林胜乡大甸子屯农民刘军、黄春胜1946年的7、8月间在草甸子割草，被毒弹外泄的毒液沾染，中毒后两腿随即感到刺痛，很快出现肿胀，接着起泡。第二天皮肤变白像熟鸡蛋青一样腐烂，失去知觉。后经住院治疗48天，总算保住性命，但都留下了后遗症。l951年在敦化成立了日军遗留毒废弹处理委员会，从1951年到l955年，该委员会不仅搜集了本市的毒废弹，而且从长春、集安、汪清、梅河口和内蒙的科左中旗收集到部分毒废弹。委员会将毒废弹集中运到敦化市东北40公里的哈尔巴岭南的山沟深埋起来，并立石碑警戒世人免受其害。除敦化外，在黑龙江、河北省的石家庄也发现日军遗留的大量毒废弹。(蒋志平)

　　关东军使用化学武器的罪行

　　伪满洲国成立后，中国东北成了关东军化学武器的实验场和基地。据日军战俘上田弥太郎交待，日军七三一部队平房细菌武器实验场用中国人作瓦斯实验，两次就杀死200人。七三一部队四平支部进行电气和瓦斯等试验，仅两个月杀死60名中国居民。1935年以后先后在图门、五常、富拉尔基、哈尔滨、长春、四平等地建立化学剂制造厂、材料厂。据日军战俘片桐济三郎交待：1936年12月上旬至l937年1月上旬某夜，伪牡丹江省掖河日本陆军医院院长周头兵大佐为了实验腐烂性的毒瓦斯的效力，将三名中国农民监禁在外科的小屋内，倒背手绑着，将瓦斯涂在他们身体的各个部位，然后观察其变化情况，第二天，三人均被毒死。日军战俘齐藤美夫交待：1940年4月日本陆军技术本部习志野毒瓦斯学校来中国东北试验瓦斯炮弹时，将30名中国人作实验品杀害了。日俘渡边国义交待：1942年5月下旬至6月中旬，关东军化学部练习队300人于兴安省扎兰屯西南六公里山地对中国人散布糜烂性持久瓦斯，毒死三名中国农民，使70名农民手脚受到腐蚀伤害。7、8月间该练习队再次散布此种瓦斯，毒死四名农民，30名男女农民手脚受到腐蚀伤害。9月该队又于此进行放毒实验，毒死三名男性中国农民，约40名男女农民手脚受了刺激伤。日俘冲野一行交待：1942年6月中旬三棵树警护队长吉川忠一将拘留所中六七名中国人送去作催泪瓦斯实验。又据渡边国义交待：1944年8月中旬关东军化学部练习队材料厂进行散毒实验，在通向扎兰屯西南农村道路上及草地秘密散布了面积2000平方米、毒量l00公斤、杀伤力1000名、有效时间一周的糜烂性持久瓦斯，有四名中国农民被毒死，20名农民手脚受腐蚀伤。随着侵略战争扩大，日军对化学武器的使用从实验阶段发展到军事演习和战斗训练阶段。日俘平中清一交待：日军在吉林省下九台进行瓦斯演习，用长春、吉林监狱的200名中国人作靶子，将其全部杀害。日俘飞松五男交待：1940年5月中旬，日军在辽宁省新民县辽河左岸对奉天甲种干部候补生进行瓦斯教育，队长南部让吉少将命令关东军化学部队用轻型坦克牵引撒毒车，在长200米、宽400米的地域内散布糜烂性液体的持久瓦斯，毒杀了两名中国农民，毒死l00只羊，使48万平方米的土地沾上毒液，一年不能耕种。渡边国义曾任关东军化学部材料厂新兵训练助教伍长、曹长。齐藤美夫以警务部长的身份为日本毒瓦斯学校来中国搞化学实验提供中国人作试验品。平中清一是奉天宪兵本部的准尉庶务主任。冲野一行是三棵树警护队的外勤巡监。(蒋志平)

　　关东军第一OO细菌部队

　　日本关东军第一OO部队前身为1931年11月成立的关东军临时病马收容所，盘踞在长春市孟家屯。1939年后改称第一00部队，专业人员达600余人。改称后的部队长一直是日军兽医少将若松次郎，对一OO部队直接负指导责任的是关东军兽医部部长高桥隆笃。为掩人耳目，对外该部队称“关东军军马防疫给水部”。一OO部队与七三一部队虽然都干着细菌杀人的勾当，但一OO部队主要研制用细菌污染牧场、贮水池，利用牲畜间的疾病来传染和制造死亡。在一OO部队任职的医学博士中村吉二说：“鼠疫、霍乱或伤寒都比炸弹来得便宜。炸弹扔下来，一切物质都将受到损害，而细菌战术只是人害病死掉了，工厂、矿山、房屋、设备等都可以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落到胜利者手中。”据战犯高桥隆笃供认：一OO部队在1941年到l942年一年内就生产制造了1000多公斤炭疽菌、500多公斤鼻疽菌，其它化学毒药l00公斤。一OO部队饲养了数以万计的鼠类及牲畜以供试验，更为残忍的是用活人作试验。日本宪兵队经常用汽车往一OO部队送活人供作试验。为培养虱子和跳蚤，一OO部队还到处抓乞丐。抓进来之后，供给足量的大烟、吗啡，而不准换衣服，以便培养虱子和跳蚤，利用活人培养细菌。等这些人使用到不能起床的程度时，便将其杀害。极少数侥幸逃出的，也得了严重的贫血症和脑疾病，不久也就死去了。一OO部队还利用雇工、招收马夫等花招骗收不少中国人以供试验，最后也惨遭杀害。据一OO部队军曹三友一男供认：为保密起见，用活人作试验通常都以“实验材料”称呼他们。先行饥饿以观察健康程度和抵抗能力，然后供给充足饮食，经体格检查后，再散布以细菌使之中毒，目的是叫活人感染以检验毒菌效能。这样反复试验，使受害者经受难以忍受的痛苦。1944年初：日本宪兵中尉中岛将两名受害者枪杀，理由是：已经作过多次实验，不能再作“实验材料”了。三友一男也多次谎说给“实验材料”治病，注射毒药杀害无辜中国人。落入一OO部队这座杀人魔窟之中几乎无人生还。受害者死后有的尸体被肢解，保留某些器官作标本，有的投入炼人炉中烧掉或埋入地下。被一OO部队残害的中国人难以统计。由于细菌部队经常撒放细菌，造成东北各地常有鼠疫、伤寒等病发生，吞噬人民生命。1942年在长春车站北约一公里的人口密集的贫民街地带，突然发生鼠疫。而当时这里密密麻麻住了700多户、5000多贫民，所谓的防疫队员冲了进来，隔离患者，强行检查诊断。在鼠疫稍有缓和时，关东军就把这里的全部居民强行迁移到临时村落宋家洼子。接着日军工兵以“彻底防疫”为名，把这个居民区的房屋全部烧掉。日本战败时，日本法西斯强盗为消灭罪证，有计划地毁灭了两个细菌部队所属设施，流散跑失了带有各种毒菌的各种生物，使东北各地在抗战胜利之后，也难逃瘟魔撒下的灾难。特别是1946年，吉林省延边地区鼠疫、猩红热猖狂一时，人死如麻，十室九空。1947年当时的辽北省通辽县附近十几县及嫩江、松江、内蒙等地鼠疫蔓延，死亡二万多人。(于海鹰)

责任编辑：李少通 最后更新：2017-08-24 15:4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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