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侵华日军暴行调查
2017-08-30 17:26:35  来源：魏巍  点击：  复制链接

　　1940 年的10月27日，丧心病狂的日军在宁波这块美好的土地上，投下了大量含有鼠疫跳蚤的麦粒和面粉，致使这座繁华的城市丧钟频鸣，一百多人死于非命。宁波也由此成为世上人为鼠疫肆虐的实验场之一。

　　因此，回顾、揭露和研究 60 多年前侵华日军在宁波进行细菌战的法西斯罪行，应有其历史和现实的意义。

　　一、鼠疫确诊

　　1940年10月27日早晨七时，空袭警报突然嘶鸣，一架日本军用单翼机窜入宁波市区上空，盘旋一周后，俯冲而下，没有扫射轰炸，却抛下大量传单。传单上画有日、德、意国旗和两手相握表示:“中日亲善”的图画，并写有“重庆正在闹饥荒，民不聊生，日本人民则丰衣足食，尚有余粮来接济你们”等谎言。[1] 散布传单后，敌机向西北逸去。下午 2 时许，日机再次入侵市区，投下大量麦粒和面粉，散落在市中心的开明街一带，该处上空顿呈一片淡黄色云雾，屋瓦上发出“沙拉拉”的响声，居民都感到十分惊奇和惶恐。

　　日机在宁波上空投下麦粒和面粉后仅隔两日，就有人发病。31 晚，开明街口滋泉豆浆店店主赖福生夫妇最早疫死。接着，隔壁的开明街王顺兴大饼店，胡元兴骨牌店，以及中山东路元泰酒店，宝昌祥服装店，还有东后街一带，相继死人。至 11 月 3 日，患者 36 人中，死亡 16 人。次日又死 7 人，一天后再死 20 人。当时抢天呼地的哀号声此起彼伏，丧服裹身者比比皆是，愁云惨雾，骇人听闻。

　　开明街暴死事件发生后，当地的医疗机构率先做出了反应。11 月 1 日下午，在县东镇(开明街属于县东镇管辖)镇长毛稼笙报请下，鄞县卫生院(今宁波市第一医院)张方庆院长带领医务人员赴疫区调查，发现多名患者有高热、头痛、步态蹒跚、神志时而不清等症状，起初误诊为恶性疟疾，后因疫势凶猛，病情险恶，于是选择症状较轻者 2 人去中心医院检查。据当时在鄞县县立中心医院任职的孙金铭医师回忆，他在诊治中心医院职工武顺泉的父亲武春元(男，67 岁，在中山东路 256 号，开设上海书店)时，认为患有鼠疫可能性，就抽血涂片染色(姬姆萨氏染色)[2]镜检，见到鼠疫杆菌，又把血片送省卫生处鉴定，被正式确定。

　　当然作为天字第一号传染病--鼠疫的确诊和宣布，古今中外，任何一位医师都懂得其责任之重大，都懂得必须慎而又慎。最早确诊鼠疫的华美医院院长丁立成医师最先从东后街 136号 患者王仁林身上做淋巴腺穿刺液涂片交由许国芳技师检验，经美兰染色镜检，找到两端染色较深，肥大短小的革兰氏阴性杆菌。这种杆菌，当然就是典型的鼠疫杆菌形态。此发现虽无具体日期记载，但据国民政府卫生署卫生防疫处长容启荣在《浙江鼠疫调查报告书》中记载，患者王仁林于1 0月 3 1日 发病，11月2日死亡。所以可以推断该项发现是在11月1日前后，这项发现无疑也推动了政府及早下决心于 2日 晚做出封锁疫区的决议。但细菌学的检定(尤为鼠疫杆)决不能仅以细菌形态学所能确定的。丁立成医师于11月3日，又从至华美医院求治的一疑似鼠疫患者俞元德(男，16岁，开明街72号祥和豆腐店学徒，住东后街)身上抽取血液和肿胀淋巴腺穿刺液，交化验室技师许国芳分别注入两只豚鼠的腹股沟皮下。次日，接种部位呈水肿及出血性炎症，附近淋巴腺肿大，其周围组织呈出血性浸润。第三天，两只豚鼠先后死亡，随即在华美医院太平间作了解剖，见脾脏肿大，有米粒状结节，粘液膜及内脏充血并呈溢血斑，将淋巴腺与血液涂片后美兰染色检查，见到无数鼠疫杆菌形态，再将豚鼠淋巴腺穿刺液和血液作细菌培养，又得阳性结果，后又经省卫生处吴昌丰技正作血清凝集实验亦获阳性结果。[3] 至此，鼠疫确诊无疑。这次日机投毒，首先由华美医院以当时国际上鼠疫细菌学常规检验程序确诊是世上最烈性传染病--鼠疫，其功不可没。

　　二、疫菌何来

　　在确定了宁波鼠疫发生之后，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日机所投下的含有鼠疫的跳蚤是从何而来的呢?据近年研究发现，宁波鼠疫中日军所使用的跳蚤来自于石井四郎[4] 所领导的731部队，并由南京1644部队配合实施。

　　从 1930 年起，日军就开始组建细菌战部队。当时石井四郎在东京陆军军医学校，已经建立了细菌武器研究室。1933年 石井四郎在我国东北黑龙江省五常县背荫河建立了细菌战剂工厂、人体试验室和靶场，防疫给水部本部则设在哈尔滨南岗区宣化街和文庙街中间地带，由石井四郎任部队长 ，称石井部队 ，对外称为加茂部队(日本很多部队是依据部队长的出生地来命名的)。到1936年由日本天皇命令在哈尔滨东南郊平房镇和长春南郊孟家屯各建立一个大规模细菌战研究基地，前者称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即 731部 队，后者为第100牲畜及农作物细菌战部队，开展了细菌战的全面研究。之后为对付城市和交通线周围的抗日游击队，需要扩大细菌战的力量，因而于1939年在华北的北平、华中的南京和华南的广州各设立一个规模较大的细菌战基地部队，不久又在南洋新加坡设立细菌战基地。这四个部队直属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九陆军技术研究所(九研，也叫“登户研究所”)领导，技术性指导仍是石井四郎 。难怪石井四郎也说自己“:除指挥关东军细菌战外 ，还指挥华北、华中、华南和南太平洋的细菌部队”。[5]

　　1940年 ，日本近卫内阁提出“大东亚共荣圈”和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口号，加快了侵略中国和南太平洋的步伐，在浙江许多县投下了大量的鼠疫菌。而在近些年的研究中发现，日军在宁波所投下的染有鼠疫的跳蚤正是来源于石井四郎领导的731 部队，并由南京 1644 部队配合。

　　1940年10月 石井四郎从其基地平房派出一列重兵看押的火车，目的地是上海有钱人的度假胜地杭州。火车上装载了70公斤伤寒菌，50公斤霍乱病毒和5公斤鼠疫跳蚤。细菌战的攻击目标是杭州以南的一个居民区宁波[6] 结果这从平房运来的5公斤鼠疫跳蚤就落在了宁波人民的头上。《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大屠杀》中也曾记载:“日军前次在宁波撒播鼠疫蚤是5公斤”。[7]

　　二战结束后，在1949年12月的苏联伯力军事法庭上，原日本关东军第731部 队训练部长西俊英中佐、生产部长川岛清军医少将、第四部细菌生产班班长柄泽十三夫军医少佐、荣字1644部队部队长佐藤俊二都招供，1940年731部队在1644部队的配合下，在宁波实施细菌战。这里还有几份证词更能说明 731部 队对宁波民众所犯的罪行。

　　731 部队第四部细菌生产班班长柄泽十三夫军医少佐的供词:

　　“1940 年下半年，我奉直接长官铃木少佐的命令，要准备70公斤伤寒菌和50公斤霍乱菌。当时铃木少佐向我解释说，准备细菌一事，是该部队长官石井将军命令他作的，因为石井将军正准备率领一个特别远征队去用细菌反对中国军队我执行了这个命令。同时，我从第二部人员方面听到，第二部内为石井将军远征队培养了 5公斤染有鼠疫的跳蚤，以便用去散布鼠疫。1940年9月，石井将军带了部队内其他一部分军官到汉口去，同年 12月 返回了本部队。据那些随同石井将军到过汉口的军官转回来时说，使用染用鼠疫跳蚤一举，业已奏效。散布跳蚤的结果引起了鼠疫流行症。参加过那次远征队的野崎少佐曾拿出一份中国报纸给我看，报纸上有篇论文指出说，宁波一带发生鼠疫。接着，该论文作者作出正确结论，说这次鼠疫症的肇事者是日本人,因为有人亲眼看到，有架日本飞机飞过该区域上空时，曾在不高地方扔下了什么东西。这篇论文，我亲自读过。

　　--摘自《伯力审判》第2 4-25页 [8]

　　731 部队生产部雇员田村良雄笔供(1945 年 9月 8 日)

　　1940年5月上旬至6月上旬之间，在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本部(加茂部队)田中、筱田班培养跳蚤时，培养了70克的跳蚤。在同年6 月 上旬，在技师田中的指挥下，和15名少年队员一起，培养了900克的跳蚤，这些跳蚤被动物班领去，和 2000 只老鼠一同由航空班搬去，装在开往南京的飞机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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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0年9月初旬至11月初旬之间(该时间内参加去长春预防鼠疫大约1 个月除外)，于细菌大量生产队本部菌苗班，我和另外4名，在今野信次技师的直接指挥下，每日制造 1000 个培养罐制造菌苗时所需要的3%的普通营养液，并对器材进行了杀菌消毒，使大量菌苗生产得以顺利进行。

　　由于大量生产细菌，将制成的伤寒菌、霍乱菌、鼠疫病菌、炭疽菌，合计2 70公 斤，用飞机运到南京及

　　华中地区。

　　--摘自《细菌战和毒气战》第248-250页[9]

责任编辑：李少通 最后更新：2017-08-30 17:2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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