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者为了配合其军事进攻,对我国不少地区进行了灭绝人性的细菌战,浙江是遭受日军细菌战灾难的重灾区之一。
1940年10月4日、22日,El军分别在衢县、宁波使用细菌武器,撒播鼠疫跳蚤和投掷含有鼠疫菌的麦、粟等物,引起鼠疫、霍乱、赤痢、伤寒、副伤寒等烈性传染病流行。正是日军的细菌战使浙赣从一个非疫区变为鼠疫疫源。日本侵略战争造成全国战乱,难民的流动则加速了鼠疫病传播,给鼠疫病提供了通道,致使当地民众遭受鼠疫等疾病的侵袭,蒙受了巨大损失。浦江县郑宅、白马、寺前、七里危害尤烈,今举郑宅一瞥,以证一斑。
1940年农历九月,郑宅已现霍乱瘟疫。许多家庭,父母死于瘟疫,遗下未成年子女,或子女死了撇下步履艰难的老人,更有全家罹难者。
郑宅暴发的霍乱瘟疫,最早是由两个从外地逃难来的乞丐引起,乞丐住在郑宅枣园村的钱侯殿(俗称钱爷爷殿),上吐下泻先后死亡。当时,村民不知隔离预防,因而很快在郑宅各村传染开来。枣园村相继死亡的有:郑金牛(木苟之兄)、郑可治(维生之兄)、郑可法(秋珪之祖父)、郑期茂(期昆之兄)、郑期茂之女、郑东林(柏荣之父)、郑东林之姐、郑新喜(可法之弟)、郑期宝(新锡之父)、郑期宝之妹、郑玉庭及其母、郑修元(期昆之子)、郑秋林、郑绍旗、其母及妹等。此后,瘟疫顿成燎原之势!
上郑、五房、冷水、后溪、东明、丰产等各村暴发性大流行,不久很快蔓延到堂头蒙山村,白马傅宅、旌坞等村。
农历八月初,霍乱瘟疫在冷水村暴发流行。八月初二,郑修江之母(齐天之祖母)死亡;初三,郑志庆之母死亡;初六,郑可顺(志庆之二伯父)死亡;相继死亡的尚有郑樟雨(锡江之父)、郑期忠(金山之堂兄)、郑定凡之母、郑定海之妻洪月琴、郑可功(修补之祖父)、郑定宝妻等20余人。
五房村郑胜利之祖父,与东明后曹村郑兴年(隆模之父)、下街路(后门头)豆腐店郑隆世在游胡(胡,谐音,一种打牌游戏),叫店老板打一碗酒,再切二两牛肉下酒,酒未喝完,感到了肚子阵痛,不久死亡。
农历八月下旬,霍乱瘟疫传染到丰产村佛楼下,一直到农历八月二十七13为止,先后死亡的有郑期法(根法之兄)、叶河南(叶河虎之兄)、郑训桂、郑训木、郑祖珠、郑兴牛(隆山之父)、郑训理(隆山祖父)、郑兴余(庆良之伯父)郑兴均之祖母、郑训泗之子、郑训书及其妻、郑会树之父、郑会树及一子一女,全家疫死四人。还有一位名叫铁高的篾匠师傅,东阳县人,在郑宅染上霍乱瘟疫,客死郑宅。
1940年农历九月十六日前后,后溪村感染的人群朝发夕死,在短短的10余天中,便死亡40余人,甚至在一天之中,死亡了好几个。村堂楼里的灵堂中,往往同时放着几具灵柩。有的人白天去做“八仙”,替人抬棺葬坟,到晚上自己也染病死亡。郑定楼一家五口(妻子、二个女儿、一个儿子),在数天之内,死至灭门!郑定楼的岳母家在白马镇旌坞村,其内兄前来送丧,归家之后,其内兄和女儿便染病身亡,村民也被感染。
后溪、枣园等村,人心恐慌不宁,有的整天躲在家里不敢出门,有的逃到偏远的亲戚家躲起来。村里有人死了,亲戚家的“寿被”也不敢送上门来,只得在装“寿被”的竹篮子,贴一张字条,写上死者的姓名和送者的地址姓名,挂在村口路旁的树枝上,让死者家属自己去取。白天没人敢来,家家闭门封户,行人绝迹,晚上整个村阴沉沉、黑洞洞的一片。死了未遑安葬而停尸、停棺在家,到处笼罩着恐怖,令人毛骨悚然,真有“万户萧疏鬼唱歌”之惨景。
后溪村郑隆有最先发病。他从外地回家,吃好晚饭去睡觉,上吐下泻,仅一个晚上就死去了。接着死亡的有郑凤玉(隆秋之养女)、郑兴业、郑兴炳、郑训洪之妻、郑桂林之妻、郑桂绍之妻、郑启明及其妻、母,郑定香及其妻,郑双福之妻(已怀孕),郑隆聚、郑金元、郑可勇、郑定仁之母……
郑定财的祖父郑兴炳,原住在白马镇三叙坞垦荒种粮谋生,农历八月十三日,后溪村中有一个拜胡爷爷的“麻糍会”,郑兴炳要回到后溪村吃“会酒”,人们劝他不要去,他却执意前往。晚餐酒足饭饱后,郑兴炳回到玉米田看棚里睡觉,早上没有回家吃饭,前往一看早已死亡,尸体已经发凉。
霍乱瘟疫,起病急,传染快,上吐下泻,泻下的大便似米泔水一样,小腿肚(腓肠肌)痉痛,两眼窝深凹陷,心脏及全身大量失水。当时没有输液条件,因此不多时手指的箩底都瘪了,心肌严重缺血缺氧而急遽死亡。人们称瘟疫为“漏底痧”,又称“瘪箩痧”,俗称“子午痧”,即如“子”时辰发病到“午”时时辰为12小时,病人就死亡。
浦江县政府得知疫情,派来一位身着白大衣、白帽,戴口罩、手套,穿长筒靴的医师,这位医生告知,这是由日本鬼子细菌战引起的传染性霍乱。医生在后溪村上台门的垂裕堂厅中,给后溪全村男女老少打防疫针,才制止了这场瘟疫。这位医师,在垂裕堂旁的郑可祥家里吃中饭,所用碗筷餐具,经开水消毒过,再吃,但事后听说这位医生也染病死了。
郑宅霍乱瘟疫暴发,因当时处在抗战时期,沪、京、杭等地均已陷落,沿海港口封锁,青霉素之类药品,无法取得。在这种条件下,一般民众只得用草药, 请中医治疗。但单凭中医开方吃中草药,仍无济于事,对上吐下泻,严重失水的霍乱病人,回天乏力,只得坐以待毙。
郑宅百姓惊恐万状,在百般无奈之余,只得求助菩萨神灵保佑。郑义门族中开会商议决定,在郑宅全面实行戒斋禁屠(禁止屠宰猪羊牛等牲畜,禁食动物荤腥,吃素食七天),向菩萨许愿,推选头首人,净屋宇,净宅地,净人身,往浦江县城隍殿,抬请“城隍爷爷”,在老佛社设祭坛,请来和尚道士诵经做佛事,过仙桥(奈何桥),焚烧冥纸银锭三日三夜。村民在“城隍爷爷”前虔诚膜拜,祈求“城隍爷爷”祛瘟神,消灾降福寿。
冷水村郑期桂在“城隍爷爷”前烧纸锭,烧到第二天,突然感到一阵肚痛,想逃到山里亲戚家去躲避,为时已晚,不久死去。
前来探望病人的亲友,为死者做棺材的木匠,为死者抬棺材的“八仙”,送葬的亲友,相互接触传染,霍乱很快传播到石郭源蒙山村,白马镇傅宅等村。
1940年农历八月二十二日起,蒙山村霍乱流行。死者姓名:陈大乌苟及妻王飞、王飞之母(秧田人)、陈明彩妻(陈其法之母)、王金火之妻、陈新富妻(陈荣年之母)、陈荣法、陈顺福(章清之父)、陈百凑死于八月二十九日,陈百凑妻死于九月初二(世塔父母),陈百应(世桐之父)死于九月初七,死亡的还有世桐之女儿陈荣堆(九婆人)……共死亡31人。
白马傅宅傅城的小姑母傅秋华,来到郑宅探望生病的义母,当地人劝阻她不要入境,她不听,想方设法来到义母身边,遂即染病,在回家途中,剧烈腹痛,上吐下泻不止,不分昼夜狂喊叫痛。傅城的祖父乃当地名中医,闻讯赶至家中,急取名方“雷击散”剂让傅秋华服用,但为时已晚,回天乏术,傅秋华吐泻后,严重脱水,身体只剩下一副骨架了,次日下午死亡。
傅城的奶父郑兴财,是位木匠,被请去郑宅做棺材,不幸传染霍乱瘟疫,回家即死去,丢下妻子及年仅二岁、九岁的子女。
霍乱瘟疫,传染范围之广,百姓受害之深,凄凉悲惨之状,非笔墨所能形容。户空室,哭声哀哀,冥纸飘飘,一派凄风苦雨……
疫病之害,几与人类生命同始生。每次大疫,百姓祈求的是天恕神佑。而抗战期间发生的烈性传染疫病,却是人为的灾难!因为日本侵略军践踏了禁止使用生化武器的国际法,使用了灭绝人性的细菌武器,包括鼠疫、霍乱、伤寒、副伤寒、赤痢等。日本侵略军无须使用一兵一卒,不见刀光剑影,杀害无辜百姓,其手段狠毒残忍,亘古未有。本文形成十分艰难。我一直注意到浦江是否遭受细菌战的危害,以及时间、地点、范围和受害发生、蔓延。有两处资料言及浦江,引起我的注意:
记录一:《浙江抗日战争史》(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页):“在浙赣战役期间,侵华日军731部队和容字1644部队再次在浙赣沿线的金华、龙游、衢州、义乌、浦江一带进行细菌战,致使这些地区陆续发生大范围疫病,造成大批人死亡。”
记录二:《不能忘却的历史——抗日战争在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86页):“日军对金华的细菌攻击采用了实验性的直接空投鼠疫菌的方式,细菌无寄生物很快死亡,故金华未出现恶疫流行,但因人员流动造成病菌传播,金华地区的义乌、东阳、浦江等县仍受到来自衢州方面的鼠疫感染,其中以义乌受害最烈。”
我们需要寻求更多的、详尽的史实来佐证。
郑宅郑定财先生搜集受害者姓名、受害区域,并发表于2005年10月、11月《今日浦江》。我相信这些真真切切的名字,并认可这些基本史实。因为,我从现存的浦江县民国档案中找到些许信息。星星余烬的信息,来自于60余年前的官方记录。
《三年之浦江县政》(1941年编印):“民国29年(1940)秋,本县青萝乡、玄鹿乡(今郑宅一带)等乡流行赤痢,由杨毅院长(卫生院)亲自下乡防治,疫势遂戢。民国30年(1941年)六、七月间,钟潭、白马等乡先后流行霍乱、赤痢等急性传染病,经派医师下乡分头防治,疫势即行消灭。”
郑定财先生曾言及当年在郑宅疫区“某医生染病死亡”一说,我查找的档案中有如下记录:“1940年3月15日,县卫生院院长任超民另有他就,遗缺奉浙江省民政厅委派杨毅接充。11月11日,杨毅因病去世,遗缺暂委派该院医生童采春代理。1941年1月2日,杨尧震奉省卫生处调派为本县卫生院院长。
2月23日,杨尧震又有他就,遗缺奉省卫生处派章澍周代理……”按照这个记录,从疫区发病时间、地点来看,与郑定财所说基本吻合。该染病死亡医生应为杨毅。
抗战期间,日军使用了多种疫菌和多种攻击手段。所用的菌种除了鼠疫外,还有炭疽。
1942年,日军在浙赣铁路沿线地区投撒炭疽菌后,大量的民众在野外劳动或其他接触中感染皮肤炭疽,多为脚部感染。炭疽菌进入人的皮肤后,使皮肤溃疡、坏死、变黑且很难痊愈,这种病俗称“烂脚病”。受害者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碰不得水,下不了田,天天用药,以维持残生。
[以上材料摘自《回望抗战》(张解民 编著) ]
责任编辑:李少通 最后更新:2017-08-31 08:4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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