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0多年前,我的童年时期,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中度过的。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当年惨痛的经历还是历历在目,永远不能忘怀。
我于1930年11月出生在浙江省萧山县西兴乡湘湖村下孙自然村(现杭州市萧山区湘湖风景区内)。村子后面是山,前面就是湘湖。山清水秀,风景很好。我家共有5口人,父亲,母亲,哥哥和妹妹。那时家里没有田地,历代靠做砖瓦为业。父亲读过几年书,有点文化,在义桥镇上一家砖瓦店里当会计。全家生活靠父亲一人微薄的薪水维持,虽然贫穷,但日子还过得下去。
1937年,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那年我7周岁,父亲送我到中孙村的学堂里念书。过了一年,日军占领杭州,在市区和富阳等地烧杀抢掠,虽然中国军队炸毁了钱塘江大桥,但已经逼近萧山,全村人心惶惶。眼看日本兵马上要来了,村子里大人们商量准备逃难去永康。在那年初夏,我们一家5口,还有我的大伯一家、三叔一家与村里的人一起逃到了永康。到永康后,经朋友帮助,进了难民所。难民所就在永康城外两里路一个叫东岳庙的地方。难民所每天供应两餐粥。过了一段时间,父亲去摆香烟摊,母亲去给人家当保姆,生活勉强安定下来。到1940年我10岁那年,我和两个堂哥进了儿童教养所里念书,教养所是民国政府办的,所里有不少儿童是孤儿。每天供应两餐饭,两个人一碗干菜汤,这些都是免费的,比难民所里好些了。但教养所里没有医生,身体好的同学每天两餐饭还能念书,有身体不好的同学生病,没有医生看病,就这样病死了。
1941年,日本鬼子的飞机每天都来,不管大人小孩,一听到警报就四处乱逃。由于城里目标太大,重要的机关和学校都转移到了农村,儿童教养所也移到了一个叫后山周的地方。
1942年5月的一天,天刚蒙蒙亮,我堂哥到我宿舍里来喊我,说日本佬就要到了,这里的老师全部走了,日本佬来了被杀头也没人管了。我们只好进城去找妈妈。我拿着袋子跟着堂哥往城里走,走到离城里不远的西金桥上,正好碰到堂哥的爸爸,也就是我的三叔,挑着行李从城里往外逃。堂哥碰到家人了,那我怎么办呢?我想还是到城里去找父母亲,三叔叫我不要去,说日本人就在后面了,你父母亲肯定不在城里了,你还是跟我们走吧,以后再去找。我想这话也对,就跟了三叔一家往前面逃命。路上到处都是逃难的老百姓。后来我和三叔一家逃到一个庙里,这个庙叫黑龙庙,在一座高山脚下。我们打开行李准备休息,结果庙后面高山头上的中国军队与对面山上的日本兵摆起战场了,枪炮声就在我们头上炸响,子弹炮弹乱飞,我们躲在佛座下面一声不敢响。一阵仗打了之后,有几个日本兵到庙里来抢东西,还好我们躲在佛座下,佛座四周隔着木板,我们从木板缝里看到了日本兵那明晃晃的步枪刺刀,幸好他们没有看见我们。第二天双方兵都不见了,就这样我与三叔一家在庙里住了十二天。
那天我父母带着哥哥和妹妹逃出城外,到了一个离城里有五里路的农村,这个村庄叫阳关村,找了一间破房子住下后,父亲和哥哥就每天出门寻找我的下落。他们要躲天上的日本飞机,还要躲地上的日本佬,翻山越岭绕了很多路到儿童教养所里找了两次,直到第十一天时才打听到消息,知道我在黑龙庙里与三叔在一起,第二天妈妈找到我,把我接回家。
我们在阳关村住了一些日子。有一天,几个日本佬扮成老百姓来到村里,大家都没有注意,就把我哥哥抓走了。我母亲扮成讨饭人,到城里去找我哥哥,接连去找了三天没有一点讯息。到了第四天,母亲终于找到城里日本兵驻地的大门口,就在那里等着,正好那天一队日本兵要换地方了,妈妈看到了在日本兵队伍里的哥哥,知道哥哥被日本兵抓了劳工。妈妈马上走上前去,哥哥见了妈妈,一边走一边说:妈妈!我还好,你回吧!妈妈眼看着哥哥被日本兵带走,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一天妈妈回到家里就晕过去了,我和妹妹都哭了。后来妈妈被我们叫醒过来,她说,日本人把你哥哥抓走了,到哪里去谁也不知道,这辈子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他。听了这话,我们全家人都像傻了一样。
永康城里都是日本兵,所有商店都关门了,老百姓也逃光了。父亲的几个朋友来约,说丽水的情况还好。这样我们全家在1942年的下半年就跟着一班人逃到丽水。在路上,父亲租了一辆手推车,装上行李,我和妹妹走不动了,就坐到手推车上,天黑了就到路边的农家借宿,这样在路上走了好几天。到丽水后,在大水门的地方租了一间小房子住下。父亲经朋友介绍到一家杂货店管仓库。那时日本兵还没有打到丽水,但是日子也不太平,因为日本飞机每天都来,我们一听到警报就往城外逃。
1943年春天,形势很紧张,市面上很乱。有一天吃过早饭,我们就逃到城外山上。这天上午飞机没有来,到了下午2点钟,大家都认为今天总算平安无事了,都纷纷回到家里烧饭。刚刚开始吃饭时,警报突然响起,而且马上转紧急警报,来不及向外面逃了,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就躲在城墙洞里。这天下午日本飞机把丽水城炸得一塌糊涂,我们租住的小房子也炸掉了。日本飞机飞走后,妈妈带着我和妹妹去找父亲,而父亲也在找我们,一直到天黑,总算找到了父亲,四个人会齐。那天很多人被炸死,我们算幸运了。父亲打工的那个仓库没有被炸掉,还留下一条棉被,但我们其它东西一点也没有了。父亲说仓库里不能住家人,我们只好住到大水门对面南明山脚的观音庙里。
8月间,妈妈听到一个消息,哥哥已从日本人部队里逃出来了,可能已逃回萧山,妈妈决定独自一个人去萧山找哥哥。她回到萧山,萧山已被日本人占领,成立了维持会,给老百姓发“良民证”。
母亲刚离开丽水,日本兵就打到了丽水城里,父亲打工的杂货店也关门了。父亲带着我和妹妹就住在观音庙里。9月21日,在母亲离开不到一个月,父亲突然发病,那时既没有医院也没有医生,更没有钱看病,很快父亲就不会吃东西了。我找到一个远房亲戚,帮助叫来了一个土医生,开了几帖中药,但吃下去后没有一点效果,从开始发病,只过了五天,父亲就离开了我们。而当时,我十三岁,妹妹才七岁。我哭着找邻居帮忙,叫来远房亲戚给父亲办了丧事,当时我去找专门抬棺材的人,但那些人都忙不过来。后来才听说是日本人投放了鼠疫,每天都死很多人。父亲就埋在丽水的南明山上,我找了块木板,写上父亲的名字,竖在父亲的坟上。等妈妈找到哥哥回到丽水时,父亲已故二十一天了。妈妈到坟头大哭了一场。当年我们从丽水回到了萧山老家。
一年多后,日本人投降了。在日本鬼子全面侵略中国的8年里,整整6年,我是在逃难中度过的。我没了父亲,哥哥死里逃生,全家受尽磨难,至今刻骨铭心。
全国解放后,我与哥哥都参加了革命。1951年,我21岁就担任了萧山县塘外乡(现浦沿镇辖区)副乡长,负责政法工作。那时在乡里当干部非常辛苦,没有星期天,也没有节日放假。塘外乡在钱塘江南岸,逢年过节时,民兵要到钱塘江大桥南头巡逻守卫,防止破坏,我每天都要去查哨。那时到了汛期,钱塘江的洪水经常淹没南岸的村庄,我和其他乡干部带领群众去堵涵洞,经常没日没夜地干,虽然辛苦,但没有一句怨言。
60年代,我随丈夫下放来到磐安县。如今我已85岁,儿孙都已长大,享受天伦,其乐融融。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惨痛的抗战岁月,因为如今幸福的生活确实来之不易。
责任编辑:李少通 最后更新:2017-08-31 15:0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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