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霍然回忆:
一、炸了哪些地方
日机多半从西偏北方向进入景德镇市区,再掉头向南,沿着后街(中华路)这根轴线飞行投弹。上从薛家坞宗仁窑起,下到太白园,东到樊家井西侧,西到昌江河边这一地区。弹着点最多的是周路口地段。这里地形开阔,窑囱林立,坯坊集中,成了日机空袭的主要目标。董家岭、富商弄、黄家弄、牌楼里、戴家弄、十八桥、金家弄、陈家街、龙缸弄、彭家上弄等地方都多次挨炸。河西洋油栈附近(南门头大桥西端)落下3颗炸弹,但都未中目标。莲花塘陶瓷实验所(现市委院内)最后一次也着了弹,还有一颗落在防空洞前却未爆炸。唯有龙珠阁一处——琉璃黄瓦,高山全镇,目标十分明显,却始终无恙。传说日机有意保留,充作指引目标,不无可信。
上面说的轰炸区,现在看来似乎面积不大,可是当时来说,却是市内的中心地区。
此外,浮梁旧城和三龙两地,也被炸过一两次。
二、轰炸经过
1939年农历11月16日上午,日本轻型飞机两架,从九江方向闯入景德镇上空,盘旋侦察。当时大部分人没见过飞机,竟到外面观看,幸好日机只在周路口投下一两枚小炸弹便飞走了。弹中把总衙(现景兴瓷厂背后),命中一家窟户的圆器坯坊,除了2人外出,全家遇难。这是第一次。
1939年农历12月16日,日机又来景德镇轰炸。住在戴家上弄吉安会馆即鹭洲书院的南昌难民,有好几十户,计二三百人,挤着过活,景况可怜。这一天很冷,约9点多钟,大家正生炊做早中饭(一天两餐),忽然响了警报,飞机片刻即临市空。来的是9架“意大利”飞机(当时本地老百姓称平飞投弹的为“意大利”飞机,俯冲投弹的为“日本”飞机,事实并非如此,这里是借用当时语言),3架一队,品字队形,一到上空,即平飞投弹,转瞬之间,墙倒屋塌,烟灰弥漫。周路口一带着弹最多。吉安会馆化成废墟,院内难民压在墙底屋下,或死或伤,全无幸免,运到河西掩埋的尸体多达100余具,死伤最为惨重。
1940年农历1月16日,日机再次轰炸景德镇。在董家岭的一处防空洞内,挤着60多人。本来很多人并不来此躲避,只因当天响了几次警报却没来飞机。最后一次警报响了,他们不愿跑远,便就近躲到这个防空洞内。据说最后一个人来到洞口,却被洞里的人赶跑了。不料,飞机真的来到上空,即刻轰炸,一颗炸弹偏偏命中洞口。除了弹片杀伤和洞塌外,更由于爆炸气浪的冲击,导致窒息,使洞内男女老少全部死亡。
日机除了投炸弹,还用机关枪屠杀无辜。记得还有一次日机来轰炸,投下炸弹后,便沿着河边,用机枪向河滩扫射起来。当日河边有许多槎柴堆,还有许多船只,也是沿河群众就近躲避之处。飞机毫无顾忌地低飞,侧着机身掠过河面。躲藏在此的人们,经受不住那撕裂心肺的吼声,跑动起来,正好成了机枪射击的活靶子。4架日机,你来我住,轮番穿插,追逐着四散逃窜的人群,不断扫射,折腾了二三十分钟。船边岸上,死伤累累,河滩成了屠场。真是惨绝人寰!
时至1942年夏,因日机好久未来,居民的警惕渐松。7月的一天,突然空袭警报响起,接着紧急警报大作,日机7批次来袭,弹着点从莲花塘到前街,从斗富弄到太白园,散乱得很。瞬时间屋塌墙倒,死伤无数。由于事出“意外”,引起极大恐慌,一连半个多月,日里街上行人寥寥,20多天才恢复正常,这次以后,日机没有再来。
想不到的是,就在这一次,国民政府军破天荒第一次组织了对空射击。虽说不太激烈,但终究抵抗了。
日本飞机威胁下的瓷都社会生活,无疑是紧张的,但也不是一直这样,概括地讲:晴天紧雨天松,日里紧夜里松;炸一次紧一阵,隔两周松一松。
飞机轰炸造成死伤,也不是次次都惨重。人们汲取了教训,调整了行动,死伤便减少了。有一次,仅仅炸死一条狗。
不过有一次特殊例外。那是一个晚上,忽然机声嗡嗡,在上空盘旋。夜里来飞机是过去从未有过的事,大家赶紧熄灯,紧张了一阵,但啥事也没发生,便都忐忑不安地入睡去了。事后,才听说那是美国飞机。
方维新回忆:
一、空袭警报
为了预报日机空袭,让人们及早采取措施躲避,在珠山之巅龙珠阁上设有钟一口,作为发空袭警报用。其他地方如般若庵也设有铁钟,均有专人负责。龙珠阁上的铜钟一响,其他地方的铁钟也跟着响了起来。“当,当当”前一后二为预备警报信号,是告诉人们日机向镇上飞来,但离镇还远,应赶快去躲避起来。“当、当、当”急促的钟声是日机即将到镇的紧急警报;听到紧急警报应立即就地躲避。“当——当——当”一锤一锤的缓慢钟声是日机已离镇远去的解除警报信号,这时人们可以回家了。
为了躲避日机的轰炸,人们在河西、马鞍山、夜叉坞、罗家坞、扫家岭、老社公庙垄里等地挖了许多大大小小的防空洞,一听到警报声就扶老携幼、拖儿带女到防空洞里去躲。开始日机来得不多,人们听到警报就躲,警报解除了又回来。以后日机来得频繁了,一日数次,经常是解除警报的钟声犹在耳边回荡,接着又响起了空袭警报,人们来回奔跑,疲于奔命,以后就干脆早出晚归,天刚亮吃早饭,而后带上干粮全家到天宝桥、新厂、老厂、黄泥头、银坑坞、湖田、罗家桥、圆通庵、青塘等较远的地方去躲,黄昏时才回来;也有全家躲到柳家湾、月山、朱溪、红源、庄湾、渭水、墩口、官庄等乡村去的。
二、轰炸情况
日机第一次轰炸景德镇是1939年农历11月16日,那天上午八九点钟光景,我跟先父上街买菜,走到般若庵弄口,只听得前方“轰”的一声巨响,接着就有许多人慌慌张张从万年街向樊家井方向跑来,说前面炸了坯坊,我们吓得也跟着往回跑。因为在这以前镇上没有来过日机,虽然听到空袭警报也不在意,所以街口的人还是很多的。事后得知,日机匆匆扔了两颗小炸弹就溜走了。一颗炸了把总衙一家姓程的窑户的圆器坯坊,一颗丢在扫家岭田里。日机第二次来是1939年农历12月16日,那天炸的地方也很多,有浚泗井、千佛楼等。 1940年农历1月16日日机第三次轰炸景德镇。人们头天晚上过元宵的余兴未尽就大难临头,许多架日机对市区进行狂轰滥炸,观音岭窑、土地岭窑、项家窑俱被炸毁。因为敌机几次来镇的时间前后都是相距一个月,故人们把敌机来镇叫做“做满月”。到了“做满月”的日子,不论响了警报没有,人们一早就带上干粮到郊外去蹲防空洞,到夜才回家,这叫“躲飞机”。说到躲飞机,年纪大的人还记忆犹新。那时人们不敢穿白衣服,怕日机驾驶员看见丢炸弹、扫机枪。日机来了,躲在防空洞里不敢作声,惟恐机上的日军听见。有一次日机来了,和我同躲在马鞍山脚下防空洞里的一个五六岁的小孩,看见日机从防空洞口擦身飞过(日机来时一般都是低空飞行,有时连驾驶员的衣服、头部都看得清楚),吓得放声大哭,一洞的人都惊得面如土色。他父亲立刻用手捂住那孩子的嘴,憋得那孩子透不过气来。人们躲在防空洞里,飞机来了是绝对不敢说话的,就是飞机去远了偶尔说几句话时,也是轻言轻语的。那时人们在白天还不敢拿镜子,晚上不敢带电筒。警察说,这都是汉奸给日机打信号用的,带了就会有麻烦。
1940年清明节(4月5日),那天上午10来点钟的时候,从南山方向飞来日机27架,9架一组,作“品”字形,在市空盘旋一周就飞走了。人们见日机走了,纷纷出来。突然,那27架飞机又疾临市区,一来就丢炸弹。这是飞来轰炸景德镇的日机最多的一次。以往的日机是俯冲投弹的,这次投弹不俯冲,平行飞行。只见弹如雨下,炸弹响处,硝烟弥漫,火光冲天。陶王庙、落马桥、烟园口、花园上弄一带数百间坯房和民房被夷为平地。落马桥一个防空洞中弹,死伤数十人。戴家上弄中段被炸成焦土。住在吉安会馆的外地难民被炸死60余人,连当地居民在内,戴家上弄一带炸死不下百人,伤者无数。一个姓刘叫五古的窑户,除本人去外地卖瓷器幸免外,全家遇难。断垣残壁,满目疮痍,死难同胞,缺手少足,惨不忍睹。父抱子尸痛哭,女抱亡母哀嚎,捶胸顿足,呼地喊天!其他地方的轰炸也是残酷的。金家弄口的王长兴国药店(现火炬副食品店)被炸起火,烧得片瓦无存。赛宝坦(现陶瓷工业公司设计院门口)一袁姓卖牛肉的一家祖孙三口,其中母亲的脚炸飞到匣钵作坊瓦上去了,儿子炸得尸骨都找不齐全。还有一些未爆炸的炸弹。苏家弄口稻香村南货店岗亭边有一颗未响,过后挖了出来,差不多有扁担长、5升桶粗;大黄家弄有户人家,炸弹从房屋上空穿瓦直下,刚好落在米缸内未响,吓得一家失魂落魄;小十字弄有颗未爆的炸弹,至今仍埋在地下。
日机最后一次来镇是1942年夏天,吃金瓜的时候,有几架日机飞来,在空中盘旋骚扰,惹起了莲花塘专员公署门口站岗卫兵的火(有说是马鞍山的),对着日机打了两枪,吓得日机慌慌张张逃走了。过后,听说那两个卫兵还受了处分。从那以后,镇上就再也没有来过日机了。
熊正瑞回忆:
一、家属迁移
日机一边轰炸景德镇,一边向这个方位进攻,1941年5月,占领了鄱阳县城,这给浮梁带来极大的震动。一天,县长屠孝鸿通知全体科秘去他家里开会。人到齐后,他显得异常神秘,命令侍役退出,并亲自关上房门,轻声说:“现在日军向我大举进攻,根据获得消息,有向浮梁进犯模样。我们是无法守住的,已选定庄湾为根据地,万一冲散,就到那里集中吧。希望大家做好准备,但要绝对秘密,以免老百姓发生惊慌。”他没有说出其他应变计划,大家也没提什么问题,各自怀着不安的心情回家。
第二天,每人又发了一个布背包,作为紧急时装公文之用。此外,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其实,屠孝鸿所说并非秘密,都是大家早知道的。这次谈话,只是作为官方的正式通知而已。此后一连多天,人心惶惶,无形中停止了办公,互相探听小道消息。屠孝鸿也很少到县政府来了。
庄湾根据地,是专员酆景福指定的。在这危急时刻,专署和县府的眷属,纷纷迁移庄湾。这一行动是由专署统筹安排的,专署封用了大批船只,既不需自己花费一文,还可以将家中什物全部带走,好似平日旅行一样,非常舒适。到庄湾后,住的房子也已预先租好,不须自己费神,房租也很便宜。县政府的情况就不同了,虽然眷属已多迁去庄湾,但各自为政,互不照顾。专署第一科科长陈呜佩和我住在紧邻,陈是我的同学、同事,又是亲戚关系,感情较好,他忙着搬家,看见我毫无动静,就来询问,我说:“我不搬。我家里没有什么东西,我和妻子临时走也来得及。”陈将这情况向酆景福作了汇报,酆景福说:“不搬是不好的。考虑到他平日为人拘谨,交通工具或有困难,可以让他妻子搭专署的船。到庄湾后,也可以分给专署租好的房子。“既然这样,我也只好叫妻子同陈呜佩的眷属共坐一船去庄湾了。
除了把大批专署、县府人员的眷属迁到庄湾外,其他方面并没有作出什么布置。如果日军真的到了景德镇,庄湾这个根据地能坚持多久,实在是个疑问。幸好日军占领鄱阳县城后,只是推进到了古县渡,便停止了前进,局势日见缓和。20天后,县政府逐渐恢复正常工作。一个月后,专署、县府人员的眷属陆续迁回景德镇,庄湾这个根据地便渐渐地被人们遗忘了。
二、全城逃难
当时,国民政府军第21军军部驻在罗家桥,并无高射炮等防空设置,所以日机凌空肆虐,如入无人之境。县政府在县城和重要乡镇设立防空监视哨,只能发发警报,起到通知市民预先疏散的作用。景德镇市屡遭日机轰炸,居民一听到紧急警报,就惊恐万分,呼喊、奔跑,一片混乱,情状惨不忍睹。县政府人员却有一优越条件:防空哨设在电话总机室,总机室和县政府办公室邻近,对防空呼号,早已听熟了。如11-5和11-6,同样都是发出紧急警报。11-5,指偏离了本市方向,敌机不会到达本市;11-6,则正对着本市,十有九次,敌机飞临市空。因此,我们听到报的是11-5,可以安坐不动;若听到报的是11-6,那就非走不可了,而且不等紧急警报发出,就已离开了办公室。
1942年7月的一天,敌机飞临市空,一天之内,连续轰炸6次,落弹点十余处,房塌人亡,造成空前纪录,引起了人民极大恐慌。最后一次,敌机向莲花塘县政府临时办公处投了一枚炸弹。当时县政府为了逃避空袭,于莲花塘陶瓷试验所后设立临时办公处。莲花塘地点偏僻,从未受到敌机骚扰,在办公室旁山边,又筑有较坚固的防空洞,可算安全。不料,这次也着了一弹。投弹时,我正在防空洞内,只听见嗤嗤的声音,一枚炸弹准确地落到办公室旁,一直钻入土里,没有爆炸。飞机去后,大家纷纷围观称奇,有的说是定时弹。县政府技术力量薄弱,不能进行挖掘,也无法采取防范措施,只好听之任之。40余年时光,弹指之间,直到现在,这枚炸弹仍然安藏在土内。
屠孝鸿听到县政府被炸,也赶来察看,一见毫无损失,很是高兴。这时,屠的老父由家里打来电话,屠孝鸿一面接电话,一面对大家说:“我的老父来电话,叫大家不要在办公室内办公,以免发生危险。”
第二天,全市景象凄惨极了。机关停止办公,商店停止营业,工人停止操作,居民也不在家安生。没有政府的命令,没经过群众的商议,大家不谋而合,采取一致行动:半夜起来烧饭、吃饭.天蒙蒙亮就纷纷出门,前往附近乡村躲避灾难。7点钟后,全市成了空城,仅有极少数不能行动的老人留在家中看守门户;直到黄昏时刻,逃难的人群才拖着疲倦的身躯各自陆续回家。奇怪的是,敌机后来虽没有轰炸本市,但人们恐慌的心理却与日俱增;他们总是担心,今天侥幸过去了,明天可能会有更大的灾难降临。因此,每天逃难的人群丝毫不见减少。我随着人流奔走,经常听到一些劳动人民的怨言:“现在,家里还有米,可以逃难;吃完这点米,以后怎样生活呢?”在这混乱情况下,各行各业,谁不遭受损失?只有公务人员高枕无忧,虽然天天逃难,工资依然照领。这种早出晚归的全市性逃难,持续了半个月以上,才逐渐恢复正常。
我也经历了10天的流亡生活。这10天,我是和王伟在一起的,每天天不亮在他处吃早饭,然后跟着他出门逃难。
当时,全城的公务人员都参加了逃跑行列。酆景福感到这样长期跑下去不成事体,责成屠孝鸿恢复政府的正常工作。屠孝鸿大概是难以执行,采取了折中办法,决定我和民政科科长何普丰暂时负责处理县政府日常工作。我轮值每天上午,何普丰轮值每天下午。一天,电话铃响了,我拿起听筒,传来酆景福的声音:“请屠县长说话。”我答:“屠县长不在县政府。”酆景福又问:“危秘书在吗?”我答:“也不在。”酆景福发怒了,骂道:“县政府没有人了吗?”我听了感觉屈辱、忿懑,立即回答:“专员,我不也是人吗?”酆景福辨出是我的声音,便问:“你是熊秘书吗?县政府的工作恢复了吗?”我答:“已恢复了正常。”酆景福又说:“你总是负责的,很不错。希望今后好好工作。”由于酆景福的查勤,局面又日趋稳定,县政府人员都陆续回来办公。20天后,恢复了正常秩序。(转录自景德镇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景德镇文史资料》第2辑,1985年版,作者程霍然)
责任编辑:李少通 最后更新:2017-09-01 17: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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