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在广州的暴行和广州人民的抗日斗争
2017-09-06 16:22:33  来源：《广东史志》1995年第3期  点击：  复制链接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持续4年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日本帝国主义为摆脱经济危机，转移国人视线，乘欧美帝国主义无闲东顾和蒋介石忙于“剿共”打内战之机，实施其侵华政策，企图把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

　　1931年9月18日，驻中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制造了举世震惊的“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三省。1935年，制造“华北事变”，攫取了中国河北、察哈尔两省大部分主权。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寇于1937年7月7日，制造了“芦沟桥事变”。至1938年10月，日寇侵占了华北、华中、华南数十座大小城市和大片国土，中国半壁河山沦入敌手。

　　日寇为策应武汉会战，切断中国海上国际联络，在台湾集结兵力4万余人，进犯广州。1938年10月12日，日寇陆军在数十艘舰艇和100多架飞机掩护下，在广东大亚湾登陆。国民党守军151师莫希德部不战而退。日寇大摇大摆向广州推进。广东省主席吴铁城、广州市长曾养甫和负保卫广州军事责任的余汉谋，分别于广州沦陷前5天和前3天逃离广州，致使广州于10月21日被日寇占领。对于守土无能的国民党4位军政要人，香港的舆论评语是：“希德不德，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有甫”(‘甫’字是‘谱’字谐音，粤语‘有谱’意为事情出乎情理之外)①。

　　日寇入侵广州后，无恶不作，罪行累累。富有反抗外来侵略传统的广州人民，采取各种方式，对日寇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一、日寇在广州的暴行

　　日寇对广州进行了疯狂的炸、烧、杀、淫、掠，暴行之多，罄竹难书。

　　(一)炸

　　日寇在入侵广州前，派出一批批飞机对广州的民房、工厂、学校、商店、酒家、茶楼、医院、教堂、祠堂、仓库、车站、机场、港口、码头、船只、铁路、公路、军事要塞和交通要道等，进行惨绝人寰的轰炸。有时，每日轰炸10余次，每次出动飞机最多达100多架。据当时广东省主席吴铁城于1938年6月6日，对中央社记者称，自抗战以来，日机空袭广州超过800架次，死伤民众5000人以上②。从1937年8月31日，日机6架轰炸广州白云机场起，至1938年8月9日，日机轰炸广州地点达300多个③。1938年9月17日，又有日机30架轰炸广州。次日，又分袭粤汉铁路和广九铁路。10月20日，日机数十架轰炸广州市郊，掩护日寇主力猛攻增城、从化、花县④，以便完成对广州的大包围。在日机疯狂轰炸下，广州全城到处血肉横飞，惨不忍睹。繁华的都市，变成一片片瓦砾场。据广州市红十字会统计，从1937年8月31日至广州沦陷前，被日机炸死、伤同胞共达3万余人⑤。

　　(二)烧

　　1938年10月23日，日寇大肆施放燃烧弹，把广州城西南面烧成一片火海，浓烟滚滚⑥。十八甫、黄沙和文化公园一带，被烧成了废圩，到处是颓墙断壁。大新公司(今南方大厦)被烧剩一个空壳。广从公路沿途田园房舍被日寇尽毁。

　　为消灭抗日力量，日伪军大举清乡扫荡，所到之处，必实行“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政策，被烧村舍难以数计。

　　(三)杀

　　日寇采用几十种残忍的手段，杀害广州一带的抗日爱国志士和无辜群众。黄埔文冲乡，有一清朝镇守珠江的牛山要塞炮坑，长约100米，深、宽各约3米。日寇在黄埔(现边防检查站大院)设立宪兵队大本营，每天将广州市郊抓来的我国同胞，经酷刑拷打审讯后，日夜用汽车运至牛山炮坑枪杀或斩杀，堆尸满坑，臭气冲天。该坑被称为“万人坑”⑦。1943年夏，日寇占驻花县的台坑村，控制广州通往从化和粤北的要道，四出搔扰残害百姓。仅石角圩南面千人潭一处，被杀群众就数以千计⑧。

　　日寇8604细菌部队，还在现中山医科大学内培植各种病菌，用来杀害广州河南南石头难民营内数以千计的难民。

　　在广州市内，日寇在各条马路十字路口筑起碉堡，设岗置哨，随时射杀路人。日间，市民外出见日寇，必须行90度鞠躬礼，稍有怠慢，则遭毒打或被杀害，晚间宵禁，市民外出，格杀勿论。

　　平时，日寇还以莫须有罪名，拘人往宪兵司令部(今起义路市公安局)，施以酷刑，或用辣椒水将人灌至腹部胀满，然后，使人用足踏压腹部，将人弄死或将人吊起，左右推动，驱使狼狗咬死。

　　(四)淫

　　日寇在广州市内遍设“慰安所”，每天挨家逐户“就地取材”，将抓来的“花姑娘”囚于所内，大肆奸淫。1939年11月17日，日寇将拘留于黄德光医院的妇女2000余人，编成“姑娘慰劳团”，送各线充军妓，拒往者，多被惨杀⑩。平时，日寇所到之处，即将男人赶走，然后，强奸女人。如有阻止，立遭杀害。当时，小北有一农民，挺身阻止日寇强奸其妻，即被日寇惨杀。

　　此外，日伪还在大南路、维新路(今起义路)、海珠中路、海珠南路、小北路、宝华路、十五甫和长堤一带，开设“花坛”(妓院)成行成市，供日伪人员淫乐。

　　(五)掠

　　从1938年10月21日早晨，日寇先遣军进入广州市区起，即在每条路口设置哨卡，对路人搜身，将身上财物没收。从当日下午开始，汉奸伙同日寇进行大规模劫掠，击破所有大商店门窗，掠走大批商品。长堤先施公司被劫掠一空。为取得更多物资，日冠对广州的工业、金呗、商业、交通和其他物资进地了疯狂的掠夺

　　为动掠广州工业，日寇将广州来不及内迁的工厂或占领或破坏。厂内机器能拆的，拆郋后动往日本继续经营，不能拆的，独占就地经营。广州工业，从1929-936年，陈济棠治粤时期，建立的省营工厂14间，民营工业2000多家。这些企业大多数集中在广州和附近县市。经日冠动掠后，省、民营企业“损失达十之八、九”(11)。

　　为劫掠广州金融，敌伪在广州建立了一批银行。其中，敌办银行有日本正金银行广州分行，日本台湾银行广州分行，德国德华银行广州分行;伪办银行有伪中央政府官办的中央储备银行广州分行，中国银行广州分行，交通银行广州分行，华南农业银行，邮政储金汇业局广州支行;伪地方政府官办银行有广东省银行等。商业银行有主要经营外币金银买卖的100多家银号和大量找换档(12)。由于日本有权派顾问到伪政权银行，因此，广州金融系统实际上操纵在日寇手中。日寇采用种种强制性的不合法兑换手段，扰乱中国币制管理，从中劫掠大量中国财富。当时，广州市面上流通的主要是合法使用的“法币”。为了掠得更多法币，日寇在台湾大量印刷假法币，除在广东抢购大量物资外，还在上海购买外汇。与法币同时流通的还有日寇强迫行使、无法兑现的“军用票”(简称军票)。这种票无黄金和商品储备作基础，也无号码、签署、发行银行。在中国老百姓手中是一张废纸。但日寇却用军票抢购了中国大量物资。为打击法币威信，日寇还不断提高军票与法币的比值。1940年是法币100元兑军票50-115元;1942年1月，100元军票兑335元法币;5月，100元军票兑1000元法币，使法币价值不断下降(13)。1942年7月6日，伪中央储备银行广东分行成立后，发行“中储券(新法币)，限于7月10-24日内，将旧法币换新法币。兑换率是新法币1元等于旧法币2元。而中储券发行也没有实际保证，18元军票可兑换中储券100元。敌伪利用这些不合理兑换，进行掠夺，使广州通货膨胀，物价飞腾。至1944年8月，米价狂涨600余元，生油每斤上涨60余元，糖、面、豆类亦高涨1/3以上，甚至高涨1倍。市面物质奇缺，市民生活困苦不堪(14)。

　　为垄断广州商业，日寇将商业托拉斯引入广州，开铺设店，排斥欧美和本地商品，垄断广州商业市场。还通过各种物资统制机关，规定当地物资只能贱价卖给日寇，不准自由买卖。在日寇严密统制下，加上通货膨胀，广州商人盈利填补不了上升的货价，使商店纷纷倒闭。原来商业繁荣，网点星罗棋布的广州，在沦陷后，一直到1942年，全市批发零售店仅得200家左右(15)。对外贸易也大为减少。广州港进出口，1940年由沦陷前的163469000元法币，减至29869000元法币(16)。加上日寇走私猖獗，使广州商业深受打击，市场萧条。

　　为支配广州的交通，日寇强征民工修复和强占的铁路有广三线、广九线(华段)、粤汉线南段、黄埔支线等;公路有衔接粤汉铁路线的公路和由广州至各县市公路等。在水运方面，日寇封锁了珠江口，切断广州与国际、国内沿海水运交通线，只准伪广东省政府交通处派3只小汽船来往于黄沙与石围塘之间，接送火车、汽车乘客、渡江市民和吐纳广三、广佛等路货物。1939年恢复港澳之间航线。后在日寇主持下，广州组织了“广东内河联运组合”和“广东船业同业组合”，把所有水运控制在两个组合之中。还把抢购来的大量物资运往澳门，以澳门为供应总站。把“台湾拓植公司”作为日寇掠夺华南经济的大本营(17)。

　　日寇劫掠广州物资，不遗余力，除对特产强行统制外，为战争所需，将广州所有民间破铜废铁，均搜刮一空，运回日本。1939年4月16日，日寇装运60卡车废铁，开往大沙头上船，转运回日本(18)。一德路、白云路有轨电车已铺和未铺的钢轨和德宣路(今东风中路省政府一带)大口径地下铁水管，被日寇挖起运走。市面上流通的铜制货币铜仙，也被日寇用军票换取运走(19)。

　　为敛财起见，敌伪在伪广州市公署成立(1939年11月20日)后，除遍设花坛外，还大开烟馆、赌档。使广州大街小巷乌烟瘴气，黄、赌、毒泛滥成灾，市民深受其害。

　　日寇还在广州推行奴化教育，禁锢人们思想，把广州变成任其奴役的殖民地城市。

　　由于日寇在广州进行残酷施暴，使广州百业凋敝，米珠薪桂，民不聊生，弃婴时时可见，饿殍处处出现。濒于死亡者，匍訇街头，哀号求乞。商店或住户不让他们爬近自己门口，怕要按日伪规定谁家门口有死尸，谁家收尸。那些行将饿死者，拼命爬到海珠桥脚和大新路圣心中学背后人行道上，呻吟待毙，造成这两处死尸成堆。人们分别称这两个地方为“升仙亭”和“升仙台”(20)。饿死的人骨瘦如柴，只有屁股有点肉，也被人割下来当牛肉出售。有的歹徒甚至拐杀小孩，割肉出售。日寇投降后，从华贵路某横街一书院内，破获数十箩小孩骨头。当事人承认是当时拐杀小孩割肉出售留下的(21)。当时，120万人的广州已成为人间地狱。

　　二、广州人民的抗日斗争

　　在日寇铁蹄蹂躏下受尽苦难的广州人民，发扬反侵略、反压迫的爱国主义精神，采取各种形式，同日寇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一)掀起抗日救亡运动

　　从1931年9月18日至广州沦陷前，广州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迭起。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20日，中共两广地下省委发表宣言及第6号通告，反对日寇侵占东三省。24日，广州人民开展轰轰烈烈的抗日和抵制日货运动，中等以上学校3万余人举行抗日示威游行。26日，全市报界组织“抗日救亡大会”，在长寿东路报界公会举行宣誓大会后，列队游行。27日，省、市公、私各学校职员组成“广州市各校教职员抗日救国会”;全市医校学生组成“全市医校学生抗日救护团”。10月10日，中山大学学生和群众到永汉路(今北京路)专卖日货的新世界洋货店，检查出大批日货，当众焚烧。因该店为永汉公安分局局长杜煊泰所开，杜率警到场，开枪打死群众15人，伤80余人。11日，广州各界到粤府请愿要求惩办杜煊泰。12日，中山大学全体学生罢课，并就杜惨杀群众事件发表宣言，表示“誓以鲜血争民意，头颅保卫国土，内除殃民大憝，外抗日本帝国主义”。12月7日，广州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万余人游行示威，要求政府领导全国人民抗日。17日，又有广州学生2万余人向广州国民政府请愿，要求出兵抗日，收复失土。1932年2月29日，广州全市学生绝食一日，援助前方抗日战士(22)。

　　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爆发，全国抗日运动继续高涨。12月12日，广州学生迅速响应。由中山大学带动勷勤等大学及全市学校举行规模宏大的游行示威，曾生为总指挥。运动主要号召“倒蒋抗日”。当天，中山大学各院员生在大礼堂召开2000多人参加的抗日救亡大会，作出抗日救亡10条决议，并在中共广东地下党组织领导下，以“中国青年同盟”为核心，成立中山大学抗日救国会筹备委员会。12月31日举行总动员抗日示威大游行(23)。

　　1936年1月9日，中山大学等大学和广雅等中学，召开全市学生抗日大会，通过成立广州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推举曾生为主席。13日，有900多学生示威游行，到荔湾桥时，被血腥镇压，造成轰动全省的“一·一三荔湾惨案”。在此惨案发生前后，中共广东地下党在广州许多学校成立秘密读书会、广州民众歌咏会、艺术工作者协会、时事研究社、蓝白剧团、锋社和地下学联等进步群众组织，宣传抗日救国(24)。

　　1937年7月7日，发生芦沟桥事变后，在共产党号召下，广州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地蓬勃开展。至当年底，广州抗日团体已有几十个之多。在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领导下，组织了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抗先)，统一领导广州地区青年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抗日刊物《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新华日报》分馆在广州建立，《抗战大学》、《游击队》、《群众》、《解放》和马列主义书籍等纷纷在广州出版、翻印、发行。从1937年春至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前，出版的刊物还有《南针》、《抗战农村》半月刊和《抗战华侨》等(25)。抗日救亡气氛异常高涨。

　　1938年1月，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成立，通过统战工作，争取无条件释放被国民党关押的中共及进步人士300余人，并先后介绍1000多名工人、学生和爱国侨胞到延安学习或参加八路军、新四军，支援抗日战争(26)。4月10日，台儿庄大捷，广州市30余万人举行祝捷大游行。7月7日，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广州地区各界举行几十万群众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火炬大游行(27)。8月13日，在中共地下广东省委推动下，广州纪念上海抗战一周年，开展“八·一三”抗日救亡献金运动。从8月13-19日，在六二三路西桥、西濠口、文昌路、中央公园乐亭、大南路永汉分局门前、河南海幢分局门前，搭起6座献金台。共产党的廖承志、八路军驻穗办事处工作人员和国民党的余汉谋、吴铁城、曾养甫等，均带头捐献。整个献金运动收到捐款共100多万元(28)。形成国共合作共同献金抗日的热潮。9月18日，广州各界还举行集合游行，纪念“九·一八”七周年。

　　(二)打击日伪反动势力

　　由于广州沦陷前抗日救亡运动卓有成效，广大群众抗日情绪十分高涨。所以，在广州沦陷后，广州人民能同仇敌忾，以各种方式打击日伪反动势力。日寇攻陷广州第2天，吴勤(29)在广州市郊崇文二十四乡组织“广东抗日义勇队”，共有队员五、六十人，在夏滘(现广钢附近)河面上，伏击日寇2艘运输船，击毙日寇10余名，缴获大米、面粉数百包，打响了珠江三角洲抗日战争的第一枪。此后，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广州及郊县各地人民，敢于同日寇较量。一时间，抗日烽火四起，人民战争威震敌胆(30)。

　　夏滘战役不久，吴勤又率队在广三铁路小塘车站打了一仗，毁其交通，阻延日寇西进。

　　1938年11月28日，日寇100余人由广州乘船到番禺市头，在飞机配合下登陆。各乡义勇队员和武装群众3000人，与敌抗争，打得日寇狼狈不堪。

　　不战而退的国民党，为挽回失去的人心，广州市长曾养甫组织广州市郊各县游击队，共7个支队，吴勤率领的抗日义勇队被委任为“广州市区游击第二支队”(简称广游二支队)(31)。1938年冬，广游二支队和友军，在陈村多次截击日寇扫荡，安全转移到番禺南部。

　　1939年2月1日，广州区游击别动队在广州市郊袭击日军，救出被掳妇女多人。同日，别动队员50多人，潜入白云山脚，在天河机场刺死日卫兵2人(32)。

　　吴勤的广游二支队实际上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到达禺南后，共产党在当地建立据点，以吴勤组织的俊杰同志社(简称俊杰社)为组织形式，团结人民抗日。到1939年6月，俊杰社已有分社10余个，人数几千人。在抗日锄奸中，发挥很大作用。先后发动六、七百人，两次对广州市郊的盐步、东塱敌据点进行出击。接着，消灭伪地税征收队，破坏敌人交通，俘获敌人汽船，毙伤和俘获敌官兵数十名。1940年10月，广游二支队进行番禺沙湾保卫战，打退日伪军进攻。然后，转移到顺德西海进行整训，逐步建立以西海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两次击败日伪军进攻。第一次，打死伤日寇50余人，缴长短枪四、五十支。第二次，毙伪团长祁宝林以下官兵500余人，俘掳300多人，获枪枝数百。震惊华南的西海大捷，巩固了根据地。

　　广州南郊沥滘，为臭名远扬的“十老虎”把持。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卫氏10个兄弟。广州沦陷后，他们当上了日寇联防队长，依仗日寇势力，独霸一方，横行周围24个乡村，无恶不作，是一群杀人越货的流氓、土匪、汉奸，经常欺压民众，围剿禺南抗日游击队，群众恨之入骨，共产党在沥滘建立了地下党支部，派卫国尧、卢德耀深入虎穴，摸清“十老虎”清明节去祭祖坟的活动规律，制定了“擒虎”方案。1944年春，广游二支队在沥滘乡党支部紧密配合下，清明节那天，一举把“十老虎”中的八只“老虎”(老大卫金润、老二卫金汝漏网)捉拿，俘掳护卫“老虎”的伪联防队员，缴获武器弹药一大批。消息传开，附近24乡群众无不拍手称快(33)。

　　不久，二支队摧毁广州外围敌人一个重要据点新造伪区政府;又在广州郊区禺南一带开展锄奸，抓特务，消灭大谷围地区的“五豺狼”，使广州市郊抗日形势进一步发展。

　　1944年6月，卫国尧、卢德耀率领广游二支队禺南大队的一个连，越过珠江到市郊沥滘、土华、小洲一带，开展武装宣传，在人民群众支持下，消灭作恶多端的广州河南大汉奸罗芳嘉(34)。

　　平时，广州市区群众经常自发联合青壮年，在偏僻处突袭击毙日寇，抢其枪，灭其尸。对汉奸卖国贼，则伺机刺杀。1944年4月4日，国民党派人刺杀了伪广东省长陈耀祖。1944年9月25日，伪广州要港司令何翰澜在大新路被枪击，不久毙命。1944年11月6日深夜，伪太平分局警长范慕陶在仁济路被击毙。其他汉奸十分惧怕，惶惶不可终日。

　　抗战期间，由司徒卫中同志率领的游击纵队，下分三个大队，第一大队队长何文祥，第二大队队长何甘棠，第三大队队长郑仁中，共有1000多人，到敌后的番禺、增城、从化、龙门等地打游击。据不完全统计，游击纵队经历过大小战斗10多次，共打死日寇军官9人，军曹9人，日伪军共100多人，活捉和打死汉奸8人，缴获敌人长短枪50多枝，长剑7把，弹药10大箱，军用地图、军用物资一批(35)。

　　1945年春，珠江纵队二支队同日、伪顽军进行了激烈战斗。

　　1944-1945年，抗日部队在广州郊区人民配合下，先后取得了市桥、西海、湴湄、新造、七星岗、植地庄等战斗的胜利(36)。

　　(三)开展地下抗日斗争

　　广州沦陷后，1938年10月24日，梁广到香港建立东南特委，决定派陆新等人在广州坚持地下工作。后因形势恶化，陆新撤出广州。共产党地下组织两三年未能恢复。1940年6月，为了加强对沦陷区工作的领导，地下广东省委分为粤南和粤北两个省委。粤南省委设在香港，领导广州、珠江三角洲，粤中和南路工作，书记梁广(37)。

　　从1942年前后开始，粤南省委、北江特委、东江纵队、珠江纵队(前身是广游二支队、珠江三角洲中心县委)和西江特委等，先后派遣一批党员进入广州活动。他们以中央关于白区工作“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十六字方针为指导，经过两三年努力，在广州站稳了脚跟，建立了一批联络站、交通站、秘密据点，并进行搜集情报、筹集经费、购买物品和发展党的外围组织等，为重建广州党组织，配合广州外围的游击战争做了大量工作(38)。

　　建立的联络站和交通站有：粤南省委于1942年，由梁广与人合股在十三行开设的“华昌京果药材行”(39)(现利口福饭店附近);肖泛波与人合股先后在广州带河路、文德北路129号和河南厚德路64号开设的妙奇香杏仁饼店、美香园杏仁饼店和北香杏仁饼店(40);东纵、珠纵、北江特委等，先后在广州市教育路、芳草街、河南同庆路、十三行、泰康路、芳村、海珠北路、东川东路、圣心路、光复北路、华贵路、维新横路、惠福路、米市路、中华路(今解放路)云台里、大德路、惠爱东路(今中山四路)、文昌路、万福路、二沙头等地方，设立秘密交通站、联络点和据点。为接送来往同志，传送文件、指示，购买医药用品、枪支弹药，搜集敌伪军事、政治情报和利用所开商店经营，筹集经费等(41)。

　　地下党组织还通过秘密站、点，在广州市大力宣传抗日，发展党的外围组织，在全市张贴抗日标语，散发抗日传单。同时，派人深入工厂、学校，宣传抗日，在工人中组织“抗日大同盟”。在工人和学生中组织读书会，发展党的外围组织“游击之友”。经过一段时间努力，广东大学、广东大学附中、省女师、市女师、省一中、省二中、洪门小学等，都先后发展有“游击之友”。他们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还有的人参加了东纵和珠纵抗日部队。

　　在广州沦陷期间，中国空军和盟国美机，分别从1939年3月16日和1942年7月6日开始，多次轰炸日寇在广州的军事目标，并与日机展开空战，为广州抗日斗争胜利建立了功勋。

　　广州人民的抗日斗争为世界反法西斯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作出了贡献。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宣告无条件投降。9月16日，入侵广州的日寇最高指挥官田中久一，在中山纪念堂签署投降书。在广州犯下滔天罪行的田中久一和为虎作伥的大小汉奸，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抗日战争胜利至今已50周年了，但是，日本还有一部分军国主义者没有吸取可耻的失败教训，亡我之心还不死。今天，我们在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时，要发扬当年抗击敌寇的英勇斗争精神，搞好“四化”建设，增强国力和民族凝聚力，歼灭一切敢于来侵之敌。

　　作者单位：广州市社科院历史所

　　注释：

　　①、⑥谌小岑：《抗战初期我在广州的见闻》载《广东文史资料》第50辑。

　　②、④、⑦、⑩、(14)、(22)、(23)、(24)、(26)、(32)：《广州百年大事记》。

　　③《广州日报》1995年6月4日。

　　⑤植汉雄：《广州市红十字会抗战期间的救护活动》载《广东文史资料》第45辑。

　　⑧、曹直：《抗日战争时期花县地下党活动情况》载《沦陷时期广州人民的抗日斗争》(党史资料选编)(85)粤出临字第023号。

　　⑨、(19)、(21)凌鸿起：《广州沦陷后街头见闻录》载《广州文史资料》第45辑。

　　(11)伍顽立：《广东工业》，广东实业公司印行，民国三十六年九月三十日。

　　(12)严星郁：《日军投降后广州收兑中储券经过》载《广东文史资料》第12辑。

　　(13)卫恭：《敌伪时期广州市金融混乱情况》载《广州文史资料》第4辑。

　　(15)罗伯华、邓广彪：《从苏杭到百货——解放前广州的百货业》载《广州文史资料》第20辑。

　　(16)《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编》(以下简称《论文选编》)(85)。

　　(17)、(18)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

　　(20)钟国祥：《沦陷时期广州开辟交通线情况》载《沦陷时期广州人民的抗日斗争》。

　　(21)、(27)、(35)梅日新：《战斗的八年》载《广东文史资料》第50辑。

　　(28)胡提春、陈永阶：《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壮举——广州的“八·一三”抗日救亡献金运动》载《论文选编》。

　　(29)吴勤，大革命时期是共产党员，参加广州起义失败，逃往南洋，抗战时未恢复党籍，但对党无限忠诚，1942年5月7日，在陈村水枝花过河时被伪军伏击牺牲。

　　(30)、(41)《沦陷时期广州人民的抗日斗争》。

　　(31)黄丁：《抗日战争时期中的吴勤同志》载《论文选编》。

　　(33)卢德耀：《向广州市郊进军——活捉十老虎》载《沦陷时期广州人民的抗日斗争》。

　　(34)黄友涯：《广州抗日史实片断》载《沦陷时期广州人民的抗日斗争》。

　　(36)钟钦正：《广州人民抗日斗争史略》载《论文选编》。

　　(37)、(39)梁广：《沦陷时期广州地下工作片断》载《沦陷时期广州人民的抗日斗争》。

　　(38)陈翔南：《抗日战争后期的广州地下党》载《沦陷时期广州人民的抗日斗争》。

　　(40)肖泛波：《敌后的斗争——回忆在广州沦陷区工作情况》载《沦陷时期广州人民的抗日斗争》。

责任编辑：李少通 最后更新：2017-09-06 16:4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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