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员日军监狱受酷刑捐躯 女教师携七儿抗战三子阵亡
2016-04-21 15:19:40  来源：《南方都市报》 记者：高龙  点击：  复制链接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八路军、新四军为榜样在华南敌后建立的一支抗日武装队伍。1941年12月，日军侵占香港。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东江纵队的前身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3、第5大队各派出一支武工队进入港九地区，成立港九大队，开展城市游击战。直到1943年12月2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才正式改编为东江纵队，曾生任司令员，尹林平任政治委员。东江纵队在同日伪顽军的长期斗争中，逐步建立了整套严密的情报系统。转战东江两岸，深入港九敌后，挺进粤北山区，在艰苦曲折的抗日斗争中，东江纵队积极配合了全国抗日战场和盟军对日反击作战，英勇地打击敌人，严重威胁着日军的南海防线，成为蜚声中外的华南抗日战场一支坚强的武装部队。东纵女兵巾帼不让须眉，活跃在杀敌战场以及后勤、医务、情报、交通、电台、文艺等方方面面，涌现了许多英雄人物。

　　行军时，电台女摇机员挑着沉重的机器，光着脚板，经过崎岖的山路后，一到宿营地就要帮着架设天线，还要摇动发电机。

　　当时，东纵机要员中女兵占了一半。她们在煤油灯下翻译电报。

　　——— 黄梅

　　那是平常的一天，1944年3月17日，61岁的冯芝行走在香港的街道上。她打扮成一个城市贫苦老妪的形象，以避免引起街头日军的怀疑。

　　作为一个战略要地，这座城市被日军严密控制着。冯芝，这位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市区中队的交通员，此时正送一些重要文件。但这天她没那么幸运。

　　在一座岗哨，日军拦截了冯芝。她被日军作为嫌疑犯，关押审查，再未走出监狱。据《东江纵队英烈集》的描述，冯芝是在抗战中殉难的年龄较大的东江纵队女兵。东江纵队正式成立于1943年，为广东东江地区敌后抗日部队，威胁着被日军盘踞的广州外围，还深入香港地区、粤赣湘边和韩江地区。抗战中，东江纵队活跃着大批女兵，她们多数从事电台、交通、卫生工作，部分直接拿枪参战，有的在战场殉难。

　　遇害日军监狱

　　六旬女“间谍”经受了鞭笞、狼狗撕咬、电刑等非人折磨

　　被日军抓捕那天，冯芝在送文件。她和另一位同事亚四一起，准备将交通站的材料送到中队部。有的材料被冯芝缝到衣服里。但他们未躲过那天的大检查。

　　在日本宪兵部位于海边的一个监狱里，一个可能同情抗日的伪警察来搜身，从冯芝身上搜出一些材料，悄然撕碎扔出窗外。但一个印度警察进来了，再次搜查，搜出一些材料，冯芝暴露。

　　年过六旬的冯芝经受了非人的折磨：鞭笞，狼狗的撕咬，还有电刑。据后来的记载，她仍智慧地保护自己。她回答审讯者，“我穷，给人当水客。邻居看我穷，叫我做水客，给他带点衣服送到一个地方，给钱我，我就带了，我没文化，不懂上边写的是什么。”

　　但抓捕她的日军懂。她被作为间谍，转送到日军海军刑务部。她预感到了自己的命运，对一同被抓的亚四说，“我反正这么大年纪了，死了也没什么。”当年6月25日，冯芝在日军监狱被处死。

　　冯芝不是在香港日军监狱唯一的遇害东纵战士。1944年，东纵女兵王月娥也在日军监狱被害。生前的行军中，像古代传说中的花木兰一样，王月娥女扮男装，与众多战士一起在高山幽谷之间穿梭。1944年，因汉奸告密，王月娥在上船时被日军抓捕，再没有机会返回她熟悉的山岭。

　　据《东江纵队英烈集》的介绍，有多名女兵在战争中殉难。她们多数被国民党地方武装杀害，部分死于日军监狱和对日军的作战中。

　　1920年生于东莞的女兵卢洪婉，在读初中时接触了《铁流》等书籍，写下了“不要寂寞在家过，宁可沙场阵上亡”的誓言。这成了她的谶语。在支援前线的活动中，卢洪婉把母亲为她选购的金戒指、金手镯献出来。后来，卢洪婉参加了游击队，在一次日军的突然袭击中殉难，年仅18岁。

　　殉难者中也有惊心动魄的激战场面。1944年参军的东纵女兵梁通，在1944年6月的一次战争中阵亡。当时，她所在部队与盘踞在东莞马嘶圩的日伪军激战。在一座当铺的楼阁上，敌人架设了机枪，居高临下扫射。她的战友游成中弹倒下。梁通不顾战友劝阻，冲上前背起游成回撤，身上多处中弹倒地。据后来战友的回忆，梁通当时捡起身边一支手提机枪，对着阁楼的枪眼还击，将对方的机枪手击毙。这场战斗以游击队的胜利告终，但梁通再也没有醒来。

　　“东江游击队之母”

　　女教师“送七儿共抗日，携三子赴国难”

　　东纵牺牲的女兵中，包括被誉为“东江游击队之母”的李淑桓。

　　“她出生在一个清朝贡生家庭，读书时受到岳飞和文天祥的影响。”近日，在广州瘦狗岭附近家中，离休干部陈枫向南都记者讲述了她婆婆李淑桓的往事。李淑桓将自己的七名子女送到抗战队伍中。她和三个儿子都在抗战中牺牲。陈枫是她的六子郭际的妻子。

　　幼年的李淑桓随执教的父亲在广州定居。父亲在私塾教书，她坐在阁楼上听。受家庭氛围影响，李淑桓熟读四书五经，并有了“识字三千能教书，身居人群做人师”的愿望。

　　家庭的书香气息影响了李淑桓后来的人生。婚后次年，李淑桓自己办起了私塾。然而，亲人离世，丈夫失业，家庭生活急转直下，她的学校也难以为继。

　　1930年，已是六个孩子母亲的李淑桓被迫转到香港，在九龙官涌的民房继续自己的办学事业。

　　九一八事变对李淑桓产生了重要影响。她从报纸上得到消息，对学生讲解了自己写的《哀国难》词。这是保留下来的她不多的词句，“故今日为我最悲最痛之日，最悲最痛之日，即吾人复仇雪耻之时，能为此矣，执干戈以卫社稷，此其时矣！男同胞们！女同胞们！祈速起！”她读到伤心之处，泪流满面。在香港，李淑桓也听了何香凝的抗日演讲。

　　1938年，她的大儿子郭显承去了延安的陕北公学。儿子出发时，她送到九龙火车站，并告诉儿子，“你今日远去，望你有志而成。”郭显承后来参加八路军，在战斗中牺牲。其所在部队被日军击溃。目前没有郭显承的烈士纪念证。她另外两个儿子郭显和以及郭显乐也在抗战中罹难。

　　1938年12月，她的六子郭际回坪山参加游击队，年仅13岁。她在箱柜里找出百家布，连夜为他缝了一件夹背心。

　　抗战前期，她在香港的街巷中挨家挨户，为东江抗日游击队募捐。她家成了东江纵队一个重要联络点。人多时，她家曾一次收容了六个人。她对一些年轻的游击队员说，“你们的难就是我的难。”年轻的游击队员称呼她为“郭妈”。她的活动引起了注意，受到特务机关骚扰。

　　1937年起，她的学校因无力交房租而停办。家里只能靠丈夫打工的工资来维系。1941年，丈夫病故后，她参加了游击队，来到了东莞大岭山游击区。

　　在游击队，久居都市的李淑桓第一次感受了紧急转移时夜行军的艰苦。那次，她在病中。天降倾盆大雨，刚撑开的雨伞就被风吹跑。她索性让雨淋个够，“淋雨当冲凉”。在泥泞的山路，她拉着幼小的儿子郭显隆随部队一起行军。

　　此后，她在大塘小学，以教书为名做情报工作。她一边编写抗日教材，一边从周边乡亲那里获取敌情。1941年农历八月初十，国军徐东来的部队来袭，她因小时候缠过脚跑不快，被抓捕，后被残忍处死，年仅47岁。

　　女战士艰苦行军

　　生理期连草纸也没有；没有太阳晒干布，就用扇子把它煽干

　　除了面对残酷的战斗和杀戮，东纵女兵也经受着日常行军中的艰险。

　　雨下了数天，山洪暴发。东纵北上的队伍行进在瑶山。这是1945年的一次行军。当时，东纵部队北上，去五岭地区建立根据地。队伍当中有女战士黄梅。

　　现年86岁的黄梅，于1945年参加东江纵队，担任机要员，管理电报密码。近日，黄梅在广州家中向南都记者讲述了那次行军的艰苦。

　　部队北上，进入广东省北部始兴县的瑶山，在深山密林中行军。这座山海拔一千二百多米，方圆几百里，山高林密，人烟稀少，而且没有现成的山路可走。雨后的山坡泥泞不堪。爬山非常困难，走几步摔一跤。部队战士互相搀扶着爬了两天才到达山顶。“上到山顶，发现只有几户瑶民。给养有困难了。我们每天吃两顿饭，一顿稀一顿干。”黄梅介绍。部队原计划两天翻越瑶山，只带了两天干粮，结果上山就爬了两天，带的粮食不够了。衣服被雨淋湿了，烤干继续走。

　　这是部队艰苦生活的一个缩影。对女兵来说，还有特殊的困难。“女同志生理期，行军中，或遇上细雨绵绵的天气，条件很差，连草纸也没有，只得用破布代替，没有太阳晒干布，就用扇子把它煽干，个别女同志怀孕了也照样跟着急行军、过河沟。”黄梅回忆。

　　黄梅介绍，有个女兵带着小孩，突然遭遇了敌人。为了避免小孩哭声暴露目标，她就用手捂住孩子的嘴，结果把孩子活活捂死了。有的女兵生下小孩就送给了附近的百姓。如果她们怀孕了，就用各种办法去流产。

　　女兵大多是十几岁的姑娘。有时下雨天路滑，她们摔倒在泥泞中满身泥浆。

　　女机要员和卫生员

　　挑着沉重的机器光脚走山路，随身携带密码和火柴

　　黄梅担任的电台机要员工作，由于职业的特殊性，有更多严苛的要求。

　　1942年，东纵电台成立。建立电台历经周折。电台用的无线电器材，绝大部分是从香港辗转送回游击区的。经地下交通从香港运来的机器，重新装配面临器材缺乏。部队用烧火钳钳着铜线当烙铁，从村民家找来锡壶当焊锡，从山上刮来松香做焊油，用缴获的零碎接线当导线，反复装拆，终于将机器装配。

　　东纵对电台安全很重视，用一个加强排警卫电台，多次与前来袭击的敌军交火。东纵部队救过几批美国飞行员，后来得到美方赠送的几部电台。

　　行军时，电台女摇机员挑着沉重的机器，光着脚板，经过崎岖的山路后，一到宿营地就要帮着架设天线，还要摇动发电机。

　　当时，东纵机要员中女兵占了一半。她们在煤油灯下抄电报，翻译电报。

　　黄梅介绍，保密工作很严格，外出要求两个人一起行动。机要员工作上的事不能对任何人讲，包括亲人。行军时，机要员随身带一盒火柴，如果万一遇到敌情，突围不出去，就要把密码烧毁。密码必须随身带，一步不离，吃饭的时候也要背着。

　　“晚上工作的机要员留半截红薯充饥。电台白天不能工作，因为电台的天线有两米高，怕暴露目标。”黄梅回忆。

　　那首集体创作的《通信兵颂》能体现东纵机要员的生活，“北斗星灿耀，豆油灯闪照，这夜的光芒啊，伴着我们到明朝。”

　　在动荡的环境中，东纵的医务工作也颇艰辛。

　　在北京路附近居住的黄惠庭，生于1920年，今年95岁。1944年，黄惠庭参加东纵，从事医务工作，曾担任惠阳大队卫生处救护队长。在光祖小学读书时，学校演抗日话剧，黄惠庭受到影响。她也受到班主任的影响。读书到五年级时，经人介绍，黄惠庭参加了东江纵队。

　　1944年冬天的一天，东纵设在坪山竹坑镇战地医院的工作人员突然得到情报，前面有日军，后面有国民党部队，两支部队都要从医院所在地经过。医院的伤员紧急分散到各家，许多人到了乡下。黄惠庭和她妈妈带了十几个伤员，到了乡下家中。当时，因南方潮湿，许多人得了疥疮。“家里把闲置的口粮拿出来，给这些伤员吃。伤员中一些本地人因为口音相同，住在我家阁楼上面。外地人因口音不同，被疏散到果园里躲避。”黄惠庭告诉南都记者。

　　1945年8月15日，在半路上，黄惠庭从一个挑担的人那里听到了抗战胜利的消息。

　　女交通员送情报

　　扮农妇，装哑巴，谎称童养媳……信件藏在草把内，埋在稻田里

　　活跃在战场上的东纵女兵，还包括交通员。这是危机四伏的工作，对体力和勇气都是极大考验。通过她们，大量文件和情报得以及时在部队之间传递。

　　当年，在广九铁路线的交通线上，活跃着一位外号杨嫲的女交通员，叫杨少珍。杨少珍因人极瘦而得此名。

　　生于贵州的杨少珍，因家庭贫寒，13岁就被迫给人当童养媳，饱受打骂。一天，杨少珍在路边啼哭时，遇到一个人贩子。人贩子骗她说帮她找父母，结果将她卖给了云南一个陈姓军阀当丫头。在军阀家，杨少珍继续遭女主人折磨。这名女主人一不顺心就把她的头往墙上撞，撞得她头破血流，头上留有好几个伤疤。因不堪虐待，跟着这家人到香港后的杨少珍再度逃走。

　　1941年12月8日早上，杨少珍亲身经历了日军对香港的轰炸。她看到这座城市一片混乱，街上躺着不少同胞的尸体。

　　1941年底，17岁的杨少珍来到东纵，开始了战地生活。刚来游击队一个月后，由于遭受敌人围剿，部队转移到山区，杨少珍遭受了人生又一次磨难。她发高烧，跟不上大部队，一个人到树林里隐藏起来。几天没有吃喝，这位瘦弱女子一度昏倒在树林里。在树林里坚持了三天，直到敌人离开，杨少珍挣扎着寻找部队。她一路饮山泉水，采摘野果充饥。就要倒下时，她遇到了部队人员，被送到卫生队抢救，挽回一命。

　　生活的苦难没有摧毁杨少珍的热情。她在队伍中很快成为老练的交通员。她在经过敌人碉堡路段时，故意选择从碉堡旁边经过，因为这样最安全。在铁路边，她会先用耳朵贴着铁轨，听远方是否有巡逻队到来。然后抓紧巡逻队经过的间隙穿过铁路。

　　在白天，杨少珍有时会化装成农妇通过铁路。她将信件藏在草把内捆好，装着上山割草。一天中午，在铁路边碰到两个汉奸向她问路。杨少珍知道自己说话口音会暴露，就装作哑巴比划，蒙混过关。“交通员有时把密件卷成烟卷，藏到身上。”东纵女兵黄梅向南都记者介绍。

　　杨少珍也经历过险情。一天，她拿一份紧急文件，遭遇敌人。她装作害怕，故意摔倒并滚动到稻田里，迅速将文件埋好，然后爬回路上。敌人将她扣留了一晚。她称自己是童养媳，被婆婆赶了出来，无家可归。敌人找不到疑点，就将她释放。

　　同样出身贫寒的还有东莞清溪土桥村的黄伴馨。黄伴馨的大哥在香港打工不成，饿死在街头。二哥被日机炸死。她少女时代目睹了日本侵略造成的苦难。她回忆，“日军经常到我家乡来抢粮、捉鸡、捉人、强奸妇女。开始人们向山里逃避，后来日军一天来抢几次，再逃下去不但荒废了农田，也会饿死。于是日军进村时，青年妇女就躲藏起来，或者事先知道的，就到山里割草或干农活避开。”

　　黄伴馨后来参加了东纵，成为交通员。她经常一个人夜行军，走五六十里路，半夜十二点到达另外一个交通站。有时碰上紧急情况，当天晚上又立即返回。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东纵女兵的抗战生涯结束。东纵的女报务员施斌首先收到消息，在场的人手舞足蹈。东纵女兵黄梅回忆，现场有人讲，“终于不用打仗了。”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4-21 15: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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