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洋会议揭开全省抗日游击战新一页
2016-06-30 15:31:55  来源：深圳特区报  点击：  复制链接

东纵司令部使用过的物品。

土洋村革命烈士纪念碑。

土洋的正名是屯洋，那时候人们把它叫作土洋，坐落在大鹏湾之旁，背靠群山，面临碧海，左侧是大鹏半岛，右侧是九龙半岛。大鹏湾是华南著名的美丽的深水海湾，也是历来兵家必争之地。

这是东江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作尧在他的回忆录中对土洋的描述。

1944年8月，一个揭开东江以及全省抗日游击战争新一页的重要会议——土洋会议，就在这里举行，成为广东省人民抗日武装发展的转折点。

参加会议的，除南路特委因交通阻断不能成行以外，前后东江特委、前后北江特委、珠江特委、中区特委等各路负责人都赶来了。

王作尧71岁的儿子王国新对记者说，土洋会议是中共广东省临委书记兼东江军政委员会主任林平根据中央的指示，布置了广东人民抗日斗争由游击战转入与日寇伪军相持斗争的阶段，为广东省人民抗日武装的全面发展指明了方向。

 

广东武装斗争迅猛发展

艳阳高照的夏日，记者来到位于深圳市葵涌办事处的东江纵队司令部旧址。

这是一处两栋风格独特的黄色建筑，原为意大利人的天主教堂。抗战时期，这里成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正式成立后的第一个司令部所在地。

屋前，几棵上百年树龄的龙眼、乌柏、笔管榕等古树，历经硝烟，仍枝叶繁茂。

86岁的东纵老战士李强告诉记者，附近的沙鱼涌，是当时华南的主要交通口岸，当年东纵北撤，就是从沙鱼涌码头出发。

记者站在旧址，举目远望，尽是密密麻麻的民居。从1944年8月在此召开“土洋会议”至今，整整71年，一切都变了，唯独这两栋意大利风格的教堂主楼和礼拜堂，以及后面的附属用房，至今保存完好。

73岁的李小雄，退休前在深圳葵涌供销社工作。他告诉记者，他父亲李惠群早在1938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直从事地下工作。1946年，父亲被组织派往香港，继续坚持地下工作。

“当年，父亲也参加了土洋会议。”李小雄说，当然，他当时年幼，并不知道这个会议的重要性。

父亲早年去世后，李小雄在整理其遗物时，意外发现留下的很多资料里，有一份父亲亲笔写的《土洋会议》手稿。这份真实、极具价值的第一手史料，详细记录了土洋会议召开前的形势分析、会议过程和详细内容，以及会议后的安排等。

李惠群手稿写道：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挽救其在太平洋战场的失败，发动了打通平汉、湘桂、粤桂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企图使在中国的日军和孤悬南洋的日军联结起来，依靠中国大陆进行垂死挣扎。日军调集了五六万兵力，于1944年3月向河南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国民党在河南的四十万军队不战而溃。5月下旬，日军又以十万兵力对湘北发动进攻，湖南国民党军比日军多三倍，也是一触即溃。中原沦陷，长沙、衡阳相继弃守。日军还在继续南下，进行打通湘桂线和粤汉线南段的大陆交通线的行动。

接着，李惠群谈到了中共中央对东江纵队发出了关于开展战后游击战争的指示，以及土洋会议召开的经过。

手稿写道：1944年8月，广东省临委和军政委员会在大鹏半岛的土洋村召开联席会议。林平、梁广、曾生、连贯、王作尧、杨康华、罗范群等参加会议。饶彰风、邓楚白、黄宇、李嘉人、饶璜湘等各地区负责人也列席了会议。会议由省临委书记林平主持。

手稿详细列出了会议作出的6项重要决定。

记者查阅史料得知，当时，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今后工作的决定》，提出了十项工作，最令大家激动的，是第一项，在全省继续放手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与发展新的游击区。

手稿最后一段写道：东江纵队副司令员王作尧和政治部主任杨康华，奉命着手进行开辟江北博罗，建立以罗浮山为中心的根据地准备工作，并首先派出一支武工队，由赖祥、韩继元率领，北渡东江进入博罗，配合在博罗活动的部队开展工作。同时，还抽出部分武装骨干带着武器、电台到韩江加强韩江地区的武装斗争。梁威林、郑群在紫金、五华一带，很快就组织起一百多人的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土洋会议后，广东省的抗日武装斗争，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据悉，1944年下半年，广东临委认为日军会再占惠州，进攻东江上游，省临委书记林平指示中共东江后方特别委员会（简称“后东特委”）逐步恢复组织活动，组织武工队开展抗日宣传和武装斗争。1945年初，梁威林、郑群重回古竹，利用各种条件组建人民抗日武装，并秘密成立了武工队。武工队后来发展到近百人，扩编为紫（金）河（源）人民抗日自卫大队。

1945年5月，武工队接到情报，有日军船队将运送军用物资从惠州开往河源，梁威林和郑群商量后，决定在东江河古竹对面小布一带设伏截击日军。6月12日，抗日总队一百多人在梁威林和郑群的率领下，与叶少梅的队伍一起，在蓝田河口埋伏。毗邻秀埔的古竹潮沙村的五十多名群众，带着土枪土炮配合作战。战斗打响后，梁威林和郑群拿着驳壳枪冲在队伍最前面，向日军射击。郑群是第一次带兵打仗，虽有点紧张，但他越战越勇，甚至对擦身而过的子弹毫不在意。那一战打了一天两夜，打得日军狼狈逃窜，大大提高了“飞龙队”（自卫总队代号）的声威，鼓舞了军民斗志。

向北，打开抗日新局面

进入1944年，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亚洲战场，日本侵略者逐渐失利，已面临覆没的命运。

土洋会议后，中共广东省临委将会议情况向党中央和南方局作了报告。中共中央复示：完全同意会议所提出的工作方针和任务……并要注意开展广西和向北发展的工作。

北进，是全省的主要战略方向。根据土洋会议的决定，东江纵队担负起了北进和东进的战略任务。北进是东江纵队的主要战略方向。

为此，东江纵队对部队进行整编，建立了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决定派出两支部队挺进北江，一支由邬强、李东明负责，称北江支队，向英德、翁源方向推进；另一支由蔡国梁、邓楚白、陈志强带领，称西北支队，开往清远、四会，并向小北江连县方向推进。

时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北江支队支队长邬强61岁的儿子邬波对记者说，8月20日，父亲邬强带领北上抗日先遣队由东莞出发，向北推进。23日，部队经过从化县神岗圩附近，这里是敌人驻守在广州外围向北最前线的一个据点。先遣队通过时，恰与从据点下来抢粮的十几个日军遭遇，先遣队抢占有利地形，先发制人，击毙日军数人，其余残敌逃回炮楼。这是部队打响北上的第一仗，先遣队随即继续前进。

9月10日，先遣队解放了清远城。根据上级指示，邬强率部又返回增城敌后，突袭了新塘车站，歼灭了驻守新塘车站的伪军一个连，俘日军站长阿南中佐及伪军副连长以下30余人，缴枪30余支，烧毁敌仓库一座。经过此后一系列的战斗，增城一带的游击区有了很大的发展。

王作尧在回忆录里写道：邬强和蔡国梁两支部队出发后……沿途艰险重重，到处都有反动的地主武装，国民党的杂牌军“挺进纵队”围攻堵截。他们地形不熟，兵力不多，但是，他们敢于和日伪顽作斗争，还曾经一度解放了清远县城。他们沿途展开了广泛的群众性宣传，使东江纵队在当地人民中留下了良好的政治影响，为我们部队以后再次挺进粤北打下了群众基础。

11月上旬，邬强奉命回到司令部汇报情况，他建议马上组织部队北进。

部队北进，创建罗浮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这副重担，落在了王作尧肩上。王作尧指挥第二支队主力挺进东江河南面地区。

1945年，抗战形势正朝着胜利方向迅猛发展。在敌后战场，日军明显处于战略守势，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抗日军民开始转入局部反攻，大量消灭敌人，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

1945年2月初，东江纵队副司令员王作尧和政治部主任杨康华率部北渡东江河，开辟了罗浮山抗日根据地，成为华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指挥中心。邬强、李东明率部向北发展，开辟北江东岸抗日根据地；又向惠东、海陆丰发展，创建东江、韩江间的根据地，开辟东江上游的抗日根据地。蔡国梁、邓楚白率部向西，发展粤桂湘边抗日游击战争。

1945年8月15日凌晨，从广播电台传来日本于8月14日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东纵司令部的同志涌到冲虚观前，大家唱呀跳呀，“抗战胜利啦！”欢歌喜舞驱散了夜雾，迎来新的曙光。从王作尧在他回忆录中的这段描述，不难看出当时大家的心情是多么开心。

漫长的8年，东江纵队始终坚持在华南一带，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8年，他们对日伪作战1400余次，毙伤日伪军6000余人，俘虏、投诚的3500余人，缴各种枪6500余支，炮25门，队伍发展到1.1万余人，组织民兵1.2万人。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充分肯定：“至今已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使我党在华南政治影响和作用日益提高，并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

责任编辑：唐旭 最后更新：2016-06-30 15:3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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