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烨：相机纸笔做刀枪
2016-07-20 16:27:11  来源：河北日报  点击：  复制链接

他是一名记者，也是一名战士，相机、纸笔就是他的刀枪。

他“在冀东从事摄影采访最早，报道成绩最突出”。他拍摄的潘家峪惨案照片和撰写的通讯《冀东潘家峪的大惨案》，留下了日寇疯狂屠杀无辜平民罪行的铁证。

从延安到晋察冀，他写下了一篇篇激情洋溢的通讯报道，深深感染、鼓舞着抗战军民。因为卓越的贡献，他被列入2000年出版的《正义与勇气——世界百名杰出战地记者列传》一书。

他24岁投身革命，改名换姓，奔波辗转；他29岁英勇牺牲，长眠异乡，几十年后身份才被还原。

雷烨，原名项俊文，1914年出生于浙江金华孝顺镇后项村。八路军总政前线记者团晋察冀组组长，并曾任晋察冀军区冀东军分区宣传科长、组织科长。1943年4月20日在平山壮烈牺牲。2014年，被民政部列为著名抗日英烈之一。

典当祖屋，奔赴延安

浙江省金华市金东区孝顺镇后项村不大，紧邻浙赣铁路，雷烨烈士故居就坐落在村子的南部。

“这个院子是我外公去世时留下的。当年我大舅项俊文去参加革命时，为筹措路费把房子典当了。后来，我妈妈费尽辛苦才把房子赎回来。2003年我大舅被批准为烈士后，我小舅舅决定把这里建成雷烨烈士故居。”雷烨烈士二妹的儿子、66岁的后项村会计严平平说。

严平平告诉记者，外公和外婆共育有5个子女，俊文舅舅排行老大。“后来改名叫雷烨的大舅很聪明，考取了浙江省立七中，也就是现在的金华一中。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

然而，随着父母相继过世，雷烨读初二时就不得不辍学挑起家庭的重担。他种过田，当过小学教师、土地测绘员，但不管生活多么艰难，从未放弃对真理和光明的追求。

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深重，雷烨胸中燃烧着保家卫国的豪情。他经常教弟弟项秀文唱《松花江上》、西班牙反抗法西斯侵略战争时的《雅玛拉》等歌曲。

雷烨爱好文学，喜欢鲁迅、老舍、叶圣陶等人的作品，尤其崇拜鲁迅。他曾专程赴上海，接触“左联”进步作家，了解革命文艺。他还如饥似渴地阅读中外名著，并认真写下读书笔记。

随着学习的日渐深入，面对国家日益凋零的局面，雷烨愈发坐不住了。在大妹妹出嫁后，看到好友严金明喜欢二妹妹，他竭力促成他们的好事，又把小弟项秀文托付给严金明照顾。“大舅对我爸爸说，他要出去闯一闯，找一个既有书读，又可工作的地方。”严平平说。

1937年底，杭州沦陷，大批进步文化工作者、共产党人聚首金华，使这里成了抗敌文化宣传中心之一。雷烨开始接触共产党人，对延安的向往与日俱增。

“我爸爸加入了中共地下组织，大舅也想入党。从我爸爸那儿得知延安来的共产党员周百皆有在金华南山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想法后，大舅自告奋勇，带领他们到南山地区做社会调查。期间他们还到义乌拜访了同是浙江人的著名作家冯雪峰。”严平平说。

后来，雷烨通过严金明介绍，认识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东南总队长、刚刚从延安回来的童超，由童超介绍加入了“民先”。在“民先”，他积极工作，1938年春，终于如愿以偿，被“民先”推荐到延安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学习。

可要从金华去延安，舟车辗转，路费从哪里来？雷烨狠狠心，典当了祖宅，换来100块银元。当年5月，他悄悄踏上了征程。

途经武汉时，他曾经给好友许为通去过一封信，署名“雷雨”；到延安后，又把本名项俊文改为“雷烨”。

“大舅改名换姓应该是为了不连累家人，当时许多参加革命的人都这样做。当然，这两个名字也能体现出他当时的心境，比如为祖国前途命运担忧的苦闷和革命理想初步实现的喜悦。”严平平说。

那一年，雷烨24岁。从此，家人和好友再也没有见过他，他再也没有回来。

深入敌后，转战冀察热辽

在延安，雷烨进入抗大第四期学习，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雷烨在延安期间很活跃，在完成抗大学习之余，参加了大量社会活动，已经崭露头角。”倾心发掘整理雷烨资料多年的石家庄市地方志办原主任高永桢说。

雷烨广泛接触在延安的文化界人士，同奚定怀（奚原）、郑西野、刘白羽、柯仲平、林山等发起组建“文艺突击社”，并在贺龙、林彪等捐款帮助下出版小型刊物《文艺突击》。

在新闻写作和摄影方面，雷烨也开始展露才华。1938年8月4日和9月1日，在武汉出版的《新华日报》，先后发表了两篇雷烨的长篇稿件——《创造抗战突击队员的斗争》和《抗大同学毕业上前线》。这两篇稿件，都配发了毛泽东题词，后者还同时配发了雷烨在抗大第四期毕业欢送大会上拍摄的毛泽东致训辞和参加欢送大会学员的照片。

1938年11月6日，“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延安分会”成立，毛泽东等当选该会名誉主席团成员，雷烨当选为该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

抗大第四期学员毕业后，为加强敌后新闻宣传，八路军总政治部选拔一批政治和业务素质兼优的学员，组建前线记者团，雷烨被选中并被任命为第一组（晋察冀组）组长。1938年11月20日，第一组奉命首先开赴晋察冀抗日前线。雷烨率领4名战友跋山涉水，穿越重重阻隔，行程1000多公里，终于在当年12月下旬胜利到达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河北阜平，受到聂荣臻司令员亲切接见。

“雷烨的工作热情很高，一到边区就立即投入了紧张工作，写稿子、开座谈会，向大家介绍延安的文艺发展动向，同时了解边区的情况。由于他知道的情况多，又开朗干练，所以很受重视。”高永桢介绍说，雷烨曾受《抗敌报》（《晋察冀日报》前身）编辑部主任邓拓之托，撰写长篇文章《谈延安文化工作的发展和现状》，在1939年1月1日至28日的《抗敌报》上，分10期连载刊出，可见其分量。

如果一直留在阜平，对于雷烨来说，未尝不是一种选择。然而，他“不愿做空头的文学家”，这不是他的性格。他要“到群众中去，到士兵中去，走向辽阔的疆场”（邓拓语），成为“抗战突击队员”。1939年9月前后，他随军挺进冀东前线，从此开始了在这里长达3年多的战斗。

“冀东抗日暴动失败之后，一方面我有生力量薄弱，一方面日寇加紧‘围剿’，斗争形势十分严峻。尤其是1940年后，冀东抗日斗争更加尖锐、残酷。”省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副处长胡振江说，雷烨作为一个“文化人”，在冀东抗日斗争面临重重困难时留在冀东为抗战鼓与呼，充分说明了他的使命担当和英勇无畏。

为鼓舞我军民的士气，雷烨等吹响了文艺的号角。在田间策划下，他同罗立斌、金肇野等人组建“平西文协”，出版《文艺新兵》；为团结冀东文化界人士，他发起创建“抗敌文化社”、“路社”等文化团体，编辑出版了《路》、《文艺轻骑队》、《国防最前线》等刊物。

冀东烈士陵园建立后，曾搜集整理雷烨的事迹，当年在冀东从事妇女工作的范维存，在给陵园的复信中谈到，只要雷烨有空闲，“手里总是拿着书报在看”。有一次开会前，屋子里的炕上、地上许多人在叽叽喳喳地说话，只有雷烨自顾自地伏在一个小柜子上边看边写。范维存好奇地过去询问，原来，雷烨在看列宁的《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边看一边做读书笔记，写得“有条有理”。

危急关头，他心中还装着战友、同志。有几次敌情紧急的时候，他主动派他的警卫员找到范维存等，带他们转移到安全地带。

经过抗日军民艰苦卓绝的斗争，冀东的抗日游击战争逐渐走出低谷。到1940年年底，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基本区已初具规模，特别是丰滦迁联合县政府所在地潘家峪、丰玉遵联合县政府所在地鲁家峪等，成为坚强的抗日堡垒，这引起了日寇的极大恐慌。

1941年1月25日，农历腊月廿八，潘家峪村百姓正忙忙碌碌地准备过年，驻丰润的日军顾问佐佐木二郎指挥几千名日伪军，将潘家峪层层包围，疯狂屠杀潘家峪村无辜群众1230人，烧毁房屋1300多间，致使29户人家被杀绝，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潘家峪惨案。

惨案发生的第二天，雷烨就随同八路军冀东办事处主任丁振军等来到了潘家峪。慰问在惨案中逃过一劫、惊魂未定的乡亲后，雷烨被深深震撼、激怒了。

1月31日午后，雷烨携带相机，进入了惨案现场。那一处处断壁残垣，一个个被烧杀致死的同胞的惨状，让他的心在滴血，在颤抖。他流着泪，一次次按下快门，留下了历史的铁证。他强忍悲痛，夜以继日地抓紧采访幸存者，记下了厚厚的笔记。

关于那段日子，范维存曾经写道：“他为潘家峪惨案奔走了数日，废寝忘食，当他写信告诉我们的时候，心中仍充满了对敌人的愤恨，对惨遭枪杀的同胞们的悲伤。经过很长时间，和我见面的时候，提起这件事来，他还在掉泪。”

战争年代，交通、通讯不便，几经辗转，1942年，由雷烨撰写的通讯《冀东潘家峪的大惨案》在《晋察冀日报》发表，署名“朱靖”；由他拍摄的惨案有关照片，1943年在《晋察冀画报》公诸于世。

今天，在潘家峪惨案纪念馆《历史见证》一节的展板中，《冀东的潘家峪大惨案》稿件复印件及雷烨拍摄的惨案照片赫然醒目。纪念馆馆长、也是潘家峪惨案幸存者后人的潘月阁深情地说：“潘家峪人感谢雷烨，感谢他留下了日寇暴行的铁证，捍卫了公平与正义。我们在接下来的纪念馆展览改陈中，将进一步扩大雷烨及其有关资料的比重。”

几年间，雷烨随军转战，常年奔波在长城内外、滦河两岸及热南伪满边境。“他的足迹遍及冀热辽，东跨山海关，突近锦州；北越长城，达热河之原野；西过平西，抵察哈尔境内。”高永桢说，虽然戎马倥偬，但雷烨始终没有忘记自己作为随军记者的使命，辛勤工作，留下了许多佳作。

《转战长城内外》、《驰骋滦河挺进热南》、《塞外烽烟》等组照，以及《塞外宿营》、《山岗晚炊》、《熊熊的篝火》、《滦河晓渡》等照片，直观反映了冀东八路军行军打仗的艰苦，彰显着冀东军民的高昂斗志。

《那是，从喀喇沁赶来的牛群》、《我们怎样收复了塞外的乡村》、《塞外，新收复的乡村为什么拥抱子弟兵》——这一篇篇刊发于《晋察冀日报》的稿件，有景有情，充满着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必胜的信念。

雷烨用他的照片和文字，向全世界宣布：“冀东是我们的！我中华民族这一柄复仇复土之剑，必将愈磨愈利，直指黑水白山，直指日寇心脉！”

英勇牺牲，长眠燕赵

今天，在平山县曹家庄、南段峪一带，如果你问起雷华，上岁数的人大多晓得。雷华，是雷烨的另一个名字。正是在这里，雷烨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时光。

那是1943年1月，就在15日至22日，晋察冀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在阜平县温塘村召开，雷烨作为冀东分区的参议员出席了会议。会后，他把自己几年来精心拍摄的照片送往位于平山县曹家庄村的晋察冀画报社。画报社社长、著名摄影家沙飞看后大加赞赏，当即决定在《晋察冀画报》第三期推出雷烨摄影专辑。他让雷烨留下来，整理资料、选定照片，撰写拍摄说明，以期对冀东的抗战作全面反映。就这样，雷烨留在了平山，有时住在曹家庄，有时住在张家川。

今年82岁的曹家庄村老党员白石石，当年曾和雷烨住前后院，对他印象很深，“他当时有两个警卫员，大伙儿知道他一定是八路军的干部，开始还不敢接近。没想到他很随和，见了老乡主动打招呼，还时常指导民兵训练，教群众识字，教儿童团员唱革命歌曲。”在白石石印象中，雷烨“可是个好干部”，而且“多才多艺”——“俺村青年抗日先锋队队长白建雄刚结婚，他听说后给拍了张‘全家福’，当时可轰动哩。村妇救会主任张梅英不识字，开展工作不方便，他听说后专门给刻了个‘曹家庄村抗日救国妇女会’的公章。他还给俺弟弟画过像哩。”

时间过得飞快，雷烨的工作即将完成。可这难得的一段安静平和的生活，却被侵华日军突如其来的春季扫荡打破了。

1943年4月19日，日军调集大批兵力，围攻平山陈家院一带。一股日军沿文都河北上，经张家川向曹家庄、南段峪疯狂杀来。

沙飞得到报告后，一边组织战友们坚壁画报社设备，一边派人通知雷烨立即转移。但雷烨并没有马上躲避，因为他想到了乡亲们。

他先是去通知曹家庄村民转移，接着又去查看张家川乡亲的转移情况。发现张家川一些村民正在向相对开阔的马石岭沟转移，有一些战斗经验的雷烨感觉不妥，劝说他们转而前往更为隐蔽的虎沟。后来，日军果然疯狂炮轰马石岭沟，乡亲们又后怕又感激地说：“多亏了雷华啊！”

看乡亲们安全转移后，雷烨才放心地带领警卫员撤离。然而，大概因为地形不熟，他们没有前往曹家庄村西的山里，而是向北而去。天已黑，再加上起了大雾，他们只能摸索着前行，最终来到了石堂村(现为南段峪村的一个自然村)南的山谷里。

此时，已是4月20日的上午，雾渐渐散了。在谷底的河边行走的他们，被正在山顶路上行进的一队鬼子发现了。

“哒哒哒！”居高临下的鬼子对他们发动了攻势。雷烨腿部中弹，行动受阻。警卫员要背他走，雷烨说：“这样不行，会被敌人活捉的。你们快撤，我掩护。”

警卫员不肯，雷烨不容分辩地说：“要死死我一个，你们快撤。这是命令！”

警卫员只能含泪离开。雷烨选择了一个略能隐身的石龛，与敌人展开对射……

敌情解除后，画报社的战友们都已返回，唯独不见雷烨，沙飞立即派人寻找。大家无比悲痛地看到，他已经倒在血泊里，手枪指向自己心脏的位置；一旁，是砸碎的相机和水笔。

显然，雷烨在战斗的最后一刻，饮弹自尽，壮烈牺牲。

1943年5月10日，《晋察冀画报》第三期出版了。除了51幅摄影作品，这一期画报还配发了《我们怎样收复了塞外的乡村》和雷烨的诗作《滦河曲》，而他却再也看不到了。

1943年5月22日，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头版刊发了雷烨壮烈殉国的新华社消息。“在1943年日寇的这次‘扫荡’中，我军共伤亡518人，由新华社发布牺牲消息的只有雷烨一人。”高永桢说。

如今，雷烨和众多的革命烈士一起，安卧在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西墓区。守着这座繁华祥和的都市，听着周围鸟雀的啁啾、孩子的欢笑，他一定会含笑九泉吧！（记者 史文通）

责任编辑：唐旭 最后更新：2016-07-20 16:2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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