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汉铁道游击队悲情传奇 击毙日军10000多人
2016-07-29 10:43:42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2005-07-06 作者不详  点击：  复制链接

　　“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和铁道线上，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电影《铁道游击队》里的歌曲让人们荡气回肠。

　　当年在河南，在平汉铁路上，有一支远比铁道游击队规模更大、人数也更多的工人抗日组织———平汉铁路工人破坏队。

　　《平汉路工人破坏队队史》中说：“平汉铁路工人破坏队是一支组织严密、有九个分队、最盛时有2000余人的队伍。从1938年到1945年的八年全面抗战期间，他们活跃在道清、平汉、同蒲、津浦、陇海、汴新、淮南七条铁路上，不断在‘皇军护路队’的封锁圈内炸毁日军铁路和列车，使‘皇军’视若‘神经系’的交通线时常中断，运输给养根本无法完成。”

　　可是，他们在胜利60年来的每次纪念中，却像尘埃一样被湮没在战争的旧迹中。

　　我们找到了两个活着的人，周毓松和何惠民。其他的绝大多数，已经回归于他们保卫过的土地，成尘，成土，让后人走过。

　　死里逃生何惠民

　　何惠民，16岁就当上班长的娃娃兵，是让日本人闻风丧胆的爆破能手，有着17次与阎王打照面却活下来的传奇经历。

　　“我是1942年12月5日被俘的。”

　　这天，他领着6个人炸了日本人的军车，完成任务回村时被敌人俘虏。

　　“一个当官的用手枪顶着我的头，让我说破坏队在哪，我就是不说，那鬼子官‘啪’就扣了扳机，子弹没响，我还以为这家伙打空枪吓人哩，谁知他哗啦一下从枪膛里退出一颗瞎火的子弹。”何惠民用枯瘦的手比划着，指着自己的太阳穴。

　　“悬哪，日本人也有点怕了，是不是有神灵保佑我？不杀我了，把我带回去电刑拷问。”

　　“哎呀，那叫什么刑法啊，受不了，我才17岁啊。”

　　“我那时候真是命硬，老虎凳、辣椒水都没有把我折腾死。我得赶紧找队伍，不找不行呀，媳妇还在破坏队上。我一定找机会逃跑，黄河南边有我的媳妇在等我。”

　　破坏队队员大部分都是铁路工人或农民出身，基本没有薪酬，生活极其艰苦，军纪也很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和八路军一样，他们每天必唱的都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脱下了工装成了兵，结合自身装备薄弱、擅长爆破的特点，破坏队不搞阵地战、攻防战，而是在绵长的铁路线上采用麻雀战术，进行游击活动，依靠群众提供情报，依靠群众掩护，平时着军服，执行任务穿民装，让敌人军民难辨，无法对付。破坏队行动快、撤退快、破坏性强，又很难捕获，日本人给他们起了个名———“毛猴子”。1943年，何惠民和几个队友到黄河北完成任务往回赶，到郑州南王许村实在是累得不行了，8个人找了一间没人住的民房，准备睡一觉再走。

　　“屋里放着一口空棺材，我想这里不错，既干净又不潮，我就躺在里面，盖上还睡了一个队友。”

　　日本兵当时也找地方睡觉，正好撞到这里，抓住了其他的7个人，惟独没发现睡在棺材里的何惠民。

　　没想到日本人睡到屋里不走了，一个日本兵就躺在何惠民头顶的棺材盖上。

　　“我大气不敢出，瞪着眼捱到天亮，上边那家伙又是打呼噜又是翻身，让我稍有动静就紧张一下。如果他发现了，我拼上一条命也要干一个鬼子。”

　　第二天早上，鬼子吹哨集合，这家伙应了一声跑了。何惠民至今还能准确学出这个日本人名字的日语发音，“到死都不会忘掉这个名字”。“这个日本人不知现在还活着没，跟他说当年他身子下还睡着一个值3000块大洋的‘毛猴子’，他是什么感觉？”

　　何惠民幸运逃生，其他6人也伺机逃跑，只有分队长喻尚荣被押到天津塘沽港，和3000名中国俘虏一起被兵舰运到日本。

　　抗战八年中，破坏队员先后有17人被俘或被捕，他们全部是英勇不屈、视死如归，不是被敌人严刑拷打致死，就是被刺刀乱刺而亡，或被狂犬吞噬，或枭首示众。

　　而英勇的破坏队员背后，是无法忽视的战绩。

　　据河南省档案馆《军委会江北交通工作队历年战绩统计表》统计，自1938年9月至1945年7月，破坏队共炸毁机车1690余辆、铁路钢桥110多座，钢轨330多华里，毙伤日军13000余人，有效配合了中国正面战场上的抗日斗争。

　　破坏队当年不仅有上千队员，还有政工队、文工团、卫生所、修械所等辅助单位，破坏队还在大别山区建立了抗战子弟学校、华强烟厂、纺纱厂、被服厂等后方基地，工人没有工资，每天只管两顿稀饭，全部收入都用来支持破坏队抗日。

　　破坏队中有夫妻战士，有像何惠民夫妇这样的随军夫妻，还有丈夫在队上、妻子在后方工厂干活的夫妇。行军路上儿女夭折，甚至在途中不得不丢掉孩子，是很多破坏队家属的真实经历。对母亲来说，这可能是一辈子都无法弥补的痛苦回忆。但是，战争又让他们不得不咽下眼泪，默默承受。

　　日军为我的战友立碑

　　2005年6月14日。信阳，京广铁路旁边的民居。

　　屋子里的地面一阵颤动，窗外传来火车的汽笛声。周毓松习惯了这样的声音和动静有60年。他的家，距离铁路不到20米。当年，这条铁路被他和战友炸得支离破碎。

　　周毓松说，埋雷、置炸药，破坏队员干的都是“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危险活，稍不小心，或情况突变，都可能炸死自己。

　　刚开始，他们是采用电气发火引爆炸药的方法，因为队员需要在铁路不远处守候，容易暴露目标，十分危险。毕竟是铁路工人，熟悉机械和电工，他们发明了特种地雷———“启闭器”，能在埋置后，不须专人看守打火，就可以自动引爆。

　　敌人多次挨炸后，为避免机车受损，就在车头前顶上两辆平车，装满石块。埋雷爆炸后，只炸平车，难毁机车。

　　“铁路工人有技术，脑筋转得也快，总有办法变化多端，搞得鬼子防不胜防，晕头转向！”

　　在无可奈何之际，敌人只好用电车开道，有雷就炸电车，无雷才让军车通过。

　　周毓松扬着稀疏的眉毛，坐在小板凳上，半挺着身子，大挥着手，眼神里有当年的机灵和凌厉。

　　敌人被炸昏了头，就在长期挨炸的道清铁路西段，新乡到博爱靠太行山的一边，挖了深宽各丈余，延绵一百几十里的护路沟，还每隔一里建座碉堡，共计一百多个作为护路点，强迫附近村民昼夜看守。

　　破坏队的连连出击搞得日本人哇哇大叫，在徐州沿街敲锣哀叫，“破坏队的英雄们，你们若不再炸，我们也不扫荡！”

　　让周毓松感慨的是，日本人为他的战友立了石碑。

　　1937年12月20日，还都是刚十八九岁的一总队班长朱子贵、队员欧阳润山、副班长焦增奎、队员潘文锦四人在道清线狮子营站埋雷，被敌人发现扫射，四人中弹负伤。

　　眼看鬼子步步紧逼，班长朱子贵忍着伤痛用最后一点力气勉强站起来，扑倒在炸药箱上，引爆炸药，四人全部牺牲。

　　破坏队有个规矩，牺牲的队员都要队里亲自埋葬。周毓松和两个队友接受了这个危险的任务。

　　“远远我就看见那新坟前面有个东西立在那，近了才瞧清楚，碑！谁也没想到日本人给他们立了一个碑，用整段刨光的枕木。枕木上是八个碗口大的汉字———‘爆死中国烈士之墓’，每个字都工工整整，一笔一划。”

　　“日本人还在坟前置办糕点水酒，公开祭奠。”周毓松和战友趁天黑偷偷扒墓，将尸体分四次抬回，安葬在附近的萧吕村麦地。

　　抗日战争胜利后，平汉路工人破坏队实现诺言，队员全部解散并复员上路，曾经浴血奋战的战士又成了开动机车的工人。周毓松则在信阳机务段当上了一名铁路工人。

　　一切，并没有按着想象的轨迹发展。

　　文化大革命中，破坏队的身份没有给他们带来荣誉。因为他们是受国共双重领导的民间力量，而且他们的武器和经费，大部份来自国民政府，这反而成为洗不掉的“污点”。

　　破坏队员的子女多少都受了父辈的牵连，他们几乎都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也失去了参军、招工的机会，大部分都像父辈一样做工或务农，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家乡。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7-29 10:4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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