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琼崖红色档案
东方市档案局近期在整理琼崖红色记忆档案中,发现了一位曾在1939年至1942年间从事我党地下工作的革命者,他的名字叫吴以怀。数十年来,有关在海南西部新街、墩头、港门(今属东方市境内)敌占区如何潜伏并开展革命工作的具体细节,老人甚少对外披露,本报记者在海南省档案局和东方市档案局的配合下,找到了吴以怀老人,听到了一段悸动人心的“潜伏记忆”。
入秋的味道总会让人感受到一种寥落,对暮年的老者更是如此。
93岁高龄的吴以怀老人,躺在海口家中小院的仰椅上,记忆中早已没有了往昔硝烟,只是仍有割舍不下的回忆,不曾对别人诉说。这位在琼崖革命烽火年代立下赫赫战功和治军政绩的老人,曾做过一名“听风者”。
海南日报记者在海南省档案局和东方市档案局的配合下,找到了吴以怀老人,听到了一段悸动人心的“潜伏记忆”。而在琼崖革命的洪流中,热血铺洒的土地上,还有多少无名的英雄,我们终是无法得知。
他是怎么被选中的?
琼西吴以怀1920年出生在这里。墩头四面环水,一条内河自南向北从村庄逶迤而过,注入大海。为何称其为革命老区?1926年创办的昌江二小和始建于1938年的琼西中学,都是在琼西地区十分有名气的革命人士史丹一手创立的,也可以说是琼崖革命的摇篮,不少年轻学生从这里走上了革命道路,这两所学校亦是琼西抗日风暴的发源地。吴以怀就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
他的“革命导师”是史丹和马白山,两位革命家是在昌江二小读书的吴以怀心中最敬重的师长。对这一点,吴以怀虽年事已高,但记忆犹新。
吴以怀对旧社会制度下人民的凄惨生活,有着极为深刻的记忆,尤其是在家乡,妇女的社会地位极低,“那时候甚至可以随处在街上看到卖售妇女的现象,姿色好一点的300银元,姿色一般的100-200银元不等,我很不解,为什么人都可以拿来被买卖?”这也是吴以怀对封建而封闭的家乡状况的最初记忆。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吴以怀的家乡反封建运动开始兴起,吴以怀在昌江二小上学时,因为常常向学校的孩子们教导反压迫斗争,史丹(海南著名教育家、革命思想传播者)成为他心中有着非常分量的“偶像”教师。而史丹开始注意到吴以怀这个孩子的时候,是因为一次与地方封建势力的斗争事件。
那是1936年,当时昌化港附近山上有一块大石,石头形状酷似人形,当地一些迷信的人朝它祭拜,认为这是“神山老爷”,可以保佑当地老百姓“长命百岁”。但每次祭拜,上山实在太难了,于是一些搞迷信的人打算把“神山老爷”请下来,安放在庙里,叫游村。当地有封建习俗,“神山老爷”面部尤其是鼻子万万不能碰,否则就招灾惹祸,大难临头。可吴以怀和他的同伴都不信这些,在“迁神”过程中,吴以怀和同学一起,走了5公里路,挑衅“神山老爷”,硬是冲了上去,摸了鼻子。“你们找死!要造反呐!”面对辱打,吴以怀等几名学生对封建派的威胁无动于衷。
“有这种胆量,可以好好培养。”史丹和马白山从那时开始关注这个有胆量的娃娃。
不久,吴以怀被发展入党,那时他只有16岁。
成功“潜伏”
抗日战争的暴风骤雨很快来临。1939年下半年,日军向墩头、新街、港门等地疯狂扫荡,处处搜村、封锁、杀人,三地被日军控制成为敌占区,形成了白色恐怖。吴以怀等进步学生和老百姓一样,都被迫向外逃难。
这一年底,中共昌感县委在面前海成立了由县委直接领导的特别党支部,县委书记是陈克文,吴以怀成为了支委委员。
党在扩大队伍、扩充力量的过程中,急切地需要有人从相对富庶的港门、新街敌占区一带运送物资出来,支持抗日。陈克文看准了吴以怀,决定派他潜伏进入敌占区,获取情报,并争取从内部打破白色封锁,运送军需物资出来。
当时为什么看中吴以怀?吴老回忆当时的情况说,“组织上实际已对我进行了差不多3年的考察,要进入敌占区的地下工作者,不光是要有胆量,还必须脑子灵活,懂得随机应变,入党年限相对较长,对党忠诚度高,同时,最好又是本地人,这样便于熟悉地形,不容易暴露身份。”
吴以怀当时正是综合了上述优势,但是陈克文也说到了一番话,并给了吴以怀一样东西,让吴以怀深刻理解了此番进入敌占区,是要将性命悬于一线进行革命的大事。陈克文给了吴以怀一把短枪和6发子弹。“这把枪的含义不言而喻,一是在紧急情况下防身使用,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我明白,一旦身份在敌占区暴露,或万一被发现,就要开枪自尽。”吴以怀说。
组织当时还交给吴以怀一项审查敌占区党员的工作。日军侵占后,敌占区内的朱植夫、黄湧、吴孔章等党员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吴以怀此行任务中,还要寻找到这些党员,重新建立起敌占区党小组。
吴以怀是以一个“混混青年”的模样重新回到敌占区的,顺利进入的“法宝”之一,就是手里攥着一本《大东亚共荣圈》的亲日杂志。
按照书记陈克文的意思,为了取得长久的安全居住,吴以怀在敌占区想方设法办领了“顺民证”。什么是顺民证,吴以怀记忆清晰,“那是当时日军便于控制人口而采取的一种登记方式,没有条件做成照片的形式,为了保证‘顺民证’不被‘共党’乱用,这个证上会将申办人的面部、身上的一些特征性的表述都记录在证件上。”吴以怀的后脖颈有一颗痣,这颗脖后的痣都没有被日本兵错过。这让吴以怀的心里也捏了一把冷汗。
但有了这样的两件“护身法宝”,日军对吴以怀的搜查果然放松了警惕。一次,一个日本军官看到吴以怀手中拿着杂志,点头冲他微笑了一下,日语说了一句“好样的”,在他的证件上写了“好男儿”。
墩头、港门隔港相望,被日寇诬蔑为“匪村”的墩头村老百姓要去港门,必须经过据点设立的网哨搜查,过往群众经常遭受日军拳脚相加和辱打,吴以怀凭借着这“两宝”在敌占区开始频繁活动,联络同志。
暗语:“太阳下山,快收衣服!”
几番调查了解后,吴以怀帮助恢复了暂时与党组织的失去联系的朱植夫、黄湧、吴孔章等人的组织关系,在敌占区建立起了地下党小组。之后在敌占区不断发展党员。从1940年到1942年发展的新党员有李永安、王安怀、周业贞等12人。
1942年前后,党员开始频繁在敌占区发展地下活动,发动群众成立了青抗会、妇救会等秘密组织,吴以怀带领党组织通过青抗会、妇救会等发动群众捐款,购买军需物资。
更多的时候,他们以开设的“日华茶店”为隐蔽点,开始了“白皮红心”的地下工作。
“茶店白日里正常营业,甚至也接待过日本兵,但从雇员到服务员都是党员,组织信得过的人。”吴以怀回忆,当时为了麻痹敌人,了解到日军喜欢喝浓咖啡的习惯,他们在敌占区茶店里做起了泡咖啡的生意,一时间还招徕了不少顾客。但夜里,这里便是传递红色信息的“根据地”。
经过长时间的“运作”,吴以怀让党员周业贞打进了港门维持会当秘书,让抗日家属吴家通在墩头当了保长,还有几名党员也安插在了港门、新街当保长。当时大家都有明确的分工,为党组织侦察敌情,通风报信,观察敌人的一举一动,而吴以怀,就带领其他党员,根据送来的情报,不断地制定克敌运送物资的对策。
在敌占区的工作,一切联系都是“单线”的。吴以怀回忆,1940年6月18日党小组遭遇到了一次危机。当天夜里,吴以怀通知了新街的戴泽运、墩头的吴孔章、港门的周天予深夜11点在剪半园村杨其荣家中开会,布置工作。但很快听到“咚咚……”一阵急促敲门声。
吴以怀打开门,是周业贞托人送信,字条上是完全的暗语:“太阳下山,快收衣服!”这是报警的暗语,意思是鬼子今晚要进村巡查。
情况突然变得紧急,吴以怀当机立断发出“单线”通知:“天下雨,不能晒鱼!”,暗语取消当晚的会议。
据吴以怀回忆,当时的地下工作中,他们定期变化暗语,比如大鱼小鱼来形容敌人的多寡,下雨和不下雨来暗示是否周围有敌人,还有询问是否有盐巴,都由吴以怀发出指令,再单线通知出去,吴以怀并不认识他传递暗语之外的共产党员。
即便如此谨慎,提前接到了讯号,18日当晚,吴以怀还是在出村的路口,在小茶店的拐角处被日军搜身,一双手臂从身后紧紧拦腰抱起。
“他们从口袋里摸出了我一直带在身上的《大东亚共荣圈》,盘查过后,用手电光在我脸上晃了又晃,之后抱住我的手才松开,放了行。”
“脱险了,我迈开脚步镇定朝前走去。”
就在一片白色恐怖下,吴以怀等党员坚持在敌占区发动群众巧夺敌人物资,支持抗战,1941年夏天,在吴以怀的配合下,短枪班击毙了新街大汉奸卢汉川;在吴以怀送出的准确情报下,琼崖纵队带领群众夜袭日寇的三井洋行,缴获了大量步枪、布匹;吴以怀在敌占区还组成了缉私队,在近海截缴日军运粮木船,缴获粮食数千斤,一度令鬼子昼夜不安。但到1942年,因身份暴露,吴以怀撤出了敌占区,从此转战正面战场,开始了另一番革命的戎马生涯。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9-12 16: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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