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浦东抗日游击战（第14章）
2016-10-15 16:43:44  来源：　作者：朱亚民  点击：  复制链接

　　第十四章　肃特和剿匪斗争

　　1．上海养伤

　　我在七宝负伤后，浙东区党委和支队领导十分重视。开始不知道是粉碎性骨折，就在青浦诸翟镇附近乡下养伤，请了几个土医生，几经治疗没有见效。我躺在老百姓家里，老牛从场上牵过，连牛蹄子的移动，伤口都要震痛。

　　上海地下党领导非常关心我的伤势，与支队部领导商量决定派陈祥生同志用小汽车把我从乡下接到上海医治。他们把车子停靠在青沪公路上。支队部派两个农民把我抬到公路边并送上了车。我身上穿了一身汗衫短裤，只带了一支派克金笔，其他什么也没有。为了便于掩护，负责照料我的陈祥生同志（解放后第一任《解放日报》社社长）要我再次化名。我想我们干革命的反正是“百家姓”，就从《百家姓》开头的“赵钱孙李”谐音中，随便叫了个“赵全生”，这样也比较好记。到上海后，组织上安排我在上海英租界徐家汇东南医科学校附属医院治疗。公开说法是摔坏的。

　　经过化验，原来我是被敌人用法国造的带毒步枪子弹打伤的。负伤时在公路旁边的水沟里浸了浸，翻过公路后又泡了泡，伤口被细菌感染了，一直不能愈合，变成了慢性骨髓炎。医生要我锯腿，但我坚决不同意，因为那时我还想回部队打仗。

　　不久我发现，医院里负责打扫我病房的“茶房”，对我非常注意，一连三天都仔细地看我。第一天，因我脸朝外睡，他看得比较清楚。第二天，我侧身面向里躺着，他来打扫时竟走到我的身边，又仔细地看了看。这时我觉得这个人有点奇怪，也对他有了警惕。第三天他进来后，对我看得就更仔细了，还故意同我攀谈起来，问：“先生，尊姓？”我不答理他，他又问了一句。我就说：“姓赵，叫赵全生。”“噢，赵先生！”他说毕，就退了出去。我想这家伙为啥老是盯牢我呢？大概他认识我，可是我怎么也想不起此人究竟是谁。我估计可能过去被我们俘虏过，后来才改行到医院里当茶房的。这个家伙出去后，就向医务主任报告说：“这个人我认识，是新四军，不叫赵全生。”正巧这个科的主治医生是上海地下党的发展对象，我住院的情况他是知道的。他一听茶房的报告，急得没有办法，也顾不得地下工作的纪律了，就直接向我讲明了所发生的一切，并问我“怎么办？”我说：“必须立即转移。”并叫他马上找关系，向上级报告。经上级同意后，我被转移到了在红十字会工作的唐祖英同志家里。

　　唐祖英是红十字会的开刀房护士，她丈夫是江南造船厂地下党员林镛同志，家住在南市区的一条弄堂里。对外说我是她乡下的亲眷，摔坏了脚，来上海看病。她是外科护士，天天给我换药。唐祖英住的弄堂房子，人家很多，我伤口很痛，哼都不敢哼一声，生怕找来麻烦。唐祖英的母亲十分热情，也主动来照顾我。

　　但我的腿伤仍然化脓，上海党领导决定我再住院治疗。他们通过关系，干脆将我以国民党受伤军官的身份，送进法租界的上海医院。顾复生同志的外甥女魏允慈同志（地下党员）在那里当护士长。组织上给我开了一个特别房间，派了一位名叫尹榆仙的护士，做我的特别护理工作。

　　上海的医界当时分英美派和德日派。红十字医院的朱连忠是英美派，宝隆医院外科主任谢家树是德日派。他们在治疗护理方面各有特点。这两派的医生，组织上都请他们给我看过，还开了几次刀，取出一些碎骨。那些医生开始也讲要锯腿，说这样能保证3个月出院，但我坚决不同意。组织上的意见也是尽量将腿保留下来，不到万不得已不锯腿。为此，组织上不惜一切代价，花一万元伪币一个单位的重金，买来了由重庆走私来的盘尼西林（即青霉素）。这种药不像现在那样使用方便，那时还要放在冰箱里保存，而且打针必须由主治医生亲自动手。这种药效果确实很好，打了几针，伤口就停止化脓，慢慢地开始收口了。

　　有一天，国民党军队突然把上海医院团团包围起来。魏允慈同志急忙向我报告，我也以为自己暴露了身份。我一面劝魏不要着急，一面向她交代后事，并把我唯一的财产――一支派克金笔交给她，叫她赶快离开这里，万一我出事，就去向顾复生汇报。我自己那时确实毫无办法，就作了最坏的打算，也就是革命到底了。

　　谁知敌人不是冲我来的，而是因分赃不匀来找国民党上海宪兵队长姜鹏飞算帐的。姜在接收上海日伪资产时发了横财，国民党军部的一些人因为捞得少了，所以要找他算帐。姜害怕了，装病住进了上海医院，正好住在我上面的一层。听说姜后来不得不“出院”，把接收上海时捞到的金条平分之后才作罢。真是虚惊一场。

　　但我住在这样的医院里，开支实在太大。住一天差不多要花一个连一个月的供给。我们部队正在发展，经费很困难，自己负了伤还要组织上花那么多钱，我实在是于心不忍。另外，我明明是个无产的劳动者，却偏偏要摆出一副阔老爷的排场。同志们来看我，必须手持鲜花，有的还要汽车进出，如果是女同志，还要特地烫了发来。对这样的生活，精神压力很大，内心很不安。尽管伤口还没有痊愈，我坚决要求离开上海，到解放区去。

　　在发生了上述那个情况之后，组织上才同意了我的要求。当时，腿上的夹板还未拆除，但撑两根拐杖可以走走。临走时，组织要给我一些钱，我坚决不要，又要我带只热水瓶，我也没有要。

　　把我送出上海到苏北也是十分困难和危险的，一定要在我们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站岗时才能出去，还必须直接送到吴淞海关，到了那里又要有我们打入巡捕房的巡捕接应上船。上海地下党安排得真是万无一失。他们派了龚定中同志负责护送。龚通过关系借到一辆有军统特别通行证的小轿车，把我从医院里接出来，带了武器一路护送。与我同去苏北的还有两位上海女青年，是参加革命的姐妹俩，大的叫王禾奇，小的叫王禾升。组织分配她们到苏北部队做医务工作。我们经吴淞口到苏北的季家市港口登陆。我们上了岸，老龚把我们交给交通站后，就返回上海。

　　我从1945年8月负伤，送到上海，转移到苏北，前后有半年多时间。到苏北时，已是1946年的初夏，麦子也已登场了。

　　2．北撤途中的艰辛

　　接着，在组织安排下，我被担架抬着，从季家市出发，经水陆交通到达淮安。在淮安，华中局联络部长杨帆接待了我，并将我安排到淮安伤兵医院。

　　从此，我拖着一条伤残未愈的腿，开始了我意想不到的艰辛的长途跋涉。我从另一个侧面认识了我们的这支队伍和滋养我们的人民。

　　淮安伤兵医院设在一所破庙里，用木板在下面垫上几块砖头就算是床铺了。医院设施和生活、卫生等条件都很差。住在那里的伤员都穿制服，只有我是穿着便衣的。伤病员们不知我是什么样的人物，又没有一个熟悉的人，连大小便都得自理，加上一路上的颠簸，没有愈合的伤口又开始恶化了。经过几天时间，与伤员们接触交谈之后，他们才知道我是从游击区出来的，出于阶级的同情心和革命大家庭的友爱精神，那些轻伤员们主动帮我打饭，扶我大小便。这时，姜杰同志调在华中局工作。他是张鼎丞的秘书，知道我住在淮安伤兵医院后，就特地来看望我。他回去后把我的情况向张鼎丞司令员作了汇报。不久，我转到了湖心寺的和平医院。

　　湖心寺位于运河的西岸，是一所很大的古刹，树木成荫，花草丛生，环境清静优雅，这在苏北来说是很少见的。宋庆龄支援我们的和平医院，就设在这里。这里的条件好多了。但一架爱克司光机还放在淮阴。我在和平医院又开了一次刀，伤口慢慢地好转起来。那时，我一直要求归队。因为伤口快要收口，组织上就同意了，并且对我说，谭启龙同志的爱人小严要到部队去，等她车子来了一起走。这样我就出院来到了淮阴华中局招待所等她。我住了一个星期还不见小严的影子，就去询问。他们说小严已经走了。我坚持要领导想办法送我回部队。他们就做我的工作，说服我，并安排我在淮阴住下。组织上给我派来了通讯员龚守财同志，照料我的生活。后来他一直跟着我到了胶东。

　　那时传说很多，有的说和平已经确定，中央要搬到两淮，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唱对台戏；还有的说，部队要整编，编余下来的组织屯垦师，伤员要复员回乡；后来又听说情况变化，中央不迁移到两淮来了。为了保存干部，华中局成立了高干疗养院。我也转移到了高干疗养院。原浙东三北办事处主任金如山、胡奇夫妇在这里负责。

　　高干疗养院设在淮阴和淮安中间的农村，总共约20人，都分头住在老百姓家里，伙食标准较高，有时还能吃到一些海参、开洋之类的补品，生活上又有通讯员照料，日子过得不差，伤口也收了口。

　　国民党反动派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上级决定疗养院北撤。村政府给我派来了担架，抬着我朝临沂方向一路追上去。

　　给我抬担架的民夫年纪较大，因为年轻力壮的都先派走了。我看他们走路艰难的样子，实在不忍心，要下来自己走。但他们怎么也不同意，说你是为穷人负的伤，抬你是应该的。这样一直抬到了前站，可是前站接待的人也都走光了。怎么办呢？这两个民夫真好，他们又接着送我一站。在这种情况下，我坚持要下来走。开始走一阵还可以，但路一走长，拐棍把腋下皮磨破了。民夫发现我腋下在流血，看到我这个样子，再也不让我走了，决心一直送我找到高干疗养院为止。这两位民夫的那种深厚的阶级感情，直到今日还深深地打动着我。

　　在撤退途中，我还碰上两副落伍的担架。躺在担架上的，一个叫王一凡，一个叫舒诺。他们都有警卫员，又有东西吃，一路上我们三副担架同行。他们很同情我，生活上还主动照顾我。事后才知道，他们都有肺病，因为我的抵抗力好，所以没有被传染上。

　　当担架抬到接近临沂时，碰到了一个熟人。他告诉我说，我儿子建华的板闸托儿所流动到了废黄河边上，无人照顾，看样子托儿所要撤销，有家的归家，无家的归“庙”，要我到那里去领。我就叫通讯员去打听，可是这个通讯员出去转了一转，就回来对我说没有找到。

　　担架一直到了临沂东北莒南附近的道口，终于找到了高干疗养院。我才与抬我的两位民夫依依不舍地分手。

　　我们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这时，姜杰也来疗养了，就与老姜住在一起，生活上更有照顾。老姜买点东西，总要分一些给我。我见他身体很虚弱，也不忍心，常常婉言谢绝，但总是推却不掉。

　　那时，张席珍同志正在日照抗大学习，他知道我已到山东解放区，于是骑了一匹马，一路上寻找过来。跑了200多里路，终于在道口找到了我。老战友久别重逢，大家都很激动。他拿出身边的全部积蓄，给我买了两只老母鸡。他见我这个样子也很难过，其实我的真正困难时期已经过去，现在还可以单独走走，精神上已好多了。张席珍同志拿出一只我在支队部用的私章，交还给我，我说你留着吧，作个纪念。因为张席珍同志要学习，第二天就回去了。想不到这次与他分别竟是诀别。1948年4月，在豫东睢杞战役中，张席珍同志任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团长，在指挥战斗时被国民党飞机机枪扫射身亡，光荣牺牲。张席珍同志是身经百战的英雄，噩耗传来，我为失去这个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战友而悲痛欲绝，党与人民也失去了一位忠诚的革命战士。

　　这时，又碰到了一个熟人，他告诉我建华在新安旅行团。没过几天，我爱人潘兰珍找到孩子后，给我送来了。兰珍从香港到上海，就回到了常州老家，过着困苦不堪的生活。1945年3月，我要她来浦西参加革命，在观音堂做地方工作。她也把当时五岁的建华带到了部队。刚来部队二三个月，我在上海七宝负 伤，我们又分离了。我由组织安排到上海养伤，她就带着孩子随军到苏北解放区，一面照顾孩子，一面在前线抢救伤员。那时候革命第一，前线第一，根本就没有把孩子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后来交给了部队托儿所。她把孩子找到时，建华身上一身虱子，送给我之后，说前线紧张，转身就赶回部队去了。

　　临沂一带的老百姓生活很苦。睡的床只有个木头架子，中间用绳子一穿就成了，吃的是些土瓜叶包的饺子和杂粮做的煎饼，用水也很困难。我们疗养院有伙食单位，可以自己烧菜，在那里我还吃到了很好吃的山东大白菜。

　　不久，形势紧张起来了，又继续北撤，过青州到了胶东。这时，高干疗养院的队伍不断扩大，还有家属孩子。疗养院里绝大多数干部都有马。我是从上海来的，没有这些装备。因为姜杰同志先走，把马与饲养员都留给了我，所以我的队伍也扩大了，由一个人变成了四个人，我与孩子，还有通讯员、饲养员。

　　我们住在胶东牙前村里的时候，有一批救济物资，有单位的干部都由单位派人送来。当时老姜还在，一定要优待我，我也不忍要他的东西，经再三谦让收了点奶粉。谢飞同志因在浙东工作过，知道我的名字，当她晓得我住在这里，也给我送来了一些东西。这时，疗养院已经不起火了，我们吃的是派饭或自己起火。

　　形势更紧张了，连胶东也不能住，上级要我们全部撤往东北。老姜他们先走，从烟台下海去了旅大。可是等我们要走时，烟台已经不能走了，就走威海卫。不多久，又传来消息说威海也不能走了，就转向荣城下海去旅大。在经过文登县七里塘时，遇到一个露天温泉，我们都兴高采烈地去洗了个温泉澡。在这个地区，男的青壮年都支前去了，抬担架的是些青年妇女，因此规定5公里为一站。胶东是个老解放区，人民群众对子弟兵亲如一家。我住的那一家房东老大娘，在我临走时，送了好长一段路，还把熟鸡蛋送给我，我坚决不收，在我不注意的时候，她将鸡蛋塞进了我的担架，直到后来才发现。

　　北撤途中，那种革命群众对人民子弟兵的爱护，革命大家庭里同志们的团结友爱精神，是永远难忘的。当时我只有一个愿望，赶快养好伤，重上前线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让劳动人民真正翻身得解放。

　　3．荣军工作

　　我们从荣成向旅大撤退时，海上有国民党军舰巡逻，白天不能走，只得等到晚上。在夜间行船，还必须把灯全部关掉。结果我们的船偏离了航向。在朦胧夜色中，看到陆上一片灯火，大家以为已经接近旅大了。天亮靠岸一了解，才知是旅大与安东之间的篦子窝，我们只好登陆待命。后传来命令，叫我们不要去旅大，改向安东。于是走陆路向东直抵安东。在安东，我们住了一段时间。不久，华中一批荣军（即负伤的荣誉军人）也来到安东。

　　那时，安东荣军正在闹意见，华中的荣军也为给养、待遇等问题有不少意见。当时条件艰苦也是事实，北方的气候比较寒冷，已是零下一二十度，还没有烤火设备，发给荣军穿的只是胶鞋，冻得难熬。在这种情况下，华中局决定成立华中驻东北第十四荣军学校。上级派苏皖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孟东坡同志来找我谈，要我出来工作。那时我伤情还不太稳定，有时要发高烧，但既然是组织上的意见，我就同意了，担任了第十四荣校校长。带华中荣军到安东的高杰同志任政委，温盛辉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华中局驻东北第十四荣校，有好几个大队，1000多人。

　　后来，我们十四荣校乘专列，经朝鲜政府同意，借道平壤，经图们到牡丹江市。

　　牡丹江市人民政府不仅准备了大量车马担架，而且还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我们荣军一下车，就受到领导和群众的夹道欢迎，大街上彩旗飘扬，锣鼓喧天，“欢迎华中老大哥”、“欢迎战斗英雄”的口号响彻一片。这样，我们华中荣军的荣誉感也上来了，队伍精神抖擞，威武雄壮。一些同志不要车子接，不要担架抬。如特等残废荣军韩二辉同志，双腿被锯掉了，用一双手撑到宿营地，表现出革命军人坚强不屈的意志和毅力，使新解放区的广大群众深受感动。华中荣军的模范行为也感染了东北荣军。在欢迎会上，我见到了新华社驻浙东分社社长于岩同志，他正在牡丹江省教育厅当厅长，还有南汇乔陈家宅的乔新根同志，他原是张席珍同志的警卫员，也在这里工作。他乡遇战友，大家分外高兴和亲热。

　　几天以后，我们华中第十四荣校又乘车转移到东北行政委员会所在地哈尔滨。在原伪满警察厅旧址有个很大的地下室，日本侵略者曾在这里搞过“机器杀人”，在郎房用活人进行细菌试验。我们组织荣军参观过。我到哈尔滨后不久，东北党组织调我担任荣军管理委员会的秘书主任，具体负责东北荣管会的日常工作。

　　不久，组织上把我调到东北军工部，给何长工部长当机要秘书。何部长对干部很关心，我在七宝负伤之后的后遗症，就是在他的关怀下，经过医治才得到基本解决。我负伤后脚板和小腿长期上夹板。伤口好转后，小腿不能弯曲。这样，两腿不能落地走路，只能用两根拐杖撑着走。在哈尔滨给我看病的是个日本医生，他给我发炎的伤口又开了刀。我与他们商量能否设计一个器械，把僵硬的小腿关节通过牵引重新弯曲过来。我自己还设计了一个草图。他们就按图搞了一个器械，通过器械牵引逐步把膝关节弯曲过来，双脚能够落地。我终于摔掉了一根拐杖，可以靠一根拐杖走路，直至今天。

　　辽沈战役胜利结束，我南下来到了沈阳。现在我所用的这根黑藤手杖，就是解放沈阳时的战利品。不久，中央成立了华东局。华东局从山东的青州（现益都县）驻地发来电报，调姜杰同志与我回华东工作，这样我便南下到华东。1949年4月，我赶到南下干部集中地临城。南下班子已组织好，他们已经走了。我们从后面追上去。我一路搭车往前赶，直到长江边。从扬州渡江，过江后在无锡找到苏南区党委，先碰到顾复生同志，经介绍见到了陈丕显等领导同志。原来我应该是直接去上海报到的，但他们说，上海郊区是苏南区党委管辖的，你不要走了，就留在这里。我想干革命到哪都一样，就留下来吧。这样，解放上海时我到了松江，担任松江军分区副司令员。松江军分区司令员是廖昌金同志，他是红军干部，后来任江苏省军区副参谋长。

　　我到达松江军分区不久，我爱人潘兰珍同志随十军团到福建工作，组织上把她调来松江。她在山东道口与我分别后，一直战斗在前线，参加了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鲁西南战役、孟良崮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荣立过好几个二等功和一等功。她是个老模范，一等功臣，很早就转业了。我的孩子建华，跟随我们走南闯北，在部队上托儿所，进学校，从华东保育院到新华小学，一直到上海干部子弟学校，后进入南京三中，中学毕业后考取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4．淞沪地区的剿匪斗争

　　1949年5月，松江解放后，成立了松江军事管制委员会，下设松江警备司令部，两块牌子，一套班子。我以松江军分区副司令的身份，兼任了松江警备司令部司令，当时首要任务是开展剿匪斗争。范围包括上海、嘉定、宝山、金山、松江、青浦、奉贤、南汇、川沙九县即当时的松江专区。

　　为了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国民经济，必须全部肃清国民党反动派残渣余孽。人民政府和各级军事机关颁发布告，号召各界人民迅速行动起来，协助军队和政府完成地方剿匪任务。

　　这一带匪情我原来是有所了解的，但1945年我离开淞沪地区4年多，情况有很多变化。解放军渡江后，这些残匪，一部分逃到台湾，一部分带了武器窜到沿海岛屿，与我们隔水对峙。这些匪徒勾结陆地土匪，进行骚乱抢劫活动，破坏性很大。剿匪斗争和过去打游击不一样，我们现在政权在手，不能打了就跑，而要在正规部队、地方武装、地方公安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依靠党的政策，彻底清剿。

　　当时，我们党的基本政策是：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凡被迫、被骗为匪者，只要能脱离匪帮，前来登记投诚，一律从宽处理；土匪、特务分子自动密报匪情，率众来归，带枪投诚，或扣押、枪杀匪首，因而立功者，除将功赎罪外，亦酌情予以奖赏；凡罪大恶极，坚不悔悟者，定予依法严惩，至于自愿立功赎罪、并见诸事实者，亦给予最后改过自新之路。同时，对匪属和知情不报或隐藏包庇匪特分子等事项，都有明确规定。在政策的感召下，不少土匪、特务，弃暗投明，前来自首登记，各种枪支弹药缴获不少。仅奉贤一个县，在1949年夏，就收缴了各种枪支283支，各种子弹3300余发。

　　剿匪初期，一线是野战军，主要对付舟山群岛的国民党武装残敌。二线是我们军分区，主要是清剿匪特。那时我们分区的部队也不少，除分区本身有警备团外，各县还有县总队设有独立营。三线是公安部门，主要任务是肃特。我们密切配合协同作战。为了确保大上海周围的安全，由上海警备区统一协调，经常召开有关方面会议。那时，上海警备区司令员是郭化若，剿匪工作由参谋长林维先和军法处长刘新屏具体负责。我们军分区的剿匪工作与松江专区公安处处长赵一德，经常交换情报，配合得很好。公安处的侦察科长林有用同志，负责海防公安工作，是个浦东通。以后嵊泗列岛划归苏南行署以后，他专门负责海上剿匪，作风细致，工作踏实。

　　随着剿匪、肃特的不断深入，派遣与反派遣斗争愈来愈尖锐。那时，大陆已全部解放，但隔海相望的舟山群岛仍控制在敌人手里。大陆的匪首就纷纷逃往海岛，潜伏大陆的匪特因有敌占岛屿依靠，活动也比较猖獗。大陆的匪特被我们搞掉了，敌人又从海岛派遣潜入。我们也改变了剿匪的战术，展开派遣与反派遣斗争。我布置了一些关系，打入敌人内部，搜集敌人的情报，掌握敌人的派遣计划，粉碎敌人的破坏阴谋。这是我们沿海剿匪比较深入的一个阶段。

　　海岛敌人派遣匪特，主要有两个途径：一是小股武装匪特偷渡，一是利用商人船只潜入大陆。但不管哪个途径，总是千方百计地把电台偷运过来，寻找关系潜伏下来后，再与敌特机关联络。敌人搞我们的情报，主要也通过这两个渠道：一是潜入大陆的匪特，通过电台发送过去；一是利用商人。那时大陆与海岛，红、白两区的物资差价很大，大陆缺少海货，海岛除水产外几乎全缺。我们政府允许经商，既能在经济上进行交流，又可在政治上加以利用。所以，那些敢于冒险的，或者有一定背景的商人，就来往于大陆与海岛之间。生意好做，风险当然也很大。而我们在沿海的剿匪肃特斗争也更加复杂。

　　针对这一复杂情况，我们因势利导，开展针锋相对的反派遣工作。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选择那些秘密向我投诚的，又愿意将功赎罪的人员，交待他们继续与敌特联系，从而使我们能够发现一部分秘密敌特电台。然后再把这些敌特秘密逮捕起来，对其中真心诚意悔过自新的，交待任务后再秘密释放，在我们的严密控制之下，继续与敌特机关联系。这像层层剥笋一样，一直剥到敌人心脏内部。当然，这些对象里也有瞒过我们仍在为敌人干事的，但这毕竟是少数，这些人我们也有办法了解他们的行动。二是利用原伪方头目，把他们的亲信、徒弟派遣到海岛，打入敌人内部，控制和掌握敌人的派遣计划与大陆敌特的活动情况。如，我们通过蒋树楼的关系，派他的徒弟陆阿二，用假装“潜逃”洋山岛的办法，打入顽匪张熙明部。但这家伙开始还听我们的，后来又死心塌地跟敌人干了。我们了解这一情况后，当他窜回上海时就逮捕了他，把他枪毙了。三是利用商人掌握海岛敌人的情况。在这些商人中，单纯做买卖是不可能的。他过去，敌人要做他的工作，探听我们的情况；他过来，我们要做他的工作，了解敌人的情况。这要看谁斗得过谁。我们的条件当然要比敌人优越，因为这些商人的家眷和财产绝大部分都在大陆，加上革命斗争的大好形势及我们政策的威力，倾向于我们的多。我们派遣工作十分细致，应付敌人的内容与方法都作了详细研究和交待，取得很大成功。像蒋树楼这样的人，我们也允许他去海岛做过生意。

　　在这过程中也有误差的。如杨春法，解放后他潜往海岛去做生意，被海岛的敌人抓起来，几乎被枪毙。后来，认识杨春法的匪特王铁英救了他，说他不是共产党，并给他发了一张匪特证件。杨回大陆做生意，敌人的证件被我方查获，把他作为派遣匪特枪毙了。我知道这个情况时已无法挽救。杨春法在抗日期间为我党我军做了不少工作，他的那个特务“证件”，并不是真正投敌入匪。“文化大革命”后，我出具证明，政府有关部门通过调查核实，予以平反。在当时情况下，发生这种差错是难免的，但我们的反派遣工作，确实做得很成功。敌人派来一批，我们就抓一批，抓住并缴获了不少隐藏很深的敌人和武器。奉贤七仓墩、褚家聚一带的土匪头子黄志明，浦东解放后，继续与人民为敌，在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他的这股武装土匪被我击溃。黄志明化装成女人潜伏在上海。后来，我们通过派遣关系把他的秘密侦破，将他逮捕镇压了。

　　在剿匪斗争中，我们取得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在1952年，我也曾为此写过一篇文章，刊登在华东军区出版的内部小报《前线》的第一版。

　　5．解放嵊泗列岛

　　1950年6月初，我接到苏南军区刘先胜司令员的命令，要松江军分区配合淞沪警备区九十八师去解放嵊泗列岛。

　　嵊泗列岛是舟山群岛的一部分，由嵊山、泗礁和大小洋山等岛屿组成，属江苏省，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大上海的门户。它是保卫上海的第一道防线，但从清朝一直到国民党政府，都没有在那里设防，只是在吴淞口搞了个吴淞要塞作为所谓前沿防线。日军“一二八”、“八一三”两次进攻上海，都是以嵊泗作为滩头阵地，发起攻击的。日军不费一枪一弹侵占了嵊泗，把它作为一艘不沉的“兵舰”，想哪里登陆就可以在哪里登陆。

　　盘踞在嵊泗列岛上的国民党匪特，大都是江苏、浙江沿海反共反人民的顽匪。像苏北的袁国祥、胡老九，川沙的张阿六（又名张惠方）、张熙明（女），南汇的王铁英、吴桂全，平湖和江浙之间的黄八妹（女）等。这些都是土生土长的老土匪。

　　解放嵊泗列岛的战斗，经华东军区司令兼上海市市长陈毅审批，由淞沪警备司令员兼政委郭化若、副司令林维先、副政委欧阳平等具体组织。这次战斗以淞沪警备部队九十八师为主力，松江军分区部队协同作战。那时松江军分区属于苏南军区领导。苏南军区的党委书记是陈丕显，司令是刘先胜同志。

　　部队作了充分准备后，调动了吴淞要塞的部分军舰、炮艇及航务局和水产局的部分船只，组成由30多艘军舰和船只的攻击力量。我通过蒋树楼的关系在浦东请来一批熟悉泗礁、嵊山、洋山水路的船老大为部队领航。

　　我军是在1950的7月17日同时分路进军的。由九十八师参谋长鲁突率领的一路攻打嵊山岛。他们这一路在嵊山的箱子岙打了一仗。台湾的国民党立即电告嵊山匪特，要他们坚守住，说将派飞机和兵舰来支援。因此，这些匪特顽抗了一阵。结果国民党一架飞机、一条兵舰也没有来。我部冲上岛屿，全歼匪特。在指挥嵊山的战斗时，九十八师参谋长鲁突和二九三团团长曾永华、政委边立敬、团政治处主任李平书等，都在“源江号”炮舰上指挥。该舰遭到嵊山匪特的炮击，领港船老大戴阿宝不幸牺牲，还牺牲了1名战士，几名受伤，毁了一门六○炮。

　　另外两路是，二九四团团长赵克显率该团三营负责解放大小洋山。我和师政治部主任寿文魁率领指挥所、警备司令部侦察处长李乃文、师后勤处长李级三和作战参谋孙廷桢等带领二九三团三营负责解放泗礁。泗礁是个大岛，原来我们估计上面可能有较多的匪特部队，我们的兵舰开到泗礁时，见岛上有人走动，就用机枪扫了几下，结果没有遭到还击。我们上岛后，一部分顽抗的土匪被消灭，其余多数被活捉了。实际上有些匪特，得知我们要去解放嵊泗的消息后，已跟一些国民党残匪，逃到台湾等其他岛屿上去了。留下来的都是些死顽分子和没有办法逃走的土匪。

　　解放嵊泗列岛的战斗，共俘虏匪特390多名，其中“牛毛司令”就有十几个。这些俘虏经军管会预审，全部押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审讯后，交各县地方政府惩办，大多数被判徒刑，个别罪行严重的首犯被处决。匪首王八妹、张阿六、袁国祥、贺老九等都已经逃跑，他们都有机帆船，一看大势已去，丢下徒子徒孙，扬帆而去。贺老九的这一小股土匪，1962年再次窜犯大陆，在盐城沿海一上岸就被我们全歼了。

　　嵊泗解放后第一任军管会主任是鲁突，副主任是我和寿文魁、边立敬。3个月后，鲁突、寿文魁率九十八师回上海，由二十四团来接防。嵊泗列岛由苏南行署划为特区，我任特区军管会主任。军管会的办公室设在菜园镇。我们在原来办事处的基础上，增派一些同志，由陶清任公安局长，还有江革、李华等组成地方领导班子。并派二十四团政委丁力负责地方工作，从二十四团抽了一些同志，进行乡镇和村的政权建设，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反霸斗争。

　　1951年，美国侵朝司令麦克阿瑟竟把嵊泗渔场划入所谓“麦克阿瑟线”内，我们不承认这条线。日本人也垂涎三尺。日本人到我国领海来捕鱼，我们就把他们捉住，扣留渔轮，人放回去。每捉一次，就向日本当局抗议一次，直到他们承认错误，我们才把渔轮归还他们。驻防的二十四团改编为海军后，建立了嵊泗海军巡防区，坚决保卫我国的领海主权。

　　嵊泗列岛被人称为“金银岛”。嵊泗渔场是我国最大的渔场之一，盛产带鱼、黄鱼、鳗鱼、海蛰等。在反动派统治下，这里的渔民却过着缺吃少穿的贫苦生活。岛上的渔霸称为“柱首”，他们与海匪、官府、商人勾结起来，控制着全岛的一切权力和资源。他们开的渔行，垄断市场，欺行霸市，一到渔汛立即杀价，廉价收购。他们开着店铺，什么油、盐、酱、醋、米、烟、酒、茶、布、柴，都高价出售。大陆上的投机商人，也纷纷赶去，用各种各样的花招盘剥渔民，甚至连妓女也带到岛上。国民党的这个税那个捐的，也不断地敲诈着渔民。再加上敌人的欺骗宣传，渔霸的利诱威胁，封建迷信的束缚（渔民信奉“龙王爷”），渔民们生活在贫困愚昧之中。我在岛上，就从发动渔民开展反霸入手，进一步肃清岛上残余的匪特。开始，渔民不敢接近我们，我们就热情相待，主动接近与关心他们，通过个别串连，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后来又从大陆派来一些地方干部，开展群众工作。凡事“诚则灵”，在我们的感召下，群众发动起来了，斗倒渔霸“柱首”，挖掉渔民的穷根，摧毁土匪赖以生存的基础，海上剿匪取得了全面胜利。

　　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也是工作队、生产队。我们部队一上岛，就在那里带头打井和开荒种菜，发动渔民生产自救，帮助群众渡过困难时期。地方政权建立后，把没收渔霸的财产分给贫困渔民，修复破旧渔船，发展渔业生产。还建立了商业网点，公买公卖，这样使广大渔民在生活上也得到了改善。我在岛上呆了一年多一点时间，潘兰珍同志也随我在驻岛医务室工作。

　　6．彻底清剿太湖土匪

　　嵊泗列岛海上剿匪斗争结束以后，我奉苏南军区之令领导太湖剿匪指挥部的工作。那时，已是“三反”、“五反”时期了。

　　太湖地区的土匪，十分复杂，源远流长，在旧中国一直是一大患。国民党反动派为剿匪也专门成立了水上警察厅，但结果是官匪勾结，越剿越多。抗日战争期间，太湖有我们新四军领导下的太湖游击队，前后领导人为顾复兴、薛永辉，也有“忠救军”和地方恶霸土匪。全国解放后，一些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以太湖为依托，勾结湖匪恶霸，残害百姓，抢劫财物，妄图东山再起。大军南下后，就开始了太湖的剿匪工作。在我来之前，沿太湖的各军分区已经消灭了多股顽匪。如1949年5月，苏州、无锡刚解放，二十四团在吴江震泽一带，消灭了惯匪张本为头目的30多人的武装土匪。　　

　　开始，剿匪工作由湖州、嘉兴、苏州、常州等军分区分别进行，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系统，虽然成果不小，但一些顽匪仍有隙可乘，他们到处流窜。特别是那些小股顽匪，隐藏在群众中。太湖附近的一些老百姓，为了免受匪患，也不敢得罪他们。有时匪民混在一起。因此，虽然面上扫清了一些明目张胆、穷凶极恶的土匪，但他们的徒子徒孙，和一些隐藏很深的土匪，仍然未能受到彻底的打击。群众中流传一句话，说：“田里野草拔勿光，太湖土匪捉勿尽。”老百姓还是怕土匪，怀疑共产党是否真有力量彻底肃清太湖土匪。

　　为彻底解决祸害百年的太湖流匪，保护群众正常生产和生活，巩固新建立的人民政权，上级把环太湖的七个市（县），成立统一指挥的苏南军区太湖剿匪指挥部，由我任总指挥。行政上还单独成立震泽县，所辖范围为太湖湖面、岛屿和沿湖的港口码头要地。苏南军区党委抽调一个侦察连，100多人，作为机动部队，派了黄、李两个参谋，一部电台，三条机帆船。总指挥部开始设在吴县光福镇，后来移到吴县东山镇。遇有重大围剿任务，可以随时请调地方武装配合。

　　当时，太湖匪情有国民党“反共救国军”番号的匪徒，有六七股；还有一伙“水浒帮”。这些土匪成份复杂，流动性大，出没无常，基本上以太湖为基地，也有以陆地为基地的。我根据嵊泗列岛剿匪和反霸的斗争经验，以军事围剿为后盾，发动和依靠广大群众进行声势浩大的政治和政策攻势，保护群众利益，孤立顽匪。

　　剿匪工作的关键，是充分发挥党的政策威力，真正做到“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剿匪一开始，由于匪首的威胁和欺骗，群众不大敢接近我们。我们通过抓典型，大张旗鼓地进行政策攻势，或严惩或宽大。党的政策威力一经发挥，广大群众就觉悟了，首匪和追随者就分化了，民匪也分离了，“老黑鱼”也藏不住了。我们的另一个措施是，通过地方政府把太湖里的渔民组织起来，各种船舶统一登记注册。在苏州胥口、宜兴周铁桥、无锡独山门等通往太湖的重要港口，都设立了检查站，对来往船只严加检查。同时要求参加剿匪的战士，都要熟悉渔民、船民、农民、商人的特点和土匪的特征。我还专门给战士上课，讲渔民的脚与一般陆地上劳动人民的脚有什么不同，脸的皮肤有什么不同，要求战士仔细分辨。对于既捕鱼又当土匪的“水浒帮”，只要不是政治性的和犯有严重罪行的，以教育为主，一经查获，登记管理，给予改过自新机会。严加控制太湖里的五帆大船，因为这些船只以湖为家，流动性大，很容易隐藏股匪。对为数众多的小网船，我们动员渔民陆地定居。在沿太湖划出地段，建立行政管理区。这些组织措施，为我们以后有秩序的管理打下了基础。

　　通过一年多艰苦细致工作，残留小股土匪一一落网。我们消灭了多股国民党“东南反共救国军”残匪，缴获一部分武器弹药。有个匪首绰号叫“小豆腐”，他原是太湖游击队薛永辉司令手下的一名警卫员，抗日战争时期叛变革命，沦为湖匪，罪恶累累，手下有三四个人。“小豆腐”本人隐藏在吴县阳山一带，作案却在太湖地区。群众发动起来后，这些匪徒的老底就一一暴露，无藏身之地，最后全部落网。匪首“小 豆腐”被地方公安部门擒获镇压。太湖剿匪完成后，震泽县也随之撤销了。

　　太湖剿匪结束后，我到了转业干部速成中学当校长，校部设在现无锡市委机关的所在地。下设江阴、教育学院、亭子桥和常熟四个分校。到这所学校来的，从排级到师级，哪一级干部都有，而以营、连干部为最多，团级干部也不少。我自己也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不久，速成中学结束，学员也全部分配，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留下的师资队伍，由速成分校校长胡辛石等同志负责，后成为组建现在徐州师范学院的基础。

　　1954年，我要求转业到地方工作，经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同志同意，转业到了江苏省工业厅。1954年5月至1958年4月，我任江苏省工业厅副厅长、厅长、工业厅党组成员，后任党组书记，也是江苏省委委员。1958年工业厅分为重工业厅和轻工业厅，我任轻工业厅厅长、党组书记。1964年2月，我调任苏北，任盐城专员公署专员、地委常委，因经常下乡检查指导工作，脚又不方便，组织上就把我调回城市工作。1965年9月，我任苏州市市长、市委副书记。1967年2月任苏州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68年1月任苏州市委副书记，1975年11月江苏省委领导决定我离开领导岗位，1982年正式离休。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10-15 16:4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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