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共中央如何领导香港抗日游击战
2016-11-29 15:34:10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陈敬堂 点击： 复制链接
本文摘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作者：陈敬堂，原题：《中共中央领导的香港抗日游击战》
太平洋战争爆发时，香港已经被英国殖民统治了99年，国民党在香港的力量也根深蒂固。日军侵占香港后，驻港英军全被囚禁，港英政府管治权崩溃，国民党亦放弃抗日、鸡飞狗走。这时，只有势单力薄、少钱少枪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香港群众继续抗日，开辟敌后游击战场。研究和描述中共游击队在敌后抗战历史的成果很多，但具体到香港抗战的则较为少见。
一、中共中央开辟的华南革命根据地
华南地区是革命的发源地之一。1922年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和1925年广州群众为声援五卅运动的大游行展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与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相呼应，这一时期的农民运动亦在华南地区蓬勃发展。1923 年，由彭湃领导的海丰总农会在海丰县城正式成立。1924 年10月，彭湃等领导成立了广宁农民协会，建立了县农民自卫军。
1925年9月，国民政府第二次东征陈炯明，周恩来任东征军总政治部总主任。11月3日，周恩来率第一师第一、第三团进驻揭阳，指示揭阳中共党组织要全面开展革命群众运动，强调工农运动是国民革命的基石。21日，国民政府任命周恩来为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管辖惠（州）、潮（州）、梅（县）和海陆丰下属25 县行政工作。在任期间，周恩来积极支持工农运动，关心农民武装建设，举办各种工农运动人员讲习所，为东江的工农运动培养骨干。于是，海陆丰、潮汕各地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有组织的农民达到40万人，并建立了农民自卫军、农军等武装组织。周恩来为东江地区的工农运动和武装力量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周恩来、朱德、聂荣臻率领起义部队南下，向东江地区进军。起义部队根据当地的实情，总结经验教训，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并作好了进行“长期的革命斗争”的准备。11月13和18日，陆丰县和海丰县相继成立苏维埃政府，这是中国成立的首个苏维埃政权。中共南方局派颜昌颐、王备、黄雍等到东江，组织东江特委，扩编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团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广州起义失败后，起义部队约500多人到达东江地区，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师。这些革命的火种，经历住了国民党的残酷镇压，为抗战时期建立东江纵队提供了条件。周恩来、聂荣臻等多位中共领导人亲自领导东江地区的革命斗争，为华南和东江地区党的组织和军队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6年9月，北方局派薛尚实到香港成立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南临委），负责健全广东和香港的各级党组织。12月，南临委组建首届中共香港市工委和香港海员工委，直接领导海员党组织。1937年4月，南临委在香港开办党员干部训练班，加强各地党组织和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力量。
1938年10月12日凌晨，日军登陆大亚湾。翌日，中共中央电示中共广东省委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10月中旬，廖承志召集中共香港市委成员开会，决定派曾生、周伯明、谢鹤筹到惠阳县坪山组织人民抗日武装。12月2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惠阳淡水周田村正式成立，曾生任队长。在此之前，东莞县委已在10月15日成立了东莞模范壮丁团，队长王作尧。两支部队经过多次袭击日伪军之后，声势渐盛，人数增加到800多人。1940年6月10日至12日，曾、王部队在大岭山百花洞击毙日军大队长长濑和日敌五六十人，声威大振。9月，曾、王两部按照省委决定改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分别开辟了大岭山和阳台山两个抗日根据地，部队人数发展到1000多人。
为了开辟和巩固华南地区的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派遣了一些优秀干部到华南地区开展工作。1937年9月，中共中央从延安派张文彬到广东，正式组成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1938年4月，中共广东省委正式成立，张文彬任省委书记，梁广任常委兼职工部长，薛尚实任组织部长。省委之下设军事委员会，尹林平任军委书记。此外，派到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廖承志、潘汉年和刘少文，不仅是经历长征考验的老红军，更具备流利的外语能力、丰富的统一战线工作经验。这些精选干部都是一时俊杰，都是中央针对华南和香港工作需要派遣的能够独当一面的大将。
二、香港敌后游击战场的开辟
香港虽然是国际通商口岸，但其敌后游击战仍然参照中共在敌后其他地区开展游击战的做法进行。如按照毛泽东游击战理论和实战经验开辟敌后游击根据地；部队架构由纵队、大队、中队以至小队，每队除指战员外，都设有政治委员或政治指导员；部队除负责战斗的武工队之外，也有一支负责宣传工作、人数庞大的民运队伍；部队也出版了一份报章，作为宣传刊物，让群众知道游击队和沦陷区并不孤立。香港亦像全国游击区一样有民主政权，通过选举产生政府，经济政策亦依照内地政策，保护和照顾各阶层利益。
（一）按照毛泽东游击战理论建立敌后游击根据地
英军和国民党军队都不懂如何进行游击战，没有打游击战的能力。香港能够成功展开敌后游击战，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游击队的政委尹林平就具备丰富的游击战实战经验和开辟革命根据地的经验。他知道处于敌后的游击战争，先要建立根据地。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
毛泽东指出，建立根据地的基本条件有三个：一个抗日的武装部队；使用武装部队并配合民众去战胜敌人；用一切力量，包括武装部队的力量在内，去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23页。）华南和香港的抗日根据地就是根据毛泽东的游击战理论逐步建立起来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随时关注着日军的行动，日军进攻香港的当日，游击队即进入香港新界地区，为建立游击根据地完成了第一个基本条件。接着，游击队打击土匪、汉奸、特务和日军，不断获胜，打出了游击队的军威，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威信。老百姓认识到游击队不是一般欺压他们的兵痞土匪，而是一支有政治信仰能保护他们的人民子弟兵。第二个建立根据地的基本条件也已经具备。尹林平有开辟闽南游击根据地的实践经验，知道部队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便像一条离开水的鱼，是不可能生存和发展的。游击队派民运工作队深入群众宣传，队员三个月之内便学会了客家话，很快便融入群众之中。他们与群众同食、同住、同劳动，成为了人民群众的一分子，成为了香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群众视游击队员为至亲，有的民众为保守游击队的秘密而牺牲了生命。这样，三个条件都已具备，香港抗日根据地便在毛泽东战略理论的指导下成功建立起来了。
（二）执行中共中央政策
第一，团结社会各阶层。1937年8月1日，《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停止没收地主土地财产，注意改善群众的日常生活……尽可能利用一切合法的斗争方式，求得群众生活的改善（如增加工人雇农的工资，改良待遇，减租、减息、减税）。”（《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298页。）1943年香港大饥荒，人民生活非常困难，游击队发动群众生产自救，组织互助合作社，积极帮助群众解决温饱问题。1938年，刘少奇提出，游击战争的经济政策是保护各人的私有财产，保护商人的营业自由，保护工厂的开工和地主土地的私有。奸商应该取缔，但需慎重执行。他强调：“为了共同抗日，应该设法减少中国人民内部的磨擦与相互的斗争，以免被日寇所利用；应该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应该去调解人民之间的斗争与磨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435页。）因此，东江纵队（1944年广东人民游击队更改番号为东江纵队）和港九大队都是执行中共中央指示来处理奸商和群众的关系，主要采取较为宽容的批评、劝导手段来维持秩序，没有一些书籍所说的盲目采取“大锄奸”“镇压”手段的情况。
第二，成立民主政权。香港抗日根据地建立和巩固之后，1944年又建立了元朗、大屿山、沙头角、西贡、市区、海上等六个中队。游击队为了进一步团结群众，决定成立政权组织。为避免日军扫荡，组织没有采用政府名称，只是称为“联防会”。联防会按照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原则，由乡村士绅、基层群众代表、游击队成员联合组成。正副会长由群众大会民主投票产生，每区联防会设一主任，区之下有村，村长亦经民主选举产生。联防会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家乡，设有军事委员会、经济小组等。
第三，宣传动员。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参照解放区的经验，出版了《新百姓》《大家团结》和《东江民报》等报刊，其后集中资源出版游击队的机关报──《前进报》，报道全国的消息，刊登解放区的重要新闻，让民众知道全国的革命形势。经过社长杨奇的艰苦经营，《前进报》通过交通站发行到东莞、惠阳、宝安各个墟场，影响很大。1945年，《前进报》发行范围已不限于游击区，而是扩大到广州郊区甚至广州市沦陷区。《前进报》报社还出版东江纵队政治部的《政工导报》杂志以及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和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两本书籍，并发行到沦陷区去。尹林平还在部队专门成立了民运部，调原东江华侨服务团团长叶锋当部长，从地方党组织和部队中抽调一批有独立工作能力、能掌握党的政策、作风艰苦朴素的男女干部组成一支民运队，去做细致的群众工作。游击队十分重视香港特有的渔民和海员群众，派专门干部向他们宣传共产党和抗日游击队的政策主张，使其成为海上游击战的重要支柱。游击队有效的宣传和动员工作，为巩固游击根据地和进行敌后游击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四，学习和整风。香港游击队干部除执行战斗和非军事任务外，亦会定期参加训练班，学习政治理论和战斗技巧。如西贡联防队主任邓振南曾到西贡赤径高塘村参加军政学习班，学习战斗技巧、游击战战术等军事知识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1943年延安指示根据地开办整风学习班，整顿学风、党风和文风。东江纵队严格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办了整风学习班，学习和讨论相关文件、著作。
三、香港游击战场的特色
敌后游击战是整个中华民族反击日本侵略者的神圣抗战，北起白山黑水，南至椰林海屿，所有沦陷区都是游击队驰骋的战场。因地理条件不同，各抗日根据地的战争有不同的模式，
如平原游击战、铁道游击战、海上游击战等，香港游击战有以下几个特色：
（一）海上游击战。1938年5月，毛泽东在谈到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指出：游击根据地大体不外三种，山地、平地和河湖港汊地。但各个抗日党派和抗日人民，至今尚少注意利用河湖港汊地组织游击战争和建立游击根据地。毛泽东认为：“缺少了这一方面，无异供给敌人以水上交通的便利，是抗日战争战略计划的一个缺陷，应该及时地补足之。”（《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21页。）同年10月12日，周恩来起草致国民党军事当局意见书，这份题为《对日寇进攻华南的初步分析及建议》的意见书中指出：“加紧动员广大民众，特别是沿海人民及渔民，发扬广东革命精神，配合军队，实行自卫。”（《周恩来年谱（1898 ─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32页。）领导海员运动的廖承志和曾生认识到海洋战略的重要性，1941年冬筹组了武装船队，从海上打击敌人，开辟了海上游击战场，使香港及其邻近海域成为海上游击战的其中一个主战场。（参见《曾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50—359页。）这个战场不仅配合了陆上游击战，在抗战期间屡挫日伪海军的运输船只，而且为新中国海军培养了一批优秀干部。
海上游击战是香港游击战场的主要战斗形式，有力打击了香港邻近海域的敌人。香港海上游击战的开展，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毛泽东所说的敌后游击战的“缺陷”。
（二）城市游击战。城市游击战的战斗模式与山地游击战、平原游击战、铁路游击战和海上游击战有很大差别。在人烟稠密的市区与敌人发生军事冲突，一方面容易误伤同胞的生命和财产，另一方面更可能导致敌人的疯狂报复。因此，中共中央指示港九大队在香港市区的军事行动应有所节制。（参见《东江纵队志》，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第512页。）游击队在市郊农村活动时，一般白天在村，晚上便到山上住宿。如非必要，游击队避免在村内与日伪汉奸发生军事冲突，以免村民遭受报复。游击队在市区和乡郊的活动，一般都行动迅速，用突袭或偷袭战术，打了就跑，不留痕迹。为方便活动，市区游击队弃长枪不用，改用便于收藏在口袋中或油纸伞包裹的短枪。因此香港市区游击战的武装队伍被称为短枪队。
（三）与盟军联合作战。1944年2月11日，美国飞行员克尔中尉率机队空袭启德机场，座机中弹着火，跳伞降落，九龙地面的日军正仰望天空等待捉俘时，一阵大风，把克尔中尉从九龙狮子山的南面吹过了山脊，飘落到北面的沙田，后被游击队员救起，隐藏于山洞之中。日军出动上千人在沙田大举扫荡，游击队采取围魏救赵战略，先后在九龙塘枪杀汉奸陆通译，炸毁启德机场日军战机和汽油库，爆破九龙市区窝打老道火车铁桥，并在香港市区散发大量宣传品，让日军以为游击队将要进攻市区要地，被迫调回在沙田进行扫荡的军队，游击队遂趁机将克尔中尉救离香港送回桂林。此事后，美军十四航空队陈纳德将军便考虑与东江纵队合作，请游击队帮助拯救被击落的美机飞行员，提供日军情报。1944年，经中共中央复电同意，东江纵队设置了一个由袁庚主持的联络处，作为特别情报部门，专门负责与美军航空队联络，交换日军情报。1944年5月26日，游击队与美军十四航空队合作，在大亚湾击沉一艘日军舰艇。
四、香港游击战场的中国抗日统一战线和国际抗日统一战线
（一）统一战线是战胜日本的必要条件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论持久战》的讲演，指出中国在三个条件之下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3页。）因此，抗日统一战线由两部分组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与其他政治力量、军队、工农群众、青年、妇女、华侨等群众团体团结合作组成的“中国抗日统一战线”；与苏、英、美等所有反法西斯侵略国家和人士团结合作组成的“国际抗日统一战线”。毛泽东指出，如果我们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形成了一个太平洋的外线作战，便可以围剿法西斯日本了。（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27页。）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在柏林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29日，周恩来警告说：“日寇在其解决中国问题的迷梦幻灭以后，日寇不得不更积极南进，以求解决国内矛盾和国防上的资源供给。”（《周恩来军事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7版，第271页。）他判断日本新任首相近卫文麿将会不顾一切地发动太平洋战争。1941年6月22日，德国发动侵苏战争。翌日，毛泽东发出指示：组织国际统一战线，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6页。） 周恩来亦提议：“运用我们站在东方反日本法西斯强盗的前线地位，联合东方一切反法西斯的人民、民族和国家，结成更广大的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周恩来军事文选》第2卷，第342页。）
香港游击战场位于两条统一战线的交汇点，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和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战场。八路军香港办事处遂成为中共中央建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和国际抗日统一战线并指挥华南地区的抗日军事斗争的重要机构。
（二）中国抗日统一战线
香港的“中国抗日统一战线”主要表现在文化领域。抗战时期，蒋介石杀戮和迫害进步人士，中共中央则强调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极力争取知识分子，强调“文化人与知识分子是非常重要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225页。）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说：“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8页。）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又指出：“争取一切进步的知识分子于我们党的影响之下，是一个必要的重大的政策。”（《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51页。）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和所辖机构，通过各种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与广大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亲自主持保护文化友人的工作，将文化友人分类分批撤离和疏散。其中茅盾、叶以群、金山、杜国庠、柳亚子、夏衍、邹韬奋、张友渔、范长江、戈宝权等人，在周恩来和南方局的安排下撤到香港。（参见王福琨、邓群主编《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81页。）1941年5月，中共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由廖承志、夏衍、潘汉年、胡绳、张友渔五人组成，下设文艺、学术、新闻三个小组。周恩来经常对文化工作的方针和政策作出指示。香港的中共党员和文化艺术界人士迅速团结起来，积极开展各项抗日爱国运动，为挽救中华民族贡献力量。
这时，香港新的文化、艺术、教育团体不断涌现，报纸刊物更是有如雨后春笋，《华商报》《新闻通讯》《光明报》《救国月刊》《时代批评》《笔谈》《耕耘》等报刊纷纷出版发行。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也在香港复刊了。戏剧、歌咏表演和电影制作都十分活跃。它们对于推动香港的文化进步，促进全国抗日民主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
抗日文化人士的这些进步活动引起了日军的注意，日军占领香港后，立即封锁各交通要道，意图围捕杀戮。廖承志得知日军准备进攻香港后，要求游击队作好应变准备，一旦日军侵港，立即派部队进港开展敌后游击战，接应在港人员转移。1941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分别自延安和重庆同时发电报，指示廖承志：要不惜任何代价，将聚居香港的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抢救出来。日军攻港翌日（12月9日），周恩来再度急电廖承志，详细指示转移在港各界朋友的方法和路线，并特别指示帮助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离港。（参见《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10 ─ 211页。） 东江纵队政委尹林平说：“党中央、南方局周恩来同志很重视这次抢救工作，我们是在执行中央的指示。”（王曼、杨永：《铁骨凌霜──尹林平传》，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页。）胡绳也回忆说，东江游击队的营救工作，是完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进行。部队建立与中央的电报联系后，把游击区的情况和营救出来的文化界人士的名单告知中央，中央随即电报指示下一步如何继续进行营救，如何安排已到游击区的人。（参见《胜利大营救》，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286页。）香港大营救全部过程均由周恩来致电前线直接指挥，廖承志的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和沿途的中共地下组织及东江游击队，全都参与营救工作。这次行动的第一阶段自1942年1月1日起到6月底结束，在日军岗哨林立、日本特务遍布的环境下进行，结果不损一员，不被截获一人，成功地营救了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等文化人士及其家属共800多人脱离虎口。第二阶段在面积狭小的游击区进行。如何有效防范国民党顽军的扫荡，保障数百名难友的安全和起居生活成为最大难题，这对人少、枪少、经费少的游击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但所有文化名流与爱国民主人士都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团结一致，统一行动，最终都安全到达目的地。
“香港大营救”是一次重要的统一战线行动，充分体现了抗战时期中共同进步知识分子患难与共、血肉相连、肝胆相照的亲密关系。这次营救也增进了游击队员与这些文化界人士的相互了解。邹韬奋到达游击区时说，游击队有的是枪，可以打日本，保卫国家，知识分子有的是笔，可以宣传抗日，“笔杆子要同枪杆子结合起来”。游击区群众对抗日的信心和热情让文化人士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前途。茅盾在《脱险杂记》一文中说：“五六天的时间虽不算多，可是已经足够使我们亲眼看到游击队干部们的生活如何艰苦。他们经常吃的是杂粮，病了简直没有医药；国民党军队对游击队的封锁之严密和他们对敌人走私之包庇，正好是一个强烈的对照，使得最糊涂的人也认清了谁是人民之友，而谁是借了抗战的招牌在无恶不作的！”（《胜利大营救》，第250页。）
（三）国际抗日统一战线
淞沪会战爆发后，周恩来安排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人员部分撤到香港。1938年1月，周恩来与英国驻华大使商讨在香港建立八路军办事处的问题，以便接受、转运华侨及外国友人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捐赠。随后，八路军办事处在香港皇后大道中18号2楼成立。为照顾英国和港英政府的“中立地位”，办事处不公开挂出招牌，用“粤华公司”名义经营茶叶生意作掩护，老板是连贯，实际由廖承志负责。廖承志与潘汉年两人一起工作，八路军办事处真正办公的地方在铜锣湾耀华街一幢两层的楼房，内设有刘少文负责的同中共中央联络的秘密电台。（参见杨奇：《见证两大历史壮举》，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9页。）
廖承志一方面领导中共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团结爱国文化人士，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国际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指示游击队与盟军合作，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早在八路军香港办事处成立的时候，中共中央就已经拟定了通过香港的国际抗日统一战线来发动国际力量支持中国抗战的战略。毛泽东、周恩来分别发电报给宋庆龄，建议她离开上海前往香港，一方面是考虑她的安全，另一方面是希望她能发挥影响力，呼吁国际和国人救助受战祸影响的军民。到港后，宋庆龄很快与廖承志取得联系，一起研究如何支持抗战。宋庆龄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把香港变成了一条同外界联系的通道，以便取得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持。（参见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历史不应忘记》，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1938年6月14日，宋庆龄与宋子文、孙科、冯玉祥、颜惠庆等在香港发起成立“保卫中国同盟”。“保盟”虽然名义上是宋子文主持的国民党机构，但因为廖承志和廖梦醒的实际工作，最终把“保盟”变成了支持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筹募机构和中共中央在香港进行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机构。“保盟”的工作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外宣传，向国际介绍中国抗战的形势和需要，呼吁国际社会援助中国。宋庆龄为此曾多次著文、发表演说。1939年4月1日出版的《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英文半月刊也多次发出呼吁：第1期呼吁援助新四军；第2期呼吁向华北抗日根据地募集5000条毛毯；第3期呼吁为新四军募集20000条毛毯，为华东作战的川军募集医药品；第4期发表《请援助西北》的通讯，呼吁援助陕甘宁边区的医院、医药工厂、孤儿院、抗日军政大学，等等。
二是发起募捐、义卖、义演活动，募集抗战所需的物资。1939年初，“保盟”在全国妇女救援会、中国妇女士兵救济会等团体的帮助下，募集了4500多件中国艺术珍品，在纽约、伦敦和巴黎义卖，所得收入全部用于中国的医疗救济事业。1939年和1941年，“保盟”在香港发起“一碗饭运动”，筹集到了大量资金。“保盟”将募集到的物资钱财大都用在了为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完善医疗机构、救助难民、支持国内工业生产上。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保盟”中央委员先后自香港转移到重庆。1942年8月，“保盟”在重庆恢复工作，继续为中国抗战募集物资、款项。
三是引介国际友人来华支援抗战。许多国际友人，如白求恩、柯棣华、米勒、巴苏、布朗、哈里森、马海德、邱茉莉等都是通过“保盟”先后来到中国的。这些国际友人为中国抗战作出了很大贡献，有的甚至牺牲了生命。
保卫中国同盟为抗日根据地争取了大量医疗物资援助和医护人员服务，是抗战时期争取国际援助的重要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国际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小结
中共中央领导的香港游击战，与其他游击区的创立和发展过程是相同的，执行的政策和制度也是相同的。只是由于地理条件和其他客观因素，香港游击战又有其独特的形式。中共中央根据香港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制定相关战略和政策，一方面争取和团结文化人士，组成中国抗日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又着眼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突出香港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以香港为支点，争取盟军和国际和平力量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间接打破了蒋介石的外交封锁和军事进攻。中国共产党支持成立的民间组织保卫中国同盟，向国际社会争取了大量捐款、药物、医疗器材及御寒衣物，动员了很多国际医护人员和专业人士赴华服务，有力地支援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日斗争。
大革命时期，周恩来、贺龙、聂荣臻等中共领导人，先后在东江和香港地区领导工农运动，培养革命干部，把南昌起义的枪交给东江地区的革命群众，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领导的香港游击战，继承了这一革命火种并使之发展壮大，在抗战历史和游击战史中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责任编辑：唐旭 最后更新：2016-11-29 15:3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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