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恩厚、李亚荣：忆冀中平原游击战中收治伤病员的工作（一）
2017-02-20 14:54:20 来源：抗战老兵口述资料中心 点击： 复制链接
在抗日战争中，我们俩曾在冀中地区做过医疗卫生工作，现根据记忆，对冀中平原游击战中收治伤病员的工作，作一些简要的回顾。
冀中平原水陆交通四通八达，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粮仓，也是日本侵略者“以战养战”的重要地区。日军不仅占据着城镇，而且严密控制着铁路、公路沿线的村庄。并大修公路据点，频繁进行“扫荡”。这些都为我们在平原游击战中收治伤病员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是，在冀中平原的农村，我们党的工作基础好，特别是广大人民群众对我军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为了保护我军伤病员的安全，不惜牺牲身家性命，这是我们坚持在平原游击战中收治伤病员最根本的条件。同时，冀中腹地的白洋淀，渔村星罗棋布，周围苇塘一望无际，是收治伤病员理想的隐蔽地。淀内盛产鱼虾大米，便于为伤病员改善生活。在冀中东北部的津西地区，还有3处广阔的沼泽地，一处是雄县以南、大清河以北的老苇滩;一处是文安县的文安洼;另一处是津西东淀苇塘。它们不仅是我游击健儿袭击敌人的重要阵地，也是我军隐蔽伤员的有利场所。夏、秋季节，平原上的青纱帐更是我军隐蔽伤病员的天然屏障。还有平原上的村庄，到处挖有交通沟和地道，也是我军转运和保护伤员的重要通道。在极其艰难的平原游击战中，我们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勇敢机智地采取多种形式，使伤病员得到了及时的收治。
组建医院、休养所
抗战初期，敌人只控制着铁路沿线，其他地区基本上掌握在我军手中。根据这种形势，1938年春，我冀中军区和各军分区先后建立起后方医院(军分区后方医院后来改为休养所)，并吸收了一批爱国医学专家担任领导工作。冀中军区后方医院院长周之望是北平协和医院外科大夫，后任院长陈洪园是留学日本的小儿科专家，医务处长殷希彭是留学日本的病理学博士;副院长薛克铮，医生王育荣、张禄增、罗廷贵等也都是医科院校毕业生或肆业生;此外，还吸收了一批护校毕业的护士。这些同志不仅有丰富的经验，而且抗战热情高，工作认真负责，吃苦耐劳，是我们医院建设和医疗的骨于，同时他们也以自己精湛的技术，带出一批医疗人员，抗日战争进人相持阶段后，敌人对冀中的“扫荡”越来越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在反“扫荡”斗争中，医院要经常带领伤病员转移，目标大，行动也很不方便。为了在游击战争中，保证伤病员有个安定的治疗环境。1939年春，军区卫生部决定，把军区后方医院分批转移到冀西山区完县的清醒、杨家台、宁庄子一带村庄。1940年以后，斗争更加艰苦，各军分区的休养所，除留一两个所坚持在平原敌后收治伤病员外，其余均转移到冀西山区。
分散治疗，就地收治
1942年日军“五一大“扫荡”后，冀中斗争更加残酷.敌人占领了冀中大部分城镇和村庄，大搞“治安强化运动”，出动大批兵力反复“扫荡”、“清剿”，敌人所到之处，烧光、抢光、杀光。恶劣的斗争环境，给我们收治伤病员带来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为此，我们紧紧依靠人民群众，采取了分散治疗，就地收治的方法。
分散治疗，就是把原来实行集中治疗的休养所化整为零，分成若干医疗小组，每组2至3人，以医生或护士为组长，分散到各县各区各村进行治疗。就地收治，就是部队在什么地方打仗，伤员就留在附近的村庄。由当地医疗小组负责收治，不再向后方转送。
每个医疗小组都划定活动地域。在敌人“扫荡”、“清剿”的时候。各小组就在指定的地域与敌周旋，敌来我走，敌走我来，与敌人绕圈子，但又不跳出圈子、各医疗小组紧密依靠群众，利用两面政权，独立工作，各自为战.医疗小组在选择住宿村庄时注意了三个条件：一是两面政权确实掌握在我们手里，村长和联络员绝对可靠;二是群众基础好，没有投敌叛变分子;三是有良好的地道。选择住户一般是选择在靠近村边的抗属、干属、贫雇农和堡垒户家中，家里有秘密的地道口。在医疗小组组长的选择上，我们尽量选些本县、本区、本村的人，这样人杰地灵，便于展开工作。外乡外地同志，则分别安排到各小组内。9军分区女护士张陶喆是高阳县人，她哥哥是高阳l区区长，就把她带领的医疗小组分配在高阳一带活动.女护士李淑英、徐瑞兰、张兰英等是蠡县3区人，就把她们分配在蠡县3、4区一带活动。为了解决分散治疗中伤员手术的间题，分区手术组采取了不定期地到各组巡回手术的方法。
为了保证分散治疗，就地收治，安全隐蔽，医护人员和伤病员都化装成农民，与住户同吃、同住、同劳动，并事先协商好是什么亲属关系。这样万一遇敌盘问，就能对答如流，使敌人找不出破绽。伤员分住各村，医护人员到各村给伤病员换药或巡回治疗时，男同志一般化装成下地做农活成赶集做小买卖的，女同志梳起髻来，化装成回娘家或去婆家的。
在分散治疗中，医疗小组一般只能做到为伤病员治疗换药，伤病员的饮食、护理和安全，则全部由房东包下来。冀中人民对子弟兵有着真诚、纯朴、深厚的感情，他们把伤病员当作亲人，喂水、喂饭、端屎、端尿，并尽一切可能，为伤病员做可口的饭菜吃。一次，一个下肢骨折的重伤员，住在任丘是东王庄刘大娘家里，伤员因为发烧，吃不下饭。刘大娘就用平时自己都舍不得吃的香油给伤员烙饼、炒鸡蛋，伤员感动得流下了热泪.遇到敌人搜查，发生危险情况时，房东挺身而出，机智勇敢地掩护伤病员脱险，甚至不惜牺牲自己，也要保护伤病员的安全。
女护士王桂平小组住在蠡县杜各庄。一天拂晓，突然被敌人包围。她们把5个重伤员隐蔽在夹壁墙内，而后与轻伤员迅速钻人地道。地道口在牛棚里，她们钻地道后，房东的老牛正好卧在地道口上。这时敌人窜进院子，逼房东老大伯要八路，老大伯坚定地回答说：“没有!”敌人就翻箱倒柜到处寻找地道，还到牛棚想把老牛赶走，老牛就是不动，牵不动，就打，老牛还是纹丝不动。敌人找不到地道，便气急败坏，毒打老大伯，老大伯被打得死去活来，周身是伤，但他一口咬定：“不知道了”敌人走后，王桂平出来一看，隐蔽在夹壁墙内的5个重伤员已被敌人拖到院子里，横躺竖卧在地上。她听伤员们说，伪军曾欺骗说他们也优待俘虏。伤员们怒斥伪军：“收起你们的那些鬼花招吧，当八路军就不怕死，怕死就不当八路军!”听到这里，她立刻意识到，敌人不杀害重伤员是个阴谋，是想放长线钓大鱼，留着重伤员，诱捕工作人员，不能上当，三十六计走为上。于是医疗小组连夜把伤员全部转移了。果然第3天敌人又包围了村庄。
还有一次，肃宁县卫生所的支部书记刘福林、护士长赵华臣和两名护士住在高阳县庄头村。这时正是麦收季节，村东头的张大伯、牛大嫂两户贫农缺乏劳动力，赵华臣同两个护上商定，趁月夜为这两户去割麦子。拂晓，他们赶着满载麦子的大车回到打麦场的时候，突然发现场边的椿树上栓着儿匹军马，四五个横眉竖眼、歪戴军帽的伪军，正围坐在场边吸烟，见他们来了，一下子包围上来.怎么办?这时，牛大嫂正带着她不满3岁的儿子斗儿和张大伯在场边等候卸车。只见牛大嫂大声地对赵华臣说：“斗儿他爹，你把斗儿带走，叫他找奶奶去，水缸里也没水了，你去担两担水。车我来卸。”赵华臣马上心领神会，抱起斗儿离开打麦场。接着张大伯又故意大声说：你们小哥儿俩卸完这车麦，把大洼里割的麦子拉回来再吃早饭!”两个护士卸完麦子，又赶起大车走了。伪军在一旁听着看着，对这“一家人”打消了怀疑。刘福林头天晚上因写材料睡得晚，对被敌包围毫无察觉。起床后，他在街上被伪军看见，正要盘查他，村妇救会主任刘凤芝看见，急忙赶过来，指着刘福林的鼻子气呼呼地喊道：“你这懒东西，我早就叫你起来去割麦子，你磨磨蹭蹭不起来，这会儿老总们来啦，还不赶快挑担水给‘老总’们饮马”伪军见此情景，一齐笑了，以为这是怕老婆的“窝囊废”。刘福林担了水，趁敌人饮马当儿溜了。
在高阳，一天拂晓，敌人包围了北窝头村，挨门挨户地搜查八路军。住在村南头焦大娘家的伤员在炕上动不了，屋里的药味和脓腥味很大。敌人在大娘邻居那边的翻箱倒柜声、打骂声和小孩的哭声隔墙传来“怎么办?出于对人民子弟兵的高度热爱，大娘急中生智，从厕所里拿了个大尿盆，捞上半盆屎尿，倒上半盆水.在炕上、地上倒了一片，药味、腥味被臭味代替了。等敌人要进门时，满脸泪痕的焦大娘端着尿盆和敌人碰了个照面。“可别怪我老婆子，儿子正闹病，看把这屋弄得不象个样子，可苦了我老婆子了!”，敌人嘴里骂着，捂着鼻子争先恐后地跑了。
在献县军王庄，一个下肢骨折的伤员住在王大嫂家里。一天，王大嫂正给伤员喂饭，突然闯进来一个伪军，指着伤员问道：“他是什么人?”王大嫂回答：“我男人!”伪军用刺刀挑伤员的被子，王大嫂厉声说：“不准动他，他害的是伤寒病!”伪军一听是伤寒病，吓得扭头便走。
在蠡县握扭庄，一天，敌人要把一个轻伤员抓走，村长齐振耀挺身而出，以性命担保，说伤员是本村的“良民”，敌人看村长态度坚决，信以为真，就把伤员放了。还有一次，7军分区的王泽清医生，在定县安家营遇到敌人，医生马炳南在安国县境内被捕，这两个医生都由他们所在的村庄以本村“良民”的身份用钱赎了回来。
分散收治，我们大体上坚持了两年时间。到1943年下半年，冀中形势逐渐好转，1944年愈趋好转，可是各分区休养所又先后恢复集中收治。（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李时英 最后更新：2017-02-20 14:5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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