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子故里的抗日先锋——费县抗日游击第四大队征战纪实
2017-08-06 14:53:58  来源：今日头条 王庆文  点击：  复制链接

　　1939年4月，在中共山东省委领导的徂徕山起义影响下，位于仲村镇以北的峡玕村，汇集了一群有血性、有胆识的蒙山儿女。他们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发动，在一一五师挺进蒙山之前，组织成立了八路军费县抗日游击第四大队(简称四大队)。

　　这支队伍由共产党员直接领导、参加并发动上层爱国民主人士组建的抗日武装。人员来自仲村一带的共产党员、爱国志士、青年学生和各阶层的抗日积极分子。这个大队的主要组织者和参加者有：鲍天仇(鲍衍钦)、唐军(唐绍祎)、谢忍亭(谢凤济)、唐绍典、唐绍鼎、王保胜(王树珍)、张振(张锡尧)、刘砥石(刘国柱)、刘国华、张振华、葛策、唐嘉赓(唐伟)、刘兴涛(刘丕寿)、刘刚、殷俊(殷传绪)、咸栋、咸克、赵淑毅、刘庆春(刘中流)、王光善、吴鸿杰、刘均元、王建一、张家太、程修珠、徐瑞学、刘丕洪、刘丕运等。唐绍鼎任大队长，鲍天仇任政委，王保胜任副大队长。大队下设三个中队：一中队长张家太，政治指导员张振;二中队长王庭芳，政治指导员鲍汇东(后叛变);三中队长王保胜(兼)，政治指导员先后为张振、刘国华。

　　刚刚成立的四大队，他们社会经历不同，思想觉悟不同，例如，农村出来的战士大部分是附近村庄的人，他们经常思念家里的事，不安心，十天半月的想请假回家。有些战士的家长扯后腿，思想落后，经常来找，想让他们回去。有些战士信神信鬼，封建迷信思想严重。还有的战士虽然离家从军，奔向抗日的队伍，但对抗日的前途如何却不清楚，个别战士甚至存在悲观失望的情绪，特别是对这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的性质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这些混乱的思想情况，对部队的巩固和发展都是不利的。如何把这支武装建设成一支有统一认识，统一意志，能打胜仗的抗日队伍，是四大队的首要任务。为此，四大队设立政治委员，并建立党支部，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党支部是秘密的，当时决定由鲍天仇、张振等同志具体负责这项工作。他们按照省委的要求把优秀者分配到班排里去担任政治战士。政治战士这一职务的设置，在红军和八路军里都没有先例，这是省委领导徂徕山起义、成立“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时的创举。政治战士一般由党员担任，不足的部分选派思想进步、具有一定觉悟的小学教员和青年学生担任。注重培养教育他们，把进步快的先介绍入党。他们通过各种会议现身说法，教育启发战士懂得“抗日则生，不抗日则亡”，“誓死不当亡国奴”的道理;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前途，使战士们消除恐日悲观情绪，树立抗日必胜的信心和决心。他们向战士们讲明，四大队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是穷人的队伍，是真正抗日的队伍。而不同于那些欺压群众、不抗日、假抗日的国民党军阀部队和土顽反动武装势力。批驳反动派对共产党、八路军和四大队的造谣、诬蔑，清除反动派的影响。他们对战士们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说明这支队伍是人民的队伍，要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教育战士坚决执行“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帮助群众，爱护群众一草一木，不侵犯群众利益。通过以上这些工作，使四大队一成立就建立在以毛主席建军思想为指导的基础上，使这支队伍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抗日武装。同时，在四大队里，他们也要求每个党员都有发展党员的计划，党员人数逐步占到士兵中的三分之一以上。四大队的政治宣传战士有：唐嘉赓(1941年5月老泉崖战斗牺牲)、王光善(1940年蒙阴榛子崖战斗牺牲)、吴鸿杰(1940年9月天宝山战斗牺牲)等同志。

　　参加四大队的人员都有一颗火热的救国心，但大多数人未曾经过军事训练，没打过仗，特别是那些青年农民，不用说什么战略战术，就连“立正”、“稍息”这些队列基本动作也不会。因王保胜闯关东时当过兵(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抗日联军)，懂得一些军事知识，组织上委派他带四大队进行军事训练。他们当时操练的主要内容：一是持枪和变换队形训练;二是站岗放哨要领;三是瞄准射击和投手榴弹;四是怎样利用地形地物便于前进或隐蔽的要领。在军事训练当中，王保胜等同志言传身带，战士们学习起来不怕苦，不怕累，精神饱满，劲头十足。在很短的时间，就掌握了一些基本的军事技术和知识。

　　四大队成立后，中共山东省委、八路军一一五师及山东纵队的领导都对这支地方武装给予极大的关注和支持，在费县县委的配合下，向四大队派出干部，负责军事、政治工作，进行传、帮、带，带来了老红军、老八路的光荣传统和作风。一一五师东进支队来到该地后，师政治部副主任黄励和参谋处长王秉璋在马家峪村很快接见了鲍天仇、唐绍鼎、王保胜、张振等四大队负责人，并把他们留下学习、集训，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著作，还让他们到一一五师教导大队和七团去观摩、学习。

　　为尽快创建蒙山前抗日根据地，一一五师东进支队与费县县委研究决定，把沿蒙山一带的主要地方武装收编起来，成立了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支队费县游击司令部，统一领导、指挥这一带的地方武装。东进支队委派彭雄(1939年5月—12月参加费县县委兼任军事部长，统一指挥全县武装)为司令员。该司令部下设六个游击大队：原四大队仍为第四大队，唐绍鼎任大队长，王保胜任副大队长。四大队主要活动在本地和蒙山前，配合一一五师与日寇作战和进行反顽斗争，相继参加了对日伪顽、对反动道会门、对巨匪刘桂堂(诨号刘黑七)的马家峪、蒋沟、十八村、仲村、黑山等大小战斗几十次。在保卫抗日政权、党委机构、秘密交通线，护送首长穿越封锁线，镇压倒退逆流的顽固力量，开创蒙山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作出了很大贡献。同时，经过多次实战的锻炼，四大队也巩固壮大起来，从一支薄弱松散的地方游击队，逐步成长为能征善战的抗日劲旅。人员也从成立时的七八十人，很快发展到180余人、130多支枪。

　　1939年6月1日，日寇出动两万余人对鲁中山区发动了第一次大“扫荡”，并多次进犯我费(县)西北地区，企图在仲村安设据点，打通平邑至蒙阴的公路。四大队、六大队(陈明五部)，紧密配合一一五师七团，在津浦路东支队司令员彭雄的指挥下，投入了紧张的反“扫荡”斗争。6月6日，平邑、泗水据点的日伪军500余人进犯马家峪，企图袭击一一五师东进支队领导机关。一阵反击战后，敌人全部溃逃，四大队随七团把溃败的鬼子一直追击到平邑附近。彭雄司令员命令王保胜(当时给彭雄、李子英等首长当向导)带数名精兵摸到平邑侦察敌情，要求速去速回。带回的情报和各种迹象表明，敌人的这次行动，属于武装侦察，明天一定会有大规模的行动。彭雄听完汇报后马上召开军事会议，并对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进行战前动员。果然不出所料，次日，日寇纠集了费县、平邑、泗水、兖州等据点的日伪军千余人，再次向费西北大举进犯，并一度占领了仲村。彭雄司令员派出小股部队迎击日军，边打边撤，将日军渐次诱至马家峪村东之云头山。待日伪军进入伏击圈后，阻击正面之敌的七团战士猛烈开火，四大队和六大队的战士也向侧翼之敌射击，日军倒下十几个。日军依仗武器精良，用山炮、轻重机枪向云头山我军阵地轰炸扫射，炸起的泥土把前沿阵地的战士掩埋了三次。伏击部队占据有利地形，顽强抵抗，战斗持续竟日，打退了敌人的数次冲锋。最后，日伪溃退，七团和四、六大队边追边打，又给日伪以沉重打击。

　　马家峪战斗毙伤日伪军50余人，收复了费(县)西北重镇仲村，打出了八路军的威风。共产党、八路军的影响迅速扩大，全县民众的抗日情绪空前高涨。此时流行一民谣：“中央军是避难的，秦启荣是捣乱的，五十七军是要饭的，八路军是抗战的。”这次战斗四大队指战员也得到了实战锻炼，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提高了军政素质，并亲眼看到了七团老大哥抗日必胜的信念是那样的坚定，作战是那样的机动灵活和勇猛顽强。有这样的人民军队，抗日战争一定会胜利。

　　7月7日，适逢抗日战争爆发两周年，一一五师在马家峪村召开了声势浩大的纪念大会。到会的有一一五师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的干部、战士，还有费县、泗水、新泰、蒙阴、泰安五县各界代表万余人。在大会的统一指挥下，各路大军浩浩荡荡的走向会场。四大队在王保胜的带领下武装整齐的步入会场，当他们行进到大会主席台前，王保胜带领游击队员，紧握双拳，当众宣誓：“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坚决抗战打日本!”这高亢宏亮的呼声，引起了与会人员一阵雷鸣般的掌声。顿时，会场里爆发了“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万众一心打东洋!”的口号声，响彻了蒙山西麓的马家峪山谷。一一五师参谋处长王秉璋、政治部副主任黄励主持大会并讲话，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梁濑冥出席大会也发表了抗日演讲，一一五师战士剧社还演出了精彩的抗日节目。到会的四大队指战员同各界人士及广大人民群众受到了极大的教育和鼓舞。

　　本月，因鲍天仇同志调省委(当时称山东分局)干校学习，部分同志也因工作需要调离了四大队。为加强领导，根据尼山特委的指示，县委决定将一、三、四游击大队及四区游击大队(续志先部)组建为八路军津浦路东支队第三团，下辖四个营。四大队被编为第三营，唐绍鼎任营长，王保胜任副营长，魏伯武(山东分局所派干部，莱芜人)、刘国华先后任教导员。

　　在一一五师和县委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下，四大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越来越强，在蒙山前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声望也越来越高。抗日军民拥护她，日伪顽惧怕她。那些专门与共产党、八路军为敌的“无极道”、“红枪会”的反动头目，对这支地方武装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当时蒋沟村及北山峪的万山庄一带，遍布着封建组织“无极道”。其道首逐渐被蒙山北面的顽固派、原国民党蒙阴县县长郑小隐所收买，这一带的“无极道”在道首的控制下，走向了破坏抗日、反对八路军的邪道。他们组织道徒阻碍八路军和抗日工作人员进村，对八路军的抗日宣传和统一战线工作进行抵制。特别是乘八路军反击日军第一次大“扫荡”之机，他们在后边施行武装骚扰，直接破坏反“扫荡”斗争，成为共产党、八路军开创蒙山抗日根据地的一大障碍。四大队曾多次派出代表前去劝说、教育，让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共同抗日，放弃反动立场。但他们仍冥顽不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道徒们把四大队中队长张家太抓捕后关押在西武沟无梁庙里，把腿和上肢夹上木棍，用绳索捆绑害死。他们还曾多次扬言要杀害唐绍鼎、王保胜等同志。

　　为打垮消灭这股反动势力，7月下旬，县委命令四大队、六大队首先攻打平息东近台村的“无极道”。游击队员强行突破围墙，进入村内，对准教徒聚集的教堂用枪扫射，用手榴弹轰炸，手持红缨枪和大刀的“无极道”道徒顿时土崩瓦解，四散逃命，道会门“刀枪不入”的神话被打破了。打开了东近台，周围的村寨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不攻自破。由于反共的道首和受蒙蔽的群众混在一起，战后，游击队的指战员遵照一一五师和县委的指示，马上召开群众大会，坚持以说服教育为主、区别对待的原则谨慎的进行处理，安抚教育受蒙骗的群众，打击了极少数的反动道首，平息了这股逆流。

　　8月20日，四大队和六大队又配合一一五师七团，对蒋沟村一带的“无极道”进行武装打击，相继消灭了下关、大埠槐、孙家庄等村的反动势力，开辟了该地区。从此，县委由仲村移驻柘沟，并乘势向东开辟、发展。

　　是年秋，四大队配合一一五师七团，在团参谋长贺东生的指挥下，于马家峪村一举歼灭了泗水县北部流窜而来的“驴马队”。这是一支200余人的国民党顽固派的地方武装，他们专搞摩擦，时常窜犯到费西北一带敲砸勒索，抢劫财物，破坏抗战。因其头目名叫吕德廪、马宪玉，群众都愤恨的称他们为“驴马队”。“驴马队”被消灭后，扫除了鲁中、鲁南通往鲁西地下交通线的一大障碍，加速了创建蒙山抗日根据地的进程。

　　11月5日，平邑、梁邱、费城、卞桥(泗水县属)之敌300余人进犯仲村。四大队、六大队等地方武装配合一一五师七团一部，在彭雄司令员带领下进行反击。县委命令王保胜带一个中队当向导，领着七团在贺东生参谋长的指挥下首先打进了仲村镇，然后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经三天苦战，将来犯之敌击退。此战，毙伤日伪军60余人，缴获步枪20余支，战马10多匹，军用物资一大宗，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

　　11月中旬，驻平邑据点日军中队长畑烟纠集临沂、费城、梁邱、平邑、卞桥(泗水县属)、泗水城日伪军1000余人向费西北黑山一带进犯。四大队及一、六大队配合一一五师七团，在彭雄、李子英等首长的指挥下，将日军诱至黑山伏击地。李子英团长一声令下“打”!战士们凭借黑山有利地形，向敌人猛烈开火，打退了日军的多次冲锋。日伪军用炮轰、用机枪射击七团阵地，战斗打得异常残酷、激烈。许多战士冲上去与日军拼刺刀、扭打、撕咬，抱住日军跳下悬崖，同归于尽。战斗打了一整天，日军始终未能攻下黑山阵地，趁傍晚天色渐黑，慌忙窜回据点。黑山战斗毙伤日伪军40余人，缴获机枪1挺，战马4匹，七团也伤亡一个排的兵力。战后带领四大队清理黑山战场的王保胜生前曾激动地讲：那次战斗打得太惨烈了，我的左手也挂了彩。许多战友牺牲后，嘴里还咬着敌人的耳朵。我七团一战士用墓碑作掩体向敌人射击，炮弹呼啸而来，碑碎石飞，战士下巴以上被弹片削掉牺牲，但仍端着带刺刀的步枪倚碑站立不倒。战斗打到白热化时，彭雄司令员亲临火线指挥，抱都抱不回来，他拍着营连干部的肩膀一直鼓劲。

　　而后，经保太北岭、龙王山等战斗，四大队等地方武装配合一一五师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打通了西从马家峪村绕蒙山前、东到上冶镇的一条抗日交通线路。这条线路所经过的村庄有马家峪、周郭庄、李家庄、康阜庄、水沟、公家庄、大夫宁、汪家坡、杨谢、柘沟、薄板沟、栏马庄、岐古庄、东庄、齐鲁地、上冶等30多个。这条100多华里长的道路的贯通，把蒙山前这些山村连成一片。当年，在这片区域中热闹非凡，沿途村落常有穿草绿色军装的八路军部队驻扎(一一五师来时穿灰色军装，来到蒙山时换上山东纵队送来的草绿色军装)，路上常见到来来往往骑马的八路军指战员和联络员。村自卫团、青抗先、农救会等抗日武装组织和群众组织在这一带村庄纷纷建立。这里距费县城、平邑等日军大据点和滋临公路较远，又避开了仲村、柏林、卞桥、地方等日军据点。在这一狭长的地带上，开创蒙山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如火如荼。

　　1939年11月，根据战局的需要，四大队又被整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费县抗日游击第四大队。12月，中共费县县委和一一五师七团政委张雄(1939年12月—1940年12月参加费县县委、费北县委兼任军事部长，统一指挥全县武装)，在康阜庄升级为一一五师七团一营四连。任命王保胜为四连连长。

　　当年，地方武装升级到主力部队去，困难很多，有的指战员存有浓厚的乡土观念，受家庭及亲友牵扯，故土难离，对升级想不通，意志薄弱者开了小差。县委及唐绍典、唐绍鼎、巩清太等领导早有察觉，及时采取了果断措施，保护了升级的指战员。王保胜不怕困难，不避艰险，耐心细致地做大家的思想工作，坚定不移地按照党的决定，把队伍带到七团受编，受到县委和一一五师首长的好评。

　　四大队是蒙山前最早升为抗日主力的游击大队。这些仲村人从地方武装到主力部队后，如鱼得水，如虎添翼。他们在党的教育培养下，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转战天南地北，为了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不少同志为了新中国的诞生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解放后，幸存下来的同志又积极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后来成为高级干部的十余人，中级干部的数十人。升级时任班长的刘均元(仲村镇新合庄人)同志，离休前任国防大学校务部部长(正军级)。他曾深情地对笔者讲：“四大队是我革命的摇篮，鲍天仇、唐绍鼎是我革命的引路人。我参加四大队后，不久即在北仲村刘传福的宅子里由刘国华、吴鸿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王树珍(王保胜)是我升级后的第一位连长，他精明强干，作战顽强勇敢，很会带兵打仗，进步快……。我永远怀念王连长和那些流血牺牲的战友，永远铭记四大队这段光辉的征战历程。”

　　(作者系原平邑县劳务输出办公室原副主任，蒙山文化研究会会员)

责任编辑：李时英 最后更新：2017-08-06 14:5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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