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艰苦时期（二）
2017-09-16 10:06:54  来源：碣石钓叟  点击：  复制链接

　　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反“扫荡”反“治安强化运动”反“蚕食”的斗争

　　一、日军华北方面军推行“肃正建设三年计划”和“治安强化运动”

　　百团大战后，日军华北方面军总结经验教训，在1941、1942年大大强化和扩充了“治安”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开始推行“肃正建设三年计划”和“治安强化运动”。

　　日军认为，几年来对八路军作战不力，乃至在百团大战中遭到沉重打击，重要原因是对共产党、八路军的真实情况难以掌握，认识不足。因此，百团大战后日军加强了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情报侦察、搜集、综合分析工作。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第2科(主管情报)新设了专职主管对共情报的参谋，中央灭共委员会(该委员会由华北方面军参谋长、副参谋长分任委员长、副委员长)调查部(通称黄城事务所)于1941年6月15日创办月刊《剿共指南》。

　　日军通过对共产党、八路军的调查，认识到：“他们是党、政、军、民结成一体的组织，具有明确的使命观。他们为了实现革命，力图通过争取民众，组织民众，以扩大加强其势力。他们巧妙地把思想、军事、政治、经济的各项措施统一，且将其努力分配于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之上，从而使我方单靠军事力量无法进行镇压，也必须统一贯彻多元、综合措施”。[〔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1)，朝云新闻社，1984年版，第529页。]

　　日军认为自己的长处在于军事力量强，而这恰是共产党、八路军的短处，要趁中共军事力量尚未充分发展起来之时，进行军事“扫荡”，同时结合政治、经济等各项措施，以达到清除共产党、八路军，稳固控制华北占领区的目的。

　　根据华北的具体情况，日军华北方面军将华北划分为“治安地区”(即日伪占区)、“准治安地区”(即抗日游击区)，“未治安地区”(即抗日根据地)，制定了划分三种地区的标准。日军通过半年多时间调查，认为到1941年7月为止，主要城市、交通干线、重要资源地区周围，约占华北全面积10%的地区，可以看作“治安地区”;以八路军的中心抗日根据地为基础的“未治安区”，约占华北全面积的30%;剩余60%的双方势力交错地带为“准治安地区”。

　　在上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41年夏，日军华北方面军制定了“关于肃正建设的三年计划”，计划逐渐把巩固“治安地区”的任务移交给伪政权及伪军警，日军则将其势力范围逐渐向抗日游击区和抗日中心根据地推进，扩大治安圈及准治安地区。三年的总目标是，由1941年7月治安地区占10%、准治安地区占60%、未治安地区占30%，到第3年度(1943年度)，治安地区提高到70%，准治安地区降低到20%，未治安地区降低到10%，争取使华北的“治安”达到伪满洲国的“治安”状况。这一目标是以不减少华北日军己有兵力为条件的。

　　日军对三种不同的地区采取不同的措施。在“治安地区”，从上到下，直至县、乡、村均加强伪政权的统治，由伪军警承担“治安”工作，使日军尽可能早日退出，向“准治安地区”推进。在“准治安地区”，部署固定的日军主力部队，扶持伪县备队及保乡团，以图控制县政，不断搜寻抗日力量，加以“扫荡”，扼制其活动，削弱其势力，使这种地区向“治安地区”过渡。

　　对“未治安地区”，不断地、反复地进行“扫荡”、“讨伐”作战，实行“三光”政策，使抗日根据地难以坚持，随后，日军进驻、分散部署，设置伪行政机关，使之向“准治安地区”转变。为保障其“治安地区”及重要交通线的安全，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日军役使民众在“治安地区”与“准治安地区”的交界处以及重要交通线的两侧，大量修筑隔离壕沟、碉堡据点，如在平汉铁路两侧各10公里的地带就修筑了长达500公里的隔离壕沟。

　　为“统一贯彻多元、综合措施”，发挥综合力量，实行“总力战”，日军策划了“治安强化运动”。“治安强化运动”的详尽计划由日军制定，再交由伪政权，在日军武力保障下推行。1941、1942年，日伪在华北进行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于成立一周年纪念日，1941年3月30日开始，到4月3日，进行总动员，开展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在布告中宣称：“没有巩固的治安，就谈不到安居乐业，我全体军、官、民，应同心同德，不能只依靠友军的力量，而应积极主动地做好治安工作，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华北建设成为幸福的乐土”，这一运动的内容是：培养和加强区、乡、村的自治自卫力量;加强扩大民众组织;剿灭扰乱治安分子。[〔日〕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华北治安战》(1)，朝云新闻社，1984年版，轧494页。]

　　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部第4科(主管政务)在1941年2月15日制定的《“治安强化运动”买施计划》中，把“治安强化运动”的工作内容规定如下：

　　1.扩大、加强和训练自治自卫组织(剔抉、破坏共产党组织;训练行政机关职员;扩大实行保甲制的地区;统一实行户口调查;扩充及训练自卫团;进行警备演习，传达情报：修筑道路、城墙、电线杆、壕沟、桥梁等)。

　　2.扩大、加强民众组织(合作社的扩充和加强，扩充训练青、少年团，妇女会，劳工协会等)。

　　3.治安军、警备队等协助上述工作，单独或与日军协同进行讨伐及示威行军等。

　　4.普及宣传东亚新秩序的观念及日、满、华条约内容(通过讲演、电影、图片、宣传画、广播、戏剧小册子等方式)。

　　继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之后，日伪又进行了第二(1941年7～9月)、第三(11～12月)、第四(1942年3～6月)、第五次(1942年10～12月) “治安强化运动”。

　　1941年开始，由于日军推行“肃正建设三年长期计划”及“治安强化运动”，不断地、反复地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军事“扫荡”、经济封锁、特务破坏活动，有计划地执行其逐步变“准治安区”为“治安区”、“未治安区”为“准治安区”的策略，也就是对抗日根据地、游击区“蚕食”的策略，使得共产党、八路军处境日益困难，抗日根据地、游击区被“蚕食”，逐步缩小，而敌占区日伪统治则相对加强。日军把1941、1942年看作是其“肃正建设”的全盛时期，其中又以1942年夏秋之际为高潮，对共产党、八路军而言，这两年，尤其是1942年，则是最困难的时期。华北各地连年深重的自然灾害，加剧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困难。

　　二、华北敌后军民反“扫荡”作战

　　日军对付抗日军民的手段多种多样，但最核心的还是利用其军事上的优势，对抗日根据地军民进行“扫荡”。

　　1941年2月25、26日，日军华北方面军召开参谋长会议，传达1941年度《肃正建设计划》。这一计划的基本精神是：鉴于国内外形势和方面军的任务，在1941年度，应使作战和“肃正建设”等项工作更加积极开展。在具体执行时，在时间和地区方面要使重点集中，从而尽快在全中国，首先在华北促进“中国事变”的解决。此计划特别强调了重点集中和力量统一，内称“肃正”的重点仍然在于“剿共”，在1941年度彻底进行“正式”的“剿共”治安战，已经成为空前未有的大事。在作战步骤上，考虑到百团大战后期对中共、八路军进行的报复“扫荡”给中共、八路军一定的打击，中共、八路军暂时将处于恢复阶段，因此，决定利用派遣军向方面军增派第17、第33两个师的机会，首先尽量以最大的兵力对黄河北岸以中条山为中心的国民党军进行作战，除此之外，主要对八路军的抗日根据地进行歼灭战。这时，日军华北方面军兵力为11个师、12个独立混成旅，共有30万人，伪军有10余万人。

　　根据这一计划，日军华北方面军经过充分准备，于5月7日～27日，以大约10万人的兵力对中条山的大约18万国民党军进行大规模进攻，将国民党在中条山的根据地摧毁，国民党军残部除少数仍在黄河以北坚持斗争外，多数南渡黄河进入河南。此后，日军即对中共抗日根据地进行更大规模“扫荡”作战。

　　八路军在百团大战后，对日伪斗争策略有所改变。一是由于百团大战尽管给日军沉重打击，但八路军伤亡也相当大，根据地受到严重摧残，需要恢复。二是就全国范围而言，国并矛盾在1940年底、1941年初加剧，国民党强令新四军撤到黄河以北，而当新四军军部由皖南撤出时国民党又制造“皖南事变”。1940年底开始，八路军不得不准备应付国民党反其突发事变。1941年1月6日，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发出《关于目前作战策略的指示》，认为日军作战计划有三种可能，一是“南进”，二是西进，三是“正面僵待(不南进也不西进)，抽兵增加华北进行大‘扫荡’。就目前形势看，西进与增兵华北两种可能较南进可能多。我们一切准备中心要放在增兵华北”，“不管敌人企图如何，不管国内国际变化如何，今年华北战局比以往任何一年会要严重。”为准备足够力量随时应付新的形势，对八路军的具体军事行动作出如下指示：

　　(一)对津浦、平汉、平绥、同蒲、正大诸主干铁路，暂停炸车破路与夺城镇据点，以一个月为期;

　　(二)想尽一切办法进行伪军工作;

　　(三)敌对抗日根据地、游击区的“扫荡”修路，应给以坚决的打击与破坏修路计划;

　　(四)华北交通战已经占重要的地位，要注意炸车破路的技术;

　　(五)坚持完成4个月整军计划。

　　1941年，八路军对敌斗争空前残酷。在春夏季主要有鲁西、冀鲁豫两块平原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反“扫荡”作战。

　　鲁西抗日根据地军民1941年1～2月反“扫荡”作战郓城是日伪在鲁西的一个重要据点，郓城日伪军1940年底以来不断疯狂袭击中共地方武装，破坏中共地方组织。八路军第115师教3旅兼鲁西军区(旅长兼军区司令员杨勇，旅兼军区政委苏振华)提出“打胜仗，缴大炮，迎接1941年”的战斗口号，决心以围点打援的战术，打击该敌。

　　1941年1月7日24时，八路军开始围攻郓城西北日伪军据点侯集，并在侯集与郓城之间的潘溪渡设伏。1月8日晨，郓城日军160余人、伪军30余人出援，八路军在潘溪渡将其全歼，缴九二步兵炮1门。1月15日，日军第12集团军以第21、第32师、独立混成第1旅及伪军各一部约1万人，由临清、济宁、菏泽、大名等地出动，对以范县、观城为中心的鲁西抗日根据地进行报复“扫荡”。l 月17日拂晓，日军乘汽车70余辆，合击转移至朝城以西苏村、马集地区的中共鲁西区党、政、军领导机关，教3旅特务营2个连为掩护领导机关脱险，坚守苏村，全部壮烈牺牲。此后，日军在鲁西反复进行“清剿”，八路军则分散以营为单位与敌周旋，至2月6日，日军结束“扫荡”，退回原据点。这次近1个月的反“扫荡”，由于部队缺乏反敌大规模“扫荡”的经验，未能给在平原快速运动的敌机械化部队以有力打击。日军在“扫荡”中，设置了从郸城经寿张至阳谷、以及由东平湖东岸经东阿至平阴两条封锁线，从此将鲁西分割为泰西、运东、范(县)观(城)中心区三块，八路军回旋机动大受限制。

　　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军民1941年4月反“扫荡”作战日军在“扫荡”鲁西后，接着准备对毗邻鲁西的冀鲁豫边区进行“扫荡”。为隐蔽“扫荡”企图，日军第12集团军将第35师、独立混成第1旅各一部共8000余人秘密集结于冀鲁豫边区中心区——沙区(内黄、濮阳、滑县之间的沙地)周围据点内，命令伪军2000余人首先侵入根据地，以吸引八路军主力，以便聚歼。

　　4月11日，伪军2000余人进占内黄西南之茨藩、安化城等地。八路军第2纵队兼冀鲁像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委崔田民)由于未判明日军的企图，乃集中主力围攻进占安化城的伪军。战至12日拂晓，正当八路军即将解决安化城伪军之际，日军突然由五陵集、大堤口、许村、蔡村等地出动，由四周迅速向沙区推进，对八路军主力形成严密包围之势。面对突变的敌情，第二纵队决定以1个营留内线坚持斗争，主力分两路突围，分别转移到观城、南乐县，留内线坚持的新2旅第4团第2营与强敌周旋两天两夜，除第5连突出重围外，第6、第7连全部牺牲。在日军实行“三光”政策的暴行下，群众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全沙区被惨杀4000人，失踪263人，伤186人，杀绝53户。粮食、种籽、耕牛、农具大部被抢走、烧毁，仅内黄、高陵两县即损失粮食13.2万余担。沙区群众经济支柱之一的枣树被砍5万余株。[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工作组：《冀鲁豫边区革命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63页。]

　　日军对沙区人民犯下了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4月20日，日军撤回原防。

　　其间，转入外线的八路军主力部队毙伤日伪军700余人。这次大“扫荡”后，日军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中心区——沙区与鲁西南的联系完全切断。

　　在日伪进攻的同时，国民党顽军高树勋等部也不时进犯鲁西、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1941年上半年，冀鲁豫、鲁西两个平原抗日根据地形势更趋严峻，为统一对敌斗争力量，经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批准，两区合并为新的冀鲁豫区。1941年7月1日，新的冀鲁豫区党委成立，张霖之任书记。7月7日，新的冀鲁豫军区成立，两区所属主力部队统编为八路军第2纵队。杨得志任第2纵队司令员，杨勇任纵队副司令员，崔田民任军区司令员，苏振华任纵队兼军区政委。9月初，成立新的冀鲁豫边区行政主任公署，晁哲甫任主任，段君毅、贾心斋任副主任。

　　1941年5月，日军根据其年度作战计划，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更大规模的 “扫荡”。面对日军规模越来越大的“扫荡”，6月21日，八路军总部给各部队发出指示，指出：中条山战事结束后，日军逐步抽出中条山周围据点的兵力，自本月起北运东运，转至平汉路、同蒲路北段及正太路;驻满洲日军第8师有入关开华北说。“敌人有可能以‘扫荡’中条山的经验，运用到我各个根据地来，以集中优势兵力分区‘清剿’，企图彻底歼灭我军。自从16日起，敌集中近4万人，向我冀东盘山之狭小山岳地区围攻，迄今仍未终止，我损失很大。此即为敌毒汁之一，应引起我各部严重注意”;各部应经常注意敌人动态，“敌人果然施展其毒计集中极优势兵力向我某一地区进攻时，该区之部队应尽一切方法取得外围之配合，同时加强技术的准备，多制地雷、炸车毁路器具，只有如此，才不至被敌各个击破……各部须立即进行准备工作，以免临时仓皇。”1941年度日军作战计划一再强调“重点集中力量统一”，也就是要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各个击破，逐一毁灭各个抗日根据地。此次日军“扫荡”重点首先就是其统治中心北平四周的晋察冀边区抗日根据地，集中4万余人于5月29日～7月21日围攻冀东抗日根据地，集中2万余人于6月10日～7月10日围攻冀中北部——第10军分区，继于8月14日～10月10日集中7万余人“扫荡”平西、北岳区。与此同时，日伪于7月7日～9月8日展开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

责任编辑：李一菲 最后更新：2017-09-16 10:0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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