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国民党敌后游击队的命运如何？
2017-11-09 14:37:44  来源：360图书馆  点击：  复制链接

　　国民党也曾组织过数百万的抗日游击队，他们在敌后同样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同处于敌后战场，国共游击队都开辟了自己的根据地，而这些根据地往往在地理范围上有重叠之处，这直接造成二者相爱相杀的局面——在国共合作处于蜜月期时，双方互为犄角联手抗敌;而在国共关系紧张时，双方的内耗也让日军渔翁得利。日军甚至有针对性地采取离间策略，诱使国共火并。

　　国军游击部队有多少人

　　学者洪小夏统计，从全面抗战开始到结束，国民党一直保持着数十万至百万以上的敌后游击队。比起初编时只有3万至4万人、1945年发展到约90万人的八路军，加上最初1万余人、1945年发展到21万的新四军，国民党的正规游击部队在规模上还要略大于共产党的游击队。

　　国民党按照西式军队建军，最初并无游击的概念。在前四次围剿共产党的战争中，由于吃了不懂游击战的亏，国民党遭到失败，损失严重。1933年，蒋介石手制《剿匪手本》(“匪”指共产党)作为“庐山军官训练团”的培训材料，其中附有《赤匪的战术》，详细分析了红军的游击战术，并且给出了对策。

　　通过“围剿”，将领们见识了游击战术的力量。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正面战场屡屡失利、损失惨重的情况下，国军重视起了敌后游击队这一战术。蒋介石在1934年左右的多次培训会上，就提出抗日要进行“持久战消耗战”，同时主张“用各种各样的军队”来打游击战。这些资料后来被台湾学者张其昀收入了《蒋总统集》中。

　　国民党何时决定开展敌后游击战，史家对此有所争议。有学者认为，根据白崇禧将军的回忆，有关游击战的部署是在1937年的汉口军事会议上做出的，或许更早就有关于游击战的规划。也有学者认为，虽然早有思路，但1938年武汉会战之后，军事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才真正开始实践游击战术。

　　南京失守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于1937年12月，在武汉提出《第三期作战计划》。这被认为是国民党最早的建立抗日敌后根据地的计划。与此同时，各个战区划分游击队的工作也开展起来。在山西，阎锡山要求其手下的县长都做“游击县长”，带领全县打游击。由于不愿意参与，大部分旧县长离职了，阎锡山因此换上一批新县长，个个都能打游击。

　　其他战区也陆续划分了游击区。1939年，随着武汉失守、沦陷区扩大，国民党的军事委员会决定划分和建立全国游击根据地，许多当时尚未沦陷的地区也被包括进来。

　　有趣的是，国民党人还曾请共产党人为国军培训游击战术。在第二次国共合作蜜月期的1938年，蒋介石在湖南衡山举办了“游击干部训练班”，蒋介石自任校长，叶剑英担任副教育长。中共还派边章五、薛子正、李涛、吴溪如、张经武等到训练班担任教官。

　　除此之外，李宗仁办的“青年学生抗敌军团”训练班、国民党15军的“军事训练班”都曾邀请过共产党将领，为国军将士培训游击战术。1939年，一直主张游击战的白崇禧编写了《游击战纲要》，详细地总结了各种游击战术。

　　中条山根据地：国军游击战曾经的典范

　　国共对于游击战的重视程度有很大差别，中共将游击战置于战略地位，而国军仅将其作为一种战术。国军游击战的组织方针明确指出，游击战的作用是以奇袭等特种战术配合主力部队，使主力部队达到作战的目的。其游击部队自组建起就被归于正规部队的指挥系统之下，缺乏自主权。

　　因此，国民党的游击队也常把阵地战的作战方式搬到游击战中。国民党的游击部队开辟了豫东游击区、山西游击区、浙西游击区、豫鄂皖边区游击区、海南游击区、冀察、鲁中游击区等，其中有不少和共产党的根据地临近或者重叠。

　　游击体系建立之后，在多次大规模战役中，游击队都发挥了重要的配合作用。他们捣毁敌人的交通干线、堵截敌军物资，突袭敌人薄弱之处，或进行与敌军的拉锯战。

　　在徐州会战前，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将第五战区划为四个游击战区，各自深入敌军内部进行游击。其他如一、二、八战区也各自调动游击队，配合了徐州会战主战场。武汉会战时，国军也采用同样的办法，指定十二个师的兵力，在大别山附近设立游击根据地。

　　枣宜战役中，大别山游击队出兵袭击敌人的侧翼和后背。李品仙率部下向黄陂、孝感方向进发，有效地牵制了敌军力量。

　　可惜的是，国军虽然在敌后布置了大量游击兵力，却始终没有找到游击战的“正确打法”。敌后游击战略带来的牵制作用，并不能弥补国军正面战场作战能力低下的缺憾。徐州、武汉、枣宜会战，都以国军失败、伤亡率倍高于日军而告终。另外，整个国民党敌后抗日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中条山战役，损失也最为惨重。

　　中条山位于山西南部，是重要的战略位置。中条山根据地曾受到国共两党领导人的赞赏，蒋介石誉之为“敌后抗战的国军典范”。1941年中条山战役中，国军以18万兵力与10万日军对阵，结果国军阵亡4万余人，日军仅阵亡数千人，中条山失守。这此战役也一直被蒋介石当成国军的奇耻大辱。

　　虽然如此，但国民党游击队依然在海南创造了一个奇迹。海南并不只有共产党领导的“琼崖纵队”，国民党海南游击区也在海南开辟了抗日的热土。海南游击区将士在无军饷、缺吃少穿的环境下，从1939年2月海口沦陷坚持了7年，直到1945年9月抗战胜利，游击范围遍及海南岛。根据台湾历史学者沈云龙的统计，海南游击队从1939年到1945年，7年之内进行战斗千余次，军民牺牲达二三十万人。

　　由于关注与研究的缺乏，我们对上述战争史的奇迹、惨烈程度可能匹敌南京大屠杀的游击战，还了解不多。

　　国共游击区的相爱相杀

　　抗战初期，敌后的两党根据地呈现出互为犄角、互相协助的特点。二者多有合作关系。

　　例如，1938年阎锡山部下游击队在山西局势不利，就将国民党军和八路军共同组成第二战区东路军，由朱德总指挥。4月，东路军国共两党军队联合作战，粉碎了日军3万余人企图摧毁太行山腹地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九路围攻，歼敌4000余人。

　　1975年获赦的原国民党上校刘衍智回忆，1939年，国军苏鲁战区总部和五十一军、五十七军到达鲁南山区后，与八路军的关系较好。苏鲁游击战区总司令于学忠与八路军徐向前、张经武将军时有接触，国军军部、师部都驻有八路军人员。两军在行军中路遇，都会打招呼并相互通报日军情况。

　　八路军在发动百团大战期间，也曾得到国军游击部队的策应。毛泽东在抗战初期曾说，中共在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友军的协助是很明显的，没有正面战场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地开展游击战争;没有同处于敌后之友军的配合，也不能取得这样大的成绩。”

　　但随着共军的不断增员、越过原本划定的游击区作战，国共友军多有摩擦，互相也越加不信任。1939年之后，国民党在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发起了第一次反共浪潮，国共关系走向低谷。此后，在1940年和1943年，国民党分别发起了第二、第三次反共浪潮，两党在敌后根据地的游击队关系逐渐僵化。

　　从1937年开始，国军的苏北抗日武装由韩德勤等指挥。1939年4月，韩德勤任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所辖江苏半边境界，在敌后保有大量游击部队。同时，自1938年起，皖中皖南、苏北地区的八路军、新四军不断向苏北扩张，并大量增员。二者游击区界愈加重叠。有论者认为，1940年，中共发动百团大战，目的之一就是缓和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中流行的“游而不击”论调。

　　百团大战一个月之后，发生在共产党和国民党敌后根据地之间的黄桥战役打响了。通行的说法是，1940年10月3日在苏北黄桥，由陈毅、粟裕率领的七千多名新四军，战胜了三万余名国民党韩德勤部队。几天之内，新四军歼灭了国民党军一万一千多人。有关黄桥战役的起因，有人说是国军挑衅，也有人说是中共游击区扩张导致国军反击，莫衷一是。

　　黄桥战役被认为是皖南事变的导火索之一。1941年1月，新四军皖南部队9000余人在途中，遭到国民党8万余人包围。经过七天激战，仅有2000余人突出重围。1月17日，国民党称新四军叛变，取消番号，并扣押了前去谈判的军长叶挺。这是第二次反共浪潮的高潮，“皖南事变”后，国共合作进行到破裂边缘。国共双方互相不信任，在抗日根据地周围互相扯皮，战役中也互相不配合。

　　中条山战役中的国共关系，历来是历史学家们争议的热点。当时，国共双方交恶，从五月到六月，国军节节败退，共军却一直未出兵正面援助。5月5日，蒋介石请周恩来电询延安能否出兵。5月8日，毛泽东电复周恩来，答应出兵，但要求“速解决新四军问题，速发饷弹，停止反共”。

　　其后，指挥官卫立煌、以及苏联方面，都多次劝中共出兵援助。但毛泽东并未派大兵出阵，而只在后方派游击队破坏交通干线、炸毁敌军物资。周恩来还在《大公报》上撰文称，共军“十八集团军作战地界，奉命不与友军混杂，免致引起误会”。

　　有人认为，在中条山战役中，共产党不出兵是反对蒋介石的“激将法”;也有人分析称，此举意在保存实力，避免与日军正面冲突、损耗主力部队。不论如何，国共在敌后根据地的互相不信任，是中共不出兵的重要肇因。

　　而国共的军事摩擦也迅速被日军发现并利用。1940年11月，日本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元发现国共“内部的暗斗和基层的相争依然在激化”。日军据此制定《华北地区思想指导纲要附录书》指出，“利用国共合作中的矛盾，尽量采用宣传、谋略等各种手段，煽动两党间的摩擦，破坏两党合作……。”

　　因日军扫荡和内耗而衰落

　　到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的几十万游击大军虽然编制还在，但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有限，敌后根据地也不如从前。

　　1941年之后，国民党在华北和长江北部的抗日根据地大部分萎缩、丧失。阎锡山在山西苦心经营的太行山、中条山根据地，由于日军的反复扫荡，已经基本丢失。山东的鲁中、鲁南、苏北根据地，也由于日军而牺牲殆尽，余部被迫转移，其余根据地大多还维持原状。

　　国民党游击部队的高级将领，如山东省府委员兼第六区行政督察员范筑先、陆军第3军军长唐淮源、第98军军长武士敏、第24师师长寸性奇、沂水游击司令刘震东、东北游击司令唐聚五、皖北游击副总指挥雷忠等等人，纷纷战死。但据学者赵万钧统计，国民党游击队后期也有大批部队投降，成为伪军。

　　于发动人民群众方面，国民党游击队则远不如共产党得力。1939年秋担任国军第五战区第九十二军暂编第十四师师长的廖运泽回忆，1939年初在南岳举办的游击干部训练班上，当叶剑英阐发“敌后军民关系犹如鱼水关系”的论点时，汤恩伯对叶剑英说，“过去我们打你们为什么老打不过呢，一个原因是你们同群众的关系是鱼水关系。”

　　抗战之初，国军游击队尚且较为纪律严明、体恤百姓。国军《游击战纲要》中有“爱护民众并组织而训练之”的条文，阎锡山在山西还组织了农民救国会、工人救国会等群众组织。敌后自发的民众抗日武装也接受国军游击部队的指挥。但国军根据地政权在旧市官僚与地主阶层的控制下，也并未兑现“二五减租”的承诺，反而加大了对民众的盘剥，引发民怨沸腾。

　　抗战日久，国军将主要精力投入正面战场，敌后部队的人员和后勤供应都出现了问题。粮饷供应不上，一些国军游击队开始使用各种手段，压榨当地百姓;1939年的义务征兵制，又使游击队一定程度上成了“抓丁队”。阎锡山、沈鸿烈等在当省滥发钞票，人们深受其害。将领李品仙在大别山领导游击队，甚至对其下属说“到了抗战胜利后，政治走上轨道即不能乱搞钱了”，趁乱大发民财。

　　部分国军游击队所到之处不得人心，堪为民害，也是其失败的原因之一：部分部队由于兵员和物资供应不足，所到之处抢劫百姓财物、乱抓壮丁。连国军上将徐永昌都写道：“伤兵(轻伤及伤愈者)、交通(不善运用及扣车扣船)、游击队(未游击敌人先害及人民)为今之三害。”

　　相反，共产党的抗日游击队，所到之处善于动员群众，执行“二五减租”政策、打击地主恶霸，争取到农村广大贫民的支持。到1945年日军投降为止，八路军、新四军从最初的几万人，扩展为超过百万的大部队，同时发展了200余万(一说300余万)民兵。

　　国民党和共产党游击队之间的冲突，消耗了大量人力物力，也拖垮了国民党的敌后武装。在河北、山西、山东、苏北地区，双方游击队都发生过摩擦，导致国军失败。抗战后期，华中地区国民党游击队为了围剿共产党游击队，自身的损耗竟达14万人之多。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1-09 14:42:51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港九独立大队开展的敌后游击战

下一篇：毛泽东的游击战为啥就比蒋介石的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