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奇女子方姑：香港的中共女游击队长（2）
2017-11-16 11:14:46  来源：新浪历史   点击：  复制链接

　　从被捕的那一刻起，母亲就再三交代阿四，互不相识，互不相干。后来，无论什么人审问，阿四都一口咬定，作出浑然无知没有干系的样子。日本鬼子从始至终逼问母亲一个问题：就是那“火柴棒”是谁给的。母亲都说不知道。日本鬼子牵来狼狗对着母亲嗥叫，企图让母亲在神经崩溃的状态下说出什么。母亲抱着脑袋侧转身躲在墙脚，任你怎么疯狂嗥叫再也不理睬。有一次上电刑，一通电，母亲就晕了过去，醒过来还是那个说法。审了多少回，结果都这样。后来，母亲和阿四被带到宪兵部，和被关在那里的张咏贤互相指认。但三人互相都说不认识，当天，宪兵把她们三人关在了一起。宪兵一走，母亲就说：“我们进来了，不能再连累外面的人。”

　　第二天，她们三人被带到宪兵部接受审问。无论怎么审问，阿四还是那个谁也不认识谁也不相干的傻丫头。无论问什么，母亲和张咏贤都回答“不知道”。后来，宪兵队长拍打桌子，气势汹汹地问：“老太婆!你到底是什么人?”母亲说：“这还用问吗?我是中国人啦!”后来，母亲冯芝和咏贤姑娘，由宪兵部移交给了驻港日本海军刑事部，阿四被释放。

　　这以后，母亲和张咏贤被囚于香港赤柱监狱，不准探视。日本海军刑事部，最终对冯芝、张咏贤强加“间谍罪”，判处死刑。1944年6月22日，60岁的母亲冯芝和19岁的咏贤姑娘，在香港加路连山遭日军枪杀。

　　方姑没有哭，她把眼泪藏在内心。她不能去安葬自己的母亲。日本特务正在寻找冯芝的女儿、抗日激进分子孔秀芳。“孔秀芳”作为符号已不复存在。有一位“方姑”，领导着港九市区游击队，展开了更加猛烈的抵抗活动。

　　在敌人眼皮底下脱险

　　方姑的机智与勇敢，在抗战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1943年，方姑在香港组建市区中队，继续支持抗战。

　　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阶段，香港正处于黎明前的黑暗。方姑根据大队指示，组织市区中队做好各方面的准备，迎接大反攻的到来。

　　1945年8月13日上午，香港日军宪兵部，突然传出一阵急促的电铃声，紧急集合。值日官站出来讲话：今天抓获了三名游击队员，他们招供，头目方姑正在香港岛上。一个小时后出发，抓捕方姑。

　　站在队伍里听讲话的有一名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李荣全，他知道“方姑游击队”在市区活动，以前宪兵部曾几次抓捕“方姑”，屡屡落空。但这次，有叛徒出卖，“方姑”在劫难逃。李荣全感到事态的严重和紧迫，他抓紧这一小时的间隙，将消息传递给了地下党。

　　方姑此刻正在铜锣湾，正在部署一项偷运武器的行动，却意外得知游击队被叛徒出卖的消息。方姑果断决定，抢先敌人一步，指挥市区中队全体安全转移，但她自己却晚了一步。宪兵警察封锁各条大道，严密检查过往行人，并逐户搜查。不抓获方姑，日军不会罢休。

　　机智的方姑并不坐以待毙，她穿上几件破旧衣服，用油污抹布在衣服上蹭了蹭，把衣衫和裤脚撕破几处，随后，又抓起烟灰在脸上抹了一把，又用衣角揩来揩去，露出一副“脏兮兮”的脸来。她拿起一只破旧竹篮，往篮子里放了两件破旧衣服，把自己的左轮手枪藏在下面，上面又放了几块孩子的尿布，又拿起一只搪瓷碗，往里盛了一些剩饭菜，一并放入竹篮。如此这般，她彻底成了一个衣衫褴褛、脏兮兮流落街头沿街乞讨的难民。

　　方姑拎起竹篮，走出大门。铜锣湾街口，守着十几名宪兵和警察。由于他们已经掌握了方姑在铜锣湾的情报，这里是他们搜捕的重点地段。

　　方姑一边观察一边慢慢地走了过来。这时，有一辆黄包车拉着一位太太过来，旁边又有几个显然是早上过来市区出售柴草蔬菜的郊区农民，现在正要赶回家去。方姑跟在这些人身边，一起来到路口。他们全被宪兵拦住检查。那辆黄包车上下来一位四五十岁的胖女人，宪兵围住她看了又看，说了些什么，就放行了。那几个农民嘁嘁喳喳地说着话，嚷嚷着快放他们走。方姑和他们靠在一起，手摁在竹篮上，装作木讷地朝宪兵靠近。宪兵紧张严密地检查着，看到这个蓬头垢面、脏兮兮的乞丐在一旁碍事，厌恶地挥挥手，一个警察过来把方姑赶开，训斥道：“快走开，别在这里捣乱。”难民打扮的方姑依然木讷地通过岗哨，不慌不忙地朝前走去。她回头一看，发现已经超出了岗哨的视线，就加快脚步，跑得无影无踪。

　　方姑脱险了。

　　通过日军岗哨的方姑并没有完全脱离危险，她必须尽快离开香港岛。她知道，目前战友们已经撤退集中在槟榔湾中队部，叛徒知道那地方，日军一定很快就会去槟榔湾扫荡。现在最关键的是和敌人抢时间，自己必须要先回槟榔湾，带领中队全体连夜转移。

　　在地下党的帮助下，方姑顺利找到一条小船，开往槟榔湾。

　　方姑在槟榔湾上岸的时候，已经是8月14日凌晨。她一踏上码头，人们欢呼着迎了上去。

　　第二天，方姑组织中队全体人员围坐在山坳里的草地上，开会学习。讲到母亲和张咏贤被捕遇害的经过，方姑的声音哽咽了，大家一片沉默。片刻过后，方姑舒了一口气，说：“前天，我们有三名男队员被捕。他们不如一位60岁的老太太，不如一位19岁的姑娘，他们出卖了我们。敌人要把我们一网打尽。但这次我们紧急行动，及时撤出市区。我们战胜了日本鬼子，我们是不屈的中国人!”

　　忽然，嘹亮的军号声响彻云霄。不是一支号音，是大队部的几名号手集体吹奏。胜利的号声在天空回荡。接着，又响起了对空射击的枪炮声，不是爆竹，胜似爆竹。大队部的多名通讯员，各人手举一支临时制作的彩色小旗，分别向四面八方迅速跑去，一路跑一路大声宣告：“小日本投降了!小日本投降了!”

　　顿时，周围村庄，锣鼓喧天。

　　这天，是1945年8月15日。

　　次日，方姑回到香港，她独自一人来到香港最高的扯旗山上母亲的墓前。她向母亲报告胜利的消息。她匍匐在墓前，犹如投身母亲的怀抱，第一次，痛哭了起来。

　　扯旗山下，香港市民在狂欢，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扯旗山上，方姑的哭声在萦绕……

　　抗战胜利之后，港九独立大队随东江纵队北撤山东烟台，编入华东野战军。由于人员总数有一定限额，市区中队仅有黄扬声等数人随军北撤。方姑和大多数队员仍然在香港各谋职业，与普通市民无异。

　　抗战结束后，方姑以方兰的名字，在香港以小学教师为职业，担任中国共产党香港大屿山区委书记，从事地下党活动。1948年，中国共产党党组织调方兰到广东工作，从此离开香港。新中国成立后，她历任广东省妇联秘书

　　长、副主任、主任，中国共产党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委员。

　　20世纪80年代，在香港西贡区民间人士和旅英香港同乡的捐款资助下，一座“烈士碑园”终于在风景秀丽的西贡轩竹湾落成。挺拔而又庄严的“抗日英烈纪念碑”，在民间留下永久的记忆。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方兰和原港九大队、市区中队的老战友们，集体赴港观光。她徘徊在烈士碑园，仿佛又听到了母亲的声音：“我是中国人啦!”

　　第二年(1998年)5月，方兰病逝于广州，享年77岁。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1-16 11: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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