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爆发时,香港已经被英国殖民统治了99年,国民党在香港的力量也根深蒂固。日军侵占香港后,驻港英军全被囚禁,港英政府管治权崩溃,国民党亦放弃抗日、鸡飞狗走。这时,只有势单力薄、少钱少枪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香港群众继续抗日,开辟敌后游击战场。研究和描述中共游击队在敌后抗战历史的成果很多,但具体到香港抗战的则较为少见。
一、中共中央开辟的华南革命根据地
华南地区是革命的发源地之一。1922年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和1925年广州群众为声援五卅运动的大游行展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与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相呼应,这一时期的农民运动亦在华南地区蓬勃发展。1923 年,由彭湃领导的海丰总农会在海丰县城正式成立。1924 年10月,彭湃等领导成立了广宁农民协会,建立了县农民自卫军。
1925年9月,国民政府第二次东征陈炯明,周恩来任东征军总政治部总主任。11月3日,周恩来率第一师第一、第三团进驻揭阳,指示揭阳中共党组织要全面开展革命群众运动,强调工农运动是国民革命的基石。21日,国民政府任命周恩来为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管辖惠(州)、潮(州)、梅(县)和海陆丰下属25 县行政工作。在任期间,周恩来积极支持工农运动,关心农民武装建设,举办各种工农运动人员讲习所,为东江的工农运动培养骨干。于是,海陆丰、潮汕各地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有组织的农民达到40万人,并建立了农民自卫军、农军等武装组织。周恩来为东江地区的工农运动和武装力量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周恩来、朱德、聂荣臻率领起义部队南下,向东江地区进军。起义部队根据当地的实情,总结经验教训,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并作好了进行“长期的革命斗争”的准备。11月13和18日,陆丰县和海丰县相继成立苏维埃政府,这是中国成立的首个苏维埃政权。中共南方局派颜昌颐、王备、黄雍等到东江,组织东江特委,扩编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团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广州起义失败后,起义部队约500多人到达东江地区,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师。这些革命的火种,经历住了国民党的残酷镇压,为抗战时期建立东江纵队提供了条件。周恩来、聂荣臻等多位中共领导人亲自领导东江地区的革命斗争,为华南和东江地区党的组织和军队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6年9月,北方局派薛尚实到香港成立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南临委),负责健全广东和香港的各级党组织。12月,南临委组建首届中共香港市工委和香港海员工委,直接领导海员党组织。1937年4月,南临委在香港开办党员干部训练班,加强各地党组织和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力量。
1938年10月12日凌晨,日军登陆大亚湾。翌日,中共中央电示中共广东省委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10月中旬,廖承志召集中共香港市委成员开会,决定派曾生、周伯明、谢鹤筹到惠阳县坪山组织人民抗日武装。12月2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在惠阳淡水周田村正式成立,曾生任队长。在此之前,东莞县委已在10月15日成立了东莞模范壮丁团,队长王作尧。两支部队经过多次袭击日伪军之后,声势渐盛,人数增加到800多人。1940年6月10日至12日,曾、王部队在大岭山百花洞击毙日军大队长长濑和日敌五六十人,声威大振。9月,曾、王两部按照省委决定改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分别开辟了大岭山和阳台山两个抗日根据地,部队人数发展到1000多人。
为了开辟和巩固华南地区的革命根据地,中共中央派遣了一些优秀干部到华南地区开展工作。1937年9月,中共中央从延安派张文彬到广东,正式组成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1938年4月,中共广东省委正式成立,张文彬任省委书记,梁广任常委兼职工部长,薛尚实任组织部长。省委之下设军事委员会,尹林平任军委书记。此外,派到香港八路军办事处工作的廖承志、潘汉年和刘少文,不仅是经历长征考验的老红军,更具备流利的外语能力、丰富的统一战线工作经验。这些精选干部都是一时俊杰,都是中央针对华南和香港工作需要派遣的能够独当一面的大将。
二、香港敌后游击战场的开辟
香港虽然是国际通商口岸,但其敌后游击战仍然参照中共在敌后其他地区开展游击战的做法进行。如按照毛泽东游击战理论和实战经验开辟敌后游击根据地;部队架构由纵队、大队、中队以至小队,每队除指战员外,都设有政治委员或政治指导员;部队除负责战斗的武工队之外,也有一支负责宣传工作、人数庞大的民运队伍;部队也出版了一份报章,作为宣传刊物,让群众知道游击队和沦陷区并不孤立。香港亦像全国游击区一样有民主政权,通过选举产生政府,经济政策亦依照内地政策,保护和照顾各阶层利益。
(一)按照毛泽东游击战理论建立敌后游击根据地
英军和国民党军队都不懂如何进行游击战,没有打游击战的能力。香港能够成功展开敌后游击战,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游击队的政委尹林平就具备丰富的游击战实战经验和开辟革命根据地的经验。他知道处于敌后的游击战争,先要建立根据地。根据地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
毛泽东指出,建立根据地的基本条件有三个:一个抗日的武装部队;使用武装部队并配合民众去战胜敌人;用一切力量,包括武装部队的力量在内,去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23页。)华南和香港的抗日根据地就是根据毛泽东的游击战理论逐步建立起来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随时关注着日军的行动,日军进攻香港的当日,游击队即进入香港新界地区,为建立游击根据地完成了第一个基本条件。接着,游击队打击土匪、汉奸、特务和日军,不断获胜,打出了游击队的军威,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威信。老百姓认识到游击队不是一般欺压他们的兵痞土匪,而是一支有政治信仰能保护他们的人民子弟兵。第二个建立根据地的基本条件也已经具备。尹林平有开辟闽南游击根据地的实践经验,知道部队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便像一条离开水的鱼,是不可能生存和发展的。游击队派民运工作队深入群众宣传,队员三个月之内便学会了客家话,很快便融入群众之中。他们与群众同食、同住、同劳动,成为了人民群众的一分子,成为了香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群众视游击队员为至亲,有的民众为保守游击队的秘密而牺牲了生命。这样,三个条件都已具备,香港抗日根据地便在毛泽东战略理论的指导下成功建立起来了。
(二)执行中共中央政策
第一,团结社会各阶层。1937年8月1日,《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停止没收地主土地财产,注意改善群众的日常生活……尽可能利用一切合法的斗争方式,求得群众生活的改善(如增加工人雇农的工资,改良待遇,减租、减息、减税)。”(《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298页。)1943年香港大饥荒,人民生活非常困难,游击队发动群众生产自救,组织互助合作社,积极帮助群众解决温饱问题。1938年,刘少奇提出,游击战争的经济政策是保护各人的私有财产,保护商人的营业自由,保护工厂的开工和地主土地的私有。奸商应该取缔,但需慎重执行。他强调:“为了共同抗日,应该设法减少中国人民内部的磨擦与相互的斗争,以免被日寇所利用;应该号召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应该去调解人民之间的斗争与磨擦。”(《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435页。)因此,东江纵队(1944年广东人民游击队更改番号为东江纵队)和港九大队都是执行中共中央指示来处理奸商和群众的关系,主要采取较为宽容的批评、劝导手段来维持秩序,没有一些书籍所说的盲目采取“大锄奸”“镇压”手段的情况。
第二,成立民主政权。香港抗日根据地建立和巩固之后,1944年又建立了元朗、大屿山、沙头角、西贡、市区、海上等六个中队。游击队为了进一步团结群众,决定成立政权组织。为避免日军扫荡,组织没有采用政府名称,只是称为“联防会”。联防会按照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原则,由乡村士绅、基层群众代表、游击队成员联合组成。正副会长由群众大会民主投票产生,每区联防会设一主任,区之下有村,村长亦经民主选举产生。联防会的主要任务是保卫家乡,设有军事委员会、经济小组等。
第三,宣传动员。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参照解放区的经验,出版了《新百姓》《大家团结》和《东江民报》等报刊,其后集中资源出版游击队的机关报──《前进报》,报道全国的消息,刊登解放区的重要新闻,让民众知道全国的革命形势。经过社长杨奇的艰苦经营,《前进报》通过交通站发行到东莞、惠阳、宝安各个墟场,影响很大。1945年,《前进报》发行范围已不限于游击区,而是扩大到广州郊区甚至广州市沦陷区。《前进报》报社还出版东江纵队政治部的《政工导报》杂志以及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和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两本书籍,并发行到沦陷区去。尹林平还在部队专门成立了民运部,调原东江华侨服务团团长叶锋当部长,从地方党组织和部队中抽调一批有独立工作能力、能掌握党的政策、作风艰苦朴素的男女干部组成一支民运队,去做细致的群众工作。游击队十分重视香港特有的渔民和海员群众,派专门干部向他们宣传共产党和抗日游击队的政策主张,使其成为海上游击战的重要支柱。游击队有效的宣传和动员工作,为巩固游击根据地和进行敌后游击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四,学习和整风。香港游击队干部除执行战斗和非军事任务外,亦会定期参加训练班,学习政治理论和战斗技巧。如西贡联防队主任邓振南曾到西贡赤径高塘村参加军政学习班,学习战斗技巧、游击战战术等军事知识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1943年延安指示根据地开办整风学习班,整顿学风、党风和文风。东江纵队严格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办了整风学习班,学习和讨论相关文件、著作。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1-16 11:4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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