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香港游击战场的特色
敌后游击战是整个中华民族反击日本侵略者的神圣抗战,北起白山黑水,南至椰林海屿,所有沦陷区都是游击队驰骋的战场。因地理条件不同,各抗日根据地的战争有不同的模式,
如平原游击战、铁道游击战、海上游击战等,香港游击战有以下几个特色:
(一)海上游击战。1938年5月,毛泽东在谈到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指出:游击根据地大体不外三种,山地、平地和河湖港汊地。但各个抗日党派和抗日人民,至今尚少注意利用河湖港汊地组织游击战争和建立游击根据地。毛泽东认为:“缺少了这一方面,无异供给敌人以水上交通的便利,是抗日战争战略计划的一个缺陷,应该及时地补足之。”(《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21页。)同年10月12日,周恩来起草致国民党军事当局意见书,这份题为《对日寇进攻华南的初步分析及建议》的意见书中指出:“加紧动员广大民众,特别是沿海人民及渔民,发扬广东革命精神,配合军队,实行自卫。”(《周恩来年谱(1898 ─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432页。)领导海员运动的廖承志和曾生认识到海洋战略的重要性,1941年冬筹组了武装船队,从海上打击敌人,开辟了海上游击战场,使香港及其邻近海域成为海上游击战的其中一个主战场。(参见《曾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350—359页。)这个战场不仅配合了陆上游击战,在抗战期间屡挫日伪海军的运输船只,而且为新中国海军培养了一批优秀干部。
海上游击战是香港游击战场的主要战斗形式,有力打击了香港邻近海域的敌人。香港海上游击战的开展,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毛泽东所说的敌后游击战的“缺陷”。
(二)城市游击战。城市游击战的战斗模式与山地游击战、平原游击战、铁路游击战和海上游击战有很大差别。在人烟稠密的市区与敌人发生军事冲突,一方面容易误伤同胞的生命和财产,另一方面更可能导致敌人的疯狂报复。因此,中共中央指示港九大队在香港市区的军事行动应有所节制。(参见《东江纵队志》,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第512页。)游击队在市郊农村活动时,一般白天在村,晚上便到山上住宿。如非必要,游击队避免在村内与日伪汉奸发生军事冲突,以免村民遭受报复。游击队在市区和乡郊的活动,一般都行动迅速,用突袭或偷袭战术,打了就跑,不留痕迹。为方便活动,市区游击队弃长枪不用,改用便于收藏在口袋中或油纸伞包裹的短枪。因此香港市区游击战的武装队伍被称为短枪队。
(三)与盟军联合作战。1944年2月11日,美国飞行员克尔中尉率机队空袭启德机场,座机中弹着火,跳伞降落,九龙地面的日军正仰望天空等待捉俘时,一阵大风,把克尔中尉从九龙狮子山的南面吹过了山脊,飘落到北面的沙田,后被游击队员救起,隐藏于山洞之中。日军出动上千人在沙田大举扫荡,游击队采取围魏救赵战略,先后在九龙塘枪杀汉奸陆通译,炸毁启德机场日军战机和汽油库,爆破九龙市区窝打老道火车铁桥,并在香港市区散发大量宣传品,让日军以为游击队将要进攻市区要地,被迫调回在沙田进行扫荡的军队,游击队遂趁机将克尔中尉救离香港送回桂林。此事后,美军十四航空队陈纳德将军便考虑与东江纵队合作,请游击队帮助拯救被击落的美机飞行员,提供日军情报。1944年,经中共中央复电同意,东江纵队设置了一个由袁庚主持的联络处,作为特别情报部门,专门负责与美军航空队联络,交换日军情报。1944年5月26日,游击队与美军十四航空队合作,在大亚湾击沉一艘日军舰艇。
四、香港游击战场的中国抗日统一战线和国际抗日统一战线
(一)统一战线是战胜日本的必要条件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论持久战》的讲演,指出中国在三个条件之下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43页。)因此,抗日统一战线由两部分组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与其他政治力量、军队、工农群众、青年、妇女、华侨等群众团体团结合作组成的“中国抗日统一战线”;与苏、英、美等所有反法西斯侵略国家和人士团结合作组成的“国际抗日统一战线”。毛泽东指出,如果我们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形成了一个太平洋的外线作战,便可以围剿法西斯日本了。(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27页。)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在柏林签订《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29日,周恩来警告说:“日寇在其解决中国问题的迷梦幻灭以后,日寇不得不更积极南进,以求解决国内矛盾和国防上的资源供给。”(《周恩来军事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7版,第271页。)他判断日本新任首相近卫文麿将会不顾一切地发动太平洋战争。1941年6月22日,德国发动侵苏战争。翌日,毛泽东发出指示:组织国际统一战线,同英美及其他国家一切反对德意日法西斯统治者的人们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6页。) 周恩来亦提议:“运用我们站在东方反日本法西斯强盗的前线地位,联合东方一切反法西斯的人民、民族和国家,结成更广大的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周恩来军事文选》第2卷,第342页。)
香港游击战场位于两条统一战线的交汇点,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和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战场。八路军香港办事处遂成为中共中央建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和国际抗日统一战线并指挥华南地区的抗日军事斗争的重要机构。
(二)中国抗日统一战线
香港的“中国抗日统一战线”主要表现在文化领域。抗战时期,蒋介石杀戮和迫害进步人士,中共中央则强调知识分子的重要性,极力争取知识分子,强调“文化人与知识分子是非常重要的”。(《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225页。)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说:“在长期的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8页。)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又指出:“争取一切进步的知识分子于我们党的影响之下,是一个必要的重大的政策。”(《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51页。)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和所辖机构,通过各种关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与广大文化界人士和民主人士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亲自主持保护文化友人的工作,将文化友人分类分批撤离和疏散。其中茅盾、叶以群、金山、杜国庠、柳亚子、夏衍、邹韬奋、张友渔、范长江、戈宝权等人,在周恩来和南方局的安排下撤到香港。(参见王福琨、邓群主编《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81页。)1941年5月,中共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成立,由廖承志、夏衍、潘汉年、胡绳、张友渔五人组成,下设文艺、学术、新闻三个小组。周恩来经常对文化工作的方针和政策作出指示。香港的中共党员和文化艺术界人士迅速团结起来,积极开展各项抗日爱国运动,为挽救中华民族贡献力量。
这时,香港新的文化、艺术、教育团体不断涌现,报纸刊物更是有如雨后春笋,《华商报》《新闻通讯》《光明报》《救国月刊》《时代批评》《笔谈》《耕耘》等报刊纷纷出版发行。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也在香港复刊了。戏剧、歌咏表演和电影制作都十分活跃。它们对于推动香港的文化进步,促进全国抗日民主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1-16 11:5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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