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如何领导香港抗日游击战（3）
2017-11-16 11:51:08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日文化人士的这些进步活动引起了日军的注意，日军占领香港后，立即封锁各交通要道，意图围捕杀戮。廖承志得知日军准备进攻香港后，要求游击队作好应变准备，一旦日军侵港，立即派部队进港开展敌后游击战，接应在港人员转移。1941年12月7日，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分别自延安和重庆同时发电报，指示廖承志：要不惜任何代价，将聚居香港的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抢救出来。日军攻港翌日(12月9日)，周恩来再度急电廖承志，详细指示转移在港各界朋友的方法和路线，并特别指示帮助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等离港。(参见《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10 ─ 211页。) 东江纵队政委尹林平说：“党中央、南方局周恩来同志很重视这次抢救工作，我们是在执行中央的指示。”(王曼、杨永：《铁骨凌霜──尹林平传》，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页。)胡绳也回忆说，东江游击队的营救工作，是完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进行。部队建立与中央的电报联系后，把游击区的情况和营救出来的文化界人士的名单告知中央，中央随即电报指示下一步如何继续进行营救，如何安排已到游击区的人。(参见《胜利大营救》，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286页。)香港大营救全部过程均由周恩来致电前线直接指挥，廖承志的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和沿途的中共地下组织及东江游击队，全都参与营救工作。这次行动的第一阶段自1942年1月1日起到6月底结束，在日军岗哨林立、日本特务遍布的环境下进行，结果不损一员，不被截获一人，成功地营救了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等文化人士及其家属共800多人脱离虎口。第二阶段在面积狭小的游击区进行。如何有效防范国民党顽军的扫荡，保障数百名难友的安全和起居生活成为最大难题，这对人少、枪少、经费少的游击队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但所有文化名流与爱国民主人士都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团结一致，统一行动，最终都安全到达目的地。

　　“香港大营救”是一次重要的统一战线行动，充分体现了抗战时期中共同进步知识分子患难与共、血肉相连、肝胆相照的亲密关系。这次营救也增进了游击队员与这些文化界人士的相互了解。邹韬奋到达游击区时说，游击队有的是枪，可以打日本，保卫国家，知识分子有的是笔，可以宣传抗日，“笔杆子要同枪杆子结合起来”。游击区群众对抗日的信心和热情让文化人士看到了中国的光明前途。茅盾在《脱险杂记》一文中说：“五六天的时间虽不算多，可是已经足够使我们亲眼看到游击队干部们的生活如何艰苦。他们经常吃的是杂粮，病了简直没有医药;国民党军队对游击队的封锁之严密和他们对敌人走私之包庇，正好是一个强烈的对照，使得最糊涂的人也认清了谁是人民之友，而谁是借了抗战的招牌在无恶不作的!”(《胜利大营救》，第250页。)

　　(三)国际抗日统一战线

　　淞沪会战爆发后，周恩来安排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人员部分撤到香港。1938年1月，周恩来与英国驻华大使商讨在香港建立八路军办事处的问题，以便接受、转运华侨及外国友人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捐赠。随后，八路军办事处在香港皇后大道中18号2楼成立。为照顾英国和港英政府的“中立地位”，办事处不公开挂出招牌，用“粤华公司”名义经营茶叶生意作掩护，老板是连贯，实际由廖承志负责。廖承志与潘汉年两人一起工作，八路军办事处真正办公的地方在铜锣湾耀华街一幢两层的楼房，内设有刘少文负责的同中共中央联络的秘密电台。(参见杨奇：《见证两大历史壮举》，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9页。)

　　廖承志一方面领导中共香港文化工作委员会，团结爱国文化人士，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另一方面积极开展国际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指示游击队与盟军合作，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早在八路军香港办事处成立的时候，中共中央就已经拟定了通过香港的国际抗日统一战线来发动国际力量支持中国抗战的战略。毛泽东、周恩来分别发电报给宋庆龄，建议她离开上海前往香港，一方面是考虑她的安全，另一方面是希望她能发挥影响力，呼吁国际和国人救助受战祸影响的军民。到港后，宋庆龄很快与廖承志取得联系，一起研究如何支持抗战。宋庆龄根据周恩来的建议，把香港变成了一条同外界联系的通道，以便取得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持。(参见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历史不应忘记》，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年版，第78页。)1938年6月14日，宋庆龄与宋子文、孙科、冯玉祥、颜惠庆等在香港发起成立“保卫中国同盟”。“保盟”虽然名义上是宋子文主持的国民党机构，但因为廖承志和廖梦醒的实际工作，最终把“保盟”变成了支持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筹募机构和中共中央在香港进行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机构。“保盟”的工作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对外宣传，向国际介绍中国抗战的形势和需要，呼吁国际社会援助中国。宋庆龄为此曾多次著文、发表演说。1939年4月1日出版的《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英文半月刊也多次发出呼吁：第1期呼吁援助新四军;第2期呼吁向华北抗日根据地募集5000条毛毯;第3期呼吁为新四军募集20000条毛毯，为华东作战的川军募集医药品;第4期发表《请援助西北》的通讯，呼吁援助陕甘宁边区的医院、医药工厂、孤儿院、抗日军政大学，等等。

　　二是发起募捐、义卖、义演活动，募集抗战所需的物资。1939年初，“保盟”在全国妇女救援会、中国妇女士兵救济会等团体的帮助下，募集了4500多件中国艺术珍品，在纽约、伦敦和巴黎义卖，所得收入全部用于中国的医疗救济事业。1939年和1941年，“保盟”在香港发起“一碗饭运动”，筹集到了大量资金。“保盟”将募集到的物资钱财大都用在了为敌后抗日根据地建立完善医疗机构、救助难民、支持国内工业生产上。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保盟”中央委员先后自香港转移到重庆。1942年8月，“保盟”在重庆恢复工作，继续为中国抗战募集物资、款项。

　　三是引介国际友人来华支援抗战。许多国际友人，如白求恩、柯棣华、米勒、巴苏、布朗、哈里森、马海德、邱茉莉等都是通过“保盟”先后来到中国的。这些国际友人为中国抗战作出了很大贡献，有的甚至牺牲了生命。

　　保卫中国同盟为抗日根据地争取了大量医疗物资援助和医护人员服务，是抗战时期争取国际援助的重要组织，是中国共产党国际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小结

　　中共中央领导的香港游击战，与其他游击区的创立和发展过程是相同的，执行的政策和制度也是相同的。只是由于地理条件和其他客观因素，香港游击战又有其独特的形式。中共中央根据香港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制定相关战略和政策，一方面争取和团结文化人士，组成中国抗日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又着眼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全局，突出香港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以香港为支点，争取盟军和国际和平力量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间接打破了蒋介石的外交封锁和军事进攻。中国共产党支持成立的民间组织保卫中国同盟，向国际社会争取了大量捐款、药物、医疗器材及御寒衣物，动员了很多国际医护人员和专业人士赴华服务，有力地支援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日斗争。

　　大革命时期，周恩来、贺龙、聂荣臻等中共领导人，先后在东江和香港地区领导工农运动，培养革命干部，把南昌起义的枪交给东江地区的革命群众，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领导的香港游击战，继承了这一革命火种并使之发展壮大，在抗战历史和游击战史中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1-16 11:5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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