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员及时间:徐则林,2011年6月30日)
姓名及出生年月:李亚魂(李开禄),男,1927年八月初五
部队番号:新6军新22师64团通信排准尉
地址:辽宁省昌图县(籍贯:四川省乐山)
一九四二年冬李老从乐山被送往云南昆明空运至印度汀江,后又乘火车被送往印度朗姆伽,编入中国驻印远征军第二十二师六十四团通信排(排长叫李啟昌)。一九四三年开始受通信兵训练,其中,曾被派送至在设在朗姆伽的美国通信学校受训三个月,归队后被编入通信排总机班。一九四四年春,随军到雷多受森林战训,这时任通讯上士。不久,开赴缅北战场,开始参加反攻缅甸的抗日战争。一年多里,曾参加过孟关战役,抢渡孟拱河,密支那大会战,为包围日军迂回敌后随军偷渡缅甸伊洛瓦底江等大小战斗,直至全歼缅北日军后,于一九四五年夏才随军回国空运至湖南芷江参加增援湘西的抗战(这时被调升为准尉),直至八一五日寇宣布投降。以后,又随军参加接收南京、上海后至东北。退伍复员后入长春青年中学就读。
附:现在台湾联系的远征军同学:高震乐(新竹) 赵世五(高雄) 谈庆冰(现名谈宗昌,台北)
补充:一九四六年秋考入沈阳辽东学院新闻系;一九四八年考入北京华北人民革命大学。
1942年冬,在军政部第34补训处报名,15岁从军。经川、黔入滇,飞赴印度汀江,转至蓝姆迦,编入驻印军新编第22师64团通信排。
1943年,接受通信兵基础训练。后派至美军通信学校受训,归队编入团部直属(通信排)总机班。1944年春,赴雷多接受森林战培训,任上士。
1944年2月起,全程参与、见证新22师的缅北胡康、孟拱河谷之战。
1945年春,随新22师奉调回国,晋升64团通信排准尉。经云南沾益空运到湖南芷江,调任新编第6军军部输送连,任司书。
1945年起,随新6军赴南京、上海受降。
1946年退伍复员,入国防部(长春)青年中学就读。秋季,考入辽东学院新闻系(沈阳)。
1949-1950年,考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北京)。毕业分配至辽宁锦州、昌图等地任教。
1957-1979年,划为右派,先后在辽宁、四川乐山接受管制。
1979年平反,返回昌图县双庙子镇中学任教,1991年退休。
我的诗书童年
1927年八月初五,我生于四川乐山,家住市区邻江的学道街。我在家中排行第三,上有姐、兄各1,下有弟、妹7人。我原名李开禄,兄弟四人取名“福、禄、寿、禧”,姐妹四位名“贤、明、淑、云”。(注:李老的大姐童年夭折,其余兄弟姐妹之名,由大哥李开福之子李晓军补充)
我的童年,家境殷实。父亲在乐山经营亚细亚火油,是哥老会“仁”字辈的袍哥。民国时期,乐山基本每家每户都要入哥老会。特别是生意人,以求庇护。乐山袍哥按“仁、义、礼、智、信”排辈,有事就找高字辈的袍哥大爷解决。
我的外公白蔚然,乐山名医。白家原籍江西,祖上曾为御医。我出生后,因母亲缺少奶水,以米糊喂食长大,故自幼身体瘦弱。母亲虽是大家闺秀,但是厨艺有一绝,那就是酱肉丝。她的刀功很好,切的肉丝粗细均匀,和细面条差不多。
爷爷有个拜把兄弟——袁瑞生,我们叫他袁二爷爷。他是亚细亚火油的四川总代理,商号就开在成都春熙路。父亲从事的生意,相当于他的乐山分公司。他来乐山,必吃我母亲亲手做的酱肉丝。还记得成都到乐山,开通第一条公路。来乐山的第一辆轿车,就是二爷爷的。那也是我第一次坐轿车,大开眼界。
“我们的乐山”,大佛脚下的三江汇合,留下老人快乐的童年印迹。在我带去的电脑中看到这些照片,他问,青衣江水,还是这么绿么?
二爷爷的儿子,我叫他“袁爸爸”。解放后(公私合营),听说他沦落到卖烧饼。二爷爷的女儿,我叫她“袁阿姨”,后来靠给别人织毛衣为生。二爷爷后来随另一个女儿生活,去了北京,在那里去世。
长到五六岁后,家里聘请了一位前清举人,教授哥哥、我和族叔,以及相熟的十多个孩子。两三年里,我们熟读了《三字经》、《百家姓》、《幼学琼林》(注:文图结合的少儿课本,类似今天的儿童专用书籍)和《论语》。
还记得,每天早起后要练习毛笔字、打算盘。先生会在书页的段落里标记,要求我们早饭后即背诵,下午挨个检查。有时趁先生瞌睡,我们经常偷偷嬉戏。他若发现,就以惊堂木或镇纸之类,敲击提醒。放学时,课文若不会背,要打手心。第二天还不能记诵的,就要去“至圣先师孔夫子之灵位”前罚跪。
先生不讲解课文,只要求背诵。现在回想,小孩的记忆力强,给你讲原理也听不懂。长大有了阅历,自然会明白。先生之母逝去后,他守孝离去未归。同学谈庆尧的家里,在乐山高北门外的过街楼附近,另请一位举人开设私塾,我转去又读了两年多。
接触新学
后来,家里送我去公信堂读新学。这所教会小学风纪、管理很严格,男女生分开,互相不能走动。男生部的校门,对着校场坝,女生部校门在铁牛门(注:现乐山市政府附近)。入学考试后,我就读三年级。还记得我的班主任罗清泉,主授国文和算术。他出自四川大学,很多教师都系川大毕业生。
公信堂的课程,开设国文、算术、历史、地理、常识和自然。我的作文写得好,经常被老师表扬。有年,乐山公园的中山纪念堂举办讲演比赛。我得了第三名,颁予我一部厚书和奖状。公信堂的外国主教,也送我很多书。那时不兴金钱奖励,父母对此很是高兴。
小学时,我还加入了童子军,大概类似现在的少先队。发给各式红、蓝色的服装,价格不菲。主教和修道士们,会带我们去做周礼拜。听话的孩子,礼拜完毕后,会发给两块牛奶洋饼干。其实我不懂神道,就冲着这好东西,去了好几次。(注:乐山公信堂,为法国人利用赔款,于1900年创办的天主教教会学校。后毁于1939年的“819大轰炸”。1946年重建,解放后更名“泊水街小学”,现名“滨河路小学”。)
四川那时,吸食鸦片成风。我家隔壁就有大烟馆。好奇的我,常去偷看、印象深刻。那些圆盘形的生烟土,外壳干硬、内里稀软。剪下一条,加水在铜锅里熬,化开后有些像巧克力糖浆。
等到冒起泡,他们会用极薄而光滑的竹片刮起来。根据烟客需要,再换一个小竹片刮取、称重。再用一个小铁勺,挖下来在柴油灯上烤,烤热即填入烟枪上的小眼、吸食。鸦片熬制的时候,确实香满四溢。后来,母亲不许我去看,说是闻多了,就会上瘾。
初见战争阴影
——第1次遇险
战乱,对我的一生影响太大。无论是军阀内战,还是抗日战争,或是后来。战争不仅残酷,更葬送了千万个家庭的幸福和安宁。你们这一代,生活单纯、快乐,体会不了这些。
记得小时,21军(川军刘湘部)和24军(川军刘文辉部)打仗。乐山城外炮声隆隆,有几发炮弹还打进了城内。父亲在家里叠起桌椅、抵住门窗,再挂上棉被。想来老百姓真是可怜,这样的“防御工事”最多抵消些破片杀伤。若直接命中或房屋倒塌,又有何用?
我们乐山,青山绿水,风景优美。青衣江、岷江和大渡河,三江汇合于乐山大佛脚下。记得江中,有水上邮政飞机停靠。它们要来的时候,我们喜欢守在江边,等它降落在水面掀起波浪,就跳进去冲浪,好不快乐。
第一次近距离看见日本飞机,也是我第一次与死亡擦肩而过,永生难忘。
2009年,乐山市“819大轰炸”诉述团赴日本起诉,一位代表团成员绘制的纪念油画
自从日军开始空袭成都、重庆,无论白天,还是月圆晴朗的夜晚,乐山城里经常拉响空袭警报。防护团也会挨家挨户来敲门,通知百姓撤到江对面躲藏。各家各户还准备了水枪(竹制唧筒,以人力抽空吸水,再手压喷射)和水桶。跑了很多次警报,大家都疲了,怕麻烦,懒得再跑。
记得那是一个大白天(注:1939年8月19日中午),日本飞机真的来了。
听见飞机轰轰响,我还坐在家门口数。1、2、3…..好多啊,有30多架。领头的飞机闪亮了一下,不知是信号弹还是什么。跟着,它们就开始俯冲扫射,扔下烧夷弹。我父亲的举动,算是救了我们那一片的街区。他把棉被挂在房檐上,用水枪淋湿。
大家争着往河边跑,我和父母也走散了。到了江边,撤离的船刚开走不远。我跳进河里游,追着攀上船帮。到了河中央,很多人看见房子被烧,又哭喊要回去救火,船老大只好摇回去。日本飞机飞得很低,贴着江面和街道上空扫射,上面的膏药徽标都很清晰。这些回去救火的人,在河滩和街道上,被打死很多。
乐山诉述团在东京,4000名无辜百姓的生命,如何安息?
我跟着人群返回街上,一阵乱跑。旁边有个大人,好像是个乞丐,绊了我一下,两人一起摔倒。飞机扫射过来,他就被打死在我身旁,相隔一尺多点,我命大啊。
日本飞机走后,大半个乐山城惨不忍睹。风一吹过来,火光冲天。后来,我曾听说。大轰炸那天,在相邻的福全门城楼上,曾出现过一个女人,她手拿红布和玻璃镜。一片混乱中,大家也来不及去想,她会是奸细,正在为日军导向、发出信号。
(附:类似的记忆,现居重庆、原籍长沙的第10军3师师部报务员张恩泽,也曾给我讲述。衡阳保卫战期间,10军曾抓获携带红布和圆镜的汉奸。奸细以红布挥动引起低空飞行的日军飞行员注意,再以玻璃反光指引轰炸目标。张爷爷说,军部审讯后,直接将汉奸枪决。同样的器材和手法,说明日军在我后方,有相当体系的谍报组织。)
我一个人躲回家,所幸父亲那个冷静的举动,只是房檐被烤糊。家里的米吃光后,我就去城里施粥的地方。每天3顿,每次1碗稀饭。那时也没见什么政府救济,多是大户人家出来赈灾施粥。没吃几天粥,父母就回来了。原来他们与我失散后,逃去河对面,住在王陵基的公馆。那个公馆有很多灾民,不过要与主人相识才接纳。(注:王陵基,1883-1967年,乐山县人。字方舟,川军元老,为刘湘、杨森前辈。抗战初期争夺四川省主席失败,后率第30集团军出川抗战,曾任第9战区副司令长官。抗战后任第7绥靖区司令,江西省主席和四川省主席)
诉述团在东京法院前,揭露他们的所谓“圣战”。李爷爷说,我们和日本的血海深仇,不晓得要几辈子才理得清?!
好男要当兵
大轰炸之后,公信堂停办。我转到乐山县立小学,就读5年级。学校位于洙泗塘,学费较便宜。当时父亲酗酒,也抽大烟。虽然他后来戒了,但是家境开始变坏。母亲靠回外婆家,接济周转家里,维持生活。
不久,县立小学也停办,搬到了城郊的棉竹铺。学校有个大祠堂,可以容纳我们四五百个学生。城里危险不能住,我们家也搬到城郊的杨家场。租了一间民房,穿过门口的树林,就是大路。我还养了好多鸽子,这个很好玩,我喜欢。
每个周末放学,我要走20里路回家。从棉竹走到到铁牛门,过河到乌木场,再赶回杨家场。回家都天黑了,母亲会在我回家的路上,门口挂一盏灯,指引我回家。
2年之后,我小学毕业(1941年)。考入乐山中学,那时乐山只有初中,高中要到成都去考。念完初一下半期,又不行了。动不动就跑警报、停学。我记得后来日本人还轰炸过一次,不过我们已经有了苏联飞机!(注:抗战初期的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那家伙长长黑黑的,我们喊它“乌棒”(注:乐山方言,乌鱼、黑鱼)。它们从成都起飞来应战,把鬼子飞机赶跑了,损失也不大。
《国家记忆》收录的,新6军的娃娃兵,10岁。李爷爷说,这些战争孤儿,被营连级干部收养,留作了勤务兵,这就是照片的来历。这个眼神懵懂的孩子,也是他自己从军的写照。15岁的“小鬼”,日机轰炸,无书可念。“弱冠系虏请长缨”,正是这样。
初二(1942年)开始不久,学校停学,家里经济状况更不好了。父亲的生意没法做,火油都靠进口。中国的海路都被切断了,拿什么来卖?(附:爷爷和我聊及至此,恍然大悟。1942年,中国远征军第一次入缅、形势恶化,滇缅公路被切断,驼峰航线未开通,进出口贸易自然举步维艰。)父亲无奈改行做小百货,就在乐山牛华溪。(注:乐山著名的麻辣烫,就源自牛华。后在成都发扬光大,美名其曰“串串香”。 我国著名的化学家候德榜,抗战时期在此发明了著名的候氏制碱法.)
后来,父亲迁回河街头,做茶馆生意,住家还是在杨家场。我在茶馆里,接触了不少“抗日救国”的号召宣传。街上贴了很多标语,诸如“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岳武穆精忠报国”。那时年轻气盛,一心想效法岳飞,做个民族英雄,疆场效命、报效国家。
我听说,乐山在招兵,要去外国打日本人!同学们也已走了不少,我就瞒着家里去34补训处报名。等集中了百十来人,我们就坐船去了合江,经过茅台镇,到了贵阳,再到昆明。记得那时中国物资缺乏,我在贵州坐过烧木炭的汽车,上坡还得下来推。
我们同行的队伍中,有几个士兵患上痢疾。有个庸医给他们灌肠,不杀菌消炎,这能有什么用?又不是食物中毒,不起作用的。有的人奄奄一息,部队要赶进度,就拖出去扔在路边不管了。
从四川到昆明的路上,我们吃得很差。按军政部的标准,士兵每天供应24两米。但长官们要吃空缺,炊事员们做饭的时候,还会偷米出去换烟酒。开饭的时候,班长们要先吃,等他们都吃饱了,再轮到我们,并不会照顾学生兵。到我们手上的时候,糙米饭也不够吃啦。
再见,我的亲人
到了昆明巫家坝,我们集中在机场礼堂体检。还注射了鼠疫、伤寒等疫苗,总共打了3针。我们在礼堂打地铺,地下铺的稻草,好多虱子。那不是跳蚤,也不是臭虫,是虱子,爬得嗦嗦响。我把发的军饷(法币),兑换了2元多的卢比。1卢比等于16便士,1便士类似于我们的1角钱。1便士等于4安南,1安相当于1分钱。
在昆明之后,我给家里第一次写信,交代我的去向。这一去,再见我的家人,就是1962年,相隔20年。
我们去印度前,昆明民众组织有慰问团,代表处就设在机场旁边。按照新兵名单,盖章确认后,我们可以去代表处领取很精致的糕点。我后来的排长李启昌,当时正从中央军校16期毕业,他是河北籍的流亡学生。来的时候已经是少尉,他一直很照顾我,对我后来的人生轨迹,产生了重要影响。
李启昌说,你年龄小、懂礼貌、会说话,你去领,他们看到你会更同情些。那时我身高不足一米五,体重不到百斤。我便去了,慰问团的人问我:“小鬼,你也要去?”不仅按名单每人1袋,果真还多给了我4、5袋。
我们每人还发了1个呕吐袋,赴印士兵临时分成若干小队,每小队大约40来人,指定一名军官带队。第2天,由机场联络官带领各个小队去机场准备登机。我清楚地记得,那是1942年11月21日,下午2点左右,我们列队检查,等待登机。
美国军官来了,重新核对人数,并逐一检查注射证。轮到我,那位美国军官认为我很瘦小,不让登机。李启昌英语很好,他去解释沟通,大意是说:“你别看他个子小,他才15岁,还会长个子!”美国人笑了笑,这才同意我上飞机。当时我很是不满,“打鬼子,你还不让我去!?”
飞越驼峰——第2次遇险
我坐上飞机,心里异常高兴,当抗日英雄的梦想一定能实现了!想着想着,飞机发动了,滑上跑道。这是一架双引擎运输机,没有客机那样舒适的座位。只有紧靠两侧窗户的两排铝制长凳,每排能坐20来人。中间空处,可放行李,但谁也没有行李。
飞机冲上蓝天,盘旋一周后进入航线,一直向西。初次坐飞机,我处处好奇、事事新鲜。这里看看,那里摸摸。虽然已经下午,仍是阳光灿烂,一片蓝天,偶有几片白云擦肩而过。如置身云雾之中。有时好像飞机在云海上浮行,很有做摇船的漂浮感。时间过得很快,一会就感觉夕阳西下,这时正穿越在驼峰之中。
飞机在山峰间来回穿梭,十分平稳。机外风光更是迷人。座座山峰都是白雪皑皑。落日夕照,银光绕眼。不是谁惊叫了一声:“你们看,那就是埃菲尔山峰(即珠穆朗玛峰)!”
我学地理时,就听老师讲过那是世界第一高峰。虽然很远,但它的峰巅我是一览无余。凭感觉飞机的高度好像只在山腰下穿过。除有一部分人晕机昏昏欲睡外,我们都在注视着他,像一把银白色的宝刀,穿破云层直刺蓝天。环顾四周诸峰,太矮了,大有一览群山之感。
第一次见到完整真实的C47,却是在棒子的韩战纪念公园。国内我只见过博物馆的残骸,这些飞机,搭载着无数热血青年和他们坚强的信念去远征,“抗战必胜,建国必成”!
夜幕降临,我们开始着急了。原来听说下午6点30分左右,就能到达印度汀江机场。天都黑了,满天星斗,怎么还没到?有人突然惊呼:你们看飞机翅膀下喷火了!当时机上的所有人都吓傻了。
这时飞机开始颠簸,引擎发出喘咳般的巨响,机身也在颤抖。驾驶舱的门突然打开了,我看见3位机组人员,2位年轻的坐在驾驶台上。年纪较长的美国人,正拿着报话机大声呼喊(他可能是报务兼领航)。李启昌询问才知道,飞机迷航,与机场失去联络,燃油也快用尽,正设法找到航线。
不一会,正副驾驶离开座位,拎着1个小包、2个小型探照灯走出驾驶舱。来到了机舱门前,飞机由年长的领航员驾驶。他们用板钳迅速拧下螺丝,两脚踢开舱门,拥抱着跳伞离机。全机人惊恐万分,一阵阵狂风像万把钢刀一样,经舱门直接吹进来,脸立刻冻得失去知觉。大家以为驾驶员都跳伞逃生了,我们必死无疑。
可能是我年幼,对死亡没什么感觉。我尽力地挪向驾驶舱,靠近驾驶门,看飞行员控制这个脱缰野马。那2位飞行员跳伞约20分钟后,飞机似乎在下降,并且平稳下来。我转身向窗外望去,远远地看到2条红、绿、黄的三色彩色灯光带。哦,那就是机场的跑道。机舱里的灯突然亮了,驾驶员回头向我们点了点头,划了个十字,又举起右手用手指比划着V的手势。
飞机刚停稳,几辆吉普车迅速靠拢。跳下10几个美国军官,爬上飞机。也不顾当时的狼藉和呕吐物,一起涌到驾驶舱前。将驾驶员搀扶下来,抬着他上车迅速离去。整个机场黑洞洞的,静得害怕,大家刚从梦中惊醒,为什么没人来管我们呢?
这是自乐山大轰炸之后,我第2次死里逃生。
遗憾的是,我不知道那架飞机的编号,也无从知晓跳伞下去的2位飞行员,后来是否被营救生还?年长的驾驶员,后来怎样?他们跳伞不是为了逃生,而是到地面用灯光信号指挥飞机航向。多么值得敬佩的美国飞行员,为了拯救全机人的生命,舍身取义!这才是真正的英雄!(注:第2次遇险经历,是在老人自己撰写的《驼峰脱险记》上编辑,有删减。)2000年6月9日,我曾写诗,纪念这段经历。
驼峰之叹
驼峰深谷遗白骨 异域他乡为游魂
甘洒热血驱倭寇 如今盛世谁悼问
来到印度
我们在汀江机场降落后,黑夜之中,又饿又冷,满机舱都是呕吐的秽物,真是狼狈不堪。一直熬到第二天,早晨七八点的样子,美国联络官,和接兵的中国军官们来了。他们带着我们去领装备,衣服鞋袜就堆在地上。我们全部脱光,什么都不留,一把火全烧了。再去相邻的水塘洗澡,天冷啊,但全部都必须洗。
还记得,我领到了咔叽布的军便服、胶鞋、毛衣、灰色短袖线衣、毛毯、线毯和内衣,全是新的。还特别发了一支硫磺软膏,因为同行的人中,不少人患有疥疮。
清洗整理完毕后,发给我们牛肉、米饭和汤。那是油煎的新鲜牛肉,好吃的很!印度的米粒很长、很大,但香味不如中国的好,这也是我从军以来吃的第一顿饱饭。饭毕,我们每8个人住一顶帐篷,里面是木板床。
大约一周后,等身患疥疮的人康复后。我们集中乘坐火车,印度的火车车厢每节都是封闭的,不像中国的可以互相联通、走动。我那时也不知详情,看其他战友们都挤到前面的车厢。我就专门挑了一节没人的车厢,后来才知道,其实这一节,是给军官或贵宾乘坐的专用车厢。可能是我大摇大摆、满不在乎地上去,车厢服务员也不明就里,把我当做了军官吧。
印度的东西好便宜,我在昆明换的卢比派上了大用场。仅需1安(1分钱),就可以买好大一串香蕉,或者1瓦罐牛奶。火车开到了恒河边的都不都玛(注:老人口述原为“东不东玛”,此处按史料出版物中常见的译法),那里有很多贵族别墅,我印象深刻。下车的时候,我的香蕉都还没吃完,就分给了其他战友。到了晚上,我还溜出去,到恒河里面洗了个澡。
史迪威、梅里尔,老人多次在前线遇见他,美国将军对中国士兵的爱护,让他记忆至今。
在这里,我们换乘大火轮,坐船坐了一天。上岸后再转汽车,运到了蓝姆迦。这里据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人修筑的战俘营。我们去的时候,水泥台上有裂缝,砖木和床板都有风化、虫蛀的痕迹,看来已建成不少时间了。
直到蓝姆迦,我才被正式编入驻印军新22师64团。我们领到了衣服、蚊帐、绑腿和英国大皮鞋。这鞋子又大又重,我们叫它“伦敦鞋”。我所在的通讯排,直属团部。排长就是一路很照顾我的李启昌,他在黄埔学的就是通信专业。
排里连同官、兵和炊事员等,满编是70人。除了排长,还有一位通讯机佐(少尉,相当于副排长)。机佐主要负责设备器材的管理和维护,按现在的话说,就是专业士官。
通讯排的文书,原是一位参加过第一次入缅,从野人山回来的贵州老兵。他后来生病,整个人浮肿,被送去医院,再也没回来。估计他病逝在了医院吧,所以我还代理了几天的上士文书。
你提及的新6军的娃娃兵,特别是那些10岁左右的,好多都是国内带过来的,因为抗战而家破人亡的穷苦孤儿。营长、连长们收养他们,带去部队,留作勤务兵。《国家记忆》里面那些娃娃,就是这样的来历。
蓝姆迦整训
到印度,到蓝姆迦,是我第一次出国,军营里的整训和生活,充满了新奇和乐趣。我们的整训,是由美国教官来指导,但他们主要负责通讯器材、设备的使用和实践指导。
记得我们营部有个翻译官,是西南联大的研究生。名字我记不得了,他文绉绉的,戴着眼镜。在后来的战斗中,大学生的军事技能是不行的。我经常帮他搭床、挖掩蔽部,所以私交不错,他教了我不少英语。后来他在战斗中受伤,撤到后方,就再也没见过。
军事操练,除了常规的队列训练,还有单杠、双杠等器械操。我最头痛的是木马,年龄小,力量和身高都不够,跳不过去呀!排长跟在后面,督查我们的训练情况。跳不过去的,就在屁股上敲一下。哎,我也记不得被打了多少次屁股,总算跳过去了。
通信兵架设电线,经常需要攀爬,这个训练科目就是我的强项啦!本来腰上是要系保险套,脚上穿一个有尖铁钉的爬杆器。这些我就不用啦,小时候我就很会爬树。爬这些,我动作快得很!
还记得排长有本小册子,新22师的《小部队战术讲话》。这是师长廖耀湘以他的法国军校留学经验,结合中国军队的实践,编制的班组和单兵轮训的指导方法。不过这个册子,主要针对步兵小组的训练,排长那里才有,我们少有接触。
(注:在《同一面战旗下》/邓贤,原新22师64团参谋师临先的回忆中,曾提及这本小册子。书里注明师的职务为64团参谋长,在与李老核对时,他提出异议:参谋长是师级干部,军衔是少将。64团的团级干部,只有团长、副团长,未设团参谋长。团参谋,一般由中校团附兼任。作战时,师部有时也会从师部参谋处抽调参谋,派到团里协助工作。由于原书为邓贤主编,老兵口述多由他的学生完成。个人认为,李老的说法更符合军队的编制、职级和专业划分惯例。)
作为通信兵,在各种地形、气候条件下,架设、接驳电线,是我们必须掌握的技能。我还记得我们专业的“蛇口结”,断裂的电线接驳,是要把铜丝剥出来,两端上下穿过,有点像系鞋带一样,必须要打个结。而不是简单地,两股铰接就了事,这是不行的。
我们也学习了野外生存技巧,通信兵作业必须知道方位。找方向,可以看石头上的青苔。印缅向阳的东南面,是不会长苔藓的,只有背阴的一面才有。白天的阳光,夜晚的星星,也都可以帮助我们辨别方位。
接受这样的基本训练,大约有3-4个月。1943的4月左右,驻印军总部从各师、团抽调通信兵,送去美军通讯学校学习,我也在其中。在美军学校里,我们主要接受有线、无线通讯,还有器材维修培训,学习时间大约也有4个月。
相比那些基础训练,美军训练更具专业性和针对性。我不仅学习了无线电的收发,电话机、耳机、交换台、步话机的使用和简单维修,还学会了旗语、空投联络布板的方法。特别是布板技术,这是后方的飞行员与通信兵才知道的机密。
老人在饭桌上,用纸巾示范白布板的符号意义。这个四角,表示空投场所在的边界标识。下方的符号,用于空投场周边。竖立箭头表示方向,横着的3条,表示300米。为了保密,这些符号只被通讯兵和飞行员掌握,且随时有变化。
布板的符号和排列方式,都有专门的讲究。否则,被日本人学去了,岂不帮了倒忙?每隔一段时间,布板方式就会修改、调整。有了变化,也只告诉通讯排。在后来的丛林战中,布板联络,在补给、运送伤员、情报传递等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受训结束后,我调回团部直属的通信排总机班,先后任中士、上士。总机班是串联师与营连的通讯中转站,开战之后,我就跟着团部行动。通信排的其他战友,就分配到营、连、排的作战单位中,通过电线与我联络,传递指令和讯息。
1943年底,部队集中到印缅边境的雷多森林中,学习森林战。步兵学习丛林搜索和战斗,我学的作战技能,和以前都差不多,主要是适应丛林
责任编辑:振中 最后更新:2019-03-16 09:3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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