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北）王镜涵
2019-07-20 11:18:03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点击：  复制链接

　　王镜涵，1917年生， 安徽宿县人 现居淮北市北山巷。

　　1937年在蚌埠弃学后入黄埔西安王曲七分校第15期2总队【总队长李正先】女生队【队长徐康民】通讯科学习。 1939年5月，毕业后分配到电台工作;后调任西安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任电台台长，直至解放;

　　1954年，任宿县灵璧三山小学教师;

　　1958年，任灵璧西寺坡中学教师至退休。因儿子在淮北工作就在淮北定居。现2300元/月。面色红润，身体尚健康，但有点耳背。胞姐王之英和老伴都是黄埔军校毕业的，但都已离她而去。好在有一子一女，且第三代成绩斐然，孙子和孙女都在济南空军退役，外孙女在上海音乐学院毕业，是美国休斯敦乐团小提琴手。

　　忆七分校的女兵生活

　　黄埔七分校 王镜涵 撰稿

　　黄埔七分校女兵-王镜涵

　　1937年的严冬，我和胞姐王之英在蚌埠报名加入第十七军抗日学生军，报名后就随军出发，途经怀远、凤台等地到达寿县，沿途继续有男女爱国学生参加。

　　在寿县参加了军校入学考试，我姊妹俩均被录取，并编队徒步西上，目的地是陕西古城凤翔。每天起早带黑长途跋涉，鞋袜穿通，脚底皴裂，夜则麦草铺地，和衣而卧，寒冷彻宵。这些对我们刚离校门的女生来说，确实是良好的磨练。行至河南信阳，乘火车到达陕西虢镇，下了火车复又步行抵凤翔县城。我们女生编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十五期二总队特科大队女生队，驻地先是北仓，后迁文庙。

　　入队后，很多同学虽不相识，但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志愿走到一起来的，所以都无比亲热，迅速地熟悉起来。同学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以安徽江苏两省较多，其次是山东、河南、河北、湖北、贵州、上海等省市，还有来自朝鲜的女学生。年龄最大的未超过2l岁，最小的十五六岁。文化程度最高的是大学，其次是高中、后期师范、简师、初中等。

　　全队有190人左右，分三个区队九个班。第一、二、三区队长分别是邹毅、徐景新和蔡震，后调换的几位有王者起、周大年等，他们都是前期的学长。班长的产生是队长从学生中指派的，第一区队有孙国芳、张秀梅等。第二区队是姜玉英、张绍轩和我，第三区队有李云侠和现居台湾的周淑琴等。区队长主要负责各区队军事训练，班长在训练中先走一步，负责本班军事训练和内务管理等事宜。

　　为了加强纪律和生活上的管理，由同学中年龄稍长、有工作能力的朱法、李慕兰等分别担任一、二、三区队的助理员，负责同学们的事假、病假和例假。有事必须经助理员批准，否则谁也不能随意行动。

　　我们的队长是徐康民，抗日战争前系安徽省立滁州中学教师。政治指导员肖石光，是武汉分校女生大队的。大队长是四期学长梁春涌和五期学长王应尊。总队长先后是李飞先、罗历戎、李用章等，都是先期的老学长。

　　编队后，我们脱去红装换武装，长发辫子一律剪成齐眉小分头。春夏秋季发黄绿色军衣和距膝约一拳的短军裤，下打绑腿，头着军帽，腰系小皮带，脚穿草鞋、黑布袜。军装领内钉有白领布，黄绿色的领口内露出一丝白领，显得格外整洁美观。在军装的翻领上分别钉有圆形兰底白字的“军校”、“学生”领章各一枚，严肃，庄重。秋季军装都是呢料的，鞋是深筒黄色皮鞋。冬季是黄绿色棉服，黑色深筒布棉鞋。洗脸盆是黄铜制造的，洗刷用具都放在院内石台上。每月还发给点零用钱。

　　我们每人发捷克式步枪一支，要求牢记个人的枪支号码。在战争年代里，听课没有课桌，发给每人一块两用图板，一面钉上绿色布袋，备装学习用品，另面是黄红色油漆面。上课坐马扎，图板放在腿上，就是个轻便平稳的书写板。

　　平日三餐，主要有小米粥或小米稀饭、面条、杠子馍等。菜，大都是萝卜、豆芽、白菜、土豆等。每隔一定时间打一次牙祭，同学轮流采买监厨，每当打牙祭时，戴红袖章的采买同学，经过我们身边，微笑着向我们点头示意，好象说，“你们好好出操，我去给大家买好吃的去”。菜盆饭碗都是彩色搪瓷的，用后洗刷干净，将碗口向下重叠放在菜盆里置大厅桌上，既卫生又整齐，远处看去好象是一盆盆素雅的盆花。开饭是有一定规则的，就是每次开饭都由值星班长喊一声“开动”，此刻师生才就地蹲下，鸦雀无声地吃起来。因为进餐的时间是有限制的，所以细嚼慢咽的女子习气早已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军训开始，分入伍期、军官教育和专业学习三个阶段。入伍期三个月中，操场制式教练较多。训练极为严格，每个基本动作，都要做到准确、踏实，达到要求。

　　如“立正”这个动作要领中要求两腿挺直、小腹收缩、挺胸、两眼睁大向前平视，不得马虎。操练时区队长巡视各班，有时从同学身后向同学腿部突踢一脚，以试探同学的双腿是否挺直有力。为了学好过硬本领，大家都认真接受队长的严格检查。军官期的一年，在此期间战斗和野外训练都从单兵到班、排、连教练。还做了夜间紧急集合训练。课堂上的课程有典、范、令、夜间教育、野外勤务、内务规则等。教程有兵器学、战术学、地形学、筑城学等等。学与练密切结合，如学习射击教范后，就实地操作三角瞄准、实弹射击，要求在实弹射击中弄清楚自己枪支特点，修正射击上的偏差，力求提高对目标的命中率。配合军事训练，我们还学会了骑马、开汽车、打旗语、放灯语等技术。政治课也与军事课一样重要，课程有总理遗教、列强侵华史和政治经济学等。通过学习，同学们激发了爱国热情，坚定了苦学军事和抗日报国的意志。在艰苦紧张的军训中，我们学完了应学的科目。

　　专业学习分军事、政治、通讯、卫生等四科。同学们可任选一科。姐姐选学军事，我选学通讯。通讯科教官有蔡剑秋、董应武、曹克明等。教程有电学原理、无线电收发报机的装配和修理，以及无线电收发报的技能等。同学都废寝忘食地努力学练。专业课程结束，奉命开到西安战干第四团待命举行毕业典礼。此时唯有通讯科学生仍继续争分夺秒地抓紧时间操机熟练。可恨的是敌机轰炸甚为频繁，每有空袭，教官就率领我们跑到野外林问或西安大雁塔架机实习，大家把对日寇空扰的愤恨，化作刻苦学习的动力而倍加苦练，以期有过硬本领抗日报国。

　　1939年5月举行毕业典礼。我们穿上了军官服，挎上武装带，配上校长蒋中正赠给的佩剑，拿着派令，个个精神抖擞，纷纷奔赴所分配的单位，参加抗日救国工作。当时，我姐姐分配到西安战干第四团任女生队会计班的区队长，我被分配到七分校校部无线电台，先后任见习生、报务员、凤翔分台台长等职。

责任编辑：振中 最后更新：2019-07-20 11:2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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