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巨大的人口损失
首先我们援引一组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的数字,感受一下这种震撼:中国抗战直接人口损失可累计之估计数为2062万人,合可累计之战争直接伤残人口,军民伤亡最低限为3480万人;同时,合战时失踪被俘等项数字,战争直接给中国造成的死亡、伤残及失踪等项人口损失共计超过4500万人;而从人口损失的角度看,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损失总数应在5000万人以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伤亡人数最多的国家,没有之一。
(一)伤亡官兵:381万
提到战争,人们最先联想到的就是军人。据海外史学家考证:在历时八年的抗战中,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组织了22次大规模战役,1117次重要战斗,小规模战斗达3.8万多次,消灭日军累计233万人(据国民党自己公布的是518万人)。国民党军队官兵伤亡3211419人,因伤病死亡、残废、逃亡者达1380957人,损失飞机2468架,伤亡驾驶员4768人;共产党领导的武装伤亡60万人。抗战过程中,尤其是中国极度缺少外援的前四年,整体呈现一种敌强我弱的态势,中国军队在武器装备和单兵素质上都逊于日本,死伤极为严重,这其中最为惨烈的当属淞沪会战。
作为抗日战争中国正面战场22次会战中少数规模最为庞大的战役之一,淞沪会战中,中日双方参战的兵员总数达近百万,几乎调动了当时全国所有兵力的1/3。而随着日本军队的不断增兵,其参战部队总兵力达到25万人左右,调动规模也是史无前例。
以中国军队中最精锐的第98师为例,在仅仅18天的作战中,伤亡达4960人,几乎占全师兵力的62%,其中仅阵亡的营级以下军官就达约200人。陶峙岳为师长的第8师并非中央嫡系部队,进入淞沪前线时,其装备甚至仍为20年代的汉阳造步枪为主,全师根本没有重型武器。然而在淞沪战场,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部队,全无派系争斗中的推诿,全都抱一死的守土职责。第8师参战近3星期,全师作战人员从参战时的8000余人减员至700人!在战争最为激烈的蕴藻浜战场,第78师467团迎击渡河日军,1个连在10分钟内就全部阵亡!
战争中先后有数十位少将甚至中将阵亡,甚至有中国高级将领因为失去阵地而毅然自杀成仁。战后何应钦在回忆中记载,淞沪会战中,“我军消耗竟达85师之众,伤亡官兵333500余人”。
“我们一天要消耗一个师!”参加过淞沪会战的劳声寰说,“我们装备不如他,我们的空军有250架,对方是3000多架,在上海的黄浦江上、长江口,日军有4艘航空母舰,黄浦江和长江有一百多条军舰。我们250架飞机对3000多架飞机,怎么打啊?”“头一仗我们的旅长就阵亡了,除了师长以外就剩下旅长,一个旅管两个团,师长都要到前面督战,后来他们都牺牲了……你想想,我们的牺牲有多大……”当年淞沪会战的军官易谨与劳声寰都已是耄耋老人,回忆往事,两位老人都泣不成声。
88师师长、后升任72军军长的孙元良后来回忆,他们一个师15000人左右,到最后,只剩下不到1/3。“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三个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持五个小时死了2/3,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这是曾任第三战区司令官冯玉祥的一段话。
“战事初起,国际人士一般认为,”,曹聚仁曾这样写下当时国际社会对淞沪会战的看法。但中国军队恰恰通过这样的浴血奋战赢得了国际社会尊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埃文思·卡尔逊(Evans Carlson)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特使1937年8月抵达上海时,正值炮火连天。一个月后,他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信里这样写道:“我简直难以相信,中国人民在这样危急的时刻是那样齐心协力。就我在中国将近十年的观察,我从未见过中国人像今天这样团结,为共同的事业奋斗。”
(二)伤亡百姓:2400万
而若以伤亡人口的主体来看,直接与日本侵略者正面对抗的中国官兵却只占了较小的比例——占全部中国抗战直接伤亡人口的27.61%,而含劳工在内的平民遭敌残杀致死致伤者则共计近2400万人,占伤亡总数约68.25%,是抗战期间蒙受人口伤亡最严重的主体。
1、死亡工程:“只见劳工来,不见劳工出”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中国征调了数量及其庞大的劳工,大多集中于自然资源和矿藏丰富的地区,或修筑防御工事,还有部分被强掳至日本。其中,于中国东北驻扎的日本关东军所驱使的中国劳工是极具典型性的一批。
据《日本关东军对苏战略与苦难的中国劳工》一文的作者考证:日伪通过“行政输出”、“勤务奉公”、“国民皆劳”、“紧急救劳”等各种途径,每年役使中国劳工达200万之多,其中有40~50万左右劳工是在皮鞭、棍棒、刺刀威胁下从事着危险、艰巨、沉重的军需劳役。
这些劳工的境况是十分悲惨的,其中日本关东军主持修筑的“东方马其诺”防御工事更是用百万中国劳工用生命筑成的“死亡工程”。
“只见劳工来,不见劳工出”是众多要塞外围劳工和知情人及日本老兵们当年亲眼目睹的事实。现今,只有一名海拉尔要塞群中敖包山(日本资料中称安保山)要塞劳工张玉甫留下了一份难得的自述材料。这也说明,日本关东军为防泄露绝密,杀人灭口的程度达到举世罕见的地步。否则,14个要塞群中的数十万“内围劳工”不可能只有一人幸存。
张玉甫说:“日本侵略军逼着我们给他们修炮台、山洞等工事。我们干的是挑沙子、拌水泥、灌水泥等繁重的劳动,住的是四处透风的席棚子。海拉尔二三月的天气,十分寒冷,日本人也不给我们被褥,睡在硬木板上;每天吃的是两顿带不少壳子的高粱米粥;每天得从天亮干到天黑,夏天天长,一干就是十八九个小时。干活时稍微慢了一点,监工的棍棒、枪托劈头盖脸的打来。我在郑家屯认识一个老乡,干了一个多月就被折磨死了,还有一个劳工受不了这比牲畜还不如的待遇,逃跑中被抓回来,当天晚上,日本鬼子把我们劳工集合起来,当着我们的面活活地把他打死了。”
繁重的劳动,非人的待遇,很多身体很棒的小伙子很快就累垮了,生病了,但只要还能动,就强迫你去干活,实在动不了了,就到病号棚。日本人欺骗劳工说,送去隔离,以免传染。实际上送进病号棚,就等于送进停尸棚。据我所知,当时没有一个人能病好后回到工地。
埋葬劳工的“万人坑”,用铁锹铲下不到一尺的沙土,便露出了一层层白骨。各种形状扭曲、纠结在一起的白骨,有的被粗铁丝从肩胛骨穿过,五六个人连在一起,面不着地,头插到下面的白骨中;有的头颅上有弹洞,是被枪弹击中;有的被用铁丝捆着,头部断裂,似被棍棒枪托打击;有的缺胳膊少腿,嘴形张开,似被埋时在高声呼叫……其状之惨,令人目不忍睹。
2、“潘家峪惨案”:让职业记者精神失常
日军对手无寸铁的普通中国百姓所犯下的罪行则更是令人发指,死于日军屠刀之下的老弱妇孺遍地皆是。除去国人皆知的“南京大屠杀”,日军在“扫荡”政策开始更是罄竹难书。今天人们尊称沙飞为"中国第一红色摄影师"。抗战开始,26岁的沙飞就毅然投身到战争的最前沿,然而,几年以后他竟然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是什么样的刺激导致这位职业摄影记者精神失常呢?这就是著名的“潘家峪惨案”。以下是村里幸存者的珍贵口述资料。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0-10 14: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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