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
2021-08-18 09:37:50  来源：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  点击：  复制链接

　　北京是世界著名的文化古都，长期是中国封建统治的政治中心。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久，又成为北洋政府的统治中心，并一度是中华民国首都。1928年，中华民国首都南迁后，北京改称北平，但仍为北方政治、军事、文化中心。华北是日本侵略者继侵占中国东北后的又一个重点地区，北京及华北在日本侵华战争中蒙受了巨大灾难，是全国遭受损失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已经70余年，结束也已60余年，但由于种种原因，有关北京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的资料发掘仍很不够，缺乏系统、全面的统计和定量研究，难以反映历史的真相和全貌。抱着对逝去及活着的先辈负责的态度，抱着对后代子孙负责的态度，抱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我们进行了这项艰苦的调查工作。

　　(一)调研工作概述

　　为了弄清抗日战争时期北京地区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自2005年10月至2009年，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市档案局(馆)、市文物局、市民政局、市地方志办公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首都图书馆八单位组成联合工作小组，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抗日战争时期北京地区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查”工作。我们通过下发通知、安排培训、重点指导、经验交流、集中查档、联合调查等方法推动工作的进行。北京市联合工作小组的8个单位及18个区县的史志、文化、档案、图书等工作部门，北京重点高校、重点厂矿及相关单位共2700多名工作人员参加了资料搜集和实地调查工作。

　　搞清基本史实是本次调查的前提，坚持科学的工作方法更是重要保证。抗战损失调查涉及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统计学等诸多学科，特别是定量研究的难度很大。由于历史原因，有关北京地区抗战损失情况的资料十分零散，给调查带来了很大困难。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只要遵循科学的方法、抱着严谨的态度、厉行求实的作风，就可以最大可能地接近历史的真实。

　　1.对既有调查和研究的回顾

　　已有北京抗战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的资料大体来自三个方面。

　　(1)战争中的报道和统计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京随即沦陷。8月，国民政府内政部即针对日军飞机空袭中国不设防城市的暴行，通令各省市政府及时调查日军飞机轰炸情形，搜集证据。但在日军统治下的北京，不可能进行中方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统计。

　　对日军军事进攻及暴行所造成的中国人口伤亡的调查、记录与揭露，大体上是由新闻记者、参与对日抗战的中国官兵、幸存的日军暴行及惨案的目击者、战区内的一些外国记者、国际救济机构、某些学术机构及地方政府机关进行的。比如当时的《卢沟桥之战》《铁蹄下的平津》《北平突围血腥录》《人鬼混杂的北平城》《陷落后的平津》《北方烽火震惊了中国和世界》《从丰台事件到卢沟桥事件》《卢沟桥事变的因果》《卢沟桥事件纪要》《烽烟中的故都》《坚决保卫平津华北!坚决抗战到底!》《在北平暴日狱中的见闻》《华北沦陷区敌伪之劳工统制》《敌伪实施“强化治安运动”之概况与分析》《创造与发展冀热察边游击队的平西根据地》《华北敌后——晋察冀》等报刊上的文章或小册子都比较及时、客观地记录了日军在北京地区烧杀屠戮的罪行。

　　(2)抗战胜利后的调查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颁布了《抗战损失查报须知》，要求各省市查报抗战损失。1944年2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成立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也有人口伤亡与财产损失的统计。抗战胜利后，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阵营内的盟国成员即着手展开对敌国要求战争赔偿事宜。1945年11月，为对日索赔，行政院成立的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改为赔偿调查委员会。1946年10月，又改为行政院赔偿委员会。行政院颁布《抗战损失调查实施要点》，明确划分中央各部会及地方各省市县机关的调查职责、调查事项，并限令各级机关于3个月内将调查结果呈报完毕[1]。

　　目前搜集到的北京抗战损失的上报资料，最早是1945年12月，最晚为1948年8月，北平市警察局上报的资料最为系统。就现辖区域看，北京城区和近郊区的人口伤亡及市营、民营财产损失的调查资料基本齐全，而10个远郊区县的资料零星而分散，缺失严重。抗战胜利后，到北京进行接收的国民党军政机关众多，中央与地方、军方与非军方、地方与地方之间接收的指令不明确，对日本长期统治北京的情形未及全部掌握，故人口伤亡的调查不够广泛、准确。如1946年7月初，北平市警察局在呈北平市市长熊斌的报告中认为：“当经统计多项损失数目，计人口伤亡40余名，以为数过少，恐有脱落，复经饬查续报，总计人口伤亡约299名。”[2]对于人数少的原因，1946年7月11日，北平市警察局局长陈焯的《沦陷地区损失情形报告表》中是这样报告的：“人口伤亡，根据市民填报者为三百零一名口，其未从填报者尚未不知凡几。”表中的其他损失项目记录：“毁坏企业：无”，“开采资源：无。”[3]上述报告与实际情形显然是不相符的。从本次调查看，在北京城区仅1943年因日军播撒霍乱菌而造成死亡人口就达千人以上。尽管如此，60多年前，国民政府的抗战损失调查是一次有组织、按系统的调查，资料相对完整，是本次调查的基本依据之一。这些调查资料大部分至今仍保存在台北“国史馆”内，北京市档案馆内也有少部分的保存。

　　与此同时，北京远郊区当时所属晋察冀边区也进行了抗战损失的调查工作。至1946年1月20日，编制出《晋察冀边区八年敌伪烧杀抢掠统计表》[4]及《冀东区八年来敌伪烧杀抢掠统计表》[5]，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京部分远郊区县的抗战损失情况。

　　(3)新中国成立后的调查和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了《卢沟桥事变》《卢沟桥事变与华北抗战》等书籍，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文史资料选辑》陆续发表了七七事变的亲历人、宛平县专员王冷斋等撰写的《卢沟桥抗战纪事》等文章。1958年，北京大学历史系师生为编写北京史(现代部分)，摘录了抗战时期的报刊资料。历史系教师访问了陆平等曾在平郊抗日根据地战斗过的老同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师生编写出版了《门头沟煤矿史稿》。1963年，为了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北京各行各业撰写了大量村史、家史、社史以及各种专题史，出版了《北京四史丛书》。其中，《北京清河制呢厂五十年》《海淀血泪仇》《贫农家谱万代传》等书籍，客观上搜集了北京抗战损失的部分资料。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自20世纪80年代始，有关方面陆续影印出版了《生活》周刊、《晋察冀日报》等抗战时期的出版物。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了《七七事变》。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了《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日伪统治下的北平》《抗战纪事》《日伪统治下的北京郊区》等资料和回忆专辑。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北京党史部门编写的《北京革命史回忆录》《在抗日救亡的洪流中》《七七事变前后北京地区抗日活动》《北平抗日斗争史资料选集》(上、下)、《北京地区抗日运动史料汇编》丛书、《七七抗战》《侵华日军在北京地区的暴行》《北京革命史丛书》等书籍，都有部分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内容。其中，《侵华日军在北京地区的暴行》一书，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主编，由各区县党史办调查后供稿，翔实地反映了侵华日军在北京地区犯下的主要暴行。当年战斗在平郊各根据地的老领导、老战士陆续撰写文章，还出版了《燕山儿女》等书。北京市档案馆编辑的《日伪在北京地区的五次强化治安运动》(上、下)中，披露了少量国民政府当年抗战损失调查的档案资料。这期间，研究日军侵略华北、北京的文章和书籍也陆续出版，《北京人民抗战八年》《抗战时期日本对华北经济的统制和掠夺》《日本对华北沦陷区的金融控制和掠夺》《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华北的经济侵略机构：华北开发株式会社》等开始深入研究日军对北京经济掠夺的罪行。1995年，北京市档案馆从所藏国民政府河北高等法院的档案中，汇集了北京等地人民受日军迫害的人证资料，编辑出版了《日本侵华罪行实证——河北、平津地区敌人罪行调查档案选辑》(上、下)一书，集中披露了日军的罪行。

　　1995年始，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展开北京市九五社科规划课题《沦陷时期的北平社会》的研究工作，侧重对日伪政权在政治运行、经济掠夺、文化侵略等方面的研究。发表了《沦陷时期北平日伪的金融体系和掠夺手段》《沦陷时期北平的农村经济》《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城市经济的掠夺与统制——以北京沦陷区为例》《破坏、高压与反抗——沦陷时期北京文化界面面观》等论文，运用大量史实和数字说明日军对北京经济掠夺、文化破坏的历史真相，日军对北京进行殖民统治和掠夺社会财富的研究由此向前推进了一步。

　　2.本次调研的过程和方法

　　2006年2月下旬，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牵头，课题组召集相关系统的工作人员110多人，举办了“抗战时期北京地区人口伤亡与财产损失调查”培训会议。会上，各级领导进行了动员，在京抗战研究专家介绍了全国抗战损失的研究现状和调查统计的方法。会议要求各单位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和科学的调查方法开展这项工作。

　　培训会议后，各单位从摸家底入手，对战争爆发70余年来的相关文献资料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和排查。5月，各调查组到北京市档案馆集中查阅本系统、本单位的档案资料。5月中旬，课题组召开全市经验交流大会，请调查工作开展顺利的单位介绍先进经验，发挥典型引路的作用。课题组多次深入基层进行指导，以利工作在正确方法指导下的快速推进。为避免重复劳动，提高工作效率，调查人员组成多个小组，赴石家庄、张家口、天津、南京等地档案馆搜集、查阅北京抗战损失的资料。2007年4月，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档案馆联合组团，赴台湾搜集北京抗战损失的档案资料。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有过几次人口外迁，几十万老北京居民离开北京城区;近年北京城市建设发展迅速，房屋拆迁、人口迁移，很多当年的建筑和事件发生地已经了无痕迹;由于时间久远，大部分历史亲历者过世，给调查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但我们仍然特别注重对历史事件亲历者及高龄幸存者的调查访问，并把实地调查作为这次调查的主要方法，把调查搜集到的第一手资料作为主要依据之一。课题组人员在各区县乡镇、街道对70岁以上的老人和知情者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调查。房山、怀柔两区还通过组织严密、方法科学的入村入户调查，获得了确凿的口述资料和具有法律依据的调查实证。两区地处北京的西南和东北，基本可以代表远郊区县抗战时期的基本情况。

　　3.资料的来源和分类

　　本次抗战时期北京市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的调查结果来自多方面的调查和科学研究，我们力图构建一个比较科学的系统，为的是最大可能地接近历史真实情况。

　　(1)文献档案

　　本次调查的核心资料来自多家档案馆和图书馆，如：国家图书馆、北京市档案馆、首都图书馆、河北省档案馆、天津市档案馆、大连市档案馆、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北“国史馆”、台北“中央研究院”，以及北京各区县、大专院校、社科院等单位的图书馆、档案馆、方志馆，从这些部门共查阅档案15503卷，复印资料14486页。

　　(2)实地调查

　　战争过去了60多年，亲历战争的人越来越少。但历史证人的口述证词仍是本次调研的主要依据之一。本次调查，走访了证人2992位，获得证人证词2000余份(部分拍摄了录像资料)。如房山区有1257名工作人员，他们以76岁以上的老人及相关知情人为调查对象，对462个行政村进行了入村入户调查，共采访1433人，获得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证明材料2179份，每份表格都有当事人或其后代的手印、本村的印章，使得调查有了法律证据。怀柔区组成48人的工作小组，工作人员翻山越岭、走村串户、口问手记、登记造表，对14个乡镇、285个行政村逐村调查。工作人员以村为单位，召集1343位70岁以上老人进行座谈，请他们回忆亲历、亲见、亲闻的历史事件，获得了大量一手资料，印证了相关线索和重大事件。其他各部门也在本区县、乡镇和街道或在本系统内访问了抗战老战士、幸存劳工和知情老人。

　　(3)科研成果

　　对北京抗日战争的研究已经进行了几十年，几代学者进行了不懈努力，留下了不少有价值的资料和成果。这次调查尽可能运用了已有科研成果，这些成果为本次调研报告提供了科学的架构和理论的支撑。

　　(二)全国抗战前北京的基本情况和本次调查的时空范围

　　1.抗战前北京社会经济概述

　　北京位于华北平原北端，素有“北依长城，南望鲁豫，左凭渤海，右跨太行”之称。北京有近千年的建都史，一直是封建统治的中心。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于4月18日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1928年6月，国民政府建立北平特别市。北平虽失去首都地位，仍是北方政治、文化中心和军事重镇。

　　从1928年到全国抗战前，中国政治多变，经济的发展使城市化水平加快，工业年均增长率保持在9.3%的水平，出现了北平、天津、上海等百万人口的大城市。1928年，北平开始实行正规的市政府建制。自此到全国抗战前，是北平从封建都城向现代化城市迈进的关键时期。其间，城市各方面都有了一定的规划，城市的市政建设、教育、文化艺术也是发展较快的时期。

　　就经济而言，“拥有悠久历史、渊博文化、便捷交通、丰富物产之北平依然保持其140万人口之消费者，中有三万余商肆、14万余商人，700余工厂、7万余工人，6万余独立劳动者及难以数计之各种肩贩、浮摊、家庭工艺同营，生产交易劳力生活，信乎其占有工商号上之深厚基础与优越地位乃平市珍贵之蕴藏。”[6]

　　北平地区的冶金工业以石景山钢铁厂出现较早，规模也较大，是本市冶金工业的主要基地。1928年国民政府统治北平后，石景山炼铁厂和龙烟铁矿一起被“收归国有”，改名龙烟矿务局。因首都南迁，市政经济入不敷出，重工业发展十分有限，先后有永增、海京、升昌、慈型等几家小工厂建立起来[7]。

　　北平的轻工业发展较快，织布、针织、毛巾、地毯等工厂和小型作坊陆续开工约200家，其中包括百人以上的、拥有布机50台的聚祥织布厂和拥有近百台机器的华兴织衣公司等。造纸、制革、面粉、缝纫、玻璃、洋酒、汽水等轻工业也有新厂出现，振北制革厂、双合盛啤酒厂均系此时建立。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在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爱国高潮下，因东北的一些官僚逃到关内，北平的民族工业有一些发展，开办了如燕京造纸厂等不少中小型企业。到1936年为止，北平有注册工厂31家。

　　2.北京的地域

　　本次调查，主要以北京现辖18个区县为主。抗战胜利迄今60余年间，1949年、1956年、1958年北京的行政区划有三次大的变动，地域范围逐渐扩大。

　　全国抗战前，北平的行政区域包括内城6个区，外城5个区，东西南北4个郊区，四面与河北省相邻。市界东至东坝、大黄庄;西至香山、三家店;南至大红门，北至清河、立水桥，东西长38公里，南北长30公里，全市面积为718.687平方公里。现在的10个远郊区，当时大多属河北省管辖，有的属察哈尔省。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人民解放军规定了北平军管会的权力范围：“东至通县，西南至长辛店，北至沙河的辖区”，市域扩大。

　　1956年，昌平区划归北京市;1958年，通州、顺义、大兴、良乡、房山、平谷、密云、怀柔、延庆、门头沟划归北京市，形成今天北京地域的基本格局[8]。现在北京辖区为16808.9平方公里。

　　3.时间界定

　　本次调查的时间：主要以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到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的8年为主。需要说明的是，日军对北京局部地区的占领和对人民的屠戮早在1933年长城抗战时即已开始，因此，本次调查对远郊区县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按照历史发生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前溯，如密云、延庆、昌平等地的调查统计上限于20世纪30年代中期，因此，不少地方调查抗战损失的时间实际为12年。

　　4.人口

　　以北京现辖区域统计，1936年，北京城近郊区人口为1533083人，10个远郊区人口为1938476人，共3471559人。沦陷期间的1942年，北京的城区人口为1792860人，1943年到1945年连续下降，1944年只有1639090人，人口骤然减少153770人。1945年，北京市域的人口为1650695人，其他远郊区县的人口资料缺失[9]。

　　(三)日本侵略者在北京的主要罪行

　　日军对北京的侵略，阻遏了北京社会的正常发展。8年间，日本侵略者对北京的统治是残暴的，而人民的反抗也从来没有停止过。杀戮、破坏和掠夺是日军在北京犯下的主要罪行。

　　1.杀害抗日军人和平民

　　从1933年到1945年，在长城抗战、南口抗战和八路军在平郊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战期间，中国军人有大量人员伤亡。

　　为了维持日伪政权在北京的殖民统治，华北地区日伪政权的重要统治机构聚集于北京，城区是日军在华北殖民统治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当时日军驻北京及其西部地区的部队有藤田独立15旅、日本中国驻屯军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日军特务机关、日本宪兵队等[10]。日军的武装机关及日伪新民会遍布城市和郊区监视人们的言行。他们广设监狱，对抗日志士酷刑折磨，肆意杀害。他们用清查户口、突击检查等方式拘捕抗日人士、无辜百姓，施以酷刑，任意处置。

　　除了最初日军军事进攻中造成抗日军人和平民伤亡，从1941年3月到1942年12月，日军连续在华北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尤其对抗日根据地反复“清剿”。日军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制造了密云潮河关、密云孟思郎峪、门头沟王家山、平谷鱼子山、丰台米粮屯、房山二站村等100多起集体屠杀惨案。无辜平民成为日军杀戮、奸淫、伤害的对象。日军杀人手段残忍、种类繁多，大量人口伤亡多数是在这种“清剿”中发生的。

　　2.破坏土地，强占、烧毁房屋

　　在城区，日军强占原国民政府机关驻扎其军政机关，占用许多公房和民房建设兵工厂、仓库、医院，或霸占房屋地产为其所用。

　　在郊区，日军修筑封锁沟，建立炮楼碉堡，平毁村庄，沿长城一线制造“千里无人区”。还在无人区制造了大量“集团部落”，使千百万农民过着没有基本生活保证、失去人的尊严的现代奴隶生活。

　　3.抢夺物资、财产和文物

　　为了掠夺中国财富，日军用公开或隐蔽的手段掠夺金融资本，“征用”或抢占国营或民营企业，盗采矿业资源。

　　为软化中国人的抗战意志，他们在北京城区开了几百个大烟馆、白面馆，以毒害百姓，攫取财富。

　　日军强占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著名高等学府，掠毁世界级的文物，破坏重要文化设施，北京的文化事业遭到空前浩劫。

　　4.实施细菌战

　　日军1855部队在今世界文化遗产天坛等处研制细菌武器并用于华北战场;为了检验细菌武器的威力，竟播撒霍乱细菌，横夺无辜市民的生命。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1-08-18 09:3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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