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毒品在唐山的泛滥
2018-05-17 10:36:16  来源：唐山抗战伤亡损失纪实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战时期，日本侵略都对中国人民的摧残，除暴力上的伤害，更以摧毁精神意志为目的，最终实现它独霸中国的野心。在刺刀下生长的鸦片，其实就是当年日本侵略者寄予厚望的殖民工具，它的杀伤力是全方位的，奴化经济和虐杀战俘、埋藏化学武器一样，都具备恶劣的延伸效应。现将唐山城乡在日本侵华期间关于罂粟的种植、毒品的来源、烟馆的设置与分布及造成的灾难予以剖析。

　　一、罂粟的种植

　　历史上的唐山是因开滦煤矿而兴起的一座沿海工业城市，因北宁铁路而沟通南北，其机车制造业、钢铁业、纺织业、水泥业、盐业十分发达，加之丰富的矿产资源，即除煤矿外，还有迁安的铁矿、遵化、迁西(原属迁安)的金矿等。这些矿产资源使日本侵略者早已垂涎欲滴，他们在建立政治、经济等统治秩序的同时，又把唐山作为鸦片等毒品的销售市场，并在部分区域指定种植罂粟。他们废除中国政府颁布的禁烟法令，大开烟禁，实行种植、制造、销售(含走私)一条龙。早在1932年，伪总务厅长官驹井德三曾在报上发表文章说：“鸦片是‘满洲国’人民所喜欢的东西，政府为适应人民需要，将来由政府专卖，准许栽培罂粟和吸食鸦片。”另外伪满政府在1933年11月30日发布的《鸦片法》中对鸦片的吸食、种植、制造、买卖及违规处罚都做了具体规定，其中一款明确规定：“鸦片的种值必须得到政府认可。”

　　罂粟的种植在唐山并非空白，唐山市禁烟局于民国33年(1944年)5月9日呈报华北禁烟总局的《唐山市禁烟局造报三十年度拔除烟亩已退未退执照费明细表》中显示，当年在唐山辖区共拔罂粟1934.32亩，其中各县亩数分布情况见(表一)：究其拔除烟库的理由是：“因特殊关系(现应理解为特殊原因)被勒令拔除或被军队占用或被匪人铲除。”那么表中所列区域在当年乃至在日军侵华期间究竟种植罂粟多少亩，暂作为未知数。但根据当时《河北省三十年度(1941年)种植罂粟地亩征费实施办法》第二条：“河北省境内栽种罂粟地亩除冀东地区外，以十万亩为限，但冀东地区在本年度业已播种之地亩，免其拔除。”第四条：“唐山禁烟分局管辖区内已经播种地亩，征收之栽种执照附加费也依前款办理。”其所说的前款规定内容是：“……每市亩征收执照费国币十二元，省公署征收附加费八元，但超过十万亩以外之地亩，由禁烟分局函知省公署征收罚款，每市亩20元。”据此，唐山辖区种植罂粟亩数绝非一般。

　　表一 唐山市禁烟局造报三十年度拔除烟亩已退未退执照费明细表

　　币种：国币 单位：元

　　以丰润、遵化两县为例，丰润县1941年度拔除烟亩为419.17亩，有资料记载：“丰润种植罂粟以小河沿一带(现属丰南辖区)所产最佳，是为‘宣土’。”遵化县因其特殊的行政区划(当时冀东22县中的兴隆即为设在遵化境内东陵地区的兴隆办事处)，“历史上与口外的青龙、平泉、兴隆、承德等县贸易频繁，依赖性、互补性很强，遵化人、玉田人在承德、平泉落脚经商者颇多。遵化县直接受到热河省大量种植、收售、制作、贩卖鸦片的严重冲击和影响。日伪政府除允许某些人开设鸦片膏店外，还允许某些人在城南牤牛桥用几十亩好地种植大烟，城南大草店的闻广富还在口外买地种过大烟”。“遵化禁烟局狠抓种植鸦片的口外兴隆办事处所辖的山区，意在堵死口外毒品产地、收集、加工这条线。孰知地域广阔的兴隆男人女人都会种大烟、割大烟，遵化禁烟局把主要精力放在口外花费人力、物力，结果收效甚微，反而放松了县内眼皮底下的禁烟工作”。1941年度遵化县拔除烟亩仅为6.06亩就是例证。

　　至于唐山辖区种植罂粟的面积、产量、销售等情况，暂无资料说明。

 

　　二、毒品的来源

　　毒化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毒害人民的一种罪恶手段。在中国，哪里有日本人，哪里就有吗啡，日本娼妓所到之处，亦即吗啡所到之处。20世纪初，烟毒始流入唐山，至40年代已遍布唐山城乡。据查，日军侵华期间，唐山市毒品来源基本三种渠道，一是大宗走私和小额贩运;二是开辟鸦片生产基地，实行伪蒙疆地区鸦片配给;三是官办贩毒。

　　1、大宗走私和小额贩运

　　为扩大毒品销售，日方除在中国各地开设烟馆和到处兜售毒品外，还在官方操纵下，进行有组织的贩毒活动，“日本人在冀东的毒品走私活动，从1933年春开始猖獗起来。当年5月31日，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冀东22县被划为非武装区域。自此，华北门户洞开，为大规模毒品走私提供了条件。唐山在事变前，原有商办长途汽车开往其他各市县镇，后因各地先后失陷，各载重汽车亦随军西退。待协定签订后，战区各县收复，各汽车行之车辆少有发还，唐山各种货物滞销，百华跌价，旅唐日韩侨民见此有机可乘，纷纷组织起长途汽车行，载运客货，直达各县。因在战区，故无人干涉，沿途无人敢加检查，日本人更进一步，‘公开包运吗啡、鸦片、海洛因等违禁品，彼日车行等竟定有包运市价，保险无差，因之各县地痞无赖又得而便于包运一切，本少利厚，双称便利。所有本市二百余家日韩洋行，无一不代购车票，其意即暗示外县购买违禁毒品等，可负责包运到指定目的地’(原载1934年《唐山通讯》)。1934年中日双方签订《北平沈阳通车协定》，并于7月1日起恢复通车，毒品走私更为便利。据调查，当年从大连运出的毒品等私货，每月价值200万元，其中64%在山东沿海上岸，16%在河北沿海登陆，其余20%偷运到江苏’(蔡致通《我国走私问题之检讨》)。此后，胶州海关在山东沿海加强辑私，走私奸商于是将地点逐渐由山东沿海移至比较安全的河北非武装区域的沿岸”。在河北沿海地带，“甚至载重五百吨之轮船，竟亦经营私运!自芦台至秦皇岛一带海岸，现已形成私运船只丛集之区”。与此同时，山海关至关内一带的陆路走私也日渐活跃。“1934年内，日本人山内三郎的南满洲制造株式会社所制造的海洛因，也大量走私进入冀东，然后转入华北各地。山内三郎曾说：‘这个冀东地区，成了从满洲和关东州向中国输送海洛因的基地……，以海洛因为主的各种毒品，从冀东滚滚流向华北五省区’。”1935年，冀东的毒品走私活动更为猖獗，当年5月，日方禁止山海关海关官员在长城上巡查，日韩浪人的走私活动遂明目张胆地进行，加之在日本的操纵下，大汉奸殷汝耕成立了伪满洲国式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作为伪满与华北的中继地带。日本人大规模的走私行为也同时活跃起来。走私者将毒品和人造丝、砂糖、火油、火酒、毛织品、卷烟以及各类生活品自伪满洲运至冀东境内，“最可注意者厥为火油及火酒之增多”。火油有单独包装也有与干海货、食物共同包装，统称为杂货。据资料介绍，火油、火酒是制造海洛因的必要原料。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军很快占领了北平、天津、内蒙古的察哈尔与绥远大部，并南侵河北、山西与山东境内主要交通要道沿线地区。日本为了应付国际舆论对它在伪满毒化政策的指摘……宣布其在伪满地区实施‘十年断禁鸦片方策’，声言要从伪满洲国驱出贩毒者6000人，所谓驱出贩毒者6000人则是大举迁移日韩制贩毒者至华北的一个阴谋。这样，冀东与热河之间的走私，至1939年仍然相当频繁，大体一个月之内，经长城苇子峪口(今迁西境内)南运者有私因500件(每件100两)，经河口(指滦河口，今迁西县董家口)者有1000件，经白羊峪(今迁安县境内)者2000件，经龙井关(今迁西县境内)者200件，走私鸦片先由当地贼匪保护运输至唐山，再由唐山转运至塘沽以至天津”。在当时，唐山俨然是毒品走私的枢纽。

　　在罂粟种植地由于日伪对鸦片实行垄断，直接损害了烟农的利益，烟农们便采取种种手段进行反垄断，“因而仍有部分鸦片留在民间，这些鸦片如果私卖，比官价高几十倍(当地每两二、三十元，出境后可达五、六十元)，这就促使一些人与当地官吏勾结，干起贩卖和走私鸦片的勾当。当时由热河省走私鸦片路线主要有四条，其中一条是从宁城、平泉、青龙至唐山、天津，另外三条分别通往北平和东北各地。大量走私者都与铁路职员有勾结，每两给4—6元好处费得到掩护。其次是汽车、大车、畜驮、人背运送”。“比较贫穷的口外，若将盛产的鸦片远销口里蓟、遵、丰、滦、昌、乐、迁等县销售，这是官吏、军阀、商人们日夜都想的美事……。热河省官吏、军阀如汤玉麟等人和富人都想方设法将大量鸦片通过滦河运往滦县，从而销往唐山、秦皇岛等地，以获取暴利。长城沿线的冷口、董家口、喜峰口、洪山口、罗文峪、鲇鱼关、大安口等地也是商人们偷运鸦片选择的要道。口外土匪颇多，劫获、积存、出售鸦片也是他们惯干的一本万利的买卖。遵化城南小老峪姓李的在承德经商数年，把挣来的钱都买了鸦片，雇八个骡子从承德县走山路，在兴隆县的车河岭被大股土匪劫获，不久即运到遵化销售”。据丰润县崔家屯农民苗应良回忆：“抗日战争时期，本村贩卖毒品的就有孙小甫等8家。西杨家营村是个有250多户人家的村庄，全村有谷海青等4户贩毒。”孙小甫因贩毒吸毒罪大恶极，被民主政府处决。

　　2、伪蒙疆地区鸦片配给

　　日伪为了对鸦片实行高度垄断，所以制定了一系列诸如《鸦片法》、《鸦片法实施令》、《暂行鸦片收卖法》等，《鸦片法》实际就是鸦片统制法。当时的伪蒙疆地区在日本侵略者的支持下，罂粟种植面积很大，伪蒙疆傀儡政权“采取各种措施鼓励烟民生产，如宣传播种工作，指导栽培技术，辅助建造水利设施及勘察罂粟耕作地等，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在华北乃至全国各地，1939年至1944年底毒品来源除走私入境外，还有由伪蒙疆地区配给，仅在1939年唐山就由伪蒙疆配给鸦片“100000两”，占当年配给各地总量的13.76%。其实1939年伪蒙疆地区鸦片的生产、供给并非繁荣，十分繁荣的年份当数1940年和1941年。在《近代中日关系丛书之三——日本对华侵略与殖民统治》(下)一书中对这个问题的描述是：“受1940年鸦片实绩的鼓舞，在1941年东京兴亚院鸦片会议上，决定1941年度蒙疆地区的鸦片生产量(计划)不得少于650万两，其中供给华北350万两，供给华中300万两，本地消费40万两，储存10万两。到了收获季节，各地收购活动非常活跃，8月底已收获750万两，10月底出乎意料地突破了1000万两大关。”也就是说比原计划超额350万两，超额53.85%。但是从1941年鸦片实际配给情况看，仅在华中地区的上海就配给鸦片384.8万两，比原计划配给华中全地区300万两的指标高出28.3%。在华北，仅北平地区只配给鸦片“120万两”，占华北地区计划总数350万两的34.3%，其余230万两鸦片在华北流向何方?配给唐山的鸦片份额占多少?这是个不解之谜。

　　随着战争的推进和其他原因，1943年伪蒙疆地区鸦片政策陷入窘境，1944年底，日本人不得不恋恋不舍地抛弃伪蒙疆鸦片政策。从1940年至1944年伪蒙疆地区配给唐山的鸦片数量暂无资料说明。

　　3、官办贩毒

　　日伪在高度垄断鸦片的同时，又标榜自己是禁毒主义者，他们在1937年10月12日制订了《鸦片麻药断禁方策纲要》，提出从1938年算起用10年断禁烟毒。但在实际操作中，是既不断，又不禁，而是变换各种手法在全中国占领区建立官办贩毒机构。“比如1939年6月至1944年4月在上海设立的华中宏济善堂，在上海、南京、杭州、蚌埠等特别市和县设立的地方宏济善堂”以及于康德8年(1941)年在热河省各县(旗)设立的康生医院和在唐山设立的复康医院性质完全相同，名义上是慈善机构，其主要任务就是贩毒。特别险恶的是以收容瘾民戒毒的形式，兜售一种比吗啡、海洛因毒性更大的麻醉剂，称其为“东光剂”。关于“东光剂”的毒性在《1940年1月29日军委会办公厅报告》中说：“日本人还出售一种毒性最烈之毒品，一经吸用，一二月内即行死亡。故每届严冬，我同胞因吸用毒品流落街头而致死亡者，时有其人。”日本人为了推广这种毒品，还特地利用“六三国际禁毒日”邀请原任北京戒烟所所长、时任唐山复康医院院长关天涛作题为《“东光剂”戒烟之效果》的广播宣传。兹将宣讲稿内容节录如下：

　　敝人是唐山复康医院院长关天涛，今天假借唐山广播电台片刻时间对诸位听众说几句话……。

　　自从满洲国正山博士创制一种戒烟药品叫做“东光剂”，实开戒烟之新纪元，此药名称想诸位在报纸上时常看到，有嗜好的诸君对于新出品戒毒药更为注意，不过有许多观望，怀疑或是以为故意烘染宣传，或是怀疑未必真有特效，其实大大的不然，这宗药品是经过满洲国康生医院实地试验成功。去冬年终统计，满洲国各地康生医院用此药戒除成功者已达64万余人，这是人家确实的报告，咱们拿它做个参考，去岁春间，华北禁烟总局由满洲国要来200份交北京戒烟所试验，其成效究竟如何，其实敝人适充北京戒烟所所长，当即分十次试验，每次以十人为限，每回以十日为期，看其经过状况，观其戒后成绩，结果不论瘾之大小，年之深浅，嗜好种类抽吸针扎，结果皆异常良好。

　　自经试验之后，华北禁烟总局乃派员赴满，购买大量分配各公私立医院，以冀普遍救济烟民广脱苦海。

　　本唐山复康医院，因此药戒除者已逾百人，其结果均良好，唐市有嗜好的诸君，如实已到走投无路、抽忌两难的时候，唯有唐山复康医院东光剂，能为诸君放出一线光明，脱出黑暗之地狱。

　　本唐山复康医院手续简便，随时挂号即可入院，本医院一切挂号费、药费一概不收，仅收七日之饭费，本院戒烟药品专用“东光剂”，概不收费，本院住院七日即可完全出院，本院地点在唐山沟东南菜园街45号，乃华北禁烟总局专为收容戒烟患者设立之医院。

　　为了证明东光剂就是一种杀人不见血的毒品，现将日本东兴公司1941年1月《以‘东光’即强壮剂与内地交换军用物请愿书》中相关内容节录如下：

　　“东光”的颜色、形状均酷似吗啡、海洛因，可以在吸食吗啡、海洛因之际加入，并逐渐加量。“东光”作为吗啡的缓和增量剂弥补时下的匮乏(指吗啡、海洛因)。本公司以每封840元的批发价提供“东光”，并加入一半份量的吗啡，以每封8000日元以上的价格销售，可获得无法比拟的巨大收益。本公司在此利益关系方面，可捕捉到他们的特殊性格，可随意控制他们的生死。

　　由此可见，所谓“东光剂”根本不是什么戒毒新药，而是地道的毒品，只不过换了一个名称而已，较之吗啡、海洛因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危害性。

　　总之，毒品走私和贩卖由日伪官办者，日伪官方获得了巨额利润;由个人贩运并参与走私者，这些人也获得了丰厚的收入。

 

　　三、烟馆的设置与分布

　　日鲜浪人跑遍了冀东一切穷乡僻壤，他们在唐山开设洋行、白面馆、大烟馆，大批贩卖毒品，加之当地恶霸劣绅与日伪汉奸勾结，专设贩卖毒品的土膏店，另外，他们在饭店、妓院、旅馆等均辟有吸食场所。民国22年(1933年)唐山沦陷后，日本洋行(多为大烟馆)充斥街头，据当年8月11日《益世报》载：“至于日本之商行，皆以贩卖大烟白面吗啡为大宗，公安局亦不之禁，亦不敢禁，并串通伪军宪兵地方警察等，包买包送，无人敢逮。”从1933年至1935年三年间，烟馆数量发展之快，令人难以想象。当的官府、商号、妓院、旅店等均把吸食鸦片看成是享受、应酬、招揽生意、结交朋友的必须品。

　　在唐山经营鸦片海洛因等毒品最具代表性的区域当属小山一带，现将王弼臣口述、杜学义整理《小山土膏店》一文主要内容录后：

　　1938年仅小山境内即有膏店13家之多。如“成记”、“小小”、“声记小洞天”、“益泰公”等等，均系能与大汉奸伪商会会长吴杞芳相勾结的豪绅、地痞或有权有势之徒。“土膏店”即大烟馆，凡到“土膏店”吸烟者，须购买“戒烟证”，每证大洋三元，这不过是掩人耳目，无证吸烟者也不在少数。馆内设有经理、跑堂(看大烟灯的)，后又增设女招待(实为妓女，有资料还称其为“花烟馆”)。店堂内设大炕和单间，吸客进馆可自吸独灯，亦可男女二人吸对灯(二人共用一个烟灯)。在烟馆可叫饭，还可住宿。一家土膏店可同时接待吸客约30人，通霄达旦，每每客满。

　　这就是对当年小山一带土膏店的真实记录。《路南区志》还记载在小山除上述外“另外还有‘白面馆’10余家。当时的小山这种烟毒店随处可见，人称‘烟霞窑’”。除市区外，在林西东矿区还有“林西烟馆”，开平镇有“开平戒烟公所”，名为戒烟，实为利用带有迷信色彩的活动让瘾民吸烟。“土黄色的粉末因等级差别，价格也相差悬殊”。

　　滦县偏凉汀(即老站)是毒品等走私物品集散地之一，同沿海地区一样，也是枢纽地带，交通发达，贸易繁荣，无论是从关外走私来的毒品还是伪蒙疆地区配给的毒品，滦县偏凉汀是必经之路。另外还有制造海洛因的主要原料火油、火酒等走私物品也滚滚而来，而后运至天津。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加之大量的人员流动，走私而来的毒品为滦县提供了充足的货源，而滦县又为走私而来的毒品开辟了销售市场。据《滦县文史资料》第三辑记载：“偏凉汀除妓院外，有数家烟馆，号称膏店，如孙明远的‘远记膏店’、黄化禄的‘维新膏店’，姚子彬、李云山、董兰田办的‘春江膏店’、华兰亭办的‘轩记膏店’等。另外还有日本人元口开办的‘洋辉旅馆’、若松奥山办的‘御廖里’、高丽人办的‘世乃家’等。”偏凉汀就是滦县的缩影。“私货多了，市面上呈现出殖民地的变态繁荣。市场上出现了许多为倾销日货和私货而设立的饭店、旅店、妓院、烟馆、花会、当铺、洋行，特别是吗啡馆，从火车站到城关有100多家。”

　　1937年日军占领遵化以后，表面上严格禁止公职人员、军人吸毒，实际上是有禁不止，查而不禁。“伪遵化县公署设置的禁烟局由县长兼任局长，却公然开设官膏店，使专事贩卖、批发鸦片、海洛因和吗啡合法化。遵化城内除日本浪人、朝鲜浪人和本地汉奸开设的‘同兴’、‘福记’、‘云华’、‘同义’、‘三义’五个规模较大的膏店和一个鸦片批发店之外，西大寺还有伪镇长庞玉华开设的大烟馆一处。其他如白衣庵、东水灌、四眼井、南阡胡同等处都有私人开设的大烟馆。在遵化城关，粗计就有赌场、妓院、大烟馆20多家”。城南大草店孙树青依靠卖‘白面’发家。

　　“1935年至1937年间，丰润的白官屯、左家坞、王官营、杨家营、刘家营、国持营、南曹庄等地都设有洋行、白面馆、大烟馆、堵场”。另有记载：“日军侵占丰润以后，则开放烟禁，公开贩卖大烟、白面，还派遣日本浪人、高丽浪人开设大烟、白面馆，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在丰润县城、左家坞、新军屯、七树庄、韩城、老庄子、三女河、王官营、河浃溜、丰登坞等185个村镇开设了白面、大烟馆。”开白面馆、大烟馆的村镇数占全县行政村总数的17.7%。

　　另外据“中国调查人员曹成功在对冀东的调查报告中，也显示在滦东、临榆、秦皇岛、迁安等县各有日韩侨民数十至数百家不等，皆以贩卖鸦片为业。”可见在唐山乃至冀东贩卖、吸食鸦片者之多。

　　鉴于鸦片等毒品在唐山泛滥成灾，唐山公安局于中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九月十九日以政字第915号密令第二分局，全文如下：

　　案奉河北省政府第六三三五号密令内开：

　　查滦东平北各县自接收以后，日鲜侨民所在皆有大率以经商为名实则贩卖毒品一般流氓地痞趋附其间，妨害治安至深至钜，即以唐山一处而讼，竟有日鲜洋行百余家之多，秦皇岛亦有六七十处，其余丰润玉田遵化迁安乐亭等县多寡不等加经本府迭令取缔……而……均应查明……仰将此项售毒之日鲜洋行或商店字号姓名籍贯暨营业情形列表呈送以凭汇检，勿稍稽延……

　　中华民国廿三年九月十九日

　　局长 赵巽

　　综上所述，从烟馆的设置分布情况看，几乎遍及整个冀东，尤其唐山辖区更甚。1937年7月出版的《解放》杂志刊载属名鹿鸣文章《日寇汉奸统治下的冀东人民》一文中介绍：“日鲜浪人开设起洋行、白面馆来，大量贩卖毒品，平均每县都有百几十家。”很客观地反映了当时毒品在唐山的泛滥状况。

　
   　四、带来的灾难

　　1、人身伤害

　　毒品首先就是对沦陷区的人力资源造成了严重破坏，青壮年本来是生产第一线的主要力量和抗日战争的重要力量，但因吸食鸦片后变得身心俱僵、精神麻木，对民族危亡、国恨家仇全然不顾，致使土地大量荒芜，甚至兵源质量不高。有文章说：“因日本人采用各种卑鄙手段诱迫人民吸食鸦片，致使全中国‘沦陷区内吸食鸦片及沾染其他毒瘾者约3200万余人，其中3100万余人系因日本占领直接造成之结果’。”占吸毒总人数的96.88%。在沦陷区“河北、山东、山西区域人口8200万，其中吸毒人数656万，吸毒人口占区域总人口的8%。”有多少人残死在杀人不见的屠刀——毒品之下，尚无确切统计，属名鹿鸣的文章里曾这样记述过：“无论任何人，一上瘾难以逃脱，不到一、二年就呜呼哀哉，狗一般的死去。在城镇，冬天一日夜间可以看到无数的死尸躺在街道上、水沟中。他们都是从洋行、白面馆抛出来的。‘白面鬼’每一个村庄都有数人、十数人或数十人。”1936年2月17日《唐山工商日报》记载：“据唐山当局统计，1935年度‘平均死于鸦片、吗啡、海洛因〈路倒〉者每日约七名，每年不下二千余名，其稍宽裕之家，因吸用毒品致疾身死，无从调查者尚不知几何’。”另据《滦南革命史》记载：自1935年冬至翌年春，3个月的时间仅倴城一地就有30多人因吸毒被夺去生命。

　　《刺刀下的毒祸——日本侵华期间的鸦片毒化活动》一书中详细记录了日本人在唐山开滦煤矿除用各种手段欺压矿工外，还用毒品来毒害矿工，其原文是：

　　“在冀东开滦煤矿的五万名工人中，估计有5000—8000人注射海洛因：有一年瘾的，每天要注射50毫升;有两年瘾的，每天要注射100—150毫升。一般经过一年半的注射后，这些嗜毒者的身心便被摧残至奄奄一息宛如行尸走肉了。”

　　正如“美国教士在1935年4月9日《字林西报》报道云：

　　“(冀东中立区内)各式各样的土匪互相勾结，公然竞逐揽办嚣张的鸦片与吗啡的贩卖，甚至在街道上，每天都是那些被欺骗的由于快速增加吸毒恶习的破碎人的可厌景象，在门口半死样的躺着，或者衣衫褴褛，像游魂一样，到处游荡’。”

　　王弼臣老人的口述材料《小山土膏店》一文中对于唐山吸毒人员惨不忍睹的情形有这样的描述：

　　当时的社会，抽大烟成风，权势富户接人待客，先点烟灯后沏茶;馈赠亲友，烟土为上。当时流传这样一句话：“不抽大烟不算阔。”因此，官绅、商贾、阔少、贵妇，或出入烟馆，或居家狂吸，风靡一时。人们回忆一些吸烟受害者，虽陷困境，穷的十冬腊月披着麻包片子，冻得浑身哆嗦，夜里钻饭馆灶膛过夜，但瘾上来，借、当、偷、骗，还是“抽”。所以沉缅于此，倾家荡产，身败名裂者，不乏其人。当年瓦房街首户刘献云，其子人称“二少”，家资殷富，但沾染烟瘾，家道日落，终至街头行乞，死在老盐店胡同(即东局子附近)。红极一时的唐山第一名妓“小粉包”，从抽大烟开始，到烟瘾日重而抽“白面”，最后也毙命于街头。小山前街一妓女“双玉”，姿色秀丽，虽近于权贵要员，亦不免丧生于烟土。以上仅举三例而已。那时，烟鬼暴尸街头巷隅乃属常事，因此小山曾成立过“掩骨社”，天津人丁绍武为首，每有死尸，即抬走掩埋，但附近居民也常常募集二、三元钱，雇两个乞丐将死者扔于荷花坑司家施舍的义地了事。”

　　遵化县因参与走私贩毒卖鸦片人多，所以吸毒的人更多。“1937年日寇完全占领遵化以后，公职人员、军官、士兵、警长、警察、特务、警备小队长吸毒颇多，甚至已矿散到穷人、失业者、二流子、妇女，不少人成瘾后缺钱再买烟泡，只得改扎吗啡，直接损坏健康，有的吸毒者挺而走险，犯罪坐牢;有的倾家荡产、夫妻离异、沦为乞丐，城外附近村落几乎村村都有不少人吸烟”。“据老辈人讲，几乎每年冬天因染‘三毒’横尸街头的总有三、四十人。”

　　丰润县“七树庄总户数250户，而染成吸毒嗜好的100人之多”，约占全村人口的15%。徐珍老人曾这样说：“当时(1935至1937年)我的家乡刘家营、杨家营、王官营一带，抽白面的达数百人之多。”另据《丰润县文史资料选编》记载：“西杨家营当时有个青年农民叫汪金龙，本来家境不错，但吸毒成瘾后，变卖了全部家产，逼得母亲走投无路，只好改嫁，其本人落个冻饿而死的下场。车轴山村一名入党较早的干部叫王金波(又名王云屏)，原是中共丰润县委与特委之间的交通员。由于革命意志薄弱染上吸毒恶习，因其毒瘾大发又苦于无钱，竟把丰润县委7名成员名单出卖给日本特务。”(后被民主政府处决)。徐珍老人说：“杨家营抽白面的王金成变卖了家产后，没住处，在一个长工屋借宿，犯了白面瘾，把长工的衣服偷去换了白面抽。刘家营的一个女人抽白面没钱就卖淫。当时不仅一些浪荡邦子这样搞，就连一些扛活做月，老实厚道的庄稼人也中了邪，迷迷糊糊过着亡国奴生活，许多工地荒芜，村庄冷落。”大量瘾君子的死亡，引起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关注，曾发动群众进行打击。徐珍老人回忆说：“1936年夏天，我和白云台(生)、东波、王恒等人秘密串联附近的100多人，砸了王官营的赌局，混乱中打死高丽浪人。为了打击杨家营的白面馆，我地下党组织通过丰润保卫团，派出骑兵，将白面馆的高丽浪人小朱阳痛打一顿，驱逐出去。国持营一个开白面馆的高丽浪人，去左家坞途经贾庄时，被愤怒的民众扔进陡河里淹死。”

　　总之，毒品带来的人身伤害是残重的，这痛苦耻辱的历史唐山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2、经济损失

　　日伪对鸦片实行高度垄断，其目的是在于掠夺民财，从而获得高额利润。日本侵略者把“鸦片税和关税、铁路、官办企业、盐税等作为他国家财政预算收入的主要来源。冀东伪政权1936年的各种税收中：田赋及附捐800万元伪币，关收420万元伪币，统税烟收600万元伪币，盐税协款300万元伪币，北宁协款120万元伪币，鸦片烟税500万元伪币，由此可见，鸦片烟税所占比重较大。

　　在冀东地区1936年鸦片烟税500万元中，对于唐山所占比例，现无确切资料。但在《刺刀下的毒祸——日本侵华期间的鸦片毒化活动》一书中记载：“在河北省东部，秘密种值罂粟和地下交易鸦片也十分盛行。而被唐山统税分局检查与取缔的不过是总量的1/10。”其含义不言而喻。据此，毒品因官办走私和个人贩运偷逃关税而对唐山直接造成的巨额经济损失待日后考证。

　　1940年3月汪伪政权成立后，伪华北临时政府改为“华北政务委员会”。此后，“华北政务委员会”逐步调整鸦片政策，使之走向制度化。1940年8月31日，“华北政务委员会”公布了《华北禁烟暂行办法》。在北平设立禁烟总局，在唐山、北京、天津、济南、青岛、太原、石门、烟台、开封这9个主要城市设立了禁烟分局589个办事处，并规定“鸦片制度的实施须全面地接受强有力的日本方面的内部指导”。随后禁烟总局陆续颁布了20多种有关法规，规定鸦片的吸食、罂粟的种植、鸦片的运输、烟膏烟具的制造及加工等，都实行许可证制度，缴纳税费、领取证照后方为“合法”。日伪横征暴敛烟毒税款，乱收苛捐杂税，名目繁多，计有种烟执照费、土店执照费、膏店执照费、售吸所执照费、销毁证费、管内运照费、吸烟执照费、吸烟登记费。现摘录两份资料，一是《河北省三十年度(1941年)栽种罂粟地亩征费实施办法》部分条款：

　　(一)河北省境内各禁烟分局征收栽种罂粟执照费，并河北省公署征收附加费及罚款，依本办法办理之。

　　(二)河北省境内栽种罂粟地亩，除冀东地区以外，以十万亩为限，但冀东地区在年度业已播种之地亩，免其拔除。

　　(三)北京、天津、石门三禁烟分局管辖区内，所有栽种罂粟地亩，由禁烟分局依华北禁烟总局征收规则第十一条之规定，每市亩征收执照费国币12元，省公署征收附加费8元，但超过十万亩以外之地亩，由禁烟分局函知省公署征收罚款，每市亩20元。

　　(四)唐山禁烟分局管辖区内已经播种地亩，征收之栽种执照费及附加费，亦依照前款办理。

　　(五)、(六)、(七)、(八)、(九)略。

　　本文在第一部分曾介绍在三十年度(1941年)唐山市、遵化县、乐亭县、迁安县、滦县、丰润县共拔除烟亩为1934.22亩，那么未拔除的烟亩是多少?在日军侵华期间，各年份累计栽种罂粟多少亩?按每亩征收执照费12元、附加费8元，总费用应征收多少?因资料所限，尚无从查考。

　　二是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一月至十二月《华北禁烟总局各费收入实额年计表》中唐山禁烟局的各种执照费用总额。(见表三)

　　表三 华北禁烟总局各费收入实额年计表

　　民国33年(1944年)1月至12月

　　说明:1、原表中各局名称：总局、北京局、天津局、济南局、唐山局、青岛局、太原局、石门局、烟台局、开封局。

　　2、本表中“九个局总计”项下所有数字均不含原表中“总局”项下数字。

　　(表三)内各项费用合计仅1944年一年就高达407618元。

　　在日军侵华以前，鸦片买卖至少在名义上是非法的。然而，唐山被日本占领以后，鸦片贸易就开始合法化。种烟有费、运烟有费、售烟有费、吸烟有费。通过强制推广种植罂粟、鸦片走私等，日本提供了毒品的供应;通过鸦片合法化，日本保证了毒品在唐山的消费人群;通过鸦片专卖，日本获得了巨额的毒品利润。以上这都是不争的事实。

　　根据现有资料分析，抗日时期毒品因走私而流入唐山城乡量之大，日鲜浪人开办的洋行、烟馆及本阜商人经营的膏店之多，身受毒品之害的人数之最，都为世人罕见。但因距今历史久远，资料匮乏，有些事件没有留下文字记载;又因当事人或见证人健在者为数甚少;加之时间紧促，我们只能根据现已掌握的背景资料及个案资料，细心推敲，依据相关的史料作出推断，或者与原有的相关记载进行对照，作出可信的简要叙述。据此深受毒品之害的唐山人民不要忘记这样的事实，毒品因在历史上的泛滥给我们造成的灾难，对于现在和未来仍有重要的警示作用。

　　节选：《唐山抗战伤亡损失纪实》专题卷，略有修改

责任编辑：李一菲 最后更新：2018-05-17 10:4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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