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抗日战争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报告（二）【2】
2017-06-29 09:38:08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作者：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  点击：  复制链接

　　由于时局影响，上表中仍然有保康、鹤峰、咸丰、利川、建始、房县、竹山、竹溪8个县直接人口伤亡数据缺失。据1945年12月《湖北省第五区人口伤亡统计》记载，保康县直接人口伤亡为1111人，其中，死亡623人，伤488人[1]。据2007年8月20日咸丰县抗损课题组调查，1941年6月，日机在咸丰县干香峡投弹5枚，炸伤当地居民1人[2]。据1948年4月《建始县抗战史料》[3]记载，建始县“因公或经商在战区被敌人杀害者三十余人”。据《竹山县政府搜集抗战史料》[4]记载，1944年农历8月下旬，3架日机侵入竹山，用机枪扫射城关居民，打死居民3人。其余4县(鹤峰、利川、房县、竹溪)，未查获人口直接伤亡数字。(见表二)

表二：1946年2月填报《湖北省人口伤亡统计表》

缺失县市人口直接伤亡统计

县市	资料名称及来源	统计 时间	直接伤亡
			合计	死	伤
	合  计	—	1145	656	489
保康	《湖北省第五区人口伤亡统计》湖北省档案馆LS2—1—158	1945.12	1111	623	488
鹤峰	未查获资料	—	—	—	—
咸丰	本次调查：伤者陈绍国的亲兄弟陈云廷、陈品山的证言	2007.8	1	—	1
利川	未查获资料	—	—	—	—
建始	《建始县抗战史料》，建始县档案馆	1948.4	30	30	—
房县	未查获资料	—	—	—	—
竹山	《竹山县政府搜集抗战史料》，湖北省档案馆，LS3—5—5536，	1948.2	3	3	—
竹溪	未查获资料	—	—	—	—

　　另外，日本宣布投降后，还在继续进行伤害湖北平民的犯罪活动。根据本次调查得到的有限资料，就可以确认日军投降后相继在宜昌县大桥边“杀死和平居民600余人”(折算为650人)[5]，在石首县城“活埋处死”1人[6]，“在监利县聂河乡何家桥击毙民众32人，射伤23人，奸淫(无数字)掳抢无所不至”[7]。(见表三)

表三：日军投降后杀害湖北平民统计

县市	资料来源	直接人口伤亡
		合计	死亡	伤
合计		706	683	23
宜昌	《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	650	650
石首	同上	1	1
监利	同上	55	32	23

　　加上上述两组数据，湖北平民直接伤亡共计930447人，其中死519081人，伤411366人。

　　2.间接伤亡

　　日军侵鄂，不仅造成湖北地区大量人口直接伤亡，而且造成了大量人口间接伤亡。由于缺乏直接、完整的数据资料，本次调研对湖北人口间接伤亡暂不作数据统计，仅列举下述事实以见一斑。

　　(1)难民伤亡

　　由于日军对湖北地区的狂轰滥炸，在湖北地区多次发动大规模攻击性战争，对湖北地区长时间、大范围侵占掠夺，造成湖北难民(包括灾民，下同)数量巨大。据1946年2月不完全调查统计，湖北难民总数达到9845460人[8]。造成湖北难民数目如此巨大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日军侵略战争直接造成大量难民。仅日军发动“攻占武汉作战”期间，“从武汉向大后方转移的难民共达200万人之多”[9]。日军侵占武汉后，又造成“六十万难民流离四方”[10]。湖北其他地方也是如此。仅举一例：1938年7月20日，日机9架轰炸蕲春县城，就“致使万余居民无家可归”，沦为难民[11]。此后，随着日军不断扩大对湖北的侵略战争，加之日军蓄意造成的因素，又使湖北难民不断增加。

　　二是日军侵略战争造成近后方疾病流行，导致难民数量剧增。湖北西部及西北部地区处于靠近前线的近后方，因为中日双方兵员和马匹长期涌塞于这一地区，频频发生激烈交战，甚至发生数次较大规模的战役，加之日军非法使用细菌武器，导致疾病流行蔓延。1941年3月，日军飞机在巴东等地投掷“带有霍乱菌毒”的“杀人细菌弹”，飘落在胡杨坪、黄家湾、马鹿池和长江沿岸的树叶和包谷叶上，“不少人被传染，上吐下泻，严重的脱水死亡”[12]，使得上述地区霍乱、回归热、疟疾等瘟疫疾病大范围流行。1940—1942年，霍乱“连续三年在本省较大范围内流行”[13]。“1941年春，回归热在鄂西北各县大流行，流行范围达21个县”，其中“兴山县50%的群众染上此病”，“保康县几乎无一家无病人”[14]。“1943年，鄂西北疟病广泛流行，流行区域有宜昌、公安、襄阳、光化、谷城、保康等20多个县，患者达48717人，仅宜昌一地，疟疾患者即达万余人。1944年蔓延到31个县，而且还不包括日寇占领区。”[15]1944年，湖北省政府卫生处根据竹山、郧县、郧西、均县、谷城、兴山、远安、房县、随县、黄梅、阳新、鄂城等县调查报告统计，人口患病率达20%～70%，病人145422人，年死亡率在27‰以上(由此推算，死亡3926人)。

　　三是日军在占领区只顾进行经济掠夺，罔顾水利设施的维修，导致堤防溃决而难民剧增。如江汉干堤自日军侵占湖北后，因“年久失修，随处均有溃决之处。本年(1945年)八月中旬，江水暴涨，致公安之朱家湾，石首之杨林市、蒋家塔、康王庙等处溃决，溃口有宽达四百公尺者，受灾面积达一千七百平方里，被淹田地约四十三万亩，受灾人民约二十六万七千余口……其他民堤溃决，亦达一○二处，被淹田地达三十三万亩，受灾人民二十二万”[16]。公安县从日军1938年开始轰炸到1945年9月投降后撤离，一直战火不断，民工不敢上堤，7年基本上停止岁修，江河堤防的抗洪能力逐年削弱。1943年日军入侵公安，使公安沦为战争前沿，两军以江河为界，据堤而守，开挖了大量战壕、掩体，修筑了密集的工事，特别是在鄂西战役、常德战役和豫湘桂战役中，公安全境成为战场，炮火连天，800公里堤防因此千疮百孔，险段密集，危机四伏，丧失了抗洪功能。因此，1945年公安县发生历史上最大一场灾难，江河堤防28处溃口，除造成大量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外，还造成101600多灾民流离失所，挣扎在死亡线上[17]。

　　湖北省难民伤亡情况主要是：

　　一是近后方地区因疾疫造成大量难民死亡。湖北上述近后方地区，“更接近战区，军马仓皇，人民受此影响，于是发生痢疾、伤寒、霍乱、瘟疫等等疫症，地方缺乏医药，疫症流行，死亡堪虞”[18]。1941年春，兴山县因回归热“死亡达5万余人”[19]。1943年，沙市在1周内就因霍乱死亡1240余人[20]。1944年，秭归县“本年夏至初秋瘟疫流行蔓延所至，几及全境染疫而死者实已不胜指数，而兰陵、二圣、三元三乡尤为时甚，据该地警察分所调查，三乡死亡率已在一万人左右，诚有始(史)以来未有浩劫。复据卫生院侦查以病根，多传染于前方军队、马匹云集，饮料不洁所致”[21]。1945年，“霍乱(又)传入秭归茅坪、新滩、香溪、旧州河等地，每日死亡达百人”[22]。

　　二是日军占领区江河湖堤溃决造成难(灾)民大量死亡。如前述1945年8月中旬长江干堤公安朱家湾、石首杨林市、蒋家塔等处溃决，就“溺死人民二万二千六百人，因虎疫病死者四万九千余人”[23];公安县江河堤防28处溃口，就造成39349人死亡[24]。

　　(2)劳工伤亡

　　1)日军强征、使用劳工及其伤亡情况

　　日军在湖北强征、使用劳工及其伤亡的总体情况，因种种原因，已经很难搞清楚。现只能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对有关情况进行简要分析。

　　一是日军多次强抓大量劳工在湖北各地修建飞机场，以枪杀等方式致大量劳工死亡。日军在湖北“共修建机场20余个”[25]，被强征劳工数量和伤亡情况难以查清。仅1944年夏，日军为“扩充整备飞机场”，就在“宜昌、当阳地区”“奴役”“和平人民5.2万人工日多”(其中荆门县掇刀石机场2.4万人工，当阳县古佛寺机场2.8万人工)，“奴役”“绥靖军6.4万人工日多”[26]。这些劳工都被“铁丝网围着”，在日军的严密控制和监视下下“苦力”。日军一旦“发现有人偷跑，就开枪扫射”，“没有被打死的而被抓回来的人就”“被砍几块，放在上工的路边‘示众’”，或被“当做活靶子，用刺刀一刀一刀地活活戮死”，或“被活埋”，或被“绑在树上，让军犬一口一口地咬死”，“受难者凄惨的叫声和那被撕下来的一块块鲜血淋淋的骨肉，真叫人惨不忍睹”[27]。“至于病死、饿死、累死、冻死经常发生。死了的人，开始是死在哪里丢在哪里，后来才挖了些大坑‘葬’人。有两个坑最大，被人们叫做‘万人坑’。一个在关坡下面的朱家湾旁边，一个在掇刀石的东面……坑里的尸体堆得满满的。山坡上也到处可看到尸体。”[28]

　　二是日军为配合其侵略作战，强迫大量民夫搬运枪弹物资，并逼迫民夫用身体探视地雷致死。比如，1938年10月下旬长沙会战中，日军就在武昌武泰区征民夫4000余人，强迫少壮者夜以继日为日军搬运枪弹物资，逼迫老弱者成群结队到前线去用身体探视地雷[29]。

　　三是日军强抓大量劳工为其修筑工事、下“苦力”，并任意虐杀。仅1941年4月，日军就在嘉鱼“县城拉夫630余人，沿途拉夫500余名。两月后生还者仅520余人，据闻沿途被虐杀者百余人，其余则生死莫测”[30]。1941年5月至1944年，日军第39师团232联队2大队5中队中尉中队长森山精二驻当阳县干溪区时，“强征民工在七孔岩、金牛岭、仙人寨等地，将面积70华里山林砍尽，运往当阳、宜昌、汉口等地，建仓库营房，每日动用民工500余人，其中被打死饿死者，每天平均20余人”，“又在离峡口塘4华里之山上修建大小防空洞堑(战)壕12处，每日强征民工200余人。某次有16人因不堪受虐待逃跑，被抓回后用机枪扫射死”[31]。1943年，日军在松滋县强抓的劳工，“饿死病死的天天都有上十个，前后共约死了四五百人”[32]。

　　2)国民政府为抗战征用劳工及其伤亡情况

　　一是繁重的军粮公粮运输。抗战时期，尤其是宜昌沦陷后，抗战大军云集鄂西，驻军骤增，仅秭归县境内驻军机关就达44个。此时，鄂西后方驻军和政府机关等人员每日耗粮在30万斤以上。因此，各县常年从事军粮公粮运输的劳工一般在3000人以上，最高达5000～10000人。劳工们冒着日机轰炸，忍受着饥饿与酷暑严寒，奔波在各条运输线上，不知失去了多少生命。据史料记载，兴山县民夫仅在大峡口至雾渡河、香溪至南漳县两条陆路运输线中，因涉水淹溺和疲病拖死的就有1190人[33]。宜城县民夫为修筑河防工事、铺修公路，共有1105人死亡、344人负伤[34]。

　　二是抢修和改造战时运输道路。仅1940年修筑巴柯人行道，就使用劳工10余万人。

　　三是为抗日部队抢修工事和破坏道路以抵御日军侵略。国民政府所征用民工大部分担负这项任务。据《湖北省1941年统计提要》记载，从抗战开始到1941年6月，全省征调构筑工事的民夫就达2733524人。为阻止日军西犯，第六战区于1940年下令紧急破坏各县公路及乡村小道，各县征调劳工数十万人。仅巴东县就征调94498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2[35]。1942年，仅有13万人口的远安县，奉第六战区之令赶修工事，先后征调劳工9万余人，时间长达7个月之久[36]。光化县在抗战8年中，“累计征用民夫331.84万人次”[37]。

　　(3)被俘捕、失踪情况

　　关于日军在湖北俘虏、逮捕及俘捕后伤亡、失踪的人员，已无法查清总体情况，只能透过一些零星材料略见一斑。“日军在汉口江汉路设置了(的)两个俘虏集中营，先后关押过2万多名俘虏”[38]。据被关押在江汉路泰宁里7个月逃出来的俘虏龚镜泉说，“他目睹被用汽车送出去不再回集中营的受难同胞有五六百人，被虐待致死的有近百人，陆续新来的俘虏有一千三四百人。根据这个数字计算，仅在汉口这一处的集中营，七年来先后关押我爱国志士转而置于死地的，当在1.5万人左右”[39]。1942年4月，“汉口宪兵队将收押在保成路太余里俘虏128人，用汽车拖到沙咀全部杀掉”[40]。其他地方被日军俘捕和俘捕后被杀害、虐待致死的也大有人在。如1942年3月27日，日军第“39师团藤部由沙市过河进攻”，中国军队第29集团军各部“被俘者约二三百人，当时(被)关在邱家槽房集中营内”，“一个星期后就全体移解到沙市育婴堂集中营。集中营共关有俘虏1000余人，每天20个、30个的分到各部队去做苦工”或被日军“操刺刀戳死后丢在江里不少”，“饿死病死的天天都有上十个，前后共约死了四五百人”[41]。被俘捕后失踪者，大都被日军以“你们有病的可以出来同我去看病”或“点名出差”等骗出去，“操刺刀戳死后丢在江里”或“把俘虏先抽血然后再予杀掉”[42]。

　　(五)日军侵略所造成的湖北财产损失

　　日军在侵略湖北的过程中，“以彻底破坏焚毁”的攻击[43]，对侵占地“进行了猛爆”或“全部摧毁”[44]，造成城市建筑物、公共设施和物资的严重破坏，同时在侵占地大肆实行武装抢劫和经济掠夺，给湖北财产造成巨大损失。据初步调查和不完全统计，日军侵略湖北造成湖北财产损失(1937年7月法币)[45]总值1686546.1808万元，其中直接损失1294041.5915万元(包括社会财产直接损失746747.1485万元、居民财产直接损失547294.443万元)，间接损失392504.5893万元。

　　1.社会财产损失

　　(1)直接损失

　　湖北省抗战时期社会财产直接损失共计746747.1485万元。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据1946年2月统计较为系统的《湖北省抗战损失统计》(湖北省档案馆LSA2.24—18)记载，湖北省抗战期间社会财产直接损失为1898795206万元，折算成1937年7月法币为739420.6297万元。其中：

　　1)工业损失

　　《湖北省抗战损失统计》[46]记载，全省工业直接损失为17777413万元，折算成1937年7月法币为6922.8034万元。其中，省营企业损失15673213万元，民营企业损失2104200万元[47]。

　　由于日机轰炸和日军进攻，湖北工业损失惨重。武汉沦陷时，工厂在西迁和内迁途中遭日机轮番轰炸，“使11980吨机器设备和3000余吨材料以及不少船只毁于一片火海”[48]。据满铁1939年9月实地调查，武汉战前516家民营工厂，迁移内地的占41%，“被日侵占或为炮火所毁者占59%”[49]。湖北省最大的官营机械厂——武昌机厂(后为湖北机械厂)，于1938年7月“将主要设备迁运宜昌，安装在宜昌关帝庙内，当年12月开工，与巴东机械厂共同承担修理、改建船舶任务。开工不到60天即遭日本飞机炸毁”[50]。未及迁走的工厂厂房、设备等，被日机炸毁或被日军强行占据从事军工生产或被拆毁或被日军改头换面。如著名的汉口第一纱厂未及拆迁，遭日机轰炸，损失80%以上。抗战期间，“在城市，全省工业机械、材料损失3.4万吨，比战前减少60%。其中，武汉损失最为惨重，仅汉口市工厂设备损失达1.4万吨，总值法币8200余亿元”[51]。1937年湖北共有电厂26家(不含厂矿自备电厂)，日军入侵后至1940年先后倒闭18家。“据国民政府行政院新闻局1947年出版的《电气事业》记载：武汉三镇战前共有发电设备容量2.75万千瓦(不含工矿自备电厂)，战后(1946年)可用的发电设备容量只有1.4万千瓦，约为战前的一半。”[52]全省原煤产量1937年59.49万吨，抗战爆发后逐年下降，1938年38万吨，1939年2.45万吨，1943年1.49万吨[53]。全省纺织工业，1939年与战前相比，织机、染机分别损失66%、90%[54];纱锭战前32万枚，战后仅存8万枚，损失3/4。机械工业，战前有工作母机3340多台，战后仅存600余台，损失82%[55]。

　　2)矿业损失

　　据1946年2月《湖北省省营事业财产损失统计表》《湖北省民营事业财产损失总表》等统计，全省矿业直接损失10630449万元，折算成1937年7月法币为4138.4953万元。其中，省营矿业直接损失4909361万元，民营矿业直接损失5721088万元[56]。

　　日军在占领区推行“以战养战”的经济政策，依靠伪政权，以法西斯暴政大肆掠夺湖北的矿产资源。1938年11月，日本在汉口建立“华中振兴株式会社”，为其直接实行经济掠夺的专职机构。同年，日军还在石灰窑成立“日铁矿业所”，直接把持大冶铁矿的开采。1939年，日军指使伪湖北省政府将大冶铁矿库存的6万多吨优质矿石“移交”给日军，全部运回日本。同时，强拉华工万余人，在矿区日夜抢劫开采。“从1938年～1945年，日军共掠夺大冶铁矿砂5000多万吨。1940年，日军以50万日元的低价，收买前应城石膏公司储存的20多万抬石膏(每抬120公斤)”[57]，并控制了石膏经营权。

　　3)农业损失

　　日军侵略湖北，造成湖北农业损失惨重。据1946年2月《湖北省省营事业财产损失统计》，仅“湖北省农业改进所属各县农林厂”的农业直接损失就达45500万元[58]，折算成1937年7月法币为17.7184万元。

　　4)交通损失

　　据1946年2月《湖北省省营事业财产损失统计表》统计，抗战时期全省交通损失438068425万元，折算成1937年7月法币为170590.7144万元。其中，公路损失17468681万元(折算成1937年7月法币为6802.5783万元)，电讯损失53447369万元(折算成1937年7月法币为20813.2436万元)，航业(仅省航业局)损失367152375万元(折算成1937年7月价值为142974.8924万元)[59]。

　　自1938年初起，日军飞机将湖北交通设施作为重点攻击目标，实行狂轰滥炸，湖北境内的铁路、公路、船舶、车辆、电讯、航空等交通设施受到严重毁坏。京汉、粤汉铁路陷于瘫痪;公路毁坏总里程4058公里，约占战前全省公路总里程的90%，其中10条主干线损失折合法币250余亿元;省营汽车损失近200辆，约占75%;境内轮驳船损失有案可查的计175艘，总吨位达4000余吨，其中本省公私轮驳船被日军炸沉34艘，陷落日军手中68艘;刚刚发展起来的民用航空事业也遭受沉重打击，中国航空公司、欧亚航空公司被迫撤到后方[60]。

　　公路损失中，仅路线设备、车辆就分别损失15577000万元和803600万元[61]。湖北汽车总队于1937年10月奉命开赴前线，在太原、石家庄一线运输军用物资，仅第一汽车大队就“损坏汽车58辆，另有27辆下落不明”[62]。1938年8月一个月，就被日机炸毁车辆46辆(其中汽车6辆、火车皮29节)[63]。

　　电讯损失中，仅线路设备直接损失就达50463789万元[64]。抗战头两年间，长途电话线路“武穴至英山、罗田至浠水等65线，里程计52071公里，估计损失共约600691元(按架设经费计列)。”[65]

　　航业损失中，仅船只、材料两项直接损失就达366824500万元[66]。1938年8月一个月，就被日机炸毁船只158艘(其中兵舰9艘、小火轮5艘、民船137只)[67]。

　　5)金融损失

　　日军侵略造成湖北省银行直接损失491123万元，折算成1937年7月法币为191.251万元。其中，房屋损失314029万元，器具损失64483万元，现款损失23421万元，其他损失85996万元[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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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见湖北省政府社会处统计室编：《湖北省各县抗战时期损失统计》(1945年12月)，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LS2—1—158。

　　[2] 刘超美、王应超：《咸丰县陈荣庭、陈品山述抗战时期干香峡被炸情况》(2007年8月20号)，存恩施市史志办公室。

　　[3] 金重威编：《建始县抗战史料》(1948年4月)，藏建始县档案馆。

　　[4] 竹山县政府编：《竹山县抗战史料概述》(1948年2月)，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LS3—5—5536。

　　[5] 《13、39师团罪行调查书》(1951年12月整理)，见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版，第351—352页。

　　[6] 《在石首的暴行》(1947年整理)，见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版，第210页。

　　[7] 《日军在湖北暴行简记》(1945年)，见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版，第546页。

　　[8] 湖北省政府社会处统计室编：《湖北省难民统计》(1946年2月)，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LSA2.24—18。

　　[9] 敖文蔚：《武汉撤退真相述论》，载陈富安、刘光明主编：《武汉会战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页。

　　[10] 湖北省政府社会处编：《湖北省善后救济调查报告纲要》(1945年6月)，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LS6—2—836。

　　[11] 湖北省政府社会处编：《湖北省善后救济调查报告纲要》(1945年6月)，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LS6—2—836。

　　[12] 《在巴东的暴行》(1987年整理)，见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版，第466页。

　　[13]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卫生(上)》，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14]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卫生(上)》，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15]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卫生(上)》，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10页。

　　[16] 湖北省政府秘书处编印：《湖北省政府复员工作报告》(1946年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一(2)—61。

　　[17] 公安县抗战损失课题组：《公安县江河堤防遭日军毁坏造成巨大灾害的调研报告》(2006年10月)，存公安县史志办公室。

　　[18] 参见秭归县政府给湖北省政府电报：《再恳请发给防疫药品以资救济由》(1941年7月)，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LS18—1—160。

　　[19]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卫生(上)》，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页。

　　[20]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卫生(上)》，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页。

　　[21] 秭归县政府给湖北省政府电报：《为准电以瘟疫流行请予核发大批药品以资救济由》(1944年11月11日)，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LS18—1—236。

　　[22] 秭归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秭归县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398页。

　　[23] 湖北省政府秘书处编印：《湖北省政府复员工作报告》(1946年2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一(2)—61。

　　[24] 公安县抗战损失课题组：《公安县江河堤防遭日军毁坏造成巨大灾害的调研报告》(2006年10月)，存公安县史志办公室。

　　[25] 徐旭阳著：《湖北国统区和沦陷区社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43页。

　　[26] 《日向幸夫笔供》(1954年11月22日整理)，见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版，第360页。

　　[27] 《吴孝林等控诉书》(1985年整理)，见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版，第231页。

　　[28] 《吴孝林等控诉书》(1985年整理)，见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版，第231—232页。

　　[29] 参见张华桢：《武昌抗战史料》(1947年)，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LS3—5—5477。

　　[30] 《日军在湖北暴行简记》(1941年)，见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版，第540页。

　　[31] 《森山精二罪行调查书》(1952年整理)，见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版，第364—365页。

　　[32] 《李子恒等控诉书》(1951年11月12日整理)，见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版，第199页。

　　[33] 兴山县政府编：《兴山县抗日战争史料》(1948年6月)，第六篇第五章第二节附表一，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LS—3—5—5508。

　　[34] 湖北省宜城市史志办公室编：《宜城志》，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35] 巴东县政府编：《巴东县抗战史料》(1947年12月)，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LS3—5—5518。

　　[36] 远安县政府编：《远安县抗战史料》(1947年)，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LS3—5—5506

　　[37] 温恭、陈凤麟编：《光化县抗战史料》(1948年4月)，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LS3—5—5499。

　　[38] 《日军在湖北暴行简记》(1938年)，见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版，第531页。

　　[39] 《武汉市人民检察署专报》(1952年9月15日整理)，见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页。

　　[40] 《日军在湖北暴行简记》(1942年)，见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版，第541页。

　　[41] 《李子恒等控诉书》(1951年11月12日整理)，见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版，第198—199页。

　　[42] 《李子恒等控诉书》(1951年11月12日整理)，见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版，第198—199页。

　　[43]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纂：《日本军方侵华资料长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41页。

　　[44] 日本《大阪朝日新闻》1940年6月11日(转引自政协宜昌市文史委编：《宜昌抗战图集》，2005年内部发行，第102页);《在宜昌的暴行》(1988年整理)，见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编：《侵华日军在湖北暴行史料》，中国档案出版社2005年版，第322页。

　　[45] 折算使用全国零售物价指数增长倍数。湖北省政府社会处统计室编：《湖北省抗战损失统计》(1946年2月)中的价值折算均使用1946年2月全国零售物价指数增长倍数2567.95，下面使用时不再说明。其他资料中的价值折算分别使用的物价指数增长倍数，均在折算时说明。

　　[46] 湖北省政府社会处统计室编：《湖北省抗战损失统计》(1946年2月)，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LSA2.24—18。

　　[47] 湖北省政府社会处统计室编：《湖北省省营事业财产损失统计表》、《湖北省民营事业财产损失总表》(1946年2月)，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LSA2.24—18。

　　[48]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工业志稿·机械》，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349页。

　　[49] 徐旭阳著：《湖北国统区和沦陷区社会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57页。

　　[50]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工业志稿·机械》，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349页。

　　[51]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经济综述》，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9页。价值为何时法币不明。

　　[52] 参见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工业(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108、316—317页。

　　[53] 参见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工业(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7—108、316—317页。

　　[54]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工业(下)》，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7页。

　　[55] 参见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工业(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页。

　　[56] 湖北省政府社会处统计室编：《湖北省省营事业财产损失统计表》、《湖北省民营事业财产损失总表》(1946年2月)，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LSA2.24—18。

　　[57]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经济综述》，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86、89页。

　　[58] 湖北省政府社会处统计室编：《湖北省省营事业财产损失统计表》(1946年2月)，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LSA2.24—18。

　　[59] 湖北省政府社会处统计室编：《湖北省省营事业财产损失统计表》(1946年2月)，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LSA2.24—18。

　　[60]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交通邮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66、71页。

　　[61] 湖北省政府社会处统计室编：《湖北省省营事业财产损失表》(1946年2月)，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LSA2.24—18。

　　[62]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北省志·交通邮电》，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4—66、71页。

　　[63] 湖北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抗战期间湖北概况统计》(1940年3月)，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LS2—2—35(一)。

　　[64] 湖北省政府社会处统计室编：《湖北省省营事业财产损失表》(1946年2月)，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LSA2.24—18。

　　[65] 湖北省政府编：《湖北省交通概说》(1939年)，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LS3—1—612④。

　　[66] 湖北省政府社会处统计室编：《湖北省省营事业财产损失表》(1946年2月)，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LSA2.24—18。

　　[67] 湖北省政府秘书处统计室编：《抗战期间湖北概况统计》(1940年3月)，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LS2—2—35(一)。

　　[68] 湖北省政府社会处统计室编：《湖北省省营事业财产损失表》(1946年2月)，湖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LSA2.24—18。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6-29 09:3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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