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广元地区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回顾与思考
2018-07-27 15:42:31  来源：中国共产党历史网  点击：  复制链接

2014年5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国际友好大会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充满灾难、落后挨打的悲惨屈辱史，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实现民族独立的伟大斗争史”。习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勿忘历史，尤其是不要忘记中国近代史，目的是谆谆告诫我们要珍视和平，要加快中国“四个全面”步伐。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取得了历时14年的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不仅对于中国当代历史具有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而且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同样具有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时光飞逝70年。站在今天的新形势下，冷静地回顾广元地区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不仅有益于我们勿忘历史、珍视和平，而且能够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广元实践提供动力支持，从而进一步加快“美丽广元 幸福家园”的建设步伐。

一、日本飞机轰炸广元与广元抗日战争时期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日本侵略中国，尤其是全面侵华以后，遭到了来自中国各族人民同仇敌忾的全面抵抗。日本侵略者为了打击中华民族的抗日精神，大肆动用飞机对中国领土进行惨绝人寰的狂轰滥炸，作为大后方的广元地区，也未能幸免。

据不完全统计，日本飞机对广元地区进行了7次轰炸：

第一次：1941年6月22日，上午10点30分，日本飞机27架排成人字形，由西南方向飞临广元县城上空，从鲁家湾开始向东山、老城、上西等地空投炸弹162枚，炸死居民48人，炸伤居民103人，并作低空飞行，用机枪向地面扫射。日本飞机还炸毁上西坝飞机场，炸毁飞机2架、汽车4辆、房屋42间，造成社会财产直接损失56万元法币，居民财产损失29.4万元法币，广元县防空指挥部被炸损失公私物品及炸毁房屋约值9000元大洋。广元城内西北公路局、新九师师部、交通警备第三支队第一营部、县防空指挥部、大华纱厂、西北制造厂等被炸；机关及工厂被炸所造成的间接损失无法计算。

第二次：1941年6月29日，日本飞机轰炸广元县城，炸死居民8人，炸伤（含轻、重伤）39人。

第三次：1941年8月29日上午8时许，日机27架在苍溪境内由东北飞向西南，在苍溪三川镇断腰碥投下炸弹1枚，又在陵江镇洪山梁等地投下炸弹8枚，炸死8人，炸伤5人，炸毁瓦房2间，烧毁草房院子1套，炸死生猪、耕牛各1头，引起树木、柴草、庄稼等燃烧。居民财产直接损失约1.4万元法币。

第四次：1941年8月29日，上午11时，日机三批26架空袭广元县城区，投弹319枚，炸死38人，炸伤82人，炸毁城郊上西坝飞机场的飞机2架，城区的汽车7辆，炸毁民房屋229间，西北制造厂、大华纱厂、陇海机器厂部分设备被毁，炸毁大木船4只，炸死耕牛1头，造成社会财产直接损失43万元法币，居民财产直接损失115.8万元法币。

第五次：1941年8月31日，日机4架，在广元县城上空低飞扫射，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

在上述五次轰炸中，有四次是直接对广元县的轰炸。据《广元县志》记载，这四次轰炸中，日本在原广元县境内共出动飞机85架次，投掷炸弹500余枚，炸死平民169人，伤316人。

第六次：1944年8月20日晚，日军欲炸毁川陕公路武公桥，数架日机飞入剑阁县境，在剑阁武连新桥一带投炸弹8枚，炸弹落于吕家河、雷打石等处，因防空警报及时拉响，居民迅速熄灭灯火，未造成直接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被炸小河之水无法饮用，已饮用者均患腹泻。

第七次：1944年8月25日，日本飞机27架飞至苍溪县境，在苍溪县石门朱家渡（现石门乡宋江西岸）投下炸弹1枚，炸成宽四尺、深四尺的弹坑，炸伤正在朱家渡官坟林砍柴的赵志林等7人，10余根松柏树被炸毁，引起柴草燃烧。

日本飞机轰炸广元县、苍溪县、剑阁县，炸死炸伤人员505人，其中：炸死177人，炸伤328人，造成群众和社会财产直接财产损失559.2万元法币。

二、抗日战争时期广元地方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

广元是革命老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广元苏区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1935年4月30日，红四方面军撤离广元苏区后，广元地区党的组织遭受了最严重的破坏，党的活动基本停止，仅极少数党员秘密地下活动。抗日战争时期，在党的领导下，广元地方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积极贯彻党关于抗战的路线、方针、政策，团结进步人士，组织抗日团体，开展抗日宣传，掀起了广元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热潮，为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应有贡献。

1、抗日战争时期广元地方党组织建设的由来与概况

1936年“一二?九”运动后，党的上级组织陆续派人到四川加强领导，开展各项工作，四川的抗日救亡运动又才逐渐兴起，四川人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抗日救亡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涨。1937年7月，全国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为进一步推动四川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共中央决定恢复和重建四川的党组织。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在延安听取了张曙时（1935年受中央特科派遣入川的共产党员）关于四川统战工作和组织情况的汇报后，先后派张曙时、李一氓、罗世文（原四川省委书记）回川分别主要做组织发展、统战等工作。10月，张闻天、李富春代表中央召集邹风平（四川三台人，曾任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和泸州中心县委书记，1937年6月到达延安，向党中央报告了四川党组织遭受破坏的经过情况）、廖志高（四川冕县人，1934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并随军长征，时任中央党校总支书记）传达中央决定：派他们回四川恢复党的组织，要求他们在成都建立中共四川省工作委员会，以邹风平为省工委书记，廖志高参加省工委。1937年11月10日，由张闻天、李富春在延安主持召开四川工作会议，研究在四川如何开展党的工作问题。为加强党的骨干力量，加快四川党建工作步伐，中央还决定派于江震、王子模、彭世荣、韩文彬等川籍中共党员回川工作。

1937年11月28日，邹风平、廖志高等6人从延安出发，经西安、宝鸡、宁强等地，12月初到达广元县城，当晚住在广元县城下河街一家简陋的旅馆里。邹风平等人不顾跋涉之苦，抓紧时间，在广元河街旅馆中组织召开了第一次秘密会议——“广元会议”，着重研究了四川党的组织建设、恢复党员关系及分头开展工作的问题。会议决定：从广元开始分三路继续前进，然后分头工作，第一路邹风平、廖志高，直接到成都，汇合早已到成都的张曙时和罗世文，建立省工委；第二路于江震、彭世荣到南充，建立川北工委；第三路王子模、韩文彬到阆中、苍溪开展恢复和重建党的工作。

1937年12月14日，邹风平、廖志高到达成都，同罗世文、张曙时等同志接上组织关系后，组建了省工委，重新建立了四川党组织，省工委机关设在成都平安桥。

与此同时，于江震等人到达南充后，找到了党组织遭受破坏后失去联系的党员和知情人，深入细致地调查了解，按照党的政策，迅速恢复了一些表现好的同志的组织关系，并吸收了一些抗日救亡积极分子入党。以这些党员为基础，1938年3月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川北工作委员会，余江震任书记，黄仁任组织委员，张文轩任宣传委员，王辉阳任妇女委员。在川北工委成立的同时，于江震派韩文彬、王子模回到苍溪、阆中、南部恢复党组织。

1938年暑假期间，韩文彬、王子模同恢复了组织关系的何芗来到阆中城，恢复和发展了一些党员，并成立了中共阆苍南工作委员会，负责阆中、苍溪、南部三个县党的工作，隶属川北工委领导。1938年9月，撤销中共阆苍南工作委员会，成立中共阆中县委员会，隶属川北工委领导，负责阆中党组织和剑阁特支的工作。1938年12月，中共川北工委在南充召开代表会议，决定撤销川北工委，分别成立南充、遂宁、阆中中心县委。阆中中心县委隶属中共川西特委领导，辖阆中、苍溪、南部、剑阁、昭化、广元、通江、南江、巴中等9个县的党组织和个别联系的中共党员，书记冯列斯（后改名胡景祥）。

在于江震、王子模、韩文彬等人的积极努力下，苍溪县党的组织迅速得到恢复，到1938年10月，全县发展党员259人，建立党支部40个、5个区委；1938年11月，中共苍溪县委得到重建，潘实之任书记。与此同时，剑阁（剑南边区区委）、昭化（昭化特支）、广元（党小组）和青川（秦润奎到青川开展党的工作，准备建立党的地下武装）的党组织也得到了恢复和建立。在国共合作的新形势下，广元地方党组织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

自1937年12月“广元会议”后，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广元地方党组织很快恢复发展,但也经历了大起大落的斗争历程。广元各县共建中共县委1个、区委12个、特支1个、支部134个，党员人数最多时达806人。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外，这一时期是广元地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员人数最多的历史时期。

1940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利用成都“抢米事件”陷害共产党，各地的党组织陆续再次遭到破坏。1941年3月，中共阆中中心县委的历史亦被迫结束。

2、苍溪县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

根据“广元会议”精神，1937年12月初，韩文彬、王子模回到苍溪县，着手清理土地革命时期的党组织，恢复发展党员。韩文彬在三堆石等地活动，在韩家店建立了抗战时期广元地方第一个党支部，又陆续建立了三堆石等5个党支部。1938年3月建立三堆石区委，后改为中土区委。王子模在家乡六包垭一带活动，建槐树党支部。又在县城发展党员，建苍溪中学等4个党支部，1938年5月建凤槐区委。1938年5月，王子模、韩文彬到岐坪恢复何芗的党组织关系，建岐坪、梁凤山等12个党支部，10月建岐坪、白庙、大浩口3个区委。年底，岐坪区委改为岐坪中心区委。经过八、九个月的清理整顿，苍溪恢复和发展了不少党员，重建了党组织。至1938年10月，苍溪县建5个区委、40个党支部，有中共党员259人。

根据川北工委决定，1938年11月，苍溪县委成立，潘实之任书记。1939年冬苍溪县委改组后，朱明全任书记，后由张光昭任书记。按照上级党的规定，苍溪县委决定大力发展党员尤其在农村发展新党员，县委成员分别在伏槐等10多个地方活动，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1938年12月至1939年6月，苍溪县发展党员638名，建支部131个、区委10个和中心区委1个，1939年底党员达740余人。中共苍溪县委当时是中央南方局所属最大、最完整的一个县委。

1939年底至1940年2月，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高压，个别党员暴露、叛变，牵连到包括县委书记潘实之、组织部长杨勋等党员陆续被捕。由国民党四川当局密令，1941年1月24日深夜，国民党苍溪当局实施大逮捕，苍溪县党组织遭严重破坏，基本停止活动，仅个别党员与上级党单线联系，秘密进行党的工作。

3、剑阁、昭化、广元、青川党组织的建立

抗战时期，剑阁县建立了两个相对独立的党组织：剑南边区区委和剑阁特别支部。

根据党的安排，1938年，党员罗东明从阆中回到家乡剑阁县开展党的活动，12月在袁家沟、罗家垭一带建党支部。1939年7月，建立剑（阁）南（部）边区区委，辖罗家垭等3个党支部，党员16人。1941年6月，由于恶霸告密，剑南边区区委遭到破坏。

1938年秋，党员学生常显龙在剑阁师范学校介绍发展党员，10月建立剑阁师范学校党支部。1938年秋，党员陈文和等3人考入14专区农业学校学习，组织了党小组，9月成立剑农校党支部。常显龙与陈和文接上组织关系后，在学校开展党的活动，并按指示建剑阁特别支部，辖剑农校、剑师校2个支部，党员22人。到1940年6月，党员人数共发展到35人，建7个党小组。1940年11月，因国民党当局、军警包围搜捕，20余人被捕，剑阁特支遭到彻底破坏。

1939年2月，川康特委贺明到阆中检查时指出，阆（中）、苍（溪）、剑（阁）的党组织以巩固为主，发展工作应放在广元、昭化、通江、南江、巴中一线，并决定昭化、广元建党的重点是三堆坝。据此，1939年3月，阆中中心县委秘书长杨剑华、苍溪县委组织部长杨勋到三堆坝，秘密个别发展党员，建立昭化特支，党员人数发展到12人。1939年11月，昭化特支遭到破坏。此外，阆中、苍溪的党组织也在广元县发展党员并计划建立党的组织。1942年春，根据党的安排，负责阆中中心县委组织工作的王叙五到广元，同广元大华纱厂的1名党员孙富堂接上头后，准备建立党的组织。1942年，按照党的指示，国民党潘文华部的军支（中共特别支部）党员秦润奎到青川开展党的工作，准备建立地下武装。

4、广元地方党组织的整顿和巩固

全国抗战爆发后，广元地方党组织有了很大的恢复和发展，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按照上级指示要求，广元地方党组织贯彻《中央关于巩固党的决定》精神，进行整顿巩固。1939年8月，阆中中心县委对苍溪县委进行整顿，疏散已暴露人员，改组县委，将县委机关迁至岐坪。县委健全领导，加强工作计划性和组织工作，整顿巩固了组织。阆中中心县委还派人到苍溪、剑阁、昭化、广元等地巡回，审查地方党组织，解决存在问题，纯洁党员队伍。此外，广元地方党组织加强党员教育，提高思想觉悟。1939年夏，苍溪举办县委扩大训练班，并秘密举办基层党员训练班。1939年暑假，党组织在剑阁师范办党训班，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反对自由主义等课程，并结合形势总结工作、自我检查。广元地方党组织还严肃党的纪律，对一些意志薄弱的党内个别不坚定分子，有针对性地采用相应的纪律措施，直至清除、开除党籍，如从延安回到广元地区的中共地下党员韩文彬，因意志消退，不积极参加党的活动，被开除党籍。通过上述措施，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从而教育了全体党员。

5、执行党的隐蔽政策

1940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后，反共浪潮迅速波及四川各地，广元各县党组织遭严重破坏。“皖南事变”后，中央指示，国统区内党的工作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按照党的隐蔽政策，广元地区地下党员不建支部、独立作战，个别联系，通过社会化、职业化秘密开展党的工作。1942年，王叙五由党员孙富堂接应，在广元摆小摊做生意，将党员李长乐安排进广元大华纱厂当小工，准备发动工人斗争。1943年4月，党员杨伯刚与阆中王维喜在苍溪开办“醉新书店”，出售进步书籍，宣传进步思想。1943年秋，党员孙群生从西北师范学院毕业后回到广元，应聘到广元中学作训育主任兼几何等教学工作，不转组织关系，独立作战，认真工作，相机宣传党的主张，宣传抗日救亡。地下党员陈亚明、王召、秦润奎等也在广元秘密开展党的工作。

“皖南事变”后，南方局还安排党员在广元秘密工作。“川陕秘密交通线”在广元设有过路的交通站，南方局将进步青年沈毅、程伯扬和戴凌翔安排在广元的中国工业原料公司。他们以开展业务为掩护，秘密准备接应南方局转移的同志，并逐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南方局还单独、分别指派党员袁载春、陈立庵等7人到苍溪宋水中学作教育工作，互不联系，秘密活动，宣传党的政策，推动抗日救国运动。

三、广元地方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

在广元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和推动下，广元地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广元抗日救亡的特点是：学校是运动的中心，进步教师和学生走在前列。

1、广元地方党组织、党员领导和推动广元抗日救亡

1938年，中共地下党员、苍溪歧坪小学教导主任何芗组织进步师生宣讲抗日形势，组织宣传队，向群众揭露日本侵略者滔天罪行。1938年10月，剑阁师范学校建党支部后，党员成为剑阁抗日救亡宣传团的骨干，并具体领导宣传团工作，抗日宣传更加广泛深入，并扩大到县城周边乡镇及绵阳江油等地。1939年3月昭化特支建立后，抗日宣传在三堆坝、白水等地相继展开。青川白水小学党员女教师彭剑秋等，利用假期组织学生上街游行，到白水及附近乡镇、集市开展抗日宣传。1939年秋，苍溪县委书记潘实之请县里擅长书法的何寅初及刻字石匠将拟写的抗日标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枪口一致对外！”“一切为了前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镌刻在县城城墙上，鲜明地阐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团结一致抗日救亡的主张，引起广泛关注。苍溪中学恢复行课后，在党的领导下，抗日宣传一度达到高潮。1943年，党员孙群生在广元中学组织学生办墙报、唱革命歌曲、演进步话剧等，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在群众中影响较大。

2、进步师生和爱国民主人士站在广元抗日救亡运动最前列

芦沟桥事变后，苍溪县文庙小学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揭露日本侵华罪行，师生们走向街头宣传抗日。在生活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广元简易师范学校学生刻苦学习，还自愿设立爱国节约箱，节省零花钱支援抗战。剑阁师范学校、14专区农业学校教师多来自东北、华北，满怀民族之恨，常利用课堂传播进步思想，鼓励学生追求革命真理。东北大学内迁三台途径剑阁时，以亲身经历诉说沦陷区之苦，更激励了剑阁师生的爱国心、报国志。1938年8月，国民党政府川康建设视察团到广元视察，张澜以视察团团长身份到广元师范学校看望师生，宣讲抗战形势，批评国民党“墙壁抗日”，愈加激起了进步师生爱国热情。广元师范师生排演了《战地孤儿》等剧目，组织宣传队到城乡演出、讲演。广元中学师生在广元东街电影院演出的《日出》、《重庆二十四小时》等话剧，在广元县城轰动一时。1939年苍溪中学恢复后，校长李蕴璞（广元地区的第一位中共党员）辅导学生“旧瓶装新酒”，写了70多首宣传抗日的民歌、山歌、顺口溜，贴满大街小巷。1943年秋旺苍中学成立后也开展抗日宣传。寒暑假期间，进步学生在家乡自发开展救亡演出、讲演，激发群众抗日救国热情。1940年冬，广元师范放寒假，学生王国祥在家乡旺苍组织春节文艺宣传童子军，排演抗日曲目，开展义演募捐。从除夕至次年正月十四，半月筹集200余万元（法币）和大量鞋袜等实物，均交广元县抗日募捐组织。

3、组织爱国团体，开展抗日宣传

1938年暑假，剑阁师范学校和14专区农业学校进步学生成立“抗日救亡宣传团”，纲领是“唤起民众，同仇敌忾，坚持抗日持久战，反媾和投降，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奋斗”。剑阁师范学校还成立了晨钟话剧团、晨呼歌咏队。晨呼歌咏队利用早晨在街道跑操时，齐唱革命歌曲，高呼抗日口号，唤醒“爱睡懒觉”的群众。岐坪小学党员组织了“读书会”。昭化特支在三堆坝、白水等地扩大“星芒社”影响，并组织“怒吼社”、“启智剧社”，成立“白水乡农商联合救国会”。苍溪中学组织“读书会”，还成立“抗敌剧团”和歌咏队。旺苍建立了“抗建剧团”。在农村，广元党组织利用“土地会”、“牛王会”等民间团体活动，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党领导的这些爱国团体，排演抗日剧目、教唱或演出抗日歌曲，并伴演花鼓、车车灯、金钱板、莲花落等地方节目宣传抗日。党员、师生、社团成员还发表抗日演说，组织抗日劝募、义卖、捐献，募集所得款物寄往重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或转交抗日募捐组织。党员唐纪芳组织苍溪中学学生在上河坝演出街头剧《流亡线下》，围观群众深受触动，从四面八方向场内投钞票、硬币。此外，爱国团体还组织宣传队，开展学习讨论，办进步刊物、墙报，举办抗日讲演赛，写标语、画漫画等宣传抗日救亡。1939年下半年，苍溪中学党组织发动“抗日国民月会火炬游行”，群众高呼抗日口号，浩浩荡荡游行。1943年10月10日晚，旺苍组织抗日提灯游行，队伍高唱抗日歌曲，高呼抗战口号。广元杨家岩、旺苍坝治城、白水等处矿井的工人也常在附近场镇、集市结队讲演，宣讲抗战形势。此外，广元籍红军长征北上，在抗日前线写回家信宣传抗日，在群众中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4、坚持团结抗战，加强统一战线

广元地方党组织、党员高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贯彻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团结抗日力量，建立抗日群众团体，依靠和发动人民，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并同国民党消极抗日进行隐蔽而坚决的斗争。1939年苍溪县委成立后，团结进步力量成立 “苍溪各界人士抗日后援会”、“苍溪抗日妇女会”、“苍溪抗日慰劳会”、“苍溪抗日慰劳团”等团体，抗敌后援会、慰劳会、慰劳团人数达400人以上。党在剑阁师范组织的“读书会”、“学友会”、“读报组”、“时事研究会”等，昭化特支组织的“怒吼社”、“启智剧社”等，都具有抗日统一战线性质。广元地方党组织通过群众团体，组织学习《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大众哲学》及其他进步读物、文件，团结进步力量，扩大统一战线，激发群众抗日热情。

广元地方党组织团结进步人士并发动他们推动抗日救亡。苍溪中学党组织建立较早，校长李蕴璞聘用进步教师蔡达源任教务主任，党员唐纪芳作训育主任兼音乐教师，学校的抗日救亡运动很有影响。在苍溪抗日国民月会火炬游行中，蔡达源登上讲台，号召群众写信慰问前线将士，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抗日前线。党员孙群生在广元中学团结进步师生，经常同民盟成员杨鸿烈、王学斌等商谈、研究学校工作，并同校长冯明先等一起抵制国民党当局在学校建“三青团”、国民党分部以压制进步力量的企图。党员王召到广元开展地下工作，广泛结识各界人士，从多方面了解敌友情况。任小报《川北日报》副刊“川流”编辑后，王召刊登了许多反内战色彩浓厚和抨击时弊的进步文章，产生了积极影响。

四、广元人民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所作出的重要贡献和巨大牺牲

抗日战争爆发后，伟大的广元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抗日热情空前高涨，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和巨大牺牲。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广元后,广元地区人民热泪盈眶，奔走相告，城乡鸣放鞭炮，用最真诚、最纯朴、最欢庆、最热烈的方式，隆重庆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1、广元地区青壮年踊跃奔赴抗日前线

在民族危亡关头，数以万计的广元籍红军战士，经长征北上，在前线浴血奋战；广元当地青年踊跃参军，补充了抗日兵源。芦沟桥事变后，广元青年纷纷报名参军，奔赴前线杀敌。1939年冬，仅苍溪县一次报名参军抗日的就有50余人。广元师范学校35名学生，毅然投笔从戎，临行前发表《告诸位父老兄弟书》:“……以血肉筑长城，换取我中华之自由与独立，誓雪国耻。”据不完全统计，八年全面抗战期间，广元县阵亡292人，昭化县阵亡111人，均列入地方忠烈祠。抗战时期，广元地区共征丁36284名，牺牲在抗战前线的有名可查的广元地区抗日英烈926人。

广元地方党组织还输送了10党员和一些革命知识青年到延安学习、参加抗战。1938年，剑阁师范学校党支部保送党员徐学礼到延安抗大学习。1939年4月，苍溪县委推荐保送贺晓初、袁安太等6名党员到延安学习。1939年7月，由阆中中心县委安排，昭化特支彭剑秋等3名党员经掩护回到延安。广元进步女青年宋玉生拄着木棒，长途跋涉到延安参加学习和革命。青川县知识青年史册，不畏艰险，只身到延安抗大投身抗日斗争。这些同志到延安后，经过党的培养，均投身到抗日战争中，有的牺牲在抗日最前线，如广元籍著名抗日女英雄宋玉生；有的幸存下来，在新中国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

2、广元人民积极献金交粮、捐款捐物，竭力支援前线抗战

抗日战争时期，广元人民勇担“大后方”支援责任，除完成税赋、劳军物资、献金外，还募集筹资，捐款捐物，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积极贡献。“七七事变”后，广元、昭化县组织募捐慰劳抗战活动，动员国民党当局党政机关人员捐资赠物，各茶馆等经营场所也捐“一日之所得”，为抗日前线将士购买寒衣。当年，广元县、昭化县短期即捐献、购买寒衣818件，占分配总数的31.4％。此后，广元县、昭化县每年均以慰劳抗战将士名义，向群众筹募现金和实物，并在公职人员中开展“节食一日运动”，为前线募捐。1943年“七七献金”时，广元、昭化县分别献金 35000、7000元（法币），1944年广元县劳军献金541.5万元（法币）。

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期间，广元地区有据可查的各种捐献共计221440.89285万元法币，其中：募捐购买飞机款73万元法币，征募同盟胜利公债等8063.2万元法币，“七七”劳军献金等878.80702万元法币，劳军献关金券7841万元法币，募献寒衣和寒衣捐1531.1174万元法币，征优待谷106833石，发征属安家费、临时救济、被炸伤亡民众抚恤金等约583.95495万元法币，修建东坝飞机场等共862.5万元法币。

3、广元人民加班加点、流血流汗生产抗战物资，积极供应抗战前线所需

抗日战争时期，为供应抗战前线所需，广元人民出工出力，流血流汗，投入民工12.35万人次,主要承担修建防空洞壕、修建飞机场、修建“巴山国防工事”、运送军粮、后勤保障等任务。据广元县统计,共征用民工2.3万人修建防空设施，其中受伤7人，死亡3人。1943年，旺苍、剑阁抽调工匠、民工修建广汉三水军用飞机场、“超级空中堡垒”（B-29轰炸机）机场工事。为修筑川陕公路，广元县、昭化县征派民工7万人，占11个义务征工县民工总数41.8%。修筑昭化至七盘关一段公路历时近一年，使用民工5.1万余人，饿死、伤亡达几百人。抗战时期，川陕公路是重要的枢纽，周恩来、林彪等曾由川陕公路往返于延安、重庆。1937年，川军数万将士经川陕公路出川抗日，广元沿途群众自发设站，端茶送水塞鸡蛋。抗战期间，苏联及海外援华物资，内迁机关、工厂，四川物资、兵力，除走重庆水运线路外，大多由川陕公路经广元出入，转运至各地。

抗战时期，为避日本飞机空袭，西北制造厂、大华纱厂等一批企业内迁广元。为解决用煤之急，1941年11月成立广元煤矿，工人以抗战为己任，日夜辛勤劳作，月煤产量提高到900至2000吨。广元另办大兴煤矿，两座煤矿基本满足内迁广元工厂用煤。旺苍先后办煤窑50余座，年产煤4万余吨。广元、旺苍煤炭还运往外地充实抗战物资。为扩大军运，旺苍组织30余家造船工造船，至1945年7年间，共造木船2000余艘，嘉陵江及支流东河常年运力保持在3000余艘。旺苍钢铁生产也逐年增加，每年售1500余吨，经嘉陵江运往重庆，支援修筑川滇、川黔、川湘公路及其他军需民用。广元大华纱厂工人努力生产军需品，纱锭由1200余枚发展到1.2万余枚，棉纱年产量由446件提高到5319件，有力支援了前线所需。

4、广元人民积极接纳和安置来广元的受难同胞

据四川省档案馆编《抗战时期四川省各类情况统计》记载，民国三十三年（即1944年），广元、剑阁、苍溪、旺苍、青川、昭化等6个县，共有家庭160915户，总人口947072人，其中男479979人；土地面积16570.2平方公里，耕地面积4274150市亩。抗日战争爆发后，四川作为抗日大后方，川陕公路途径广元、剑阁，广元地区成为中原入川交通要道，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原本贫瘠的川北山区，为支援抗日战争，连年倾尽全力募捐十余种费用和实物。因抗日战争军费负担过重，导致市场物资短缺、物价猛涨、社会动荡。工农群众捐献任务繁重，生活贫困，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特别是抗战胜利后，广元等6个县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受抗日战争的影响，物资少、税赋重、物价高，社会经济严重倒退。

尽管如此，广元人民还是竭尽所能，积极接纳和安置来广元地区的避难同胞。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四川迎来了难民潮，同年8月14日，四川省政府在成都、绵阳、广元等五地设置救济战区难民婴孺寄托所，专门收养哺乳者及5岁以下儿童。1939年夏，中原战争紧急，同年9月30日，陕西省难民来川，经四川省赈济委员会拟订配置办法，少壮者分发昭化、广元、剑阁、苍溪、阆中等10个县安排生产；老弱者由广元县收容所收容。1939年10月剑阁县难民收容所成立，随即收容鲁、豫等地来川难民250名。1942年3月11日，四川省赈济会视察员苏曲能到剑阁县检查难民安置工作，历时一个月，安置难民224名。

五、启 示

岁月沧桑，历史不老。抗日战争的烽火已然远去，但历史的启示总是常思常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广元地区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能够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从厚重历史中得来的启示弥足珍贵，不仅有益于我们勿忘历史、珍视和平，而且能够为我们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加快建设“美丽广元 幸福家园”，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持。

1、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诚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最危急时刻，历史向中国每一个阶级和政党提出了挽救国家危亡的紧迫任务。抗日战争历史发展的主流，是在中国共产党高举的团结抗日的大旗下，按照中国共产党在各个阶段提出的政治主张向前发展的。抗日主力军——广大工人、农民、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其他同盟者被空前广泛地动员、团结起来，跟着共产党走，或者赞成共产党的主张、行动。完全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起了政治领导的作用。这是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尽管在发展进程中几经曲折，但仍能坚持到底并取得最后胜利的基本保证。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引领着夺取战争胜利的正确方向，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客观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抗战中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

从地方党史层面来看，全国、全川的抗日救亡大局，极大地促进了广元地方的抗日救亡运动。在上级党组织领导下，广元地方党组织团结爱国志士和热血青年，紧紧依靠和发动广元人民，掀起了广元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广元地区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凡是党组织建设、发展好的地方，抗日救亡运动就搞得有声有色，抗日宣传就深入人心，群众爱国热情就空前高涨，人民群众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残酷现实、对即将“灭族亡种”惨祸就有更加清醒的认识，明白了全民必须团结起来一致行动、才能把侵略者赶出去的道理，并以实际行动投身抗日救亡。

广元地方党组织领导和推动广元抗日救亡运动的历史，同样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基本结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了共产党，中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对人民的领导和1949年开始全面执政，是中国历史和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正是有了党的坚强领导，正是广元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才掀起了广元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因此，我们必须克服和即时解决当前在一些领域、一些地方存在的党的领导被一定程度弱化、党的执政地位受到影响和伤害的现象与问题，必须进一步坚持党的领导，强化党的领导。

2、必须坚持“三个自信”。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也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期，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不仅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而且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走上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豪迈征程，创造了光昭日月、彪炳千秋的历史功绩，把当初积贫积弱、满目疮痍、倍受欺凌的国家建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用66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几百年的发展历程。因此，在目前经济持续下行压力加大、改革进入深水区、推进依法治理各种矛盾交织的背景下，我们要更加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坚决不被邪说所迷，不被乱象所惑，不被假相所骗，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阳光照耀下，扎扎实实，开拓创新，阔步前行。

3、必须坚持发展不动摇。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进一步告诫我们：落后就要被侵略，落后就要挨打。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穷兵黩武、称霸世界的基因，但世界上不安定因素和打压中国发展的势力不可小觑。只有当中国强大了，我们才能不被欺凌，并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当今世界并不太平，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一雄称霸的格局并未彻底改变，我国与周边部分国家的领土争端、海权争议久悬未决、暗潮涌动，台海局势有所缓和但依然变数重重，加之美国、日本、菲律宾等国在军事上不断联手强化对我国的战略围堵，印度极力保持在中印边境的常规军事优势，我市处在美、印远程火力覆盖范围之内，面临极大威胁。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和信息技术深入广泛使用，未来战争必然是立体式战争，根本没有前方与后方之分。只有居安思危、发展壮大、国富民强，才有可能制止战争、赢得和平。因此，我们一定要始终勿忘历史，倍加珍视和平，努力加快发展。我们要进一步发扬抗日战争时期全国人民一条心，同心同德共谋民族和国家根本利益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加快建设“美丽广元 幸福家园”而努力奋斗。

4、党的建设必须与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紧密相联，并充分彰显时代特色。广元地区党组织领导和推动的广元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历史，是党的地方组织坚持党的领导的斗争史，是实事求是的奋斗史，是严密纪律的自身建设史。因为党把自己全部工作都放在谋求国家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上，所以，历史和中国人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党的领导权和执政地位是历史和人民赋予的，但历史和人民也同样要求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与时俱进。因此，加强党的建设，要从党自身做起，要从思想、理论、组织、作风等全方位做起，要从从“严”律己、从“实”为民做起，既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又必须时时处处严肃党的纪律，坚决杜绝主体责任缺失和管党治党不严的问题出现。抗战时期广元地方党组织的活动，遵循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启示我们在奋力推进“四个全面”广元实践、强力实施“五大发展战略”的今天，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立足和结合广元阶段性发展特征，促进广元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抗战时期广元党的地方历史同样启示我们，在当前的新常态下，作为共产党员，应该努力纠正思想上不适应、行动上不适应、状态上不适应等问题，始终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和作风建设，自觉践行“三严三实”要求，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而真正做到持之为明镜，内化为修养，升华为信条，不断迎接新挑战，抢抓新机遇，奋力铸就“四个全面”广元实践新辉煌！

责任编辑：叶子 最后更新：2018-07-27 15:4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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