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抗战前后大理地区的自然条件及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大理州地处低纬高原横断山脉的南端,纬度为北纬24。41’~26。42’。大理州的山脉,属于云岭山脉及怒山山脉,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山脉的展布,从西向东,由北向南依次为志奔山、三崇山、五宝山、雪班山、老君山、罗坪山、无量山、点苍山、太极顶、哀牢山、马厂东山、九顶山、鸡足山、臭水南山、五顶山等。北部剑川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兰坪县交界处的雪班山,是州内群山的最高峰,海拔4295米。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境内最高海拔4295.3米(剑川雪班山),最低海拔仅有730米(云龙红旗坝),海拔高度相差3500米。大理地区属横断山脉的纵谷区,金沙江、澜沧江纵贯其境;纵横交错的山脉,将其分割为108个大小坝子。大理州年平均气温在15℃左右,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如春,气候宜人。
1932年云南全省设立12个政务视察区,大理州地域分属第四区(蒙化、弥渡、祥云)、第八区(风仪、大理、宾川、邓川、洱源、漾濞、永平、云龙)、第九区(鹤庆、剑川)。1938年,全省政务视察区划分为15个区,风仪、大理、宾川、漾濞、祥云、弥渡改属第十一区,永平、蒙化、云龙改属第十二区,邓川、洱源、鹤庆、剑川改属第十四区。1949年,弥渡、祥云属行政督察区第八区,鹤庆、剑川、洱源、邓川、宾川属第十区,大理、风仪、蒙化、永平、云龙、漾濞属第十一区。
1912年—1924年,大理地区的人口在80万上下波动。1932年人口为1,085,175人。1938年起,人口逐年下降。1943年人口比1940年减少141,839人,下降15.83%,1946年总人口下降到858,229人,比1943年减少37,760人。
商业情况:1927年,大理的“洪盛祥”开设荣新制革厂。1939年,云南省政府设立云南制革厂下关分厂。第一次世界大战至抗日战争前夕,大理的“永昌祥”、“锡庆祥”等大商号,把资本投向金融业和工业,在下关、昆明开办银行、工厂,使大理地区的制茶、制革、纺织、缫丝、制皂、火柴等轻工业有一定发展。滇缅公路通车前,每年通过马帮从腾越关出口商品包括川丝、纺丝、条丝、山货、药材、铁器、火腿、纸张、粉丝、土布、茶叶等,在1~4万驮之间。
滇缅公路通车前,大理、下关已有公路通往昆明。当时,大理通往外地的商路主要是滇西和滇西北两条,商品靠马帮运输。滇西干线以下关为中转站,由昆明驮运商品的马帮到下关后即驮运进口商品回昆明。再由凤仪、蒙化(今巍山县)、永平、保山等地的马帮将滇西出口的商品由下关经永平、保山、腾冲驮运到缅甸的八莫、瓦城。滇西干线还有三条支线,以运输茶叶、棉纱及土特产品为主。茶叶支线由下关经凤庆、云县、临沧、景谷、双江到达普洱,每年运输普洱茶、勐库茶、凤庆茶4000~6000驮,在下关加工成沱茶。土特产支线由下关、永平、保山至耿马、镇康、麻栗坝,每年运输约2000~4000驮大烟及土特产品。百货支线由下关驮运棉纱、棉布、茶叶至四川会理、西昌,返程时驮运川丝,每年运输约6000~10,000驮。滇西北干线,以下关为起点,经剑川、鹤庆至丽江、维西、中甸等地。主要驮运“边销茶”、棉纱、布匹、百货等,每年有驮马12,000~15,000匹运输商品。
滇缅公路通车后,以下关为中心的商路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下关—保山—畹町—瓦城—仰光(滇缅公路);另一条是下关—昆明—重庆—上海。在抗战中期和后期,由于上海、武汉失守,腾冲沦陷,滇缅公路中断,新开辟两条商路:即下关—昆明—百色—南宁—广州和下关—维西—拉萨—印度两条商路,对打破国际封锁发挥了一定作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沿海被日本侵略军封锁,中国滇缅公路成为中国对外的主要国际交通线,下关也因之成为战时交通枢纽和物资转运中心,内地许多企业迁移来滇,不少本地和外地的资本家纷纷涌入下关开办企业,经营商业,使大理的经济发展进入空前繁荣时期。银行有15家,商店发展到2000余家,经营范围和项目不断扩大,分支商号遍及国内外,并把投资转向开发电力、采矿、造币、化工、纺织、制茶、铁路及金融等产业。滇西各大商帮抓住机会开展“川丝销缅,滇茶销川”活动。永昌祥、福春恒、兴盛和、茂恒、洪盛祥等大商号纷纷在下关及重庆、成都、叙府、西昌、嘉定、乐山设缫丝厂、黄丝加工厂和解丝厂,将黄丝加工成“嘉纺”、“渝纺”、“叙条”、“渝条”等,运到下关后转销缅甸、印度等国和上海香港等地。喜洲商业,在“永昌祥”、“锡庆祥”的带领下,发展较快,发展成为“四大家”、“八中家”、“十二小家”的白族商业资本家集团,资本由3万多银元扩大到180余万银元。下关成为仅次于昆明的云南第二大商业城市。抗战胜利后,各大商号纷纷将大部分流动资本和物资转移缅甸、印度和香港经营,形成华侨资本,导致大理经济逐渐衰退。
二、日本帝国主义在大理地区的主要罪行
为了适应抗战的需要,中国政府将云南省祥云县云南驿商务机场改为军用机场。同时,中美两国政府开辟了从印度汀江和阿萨姆邦至中国云南的空中运输线—“驼峰航线”。云南驿机场是“驼峰航线”上的重要中转站,共有轰炸机、驱逐机和运输机200余架。日军为破坏空中和陆地运输线,轰炸大理地区,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日军施放霍乱病菌,使霍乱病迅速传染到大理地区,造成大理地区霍乱病流行,人员死亡众多的惨景。
(一)轰炸重要目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为了破坏中国空中和陆地交通运输线,日军多次派飞机对“驼峰航线”上的重要中转站云南驿机场,滇缅公路的咽喉功果桥和下关、巍山进行轰炸。
1940年10月20日,日机27架轰炸滇缅公路上的功果桥,桥伤,主要钢索第1、2根分别被碎片削断2股,但交通未断;原人行铁桥铁链被碎片打断,桥倾斜;房屋炸坏三四间,普通人及军人伤亡共计六七名,东西两碉堡顶炸坏,云龙县县长受重伤[1]。12月12日,9架日军飞机两次轰炸扫射云南驿机场,损失甚为惨重,21架菲律宾教练机和3架运输机全被击坏炸毁,在场的两个机械士被炸伤[2]。1941年1月5日、6日,日机两次对功果桥进行轰炸,8根钢索炸断2根,交通中断;10日,经抢修通车[3];1月23日12时10分,9架日机轰炸功果桥,上方4根,下方2根钢索被炸断,东半部桥面坠江,西半部桥面斜悬于两根钢索上,交通再次中断[4]。7月15日,日机轰炸下关,死8人,伤11人,房屋损坏50余间[5]。8月15日,敌机28架轰炸凤仪、下关,投弹约100余枚,西南运输处下关分处及其修车厂,云南汽车公司车站炸毁较重,并毁待修汽车6辆,附近民房炸毁及震坏63家,西运处侧民房中弹起火,烧毁3间;计死西运处宪兵、警戒兵、运输兵共3名,田野农妇2名,疏散到附近郊野之妇孺、背夫等9名,共14名;轻、重伤男女及镇长、警戒壮丁等7名。死伤总数21名[6]。1942年1月,功果桥被日机轰炸破坏后,为保证滇缅公路畅通,在功果桥上游用128只汽油桶建成浮桥,长88米,可通行10吨的汽车[7]。3月,日军轰炸机28架和零式战斗机8架轰炸扫射云南省驿机场,炸死民工250余人,国民党留驻机场的第38站股长黄友德和机械士张信忠亦中弹身亡[8]。10月28日下午2时许,日机20余架分3批向东飞来,旋绕五六分钟后,在云南驿机场附近用机枪扫射,警戒机场人员伤1人[9]。12月26日、27日,日本飞机侵袭云南驿飞机场,炸死25人,炸伤12人,美军航空队飞机炸伤3架[10]。1943年1月16日和26日,日军飞机先后两次轰炸扫射云南驿机场,民工死2人,伤4人[11]。3月中旬,上午9时左右,18架日本飞机,袭击云南驿机场,对机场上的飞机和人群展开了残酷的轰炸与扫射,美军飞虎队的18架驱逐机和两架运输机被打得破烂不堪。被炸死和低空扫射而死的民工有2700人左右[12]。4月26日,日本飞机轰炸云南驿飞机场,祥云、巍山、姚安、大姚修机场的民工被炸死433人,炸伤388人[13]。4月27日,日军25架飞机袭击云南驿机场,炸毁美军航空机队驱逐机3架,伤5架;毁运输机1架,死美国人7人,伤5人;死国民党驻守部队30人;死民工200余人[14]。5月19日,上午8时,日军50余架飞机过巍山县境侵袭,投弹27枚,炸伤巍山县五印乡民6人,炸毁民房两方。上午9时,敌机30多架被盟军及中国空军飞机追击,自西北窜入县境上空,向东北方向飞去,旋又转回,队形错乱,至河上弯上方冷水塘后面的黄泥箐上空,仓皇弃弹,炸死村民2人,炸伤五、六人,下落不明者数人,炸跨民房四五间[15]。1O月25日,日军飞机轰炸下关金星村,炸死8人,伤11人,炸毁房屋16间[16]。12月18日,日军18架中型轰炸机和40架零式战斗机袭击云南驿机场,盟军航空战斗机队阻击空战达半个小时,击落日军零式战斗机4架、轰炸机1架;机场严重受创[17]。12月19日,日军中型轰炸机18架、零式战斗机2架于上午10:50到达云南驿机场上空,投弹轰炸机场跑道,低空扫射做工人群。盟军航空战斗机队与其空战,击落日军轰炸机6架,零式战斗机3架。美军d─iv零式战斗机被日机击落1架[18]。1944年3月26日,日军以54架重型轰炸机和不知其数的驱逐机空袭云南驿机场。双方飞机在水目山上空交战,盟军击落日本飞机3架,落于蚂蝗箐。当时,日军飞机向机场上投下了300多枚炸弹,炸死炸伤楚雄、姚安、巍山、弥渡、祥云等县在云南驿修机场的民工15,000余人,其中炸死1000多人[19]。
共计死伤人数:1940年炸死7人,伤1人,国军炸伤2人;1941年炸死19人,伤18人;1942年平民炸死275人,伤12人;国军炸死3人;盟军炸死1人;1943年平民炸死3345人,伤415人,失踪5人;国军炸死30人;盟军炸死8人,伤7人;1944年炸死1000人,伤14000人。
(二)霍乱病迅速传播,造成大理地区人口减少。1942年,日军入侵滇西,攻占龙陵、腾冲,派飞机轰炸保山,迫使大量难民、大理商人及匠人涌向大理地区。由于从缅甸及龙陵、腾冲等地的难民和返乡的大理商人、匠人携带霍乱病菌到大理,造成大理地区霍乱疾病迅速蔓延,患者人数和死亡人数均与日俱增。霍乱病,发病急,扩散迅速,死亡率高,一旦感染,大量患者难逃死亡的厄运,几小时就死亡。当时对霍乱病防治见效甚微,十有九死,灭门之户各地均有发生,令人惨不忍睹。1942年霍乱在大理地区流行,各县死亡严重。整个大理地区感染为17,964人,死亡38,032人。
三、人口伤亡
抗战期间,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把日寇赶出滇西,有许多大理籍的参战军人战死疆场,为国捐躯;有许多民工在抢修云南驿机场、功果桥和运送军粮的抗战活动中被日本飞机炸死炸伤;有许多人死于日机轰炸和霍乱病;有许多人因战争流离失所成为灾民或失踪。
(一)直接人口伤亡
1、日机轰炸伤亡人数:
1940年炸死7人,伤1人,国军炸伤2人。1941年炸死19人,伤18人,国军炸死3人。1942年平民炸死275人,伤12人;国军炸死2人,伤1人;盟军炸死1人。1943年平民炸死3345人,伤415人,失踪5人;国军炸死30人;盟军炸死8人,伤7人。1944年炸死1000人,伤14000人。
平民共计炸死4646人,伤14,446人,失踪5人。
2、霍乱病伤亡人数:
1942年,大理地区霍乱病发病人数多,死亡率高,其中漾濞县感染霍乱165人,死96人[20];云龙死亡3000人,感染无记载[21];永平死亡1000人[22];邓川感染4774人,死亡2243人;洱源患者4228人,全部死亡[23];弥渡死亡481人,感染137人;宾川死亡2000人[24];鹤庆感染12,658人,死亡7749人[25];大理死亡14,000人,全家死绝有3000余户[26];剑川县流行霍乱,死亡3105人[27];祥云城区及云南驿、前所、龙润(今下庄)、文源(今刘厂)、禾丰(今禾甸)等地区霍乱病流行,花园村有四五十户农户,染上霍乱病的就有230多人,死亡30多人,禾甸新泽村患霍乱病死亡的人数达100多人[28]。
大理州因霍乱死亡38,032人,感染17,964人。
平民死亡42,678人,伤32,410人,失踪5人,共伤亡75,093人。
3、军人死亡人数合计:
抗战期间,大理地区出征作战军人有几万人,现有记载的有12,739人[29],大理州参加国民政府军出省抗战共阵亡3146人[30]。1940年12月云南驿机场被日机炸伤2名机械士;1941年8月15日炸死宪兵、运输兵、警戒兵共3人;1942年3月因日机扫射,云南驿机场股长黄友德和张信忠机械士中弹牺牲;10月28日日机于云南驿机场附近用机枪扫射,警戒机场人员伤1人[31];1943年4月27日,日机袭击云南驿机场,炸死中国驻军30人[32]。国军共计炸死35人,伤3人。
计:伤亡3184人,其中伤3人,亡3181人。
4、盟军军人伤亡人数:
1939年至1945年,美国军人来华支援抗日战争,在对日作战中盟军军人伤亡情况。1942年12月,日军飞机空袭云南驿机场,美军莫尼中尉负伤因抢救无效死亡;1943年1月,盟军与日军在巍山上空空战,一架美国飞机坠毁于巍山县城南阴箐山中,飞行员1人牺牲[33];4月27日,日机袭击云南驿机场,炸死美国人7人,炸伤5人[34];1943年7月,一架运送抗战物资的盟军飞机,因机器故障坠毁于永平县杉阳镇江顶寺梁子,1位飞行员跳伞摔断了腿[35];1943年12月19日日军中型轰炸机18架、零式战斗机2架于上午10:50到达云南驿机场上空,投弹轰炸机场跑道,低空扫射做工人群。盟军航空战斗机队与其空战,击落日军轰炸机6架,零式战斗机3架。美军d─iv零式战斗机被日机击落1架(按伤1人)[36]。盟军共计伤亡16人,其中炸死9人,伤7人。
(二)间接人口伤亡
大理地区间接伤亡共1704人,其中死亡1369人,伤335人。
1938年云龙县修筑滇缅路死亡五六百人,按550人算[37];1939年云龙县斑疹伤寒死亡50余人[38];凤仪患病199人,死亡197人[39];1940年大理县参加修筑滇缅公路死亡86人[40];1943年云龙天花流行,发病30余人,死亡20余人,伤寒流行死亡130余人[41];1944年云龙因伤寒死亡146人[42];云龙县运输民工死亡8人[43];1945年邓川霍乱、鼠病流行,死亡155人[44];抗战期间漾濞民工死亡27人,伤106人[45]。
四、财产损失
在抗日战争中,日军丧心病狂地派飞机轰炸,不仅给大理地区造成人口重大伤亡,而且给大理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和居民财产损失。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09-24 10: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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