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抗战传奇：参加远征军后，才理解人为何会舍生取义
2020-07-20 11:01:17 来源：黄薇 国家人文历史 点击： 复制链接
作为甲午战争后第一支打出国门的军队，中国远征军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而又辉耀的一笔。但当年参加对日作战的老兵们，却因种种原因而被历史遗忘。透过两位亲历者的回忆，让我们去触摸和感受那个时代的横截面，去见证和铭记，六十多年前真实的残酷与心灵的挣扎。
诗人穆旦翻过野人山
穆旦(1918-1977)
1942年2月，24岁的穆旦(原名查良铮)，应征入伍，被安排在远征军司令部杜聿明身边做随军翻译。这年5月到9月，青年中校翻译官穆旦被编入了207师，做师长罗又伦的随身翻译，亲历了中国远征军与日军的殿后血战，及随后的“滇缅大撤退”。
穆旦翻过野人山，活了下来，他最长断粮达8天! 等到1942年秋冬之际，他随军退至印度加尔各答，又差点因为过度饥饿之后暴食而死去。但他后来对这一经历几乎闭口不谈。他只对自己的恩师吴宓作了详述，深为惊骇感动的吴宓在日记中写下：“铮述从军的见闻经历之详情，惊心动魄，可泣可歌。不及论述??”穆旦的好友，青年诗歌理论家王佐良回忆说：“只有一次，被朋友们逼得没有办法了，他才说了一点，而就是那次，他也只说到他对于大地的惧怕，原始的雨，森林里奇异的，看了使人害病的草木怒长，而在繁茂的绿叶之间却是那些走在他前面的人的腐烂的尸身，也许就是他的朋友们。”
作为诗人，穆旦也许更愿意将内心最深处的波澜寄寓于诗歌。1942年之前，穆旦的诗歌创作大多稳定在每年存诗十几首，1942年陡然下降为7首，随后两年更少:2首与4首。写作量的变化，从一个侧面看出：如何释放内心强大的阴影与压力，诗人一直在犹疑与酝酿。直至1945年，迎接伟大的民族战争的胜利，穆旦内心才像决堤之水一样倾泻而下，这一年他存诗25首，对于写作量一直不大的他来说可谓诗情勃发。9月，他写下了唯一一首直面野人山经历的长诗，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史上著名的诗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诗歌的最后一节“祭歌”中，诗人饱蘸热血与激情，深情吟道：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击，
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
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木把一切遗忘。
过去的是你们对死的抗争，
你们死去为了要活的人们的生存，
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
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逃脱了过“野人山”的生死考验，没想到却逃不过五十年代政治风暴的“洗礼”，1954年，穆旦便因曾参加过中国远征军的历史而被列为“审查对象”。他于1958年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撤去教职，逐出课堂。“文革”开始后，再次因“中国远征军”问题，正式由南开人民法院宣布为“历史反革命”和“罪犯”，最后家室被抄，妻离子散，被关进“牛棚”强制劳动改造。
诗人穆旦转而在夜深人静时，于斗室间潜心研究外国诗歌的翻译，经过十几年的沉默辛劳，他向世人奉献了拜伦、普希金、雪莱、济慈等诗人的作品译著二十多部，堪称一代翻译大家。1977年2月26日，穆旦含冤去世，时年59岁。
印度集训与密支那战役
黄仁宇(1918-2000)
1943年2月，和穆旦同岁的黄仁宇响应号召入伍，他和一群军官作为先遣部队，飞过“驼峰”到达印度兰姆伽，成为驻印军第一军军长郑洞国身边的秘书。
因为从小就喜欢写作，他兼任了战地记者，为《大公报》等报章写了十余篇战地亲历记。《密支那像个罐子》一文中，他生动描述了敌人夜袭时的恐慌，“瞳孔之外，无一不是黑暗，一时我恐怖之念突起，仿佛一切都没有主宰。”迷路后，兄弟的枪顶着自己胸前，“我知道他的食指正在扳机上。”1944年5月26日，在密支那战斗中，黄仁宇的右大腿被三八式步枪击中贯穿倒地，“我一生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
“军人的生活像一团梦，整个人生的生命又何尝不像一团梦!”写于四十年后的回忆录《黄河青山》中，再回顾那段历史，黄仁宇的文字里更多了一种史学家的沉静与文学家的细腻敏感。《我的团长我的团》的编剧兰晓龙就曾表示，黄仁宇笔下细腻丰富的战地描写，是他创作剧本的灵感与素材的一个来源。
黄仁宇记录下在印度兰姆伽集训的种种情况。到达印度不久，因为训练营队雇佣了一帮印度贱民阶层干活，“按照印度教的正统习俗，我们已经里里外外被贱民污染”，以致于“服饰奇丽的印度妇女看都不看我们一眼”。 在印度集训，“士兵每个月可领到12到20卢比(合3到5美元)”，条件较为宽松，“为了美观与舒适起见，我们开始自掏腰包，去买量身定做的制服”。“美国人对兰姆伽的训练课程很引以为傲”，不过黄仁宇觉得基本军事策略的授课大同小异，“美军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正是战略物资，不只是因为其充分，还包括他们用系统的方式去处理。许多我的军官同胞都充分善用此一良机，去上坦克驾驶课程及野战炮兵训练”，他本人就在那儿学会了开卡车。但中美军队之间仍存在着各种文化与观念上的冲突，“我们虽然是盟友，但每一方都盘算着对方的弱点。”“整个国民党深信，中国事务只能以中国人的方式来处理，西方人永远也不可能了解个中因由，甚至也没有必要加以解释。”而美国人则不习惯中国人复杂的政治人情，想要用企业化的管理来管理军队，并且把指挥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在这本书里，他还坦言，四十年前作为战地记者，“为了凝聚意志力”，很多时候他必须刻意“强调光明面”。不过战争还是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瞬间。战争是血肉横飞，是尸骨枕藉，更是双方的灾难，具体到每个个体身上，也许都是身不由己的受害者，承受着生命不可承受之轻。在孟拱河谷，他看到一座桥下歪倒着一具日兵的尸体，头浸在水内，“毋需多久，我就发现死者和我有许多共通点，属于同样的年龄层，有类似的教育背景。在死前一天，他还努力温习他的英文!谁敢说他不是大学学生，脱下黑色的学生装，换上卡其军装?想想看，要养大及教育他得花多少心力，接受军事训练得花多长时间，然后他在长崎或神户上船，经过香港、新加坡、仰光，长途跋涉的最后一程还要换搭火车、汽车、行军，最后到达在他地图上标示着拉班的这个地方。千里迢迢赴死，喉咙中弹，以残余的本能企图用手护住喉咙。种种事由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他出生在黄海的另一边。否则他将和我们一起，穿我们的制服，吃我们配给的食物。”最后一句，他写“在孟拱河谷这个清爽的四月清晨，蝴蝶翩翩飞舞，蚱蜢四处跳跃，空气中弥漫着野花的香味。而这名大尉的双语字典被放在矮树丛上，兀自滴着水。”这是多么美丽而无比残酷的瞬间!
他回忆说，“每天都有人被炸断腿，头颅大开，胸部被打穿，尸身横在路边，无人闻问，我看到的人类痛苦不知凡几。我听说，德军让军乐队在战场上吹奏送葬曲，美国的作战部队中有坟墓注册处，但驻印军一切付之阙如。”战争是复杂的，也正因如此，“战争无可避免会勾起各式各样的情绪及感怀”。他总结道：“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未享受暴力及战争行为带来的快感。”不过，“战场上的恐惧也有其动人的层面”，甚至有了一种形而上的意味：“当死亡不过是一瞬间的事，而生命降格成偶然的小事时，个人反而从中解放。这或许可以解释，在紧急情况下，人们往往愿意冒险，在正常情况下却不愿意。”
抗战结束，黄仁宇于1950年负笈美国，以32岁的“高龄”从密歇根大学三年级读起，先念新闻系，后转至历史系，后成为海内外知名的历史学者，著作几经重印畅销不衰。学者朱学勤评价说，那段戎马岁月，被黄仁宇“带到了他的剑桥生涯、耶鲁生涯、哈佛生涯，点石成金”。
责任编辑：宋吟霜 最后更新：2020-07-20 11:2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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