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远征军秘闻罕见揭秘：八万亡灵等回归
2015-06-25 09:33:27  来源：综合   点击：  复制链接

　　几乎与在缅甸的活动同步，日本人也开始了对于中国云南的活动。虽然期间经历漫长坎坷，但日本人却始终执着如初。

　　1974年，即中日邦交正常化第二年，第一批日本人获准访问了云南昆明。他们向当时的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提出，希望允许他们到滇西祭奠阵亡日军的亡灵。这个要求被理所当然地拒绝了。据说全体日本人当即失声痛哭。这是作家邓贤在《大国之魂》中提及日本最早为滇西遗骨问题与中国方面的交涉。

　　1978年，原侵华日军第56师团第113联队补充兵、日本每日新闻社记者品野实，办理了赴中国的护照。但受当时形势所囿，他仍未获准允许去滇西地区。他此行的目的是为死在松山的日本兵写一本书——后来这本书写成了，就是在日本极具影响力的《异国的鬼》。

　　在此期间，越来越多的日本人来到云南，他们被允许到更多的地方参观和游览，但当时云南对外开放地域限定在昆明以西三百多公里的大理市。虽然大理依山傍水，风景如画，更有南诏古国的遗址和五朵金花的故事蜚声中外，然而日本人却个个愁眉不展，终日翘首西望，茶饭不思。临行前，他们面西肃立，而后长跪不起。他们仍是要到滇西祭奠日军亡灵的。

　　1980年1月，日本人终于在战后首次踏上滇西的土地。这次，由日本“全缅战联协”派遣的“云南地区慰灵团”来到中国。大概在外交接洽环节，日方已考虑到在中国收骨不会成功，这一次只是试探性地派出了10个人来摸情况，成员由清一色老兵组成，以甲谷秀太郎为团长。这次品野实又积极争取，却仍未能被选中，大概因为他在战争时期仅参加了龙陵作战，不属最重要的亲历者。与那段历史有密切关联的10个日本老兵中，有从松山战场奉命逃出去的原日军炮兵中尉木下昌巳，在腾冲战场活下来的卫生兵吉野孝公，还有在龙陵帮助守备队长小室钟太郎中佐自杀的大尉副官土生甚吾，及曾在第56师团司令部任职的中尉石井皎。据品野实《异国的鬼》一书记述，“这次在中国方面的帮助下，这些日本人得到了滇西战场上的泥土”。回国后，在原日军第56师团战友会举行的慰灵式上，这些泥土作为“灵沙”分给了阵亡人员家属。

　　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更多的日本人终于可以以“旅游观光”的名义来到滇西。在松山旧战场上，他们一般不跟当地老百姓说话，表情肃穆。上了山后，在这个再度枝繁叶茂的山峦里搂树抓土，哭天叫地，诉说祷告??当地人印象最深的一位日本老者，曾带着一群男女儿孙来到松山，坚辞导游，竟能在山上轻车熟路地走动。有当地的明白人问他：你是当年那位逃出去的日军炮兵中尉吧？此人正是木下昌巳。从1980年起他来滇西十多次，心愿只有一个：为死在松山的日军在当地建一座慰灵碑。为此他走访了所有死者的遗族，向他们讲述死者最后的“战迹”；他后半生全部的心愿就是满足死者的心愿。为此，他曾表现出一些诚意，比如捐资龙陵在原日军第56师团前进指挥所驻地赵氏宗祠前建了一所白塔小学，当地人谓之“赎罪”学校。这一举动得到了当地政府有保留的理解，但认为他要为松山日军阵亡者立碑之事，却属非分之想。

　　笔者在滇西采访期间，常常听到当地人说起日本人为寻找日军遗骨而“悬赏”的事，据说交换条件是：一具尸骸换一辆轿车，一根腿骨或手骨换一台彩电。这些，自然是日本方面在通过外交努力无果，从而私下活动后播散出来的传闻，并非空穴来风。

　　据载，“云南地区慰灵团”自1980年起至1990年代，至少4次来到云南，曾改换名义为“日中友好恳谈会”，企图从民间收集日军遗骨。1988年7月，日本“全缅战联协”常务理事甲谷秀太郎一行4人沿滇缅公路到达滇西，在龙陵、腾冲、芒市、畹町等地战场遗址进行谢罪忏悔。参加活动的老兵们当时已六七十岁，他们也做了一些促进中日友好的事，但这些都掩盖不了他们三番五次来云南的真正目的。当时在昆明市日资企业——日本华兴株式会社驻昆办事处供职的陈晓耘女士见证了这一事件。

　　1990年，陈晓耘应邀参加了欢迎甲谷秀太郎的宴会。甲谷认为陈晓耘是日本公司雇员，似可信任，所以在昆明逗留期间曾多次到陈晓耘工作之处拜访。陈晓耘了解到，甲谷参加过侵缅战争。一次，甲谷将一份滇西各战场日军遗骨分布图给了陈晓耘，其中《拉孟（即松山）阵地要图》和《腾越（即腾冲，为旧地名）城附近守备要图》上清楚地记录了1944年6月至9月的战斗情况。甲谷对日军的侵华罪行做了谢罪，同时希望收集遗骨的事能有所突破。在多次通过外交的、民间的交涉未果后，甲谷希望陈晓耘能帮他在此事上做些工作，回到日本后又多次来电。但陈晓耘认为，日本侵略云南的史实是永远无法抹去的罪恶，所以婉拒了他的请求，并请他尊重中国人的民族情感。

　　那么，当年日军丢弃在滇西的遗骨情况到底如何呢？

　　据资料，有少量是在战死后由日军自行处理的，活下来的日本老兵曾记录保存下来一些资料；大量的则因无法及时收尸，在战后由当地人收敛掩埋了，由于当事人纷纷离世，已很难找到准确的位置。但是，当地也保留下了日军丢弃的一些遗骨，并挖掘出了一部分，至今仍集中保存着。

　　《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的作者方军，是国内最早披露这一信息的人。2002年，方军在龙陵采访见证抗战的“最后一批人”时，曾看到了这些日军遗骨，并在《保山日报》首次报道。据当时龙陵县史志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介绍，1988年至1989年，县政府曾组织人力在松山一带收集了一些日军遗骨和遗物。当时组织挖掘的目的，一是基于人道主义考虑，二是史志办需要收集一些与战争相关的资料和物证。之后，这些遗骨和遗物被装在陶罐和木箱内，一直放置在龙陵县史志办的仓库内。据闻，2005年龙陵抗战纪念广场落成，这些东西又被搬迁到了新建的抗战纪念馆内。

　　方军曾对所看到的日军遗物做分类介绍：

　　有五个陶罐装的骨灰，是日军第56师团将在缅甸战死的日本兵烧成骨灰，带入中国滇西的。据说日军当时曾准备带着这些骨灰打到昆明、重庆去。装骨灰的陶罐口小、肚大，是缅甸萨尔温江流域妇女顶在头上使用的陶瓷器皿。

　　当年战事结束后，当地群众担心污染空气和水源而收敛日军尸体，属于草草掩埋。1988年，仅在松山挖掘出了其中一部分骨骸，装在本地烧制的三十几个陶罐里。

　　此外，和遗骨一起出土的还有日军的钢盔、皮鞋、饭盒和炮弹等物品，装在二十几个木箱里。

　　据闻，日本方面看到后，曾与中国外交部交涉，希望就此遗骨的返还问题进行磋商。但此后的消息是，当地政府回应本地并无此物，媒体刊载的消息属作者个人行为，本地不予证实。

　　“与时间赛跑”的“搜骨事业”

责任编辑：刘连梅 最后更新：2015-06-25 09: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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