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之战：蒋介石与史迪威的分歧
2016-04-21 09:32:32  来源：广州文史网 作者：黄道炫 中国社科院学者  点击：  复制链接

　　蒋介石对缅甸战场的最初设想

　　中国远征军大规模入缅，是在日军已占据缅甸南部沿海地区，英国被迫向内地退却后开始的。最初，为防止中国占据缅甸，英国竭力避免中方入缅，直到日军在南缅攻势甚猛，英军难以抵挡，韦维尔才最终同意中国军队大举入缅。英国对中国远征军入缅表现出的三心二意，预示远征军在缅作战将不会一帆风顺。

　　中国准备出兵缅甸，主要是从中国本身战略利益出发。中国在缅最重要利益所在即保卫缅甸南部的仰光出海口，维持海外物资输入运输线。因此，中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出兵缅甸抱积极态度，随时等待着对缅甸有宗主权的英方的邀请。1942年1月底，英方向中国求援后，蒋介石随即令待命中的第6军向缅甸出动。2月14日，下达第5军入缅令，准备使用于同古、仰光附近地区，以保卫仰光为主要责任。显然，当时中国希望和英国一起，在缅南与敌决战，争取打垮日军，保卫仰光。

　　然而，由于英方拖延，中国军队出动途中，形势发生重大变化。3月8日，仰光失守，缅甸出海口事实上已被封闭。同时，在东南亚战场，英美军队全面溃败，日军控制南太平洋，其海军可前出到缅南海面，缅南出海口有效性大受影响。仰光失陷及英美在南太平洋的一系列失败，对中国方面形成重大心理冲击。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出兵计划不得不随之发生变化。

　　3月9日，蒋介石电令“第五军入缅部队暂缓开拔”。随后，在与刚到任的美国派遣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谈话时，一改此前的积极态度，明确表示，仰光失守后，原定进至同古地区协助英军反攻仰光计划必须重新考虑，强调此后中国军队在缅作战“实有应用纵深配备战略之绝对必要”。蒋介石此时计划：以腊戍、密支那等缅北重镇为后方，以位于缅北的首都曼德勒为中心，“集结主力于曼德勒附近，诱敌深入，待与交锋之后，再反攻突破之”。之所以如此，主要基于如下几点：

　　一是对英军在缅甸继续作战的决心不表信任，担心中国军队倾力前突，后方空虚，一旦战事不利，将面临孤军深入的危险。3月19日，蒋与史迪威谈话时指出，由于指挥难以统一，“他日有撤兵必要之时，两国军队必陷入绝对混乱之现象而肇空前之危机”。

　　二是怀疑中英军队的协同作战能力。中、英在指挥权和联络上均不协调，仰光失陷前，中国在指挥权上虽愿让步，但英方并不愿意指挥中国军队，不愿承担由此而来的责任。仰光失陷后，蒋对英方又不放心，不愿将远征军交给英方指挥。

　　三是英国长期殖民统治造成当地民众对英军反感甚至痛恨，中国作为英国盟军，部队行动必然受到影响，而缅甸混乱的交通管理也将极大影响中国军队的机动。在得不到民众支持，又是出国作战，地形生疏，天时、地利、人和均处不利时，慎重行事，应属必要。

　　当然，蒋介石作出这样的选择，还有其不欲明言的原因。如前所述，中国出兵缅甸，最重要的是欲保住缅甸尤其是仰光的出海口，获得盟国战略物资的接济，仰光及东南亚地区失陷后，这一目标已难以实现，在英国未表现出坚守缅甸决心的情况下，中国当然也不愿为英国作嫁衣，担当防守全缅的义务。

　　集中远征军在曼德勒地区作战，从蒋的立场看，还有几方面的有利因素。曼德勒扼缅北之咽喉，为缅北之屏障，同时，又是中国经缅北西向印度交通之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保卫曼德勒，既可使之充当中国大西南地区的缓冲，以免日军直接威胁，又可保住中国经缅甸至印度的对外通道，维持获得外援的间接途径。也就是说，仰光失陷后，守住曼德勒，即是中国在缅作战的最大利益目标。同时，一旦作战失利，中国军队以曼德勒为中心，后有密支那、腊戍等稳固据点，撤兵也较为容易。另外，从缅甸地形看，以曼德勒为界，以南多平原地区，以北则为山地，依托山地作防御战对武器配备较落后的中国军队也显然更为有利。正因此，在与史迪威谈话时，蒋介石一再要求史迪威以准备曼德勒作战为在缅作战基本要领。

　　史迪威的思路与蒋完全相反

　　但是，史迪威的想法一开始就和蒋介石大不相同。史对中国之行雄心勃勃，指挥军队建功立业，是史迪威衷心追求的目标。而他当时对中日两军的素质、特点、战斗力均未有全面了解，按照他“以最快的速度轻率地作出最生硬的结论”的个性，进攻战显然更符合他的选择。

　　当然，史迪威主张在缅甸进行积极的进攻作战，更主要的还源自于美、英的全球战略。美、英以欧洲战场为主要战场是不争的事实，美国对保持英国作战能力的重视当然要远远超过中国。作为印度屏障，保住缅甸，对防止日本攻印，减轻英国在印度压力，使其在欧洲战场充分发挥作用有重要意义。这就是史迪威所言：“日本已被迫在缅甸动用了可能派往印度、澳大利亚或其他地方的兵力。这是中国此时能够把它所拥有的东西———兵员———贡献给盟国事业的最好办法。”因此，尽管史迪威对英国在缅甸的避战退却极感不耐，但仍然接受这一现实，并多次以中国军队作为英军退却的掩护。

　　正因如此，史迪威对蒋介石提出的缅甸作战意见不以为然，他坚持认为，应在同古集结中国军队主力，迅速夺取仰光，取得缅甸保卫战的迅速完全胜利。3月9日，在与蒋的谈话中，他提出要在十日之内在缅发动大规模反攻。然而，此时中国军队不过刚刚出动，大部分部队尚在国内，十日之内反攻的说法近乎天方夜谭。此后，史迪威事实上也未坚持马上反攻仰光，并在与蒋谈话时，当面有条件接受重点防御曼德勒的计划。不过，当其受命负责缅甸前线指挥并走马上任后，即把蒋的计划完全置诸脑后，此后，一直到缅甸战役失败，史迪威实际都坚持和蒋思路完全相反的进攻战略。中国远征军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和史迪威的这一战略思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蒋介石对史迪威作出让步

　　史迪威以中国远征军指挥官身份抵达缅甸后，立即准备将其在缅甸发动全线反攻的计划付诸实施。

　　史迪威的权限，是缅甸战役初期一个颇引注目的问题，蒋介石通常被指责为对史迪威放权不够并实行遥控，史迪威本人事后也一再抱怨自己权限不足，并将失败主要责任归结于此。对此，首先应该看到，就缅甸战场言，史的身份是中国战区参谋长及中国军队在缅指挥官，因此，史有执行中国战区统帅基本作战意旨的义务与责任，这一点，蒋在与史迪威谈话时曾明确加以指出，而史也以此为当然。其次，史迪威作为中国远征军的指挥官，有权在统帅部指挥下，行使前线的具体指挥权。

　　在具体指挥权上，应该说，这一时期，蒋准备予史迪威充分权力。3月4日，蒋在腊戍接见杜聿明，令其对史绝对服从。15日，第200师师长戴安澜致电蒋介石报告军情，蒋迟至25日才复电，并明确指示：“嗣后凡有请求应迳呈军部，因此间无法遥制也。”20日，又指示远征军全体官长“对史参谋长之命令应绝对遵守”。不管蒋内心是否情愿，抑或此前他如何指挥，在美国派遣的史迪威面前，他的行动是谨慎的。当时史迪威本人也为此感到庆幸，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人接受了我的地位，这近乎奇迹。”当然，由于中、美文化的不同，施予者和接受者对权力理解不尽相同，在蒋看来，指挥权只意味着总体战略指导下的具体实施权，而在史看来，指挥权即意味着他应该有驾驭整个战场的权力，其中当然包括对战略指导的变更，这又是蒋介石当时尚不愿接受的，史迪威感到的权力不足，更重要的可能还在于此。

　　由于史迪威在战略思想上与蒋有着根本的分歧，而史又并不想放弃自己的见解。史迪威到前线后，力主中国远征军应在缅甸发动反攻，夺回被日军占领的仰光，提出“同古会战，收复仰光”计划。21日，史迪威签发作战命令，规定：“我军决在同古附近拒止由培古方面北进之敌，并与英军协同作战”。中国远征军主力投入同古方向，蒋强调的步步为营、重点设防计划只能徒托空言。

　　在决定中国远征军命运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对史迪威作出让步。放弃在曼德勒实行主力决战的计划，同意将中国远征军重心大幅度南移，在同古一线投入重兵。固执的蒋介石之所以会作出这一让步，当然不是如史迪威自己认为的他的计划有多大的说服力，关键是因为有美国这一实力国家作后盾。但是，衡量当时缅甸战场的实况，这一让史迪威满意的决策，战略上却并不明智。

　　史迪威的错误指挥

　　在同古展开会战的出发点，旨在迅速向日军发动反攻，夺回已被日军占据的仰光地区。但是，从当时战场总体形势衡量，这种思路已不现实。首先，从盟国和日本对垒形势看，由于日军已控制泰国，日军在缅泰长达千里的交界地区对缅甸形成巨大压力，狭长的地理特征使缅甸尤其是位于南端的仰光防御需要从南到北投入极大兵力，在英方并无防御缅甸决心的情况下，中国要独力担任这样狭长的防御地带，事实上难以做到，即使中国远征军夺回仰光，长期固守也相当困难。

　　其次，史迪威包括蒋介石对日军进攻缅甸的决心其实都估计不足。3月上旬，根据缅甸方面英军抵抗软弱、中国远征军开始出动的新形势，日本南方军决定“捕捉战机，果断作战，迫使曼德勒附近之敌尤其中国军队进行决战，尽量于短期内歼灭之”。预定在5月底前基本完成作战。为此，该军决定除以原第15军继续担任进攻作战外，再将第18、56师团及第三飞行集团等部增派到缅甸战场，同时以第38师团及近卫师团各一部为预备队。日军实际投入作战的部队达四个多师团，大大超过中国估计的两三个师团之数，而中国到4月上旬实际可投入曼德勒及以南地区作战的部队只有5个师，考虑到日军的空中及火力优势，以及包括其在与英、美军队作战中表现出的强大战斗力，这样的兵力对比对远征军十分不利。

　　再次，中国将主力投入同古地区，在军队的进退中都将受到友军协同、交通、后方运输和部分缅人蓄意破坏的更大压力。实施同古会战，关键是必须迅速集结数个师的部队，在日军援军到达前，一举击敌取得成功。但按原定计划，远征军除第200师外，其余部队需在3月23日以后方能到达曼德勒东北地区，而曼德勒到同古还超过由国内出动至曼德勒的距离。3月中旬，马格威机场被炸，盟军在缅甸的空中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日军取得在缅作战制空权，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当时，史迪威对之未予足够重视，当战争大规模展开后，上述问题即一一暴露。史迪威日记载，铁路运输“因缅人发生工潮，曾停止数次”，整个交通状况“糟糕透顶，职员们都已跑掉”，中国军队的运输计划无法正常进行，不得不临时从国内紧急抽调铁路员工到缅投入运输。

　　事实上，从双方力量对比看，欲在同古地区阻击日军并发动反攻的设想近乎天方夜谭。日后的实际战局进程显示，中国装备最精良的戴安澜第200师加上庞大的第5军直属队在同古抵挡日军一个师团的进攻即显得十分勉强。因此，即使按照史迪威的计划，再出动一个师兵力投入战斗，也不太可能实现击垮敌人的目的。在这一点上，长期指挥中国军队作战的蒋介石当然更有发言权，他对史迪威直言：“中国军队由于武器、装备和运输方面的缺陷，须三个师才能抵挡日本一个师，在这种基础上发动进攻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些，虽然让人不无泄气之感，但确是符合当时中国军队实况的经验之谈。

　　正是有着上述的诸多考虑及对本身军队的了解，蒋介石一开始计议的曼德勒防御战不应视为单纯的消极避战。曼德勒靠近中国西南地区，“增援与给养之供给，尚占优势”，在此作战，军队运输、后方威胁及第五纵队的消极影响都要比缅南小得多。可惜当时史迪威信心满怀，不能接受这种稳妥战法，而蒋介石又出于种种考虑，不敢过分拂逆史迪威，以致部队倾力南下，选择了成功希望很小的缅南地区决战。结果在同古既难以集结优势兵力，对敌实施迅速打击，防御战又未能抵御日军增兵后的强大进攻，战至3月30日被迫撤出同古。此后，远征军进退两难，一步步酿成日后难以收拾之局。

　　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失败，首先决定于交战双方的实力对比，当时，中方要想有效抵抗日军进攻确实困难重重，遭受挫折并不令人太感意外。不过，即便如此，史迪威仍然对战争结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不注意缅甸战场实际，过多强调进攻，造成中国军队分割使用，疲于奔命，处处为英军堵漏洞的恶果，加剧了远征军的溃败和损失。蒋介石在战役中、后段，因惧怕开罪美国，迁就史迪威的错误指挥，也应负一定责任。4月底，远征军败势已定时，蒋介石自己承认：“缅甸战事失败之主因，是在作战方针为人转移，不能自主，而为情势所趋，不得不对美国有所迁就，然牺牲价值亦颇大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