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0月至1945年3月,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在缅北、滇西的反攻作战,是抗战以来正面战场唯一一次获得彻底胜利的大规模进攻作战。
蒋介石对此的评价是:“北缅一隅之胜利,实不足以抵中国东战场之损失”。东战场指的是豫、湘、桂会战。
今日读抗战史,有无数让我感到痛苦的事情,淞沪会战精锐尽失、南京大屠杀、花园口决堤…… 但是没有解围方先觉,没有救出守衡阳47天的第十军,却是让人最为痛苦。“守衡阳的战士是英勇的”(毛泽东语)。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反法西斯同盟形成。此时,中国单独抗击日本侵略已4年多,从“9.18”算起已十几年了。1942年1月,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统帅。史迪威担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同时还兼有美国总统代表、驻华美军司令及美国援华物资监理人。
美国“先欧后亚”的战略和中国处于美国所有供应线中最细长的一条的末端,决定了美国没有能力向中国提供大量的现代化军事装备,中国战场注定只能依靠极其微薄的资源去对抗大量的敌人。?
求援的艰辛经历使蒋介石百感交集地说:“对敌国易,对友邦难,受人接济,被人轻侮。此种苦痛不能大忍,则决不能当此重任。”
“1943年8月魁北克会议,一为 ‘对德战胜后十二个月内必须击败日本’,二为‘核定美国向中太平洋吉罗卜群岛马绍尔群岛积极作战’。美国参陆幕僚,深知对日战事如牵长过久,将启国人厌战之心,压迫政府草草议和,致使全胜。其时对德战事已有1944年十月可以结束之预见,故特此提出此一期限,为一切攻日战略取舍之标准。”
“1943年12月开罗会议确认了赋予B-29型轰炸机计划以最高优先权,这符合了从那时起,中国在战争中的作用就是支持跳岛进攻这一军事概念。美国逐步放弃了把中国作为主要作战基地的想法,取而代之的是确定了在太平洋进行跳岛进攻战术以击败日本的战略。(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
美国逐渐将中国从平等战区的地位降为牵制日军在亚洲兵力的配角地位。
1944年5月,马歇尔说,美国希望避免在亚洲大陆进行大规模的战争,而史迪威在最近的将来的“最重要”任务就是在太平洋的我军对敌进行主力决战时,给予最有效的支援……颁布这些指示的时候,日军已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1号作战(豫、湘、桂会战)。
在1944年5月和6月期间,蒋介石一再要求把为B-29型轰炸机提供的军需品调拨一部分给飞虎队,以支持守卫河南和湖南的地面部队。在日本1号作战期间,以中国为基地远程轰炸机屡次执行任务,目标却是日本本土、满洲、台湾、苏门答腊。
美国人利用国民党军在豫、湘、桂会战的失败,竟然要求蒋介石将中国军队中国战场的全部指挥权交给史迪威。什么样的国家会把军队交给外国人指挥?
在抗战中国民党军确实存在很多问题,蒋介石的指挥也有不少问题。甚至国共两党互不信任、相互猜疑、相互提防、磨擦、拆台。但是作为盟国代表的史迪威竟然制订暗杀蒋介石的计划。要“船”不至于颠覆,又能摆脱“船长”。
“孔祥熙对霍普金斯说,中国抗日所以能独立支撑七年之久尚未竭蹶者,蒋委员长之领袖声望与中国士兵之民族意识,实为最大因素。今如以史迪威为统帅,此两种因素皆将受到损害。”
大陆出版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写到:1945年2月,在雅尔塔会议上,为了使苏联尽早出兵打击中国大陆上的日军,罗斯福、丘吉尔竟背着中国与斯大林达成一项损害中国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秘密协定:允许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外蒙古)在苏联保护下独立……造成这种严重后果的根本原因,固然是由于美、英等国的大国强权政治,但直接原因是由于国民党军湘、桂作战失败。
《雅尔塔协议》中损害中国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协定的直接原因是国民党军湘、桂作战失败?!怎么得出的这样的结论?
那么,1941年4月3日苏联和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又是因为什么?
《苏日中立条约》双方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牺牲了正在孤军奋战中的中国,沉重打击对处于极端困难之中的中国抗日运动。
“美国对华态度,自第一次魁北克会议,变更对日战略,及德黑兰会议斯大林确定对日参战后,已失热情,则为更基本之史实。”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梁敬錞在其著《史迪威事件》一书中总结美国的战略意图说:“美军部迫我北缅作战之主要目的,在配合美国之太平洋攻日战略,而不在打通中国之国际通路。……美军部利用中美军事合作之美名,使史迪威掌握中国一部分之精锐军队,进而操纵全部分之物资分配,再借此掌握与操纵,取得中国十余万官兵出生入死之劳务,使美国不烦一兵一卒,而克实现其离开与中国军事合作之岗位,自向太平洋作战之单独战略,其精算诚可惊服。中国在七年抗战之后,精疲力竭,其地形与人力,既皆不足供美国新战略之使用,固亦不能有怨言。但美国当兵力不逮亚洲之时(1943年6月以前),则以军事合作馅中国,迨其兵力一达亚洲之时(1943年8月以后),则自定其中太平洋作战之战略,不一告于中国,更于中国战场正感危殆之际,勒取其惟一之有力之远征军,为自己之使用,几坏中国当时整个之战局,中国人今日读此,安得不掩卷寒心,引为历史之教训?”
无独有偶,在梁敬錞在著《史迪威事件》三十多年后,英国人方德万在其著《中国的民族主义和战争》中将史迪威事件所暴露出来的中美矛盾,大体归因于美国绝对自我中心的对日战略:罗斯福、马歇尔对蒋介石政府的支持,纯粹出于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无非尽量利用中方牵制日本,以利于美国在太平洋对日本采取攻势;至于蒋介石因为抽调精兵参与缅甸作战,以至面对日本的华南攻势几无招架之力,则非美国人事前所愿从长计议。他的总结等于是为重庆政府打抱不平:“无论英国人还是美国人都不相信中国的战略价值。就在美国的许多人,包括罗斯福在内,对中国深表同情并确信他们定会在中国起着决定性的推动作用之时,这一切并没有转换成实际的军事支援。尽管租借物资的议案引起了轩然大波,实际拨给中国物资的数量,更不消说运抵的实数,与美国送给英国和苏联的军援相比,实在微乎其微,何况已运去的相当大的一部分还被史迪威抽走了。中国是这样一个盟国:要以最小的代价从那里要求最大的付出……先是拖住日本军队,然后再把中国作为战略基地,对日本进行轰炸,以支持美国的太平洋舰队。从1943年起,美国的战略目标是依靠苏联先打德国,再打日本……美国和英国各自抱着一己之私来利用中国军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国之间既是盟友,也是对手。什么叫:算无遗策,兵无险胜。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3-12 11: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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