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专稿:老人是故事,是历史。本文的主人公是四位老人,是旅缅华侨华人。他们的经历虽各不相同,但共同见证了那段历史,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远征军赴缅对日作战。
主人公一:杨伯方,83岁,中国远征军留缅老兵
我的祖籍是河南洛阳,1922年生人。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那年我15岁。看到日军蹂躏我河山,我的心情与全国人民一样悲愤。我选择了当兵,想报效国家。受训后,我们部队便开赴东北战场。1941年冬,我正式成为中国远征军的一员,同年12月奔赴缅甸战场。我和10万远征军战友一样,愿舍生忘死去保卫缅甸免遭日军占领,保护滇缅公路国际运输线畅通,保障中国西南大后方安全。
1942年1月初,日军从泰缅边境开始进攻英国殖民统治下的缅甸,英缅军节节败退。其实,我们在中缅边境地区待了两三个月,英国人出于私利,起初并不希望中国军队入缅作战,但是到了顶不住的时候,才紧急要求我军入缅援救。可气的是,正当我们日夜兼程挺进缅甸的时候,英军却于3月8日轻易放弃仰光。英军不仅配合不利,还突然继续后撤,使中国远征军陷入被动和危险的境地。
我参加的仁安羌解围战是远征军入缅第一阶段作战唯一的一次大捷。仁安羌在缅甸中部,是著名的石油城。1942年4月18日至19日,孙立人将军部下的2000兵力在仁安羌与日军血战,我当时就在其中。我们以少胜多,最终打垮了日军9000多人,迫使日军弃尸1000多具逃跑,解救出了准备要投降的英军官兵近8000人。
不过最为悲壮的还是东吁保卫战,当时戴安澜将军的第200师在1942年3月下旬与几倍于己的日军第55师团在缅甸古城东吁交战。苦战7天7夜,歼敌四五千人,我们自己也损失惨重。
战场形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日军师团从东线侧翼千里突袭缅北重镇腊戌得手,抄了我们后方,导致远征军第一阶段作战全面崩溃,驻缅英军和部分中国远征军被迫撤退到印度,远征军余部撤回国内。我随部队退到印度。撤退中穿原始森林过野人山,吃尽了苦头,热带疾病夺去了许多战友的生命。我也因受伤住院治疗3个多月。伤痊愈时,所在部队已回国。于是我只好留在印度加尔各答教书,之后漂泊到缅北,最后定居东吁,主要从事华文教育至今。
为了缅怀战友,我主编了一部《中国远征军纪念册》,其中相当部分是我写的,也收录了不少旅缅华侨的回忆文章、缅怀诗词和纪念照片。
主人公二:刘大江,87岁,中国驻印军老兵
我是1918年生人,祖籍安徽,出生在南京,我父亲是军人,但自小跟外祖父长大。我11岁时来到上海,后来先后经历了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和1937年的“八一三”事变。
那时,我在上海南市区的民利中学上学。我和同学们看到日军那样残暴(说到这里老人眼泪夺眶而出),年轻人都想参军。我们学生到战场上送东西,送慰劳品。抵抗3个月后情况仍不好,队伍开始撤退。我跟着部队到了南京,后正式参军进入南京防空学校学习。
后来中国驻印军队需要知识分子从军,我便报名进入了教导第一团,训练1个月后便到了昆明。我们坐飞机到印度一个地方,又到雷多,最后来到莱珈。我们在那里遇到了第一批从缅甸东吁战场撤退回来的部队。
在莱珈,我遇到旧战友,经他推荐,我被分到76团工程连,学开车,运送军火到前线。我到过缅甸巴莫、密支那。密支那战斗非常激烈。
抗战胜利了,部队要回国了,但我们已经感到回国要打内战,大家不愿意回去,于是我们几个便到了仰光,开始办学校。此后,我一直教华文补习班。
主人公三:李毓荣,82岁,“死亡铁路”劳工
我是缅甸华侨,祖籍广东,1923年生。1942年缅甸完全被日军占领时,我19岁,看到的是一片经济萧条。当时我在仰光做小买卖,常听到看到有人被日军开枪打死。
1943年雨季,我参加了“缅甸华侨志愿工作团”。其实我是按照缅甸华侨联合会的要求去的,报名时,我们并不知道是干什么去的,心里只想挣钱糊口。
我当时与五六个同伴一起去报名,在首批劳工中华人大概有300人。大约是1943年6月,我们坐火车出发,到了毛谈棉,住进警察局。我们在那里运枕木,干了1个月。后来又换了地方,还是搬运木头,还有铁轨。劳工干活受了伤没有人管,还有的人得了疟疾,也没人给医治,很快便死了。
我们每天早上5点起来干活,一直要到下午5点。我们负责运送物质,工作是很累很苦的,在工地现场干活的劳工状况更是惨不忍睹。我干了3个月后提出回家,他们不让。于是,我们7个人商量好逃跑,最后成功地逃回仰光。
回到仰光后,我继续给人打工,还送过报纸、到金店当过学徒。后来我在仰光的《中国日报》当守门,靠自己补习中文,进步很快,最后当上了《人民报》的排字工。
我喜欢文字工作,也喜欢写诗。针对日本右翼极端分子矢口否认日本在二战中所犯下的罪行,我赋诗两首。其中一首的题目是《二次大战胜利六十周年纪念有感》:“记忆犹新六十年,不忘昔日暴烽烟。斑斑痕迹伤仍在,历历目前恨永牵。今见春光无限好,凭机美景创千篇。同心被泽施群众,四海安澜乐叶天。”其二的题目是《七七抗战有感》:“莫忘七七事,卫国保家时。日寇横行逞,黎民旦夕危。八年艰苦战,每岁感伤悲。企盼泯仇怨,同栽友谊枝。”很多时候我通过诗来表达我的心情和想法。
主人公四:李四维,80岁,曾任日军翻译
我是广东人,1925年出生在缅甸勃生。15岁时,我在勃生华侨中学上学,曾参加学校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向华侨宣传支援祖国抗日救国。活动有义卖,救国捐,我还捐自己的零花钱。我参加了歌舞队,搞游艺活动。我们还动员印度商人,不要卖日货,共同抵制日货。
1942年初,日军侵入缅甸。由于人们恨透了英国人对缅甸的殖民统治,所以日军入缅初期我们是广泛欢迎和支持的。后来,缅甸人民在现实中看到日本给予缅甸的“独立”是假独立,而且日军比英国人更坏更残暴,于是民众便揭竿而起抗击日军。
我是日军入缅初期参加日军培训班学会日文的,而且是在那样的背景下才干翻译的。我不是帮凶,而且还保护了不少华侨华人,没有做伤天害理的事。
日文学习结束后,我先在日军军政部当翻译,后来到日本宪兵队做翻译。我亲眼看到日本人抓反日侨领,也有几个人被抓被杀,但大多数跑了。我尽量做一些保护华侨华人的事。我知道,由于缅甸人帮助日军,中国远征军伤亡很重。后来我逐渐看清了日本法西斯的真面目,勉强干了一两年后,1945年初,我借故仰光的哥哥生病需要有人照顾,便辞掉了日文翻译工作。
日本投降后,我在仰光育德学校当教员,后又去参与组织南洋中学,教缅文。我还先后在《中华商报》、《新仰光报》当记者编辑。
现在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有重新抬头的迹象,我们要永远保持警惕,要想办法制止他们,不能让他们起来。为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我们一定要团结起来共同努力。(本网驻仰光记者张云飞)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03-23 09:2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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