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牺牲的军队，中国远征军第一次缅甸战役（续）
2019-01-07 09:38:49 来源：萨沙 点击： 复制链接
野人山-死亡之地
中国远征军撤退的第五路，就是经过野人山撤退的路线。
其实这一路也分为两路，虽然都进入野人山，但一个是向北，一个是向西。
向西则是第5军军部和新22师，他们本来是想穿越野人山的孟拱河谷到达孟关，然后向北，经过孙布拉蚌到达葡萄，再穿越江心坡，翻越高黎贡山回国。这大体是后来96师撤退的路线。
但因为进入野人山后迷路，以及杜聿明认为孙布拉蚌和孟关很有可能有日军拦截(事实也是这样，96师副师长就在孙布拉蚌遭遇日寇牺牲，96师一个团也被日军合围)，所以最终选择了穿越胡康河谷腹地，经过新平洋到达江心坡的路线。
这条路线虽然没有日军威胁，但在雨季究竟能否走通谁也不知道。
最终无法穿越可怕的胡康河谷腹地，只是穿越了条件相对较好的野人山孟拱河谷和胡康河谷边缘。随后，他们被迫改向，放弃回国计划，由向北转为向西，走到新平洋，然后继续西进到达印度的雷多
向北的是余韶的96师。他们是殿后的部队，是最后进入野人山的。由于第5军在野人山中已经吃亏，杜聿明发现军队主力很可能走不过野人山，但日军已经追击赶到，马上就要封锁野人山入口，退无可退。而日军早已占领卡萨，封锁了去印度的路线，第5军新22师只能硬着头皮穿越野人山。
但杜聿明却命令殿后的96师不要进入野人山，返回密支那一线，学200师那样尽量从敌人空档中穿过去，从小路回到云南腾冲。因为96师不过几千人，还是有一定可能突围成功的。
不过96师师长余韶认为这条路太险，光是密支那附近的伊洛瓦底江就有日军汽艇巡逻，根本难以渡过。而且到处都是敌人，是在敌人重围中挣扎，稍有不慎就是全军覆没。96师去了怕是九死一生，一个也活不了，要求自行选择撤退路线。杜聿明被迫同意96师自寻出路!
当时余韶已经进入了野人山，走到距离野人山入口孟拱不算太远的孟关!期间由于也曾经断粮数日，一些饥饿失去体力的战士掉队。由于森林太大太密，只有一部分掉队的官兵被收容队发现带走，一些倒在森林里的基本都死去，几小时后就会化为一堆白骨。
余韶师长有丰富作战经验，为人冷静，相对明智一些。余韶认为穿越野人山，尤其是进入胡康河谷腹地的风险太大，还不如沿着胡康河谷的东部边缘，经孙布拉蚌，葡萄等地，绕路进入江心坡，最终翻越高黎贡山过去。
这条路虽然非常险，好歹有马帮曾经走过，根据当地土司说还是可走的。
于是96师从孟关出发，转向北面，经过孙布拉蚌到达葡萄，穿越江心坡，然后继续向西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高黎贡山，回到中国云南。
96师6月14日到达葡萄，这里有较多的粮食，同时还有国内的空投物资，帮助96师恢复了部分元气。但日寇没有放弃追击，先头一部占领了孙布拉蚌以西的麦通。
负责殿后的96师副师长胡义宾为了保证大部队的撤退，在此处拼死阻击日军。此时后卫部队已经转战了近1个月，筋疲力尽，补给断绝，仍然奋勇作战。
结果在战斗中，胡义宾少将身先士卒，身中数弹殉国，这是远征军在缅甸牺牲的第3个将军。
胡义宾是江西兴国人，黄埔三期生，从北伐开始从军，从普通见习排长做起，以为战功成为96师副师长。
在抗战中，胡义宾历经几乎多个大战，前后负伤2次，是第5军著名的悍将。
胡义宾将军战死后，第二八七团团长刘宪文接手指挥，和日军血战麦通。由于部队实在疲惫不堪，几乎阻挡不住日军。余韶师长紧急派第二八六团前往接应，团长刘有道率部赶到麦通又被日军伏击，伤亡不轻，刘有道自己也负伤。
刘宪文见情况紧急，而且大体完成掩护任务，率领第二八七团紧急向东突围，进入江心坡地区。由于战斗伤亡非常惨重，全团只剩下不到1000人，随后经过江心坡无人区到达中国境内又损失了一半的人，该团只剩下300，400人最终回国。
由于后路被断绝，日军又在追击，96师只得继续前进。经过艰难行军，他们于8月1日高达高黎贡山脚下，随后花费三天时间翻越可怕的高黎贡山高达中国境内的怒江。96师于8月17日到达云南剑川。
结果这两路都很惨，都在野人山行军3个月左右才勉强回国。期间病死的无数，也有一少部分饥饿无力掉队而死，还有少量的人死于坠崖，落水，陷入沼泽等等，非战斗伤亡很大。
吃人的丛林--野人山
所谓野人山，就是孟拱以北，山岭纵横，河流密布，几乎所有溪流都汇入的一条长达400公里的河谷。
这河谷从南向北几乎延伸到喜马拉雅山下，其中部有一个狭窄的峡口，将河谷分成两段：南边一段叫做孟拱河谷，虽然条件恶劣，但还是有零星居民在此生活;北边的一段，则完全没有人烟，缅甸人把它叫做胡康河谷。
胡康河谷在缅语的意思就是“魔鬼居住的地方”，是人迹罕至，没有开发的死亡地带。甚至到了到2009年1月为止，野人山区大多还是未被开发的原始森林。
这个胡康河谷由大洛盆地和新平洋盆地组成，山高林密，河流纵横，是全球自然条件最恶劣的地方之一。
如果在旱季，小股探险队如果有足够补给和当地向导，还勉强可以通过。因为雨水不多，盆地河流水量较小，可以徒涉和浮渡。
一到5月到10月的雨季，胡康河谷腹地就基本无通过可能。因为暴雨会导致河流水位暴涨，甚至林间的小溪也会成为拦阻人去路的激流，至于山洪暴发，可怕的泥石流倒也是其次的了。
野人山原属中国管辖，准确说是归属中国的土司管辖，后被英国抢走，归属缅甸。不过虽然前后由中英缅三国管辖，实际野人山大部，尤其是胡康河谷根本没有政府，因为根本就没人能进去。这里仅仅生活着少数没有开化的克钦人和不知民族的山民!
这些山民还处于原始社会，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甚至杀活人祭祀鬼神，尚且没有形成阶级，也没有私人财产的概念。
新22师参谋朱锡纯回忆：野人山的丛林里面，远远的有一些人看着我们。他们下身围着草裙一类的东西，上身无论男女都不穿衣服，皮肤黝黑。头发非常长，有的齐腰。开始他们看着我们并不害怕，只是保持一段距离。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些人，傍边一个士兵吓得大叫：野人!举起枪要打，另一个士兵一把拦住他说：不要打，人家又没惹我们。 此时那个野人似乎也感到危险，立即飞奔跑了。速度之快，让人不敢相信。他奔跑的时候，长发拖在脑后，几乎水平于地面。
其他人回忆：后来我们后卫部队，也曾经远远的看到过野人。有男有女，因为不穿上衣，可以看到有乳房的是女野人。本来他们是不穿衣服的，仅仅在下身围个草做成的东西。后来却发现有的野人穿着我们的军装，估计是从死后弟兄的遗体上扒下的。
野人，也就是山民，其实根本不敢招惹国军士兵，只是远远躲着看，还捡一些国军遗弃的东西，或者从死人身上扒衣服。后来中国人去野人山探险，曾经看到山民山寨还有少数钢盔(用来做锅)，刺刀(打猎)，至于枪械他们是不会用的。而且经过雨季的雨水和高温，国军枪械全部生锈，枪栓拉不开，子弹也受潮，根本没法打响。
至于说什么女野人非礼国军男战士，男野人掠走国军女兵轮奸，都是胡扯谣传，架空小说而已。这些侮辱先烈的意淫小说作家，都该杀!
野人山非常可怕，连英国人也不敢染指。
为什么野人山是不毛之地?除了雨季无法通过以外，最主要的是因为瘴气和过于恶劣的环境。
非战斗死亡中，绝大部分都是病死的，死于瘴气。
所谓瘴气，其实就是各种热带和亚热带传染病。
野人山是原始森林，一到雨季蚊虫极多，多到你不敢相信的地步。
而这些蚊虫大部分都带有原始森林里面的各种细菌病毒，一旦叮咬了人，人就很容易发病。诸如恶行疟疾，回归热，登革热，破伤风，都是蚊虫叮咬导致的。
而原石森林不见天日，大量物品腐败变质，水和植物被污染的严重。诸如恶行痢疾，可怕的霍乱，基本都是因为水被污染导致。
这些疾病，就算是现在有特效药的情况下，也只能救活一部分人，相当一部分还是要死;如果没有药，死亡率都是很高的。
尤其霍乱，回归热，痢疾这种，基本得一个死一个。
野人山的这些细菌病毒是在封闭环境中生存的，和外面的细菌病毒是有明显区别的，不属于常见的细菌病毒。除了野人山里的野人，外面的人都没有免疫能力，所以得病的死亡率极高。
外来者一进去感染了，就算有特效药物，或者曾经得过类似的病，有一些抵抗力，也是极容易送命的。
以疟疾为例，其实早在清朝已经有治疗他的专门药物。清代康熙皇帝1692年冬就得过疟疾，后服用传教士带来的金鸡纳霜就治好。到了1942年，疟疾已经不是什么致命的疾病，奎宁也成为常见药物。
但野人山中的恶性疟疾却极为可怕，服用奎宁也没有效果，只能依靠人自己的抵抗力支持，也就是听天由命了!
所以，外人不敢去野人山，就是怕传染疾病送命。
传染病厉害到什么地步，就连杜聿明自己也感染上严重的回归热。虽然有医生救治，也高烧昏迷二天，随时可能毙命。好在是总司令，由警卫连长常连长和一个连的卫兵精心照顾，还抬着他走。
好在强壮的杜聿明体质比较好，两天后才清醒过来，捡了一条命，对常连长万分感激：是你救了我啊!我杜聿明能活着走出野人山，一定报答你。
没想到，常连长却被杜聿明传染，病死在野人山。
杜聿明对此懊悔不已，引以为毕生的遗憾。
要知道，这是杜聿明才有这个待遇，病倒了有人抬着他走。普通士兵得病，基本就靠自己和战友。如果自己挺不住，或者战友顾不了，基本就是死路一条。
当时早就没有医生了，就算有医生，也没有药。
杜聿明如果不是总司令，是个普通士兵，发烧倒在地上会怎么样呢?
必死无疑!
杜聿明自己说：一个发高烧的人，一经昏迷不醒倒地，加上蚂蝗吸血，蚂蚁侵蚀，大雨冲洗，数小时就会成为白骨。
余韶师长写到：蚂蟥甚多，草间树梢皆是，人人身上多处被咬，伤口流血。挨近草木坐立，数分钟后，身上蚂蟥已百十条矣。
也就是说，杜聿明如果没有常连长照顾，也就是野人山里面一具白骨了。
对于到底有多少士兵生病，至少也是百分之五十，甚至有军官回忆是百分之百。
96师师长余韶师长写到：各部士兵疾病渐生，尤以驾驶人员为多，乃令第九十六师野战医院在弄海开诊，不分部别，尽量收容，先后治愈八百多人。
200师598团团长郑庭笈写到：官兵百分之九十患疟疾，第598团一天竟然有8名战士死亡。
一些官兵则回忆：其实人人都有病，轻重不同而已。当时早已经没有药物，完全靠自身体质支持。支持不了的倒下去死了，也没人能够救他。因为包括军长杜聿明在内人人自身难保，谁也救不了别人!
另外就是可怕的自然环境。
野人山的原始森林非常可怕，遮天蔽日，经常行走多日都看不到太阳。森林里根本没有道路，用余韶师长的话来说就是：这是原始森林，密的地方连狗都钻不进去。
所以路，都是靠前面的工兵开道，勉强用砍刀什么搞出一条小道，遇到激流还需要架桥。大家想想看，这是一种什么场面。
加上雨季到处都是泥泞，又极为湿热，行军要花费极大的力气，消耗非常多的热量。有时候所谓行军，几乎就是在泥水里面打滚。
就算是训练有素的探险家，一天也走不了多少距离。
如果补给不足，也就是吃不饱肚子，在这种原始森林中走不到一二周就会皮包骨头，就算没病，最终因为精疲力竭而倒毙在路上。
自然，如果有着充分的准备，携带绝对足够的补给品进入，如果不生病的，最低程度还可以活着退出来。
96师穿越野人山
96师的行军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段是从孟拱行军到孟关，穿越野人山相对比较好一点的孟拱河谷。这是野人山的一部分，在此断粮数日，一些人因为饥饿掉队死去，好在人数不多。
第二段是从孟拱行军，绕着胡康河谷边缘经过孙布拉蚌到达葡萄。这一段虽然有补给，能够勉强吃饭，但又因为雨季逐渐过去，温度升高，蚊虫肆虐，爆发大面积的传染病，病死了很多人。
第三段是从葡萄出发，穿越江心坡地区。这是无人区，并不比野人山要好，加上很多人带病行军，虽然粮食勉强够了，还是在路上病死一批人。
最后第四段是穿越江心坡以后，花了2，3天时间翻越高黎贡山回到云南腹地。这段路走的虽苦，好在时间很短，没有大量伤亡。
总体96师的行军，并不比穿越整个野人山的新22师和第5军军部要好。
虽然没有经过最可怕的胡康河谷，他毕竟也走过了孟拱河谷，又走过了同样可怕的江心坡和高黎贡山，行军了长达2个多月。96师的非战斗伤亡较大，远远高于战斗伤亡。
96师之前同18师团和55师团激战近月，伤亡2000多人，还有5000多部队。但最终撤到国内的只剩3000多人，也就是说还有2000多人死在撤退路上。
96师这一路和日军有过交火，副师长胡义宾将军还殉国，但伤亡肯定不到千人。
也就是说，有1500人左右死于撤退路上，都是病死累死饿死的。
96师是最后进入野人山的部队，他们一路上已经看到了新22师和第5军直属部队的累累尸骨。
如果说新38师撤退到印度死了1000人，很惨。
那么96师死的更多，而且情况更惨十倍。
不但撤退的军人惨，一同撤退的英国印度老百姓也非常惨。
第一段从孟拱到孟关的道路，其实相比后来还算好的，已经出现悲惨的情况。
师长余韶回忆当时的惨状写到：连日见印度人扶老携幼，自密支那经孙布拉蚌向印度逃去，络绎不绝。抛儿弃女的很多。有一夫人怀抱一婴孩，后面跟着一个约五六岁的男孩，边哭边喊地追赶。刘有道团长恻然不忍，将孩子抱起送与那妇人。她说：“先生，我自己的命尚难保啊。”此辈皆商人，亦间有公务人员和少数英人，想经孟关去印度，多数人不知多带粮食，不得不沿途猎取野物、挖野菜充饥。有一老妇坐于路边，奄奄待毙，满身金饰累累：金鼻钏、项链、脚镯及鼻上镶的宝石，随手可得，竟无人取。有一英人以金戒指一枚，求我军一个士兵给换一碗米。士兵说：我自己还要留着救命呀。吁!此时黄金成粪土矣。
虽然在第一段，从孟拱到孟关很艰难，断粮数日，也有一定数量病死累死，好在不久就到了有人烟的地方，在孟关好歹可以筹集到些粮食。
尤其是天助我也，居然还意外的找到一个英军遗弃的军用仓库，帮了我们大忙。
288 团营长陈启銮回忆：我们从孟拱撤出，到孟关路上就断粮了。 孟关是一个盆地，四面环山，中间一个小平原，方圆约四五十里，东北西三面都是崇山峻岭，峰峦重叠，隐现于云雾之中。平原上遍地野草，高可过人，地多生荒， 人烟稀少。大军到后，给养立即成了最大问题。我们原来还带一些干粮，这时已吃光，处于绝粮挨饿的困境。官兵思想很自然地产生对英国人、史迪威和罗卓英的怨 愤。 到孟关的第二天，也是我们绝粮的一天。在野地里找野菜的士兵，遇见三个英国兵，.一人背着几个大包，包内都是罐头食品。因言语不通，拉来见我。经问明，在 我们驻地东边五六里有 一座大仓库，储存有大量粮食和罐头食品，看守者早已逃跑。我就请这几个英国兵带路，全团出动去搬运，并报告师长，请通知各部都去搬。这个仓库不但储存量 大，而且品种多，有大米，麦片，各种肉食罐头、奶粉、咖啡等等。由于这一发现，全军的给养问题，基本上解决了。
但随后从孟关到葡萄的第二段路线，因为沿着比孟拱河谷可怕数倍的胡康河谷边缘行军，就更惨烈十倍了。
96师师长陈启銮写到：
五月十八日，我们离开了孟关，开始踏上最艰苦、最凄惨的道路。
缅甸的雨季，自五月下旬开始至十月间止，每天阴雨连绵。雨量一般是中雨，有时大雨。因此，野人山上的溪沟，原来是干涸的，此时山洪暴发，均成激流。既不能徒涉，也不能架桥。不仅用兵困难，即土人相互交往，亦均断绝。我们就在这时爬上了野人山。
上山时，虽然知道过山有很多困难。但是，官兵士气仍很旺盛。第一天，沿着羊肠小道蜿蜒而上，虽然难走，还可勉强继续前进。第二天以后，就更难走了。我们深入原始森林，古木参天。不见天日，阴霾潮湿，一种腐烂的气息，使人感到恶心和窒息。漫山遍野的青皮猴的叫声，就好像在为我们唱哀歌!入山愈深，路愈难走，几乎找不到可走的路径。先头部队手提长刀，披荆斩棘，边走边开路，不小心即有踏上“陷井”(山坑、山凹被树叶积满，与地面一样平坦，表面看不出是山 坑，好像陷井一样)的危险。浅的还可救出，深的就完了。过悬崖时，须临时架设扶手，慢慢爬行而过。独木桥下面是一眼望不到底的深沟涧谷，雨天桥滑，每当过桥，更令人不寒而栗。特别有些山沟，因洪水泛滥，水势湍急，通过时必须搭桥。有时刚搭好即被冲走，须反复搭设才能成功。所以行军极慢，每天走不了几里路。 在山上偶然看到一间野人的竹屋，就感到十分亲切。但是，这房子看起来如在眼前，却要走两三天才能到达。总之，困难重重，决非常人所能想象得到的。
过野人山的十多天中，每天阴雨不停。找不到干柴，做饭就成了大问题，第一天我们饭也没有吃到。第二天聪明点了，大家把陈年树叶从底下翻出来，燃起篝火，一面烤柴，一面烧饭。饭当然很难吃，有一股浓烈的烟火味，但谁也不说不好吃，反而感到很香。
在山上露营，倒很方便。砍下五六片大芭蕉叶，就够搭一个棚子。棚下用雨衣当帐篷，可以挡大雨。地上打几个桩，架起临时床铺，就可以睡了。
我们曾遇到过巨蟒和猛兽，但不感到可怕，因为我们有枪。可是遇到了小小的蚂蝗，它虽小但最可怕，我们竟无办法对付它。蚂蝗生活在树上，我想也许是可以吸吮猴子的血的缘故。经风雨一吹打，蚂蝗就掉在我们身上。它小如孑孓，不注意找，是看不见的。它能穿过我们的衣服和袜子，钻进皮肉里去。不多时吸饱了血就能鼓胀起来。当身上发痒或感到刺痫时，就是被蚂蝗咬了。每天宿营时，各人都可以在身上找到几条，多的七八十条，身上黑点斑斑，真使人不寒而栗。蚂蝗叮在身上， 不能去拉，一拉就断，拉断在身上的半截，还是不出来。烟斗油是灵药，一涂上，它的头就立即从肉里退出来。山上还有许多奇奇怪怪的不知名的小虫，连蚂蚁也叮 人。蚊子更可怕，大的如蜻蜒，嗡嗡叫的声音像“轰炸机”，叮上了，就会染上恶性疟疾(或叫瘴气)。病魔缠上了身，就很难根治，严重的送掉生命。我曾患这病半年多，险些丧命。地区和气候病繁多，中暑、感冒、寒热病、蚂蝗叮咬后带来的破伤风，以及回归热和其他传染病，就在部队中严重地流行起来。病了无药治疗， 才真可怕啊!我们上山的第三天开始发现病号和落伍兵，第四天就有死亡的。这时就被迫开始丢武器，丢行李，只要背不动的都丢到山沟里去。自此，疾病与死亡与日俱增，各团减员每天都有几人乃至几十人。落伍者，大都无法生还。这种悲惨的情况，很快造成一种恐怖气氛，攫住了每个人的心灵。我们的士兵，有些经不起病痛的折磨，不能行走，要背他们走，他们坚决不肯，噙着眼泪向同伴们告别，只说：“我不行了，不能拖累你们，请你们回国后给我家中捎个信吧，就说我不能回来 了。”当时沿途死亡累累，尸骨遍野，惨绝人寰!此情此景，目不忍睹。指挥官的昏庸失策，罪责是多么严重啊!
在山上，火柴是个宝，粮食则是宝中之宝。有不少英国人用高价向我们买粮食，用一只钻石戒指或一只欧美加手表来换一杯米，都被士兵们拒绝了，宁可给他一碗粥，而不要报酬。笫十二天，开始绝粮，吃了几天野菜，终于走完了艰苦的途程。
我们在野人山上一共爬了十六七天，于六月二日(或三日)到了山北麓——麦通，距离葡萄已经很近了。到麦通后，看见房屋被烧毁，公路上人死车翻，桥梁被炸断，说明此地曾遭过日军洗劫。敌人已撤回密支那，但敌机每天仍前来侦察。我们整顿残余的部队，准备再战。
到了葡萄以后，除了可以向周边缅甸人购买粮食以外，还搜罗到当地英国人的仓库，而且由于这里地形开阔，还有飞机的空投补给。
余韶写到：十四日，俞飞鹏派运输机四架来此降落，运来米盐香烟等甚多，随即将香烟分发各官兵。此后，每日有飞机二三架空投米面。
288团营长陈启銮回忆：葡萄是个小盆地，周围约四五十里。四面环山，峰峦层叠，山颠雪封，隐现于云海之中。第九十六师到此休整，一面等待殿后的第二八七团归还建制。此地虽有一些粮食，但僧多粥少，部队处于半饥饿状态。
从葡萄西北翻过大山，便可到印度，行程约一周;向东，有小径可通云南，约二十多天路程。我们考虑，去印度还是回国?由于官兵多愿回国，我们便设法与重庆联系。但因无线电机件不灵，经多日联络，才找到重庆电台。我们首先要求急速补给粮食。重庆政府派了一架小飞机，在我们临时修理的机场降落，送来一个电台和银 币(银卢比)五万盾(元)。此地虽用银币，但买不到粮食。我们每日呼救，火速送粮，重庆政府置若罔闻。这些大官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既不了解缅北情况，也 不肯做些调查研究。他们以为在这边远不毛之地，像重庆一样，拿到五万元银卢比，就可以解决粮食问题。殊不知五万元银币，倒成了我们的累赘。因为既买不到粮食，只好分给官兵，每人要背几十元，对体衰病弱的人来说，在艰苦漫长的旅途上，反而成了一个很重的负担。
96师断粮时间不长，野战医院也有少量药物，才能最终翻越高黎贡山回国。该师从葡萄出发回国之前，携带了20天的粮食，这对于野人山里面的新22师是不敢想的。
不过，到了葡萄以后，却爆发了大面积的传染病，这才死了很多人。
96师营长陈启銮回忆：到了葡萄，传染病又蔓延起来，严重到几乎没有一个不病的人。临时开设的野战医院挤满了病人。因缺医乏药，死亡率大得惊人，每天都有死的，有时多到十几人。 于是人人自危，恐怖气氛笼罩着整个部队。在这种情况下，想走走不动，想住住不下去，真是度日如年，如坐针毡。我们就这样被困在葡萄。
96师非战斗死亡，除了抬炮累死的近百人外，基本都不是饿死累死，而病死的!
最后2段路，也就是穿越江心坡，最终翻越高黎贡山，也有一定死亡。这是因为江心坡是不毛之地，高黎贡山本来也是可怕的高山，海拔4000多米，行军是非常困难的。
而且此时96师官兵已经经过1个月的艰苦行军和疾病的煎熬，体力很弱，身体快垮了。
余韶师长回忆最后一段写到：孙布拉蚌有房屋二千余幢，山下为华侨及印侨商场，山上洋房为英人所居，均已逃避一空。此地有英美人逃避时遗弃的汽车甚多，黄启和拾了一辆备我 乘坐。两个在此传教十余年的美籍妇人，还呆在天主堂里。我请他们帮助找带路人，把我们带到江心坡去。她说这就必须经过四合地，那里山岭极其险峻，绝无粮 食，土人没有开化，非常野蛮，在树上往来，敏捷胜于猿猴，常用毒驽伤人。英人以前想派兵去平服，终以道路太险，不敢去。又说：“你们千万去不得!”我说不 怕。她说你们不怕，带路的人怕。我说多给钱。她说：“你将全世界给他，也无人敢去。”我说：“你在这里情况很熟，群众感情好，请帮我们另想想办法。”她 说：“想想再说吧!”
余韶师长又回忆：连日发现路旁的骨百余具，是先行有病的官兵被蚂蟥、蚂蚁吃掉的。士兵之中，有发狂的，如有一小孩，年约十五六岁，自称炮兵团勤务员，要求同我回国。我要他跟着走，一过桥他就折转头狂奔，如是反复数次，时笑时哭，精神失常。以上情形，令人凄怆!
陈启銮回忆：在葡萄住了约二十日，每天阴雨绵绵，人们的心情是那么焦躁不安。幸好传染病稍稍刹住，但粮食日益困难。由于回国心切，我们于七月上旬冒险向云南前进，抱着侥幸心理，每天向重庆发出求援的电报，但都成了泡影。
在归国途中，死亡相继，尸体遍地，有的被野狼撕啮，惨不忍睹，有的任其腐烂，臭不可闻。我们这些幸存下来的弟兄，身体也虚弱得像纸糊的一样。
部队因极度虚弱，每日行程只有几里至多二十多里。每人手持木棍，背挎小包，衣衫褴褛，踯躅而行，活像一群乞丐。但我们十分注意帮助落伍兵，因为他们一离队 伍，死亡就是他们的归宿。因此，挑选身体较好的兵士组成收容队，设法将落伍病号营救回来。我们还规定，野菜必须煮烂了吃，禁止饮生水。但是，病魔总是追逐 着我们，不断地夺去战友的生命。
大概走了一半路程，我们到了一条江边，可能是恩梅开江的上游。那天天气晴朗，我军飞机从森林的空隙中看见了我们，投下了米和咸鱼、火柴、腊烛等。这就是我们一个月来呼救的结果和晴天给予我们的“恩赐”。我们尽可能丢了无用之物，多背粮食。吃饱了，力气也有了。大约一个星期左右，部队越过了高高竖着的“中缅未定界”石柱，到达了高黎贡山的山麓。
我们用了两天时间爬上高黎贡山山顶，从古森林的空隙远眺，怒江隐约可见，像一条带子绕在山脚下。见到想念许久的怒江，像见到了亲娘一样的高兴。下山时，我们坐着向下滑行，既快又省劲，不到一天，就滑到了山脚。
怒江两岸耸立着悬崖峭壁，江流湍急，既不通船，也无桥梁，只得靠淄索过江。淄索对我们并不陌生，我们依靠它已经渡过丁好几条江。
怒江江面宽广，如用水平淄索过江，不但费时，而且官兵的体力也不行。于是我们设计了一种倾斜淄索。在这边江岸找一最高点，在对岸找一最低点，拉上一条倾斜度很大的竹索，挂上淄筒，几秒钟就可到达到彼岸。这次过江很快，全师只用了两天。
过江后，我们经云南省的福贡、碧江、兰坪等县，到达滇西的剑川县休整。虽然也遇到过不少困难，如越过终年积雪的碧洛雪山，通过霍乱流行区等。但与以前的困难相比，已经是轻松多了。中秋节前，我们到达昆明市郊。第九十六师入缅抗日战斗，到此告一段落。
以上大概就是96师穿越野人山一部分回国的经历，死了1500多人，占进入野人山部队总数的三分之一，算得上很惨了!
不过真正惨的，还是穿越整个野人山到达印度的第5军军部和廖耀湘的新22师。
第5军新22师的野人山历程
关于野人山的资料，多如牛毛。当时幸存下来的人，多有惨痛的经历，多愿意写一写。
杜聿明选择从野人山回国，各方面准备工作都没有，有这样的结果也是必然的。
当年红军长征走潘松草地，其实前后仅仅一周时间就通过了，也付出伤亡近十分之一的惨重代价。
而红军在经过草地之前，经过了相对完善的准备工作。
首先，曾经派了一支先遣部队经过草地探路，事实证明通过没有问题。虽然先遣队伤亡过半，毕竟实现了目的。
其次，找了对若尔盖草地极为熟悉的藏族向导，保证红军没有迷路，在最短时间通过。
再次，红军尽可能的准备了粮食，虽然数量严重缺乏，却至少尽力了。
最后，红军还组织了殿后的收容部队，尽力的救了一些掉队的战士，当然不是全部了。
而此次野人山，准备却基本没有。不是说杜聿明不想准备，实在是军情十万火急，日军追兵四面逼近，有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只能仓促进入野人山躲避。
本来就是差点跑不了的逃命，哪里有什么时间准备呢?
首先，杜聿明不知道这里具体情况，只是听过旱季能够走过，却并不知掉雨季的情况，就硬着头皮进入。虽然进入野人山的时候并不是雨季，但雨季在十多天后就来了。这区区十多天能否走出野人山?没有人能知道!
其次，部队几乎没有向导，只有几个华侨和山民，却没有走过野人山，实则无用。所以部队没有几天就迷路，在森林里面兜圈子!倒是96师余韶师长，还找到一些向导!
再次，虽然也算尽力准备了粮食，但也和红军一样非常不够，无论如何也支持不了一个月以上的消耗。实际上最多一周后就开始断粮，造成部队几乎崩溃。
最后，收容队倒是也搞了，96师一支坚持到撤退国内，收容队都在发挥作用。但新22师这些收容队名存实亡!因为部队基本走散了，漫山的走，相距几十公里，根本没法收容。况且到处都在死人，收容队自己都难保，还收容谁呢?
所以我们说，杜聿明把部队进入野人山，是非常危险的。
只是，杜聿明也是没有办法。在接到密支那被占领的情报后，那么从密支那向北沿着山路撤退腾冲已经不可能了，从滇缅公路撤退更不可能!
唯一一条向西撤退到印度的路线，又在密支那失陷的第二天，在卡萨发现日军先头部队。卡萨就是撤退到印度路线起点英多的门户，卡萨失守，英多也就不保，不可能撤退到印度了。而当时拉萨只有新38师1个团，第5军主力最快赶到这里也要2，3天时间，到时候日军肯定占领了英多。
显然，往西撤退到印度也不可能，只有向东北沿着野人山，经过江心坡撤退到中国这一条路了。
所以，仔细研究历史，我们无法太责怪杜聿明，因为确实已经没有第二条路可选!
不是杜聿明任意妄为，实在是他无能为力，逼上梁山。
当然，我们可以事后诸葛亮的说，为什么杜聿明在三天前不果断选择去印度的路线，将附近的新38师，新22师和第5军军部选择从英多进入开进呢?而是北上去试图从密支那到腾冲的路线回国?
主要当时各方面的情况都决定了，杜聿明不可能首先选择去印度，加上当时并不知道密支那一线的情况，都认为从这里撤退还是可能的。
结果没想到密支那在短短二三天后就失陷，一天后卡萨也被日军攻击，切断了撤退到印度的路线，导致远征军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去走野人山了。
事后说三道四容易，在当时谁也没有预知的能力，谁知道密支那会如此快速失守呢?没有办法预测的!
所以说杜聿明一开始没有选择从印度撤退，从战后来看确实失策，但就当时来看，并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况且孙立人2个团走印度也死了1000人，并不是顺顺利利毫发无伤到的。
就算选择走印度的路线，也不过是少死几个人而已(新22师和第5军军部一共死了2000多人)，并不是决定性的大胜利。
过于攻击杜聿明，老萨认为是很不公正的。
杜聿明亲自率领的第5军军部，以及新22师则穿越缅北野人山回国。。
本来杜聿明制定的撤退路线，就是96师余韶师长实际撤退路线，也就先从孟拱出发，穿越相对情况较好的野人山孟拱河谷到达孟关，然后向东北穿越可怕的胡康河谷边缘，经过孙布拉蚌到达江心坡边缘的葡萄。然后穿越江心坡，然后翻越高黎贡山回到中国云南境内。
但杜聿明根据敌情判断，认为日军一定会出兵占领野人山的三个要隘孟拱，孟关和孙布拉蚌。
占领孟关和孟拱的目的是封锁国军，不让他们能够有机会撤回缅北密支那一线，占领孙布拉蚌，则是切断国军北上从葡萄经过江心坡回国路线，这也是唯一一条相对好走的穿越江心坡路线。
事实证明杜聿明判断的没错，日军确实先后占领了这三个地方，而且也早于国军到达了孙布拉蚌，只是没想到国军真的会走这里走，发动进攻较迟而已。但就是这样，也将96师殿后的一个团合围，造成这个团最终只有几百人回国，而且指挥作战的副师长胡义宾还殉国。另外一个团救援孙布拉蚌时，也被日军伏击击溃，团长刘有道受伤。
所以，杜聿明最终没有选择这条相对好走，但敌情严重的路线，而选择了从孟拱到孟关西面的大洛盆地，然后不是向东北穿越胡康河谷边缘，而是直接向北穿越胡康河谷腹地的路线。
事实证明，这是杜聿明的一个错误决定，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能否在雨季穿越胡康河谷。
结果是，新22师和第5军军部还没穿越胡康河谷就死伤不少，被迫从大洛转向西北经过新平洋，最终到达印度雷多。
新22师和第5军军部行军也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是经过先是穿越孟拱河谷到达胡康河谷的大洛盆地。这一路很难走，但相比随后的胡康河谷腹地的新平洋盆地还算是轻松多了。
尤其部队还有组织，也有救援，死亡率相对较低，有的多是断粮几天饿得体力虚弱，倒在路上没有被战友发现的。
这一阶段，孟拱河谷多少还有些人烟，诸如5月20日到达思委定镇，在这个生产稻米的小镇买到一批粮食。
到了5月23日再次联络上国内，杜聿明立即汇报了自然条件恶劣，几乎无法行军，官兵病死无数，饥饿难忍的情况。杜聿明认为这种情况下，不可能穿越胡康河谷最可怕的新平洋盆地回国。
蒋介石也非常焦急，接到汇报的当晚几乎没有睡觉。
经过一夜思考，蒋介石认为向北穿越胡康河谷回国不太可能。沿着河谷边缘经过孟关到达葡萄又有日军的严重军事威胁，更危险。
蒋介石让他们从大洛立即向西北经过新平洋，最终到达印度，放弃返回国内。
这个命令挽救了新22师和第5军军部1万多条生命!
第二是经过大洛，转向西北到达新平洋。
在蹒跚到达新平洋期间，虽然路程没有之前那么远，却是在可怕的胡康河谷行军，情况恶劣数倍，死亡率就高了。
这一段不像孟拱河谷还有人烟，可以买到少许粮食，根本就是不毛之地。只有野人种植的零星作物，有钱也用不了。
这里都是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不要说飞机空投物资，就连太阳都看不到，无法得到英美中后方的援助。
新22师护士刘桂英回忆：那片原始森林浩瀚得如同大海似的，成千上万棵生长了千百年的大树巍然耸立着，层层叠叠的树叶遮住了天空，阳光照不进来。偶尔看到筛子眼儿那么点儿大的天空，我们就会觉得精神一振。
其实早在5月底飞机就试图空投物资，但实在没法投。甚至飞机就在他们头顶几百米飞过，也无法确定部队的位置。
直到6月16日国军走到野人山森林相对较少的大奈河等地，美军飞机才发现行军部队，第二天就紧急开始空投，投下了足够全军半个月的粮食和救命的部分药品，并且安排联络官跳伞负责替第5军带队。
如果不是有这几个人带队，第5军新22师和军部怕是还是找不到路径，真的会都死在胡康河谷里面!
最终，空中救援帮助大部队在7月5日先后到达新平洋!
这期间随后后面有粮食，但之前有二到三周时间断粮更为严重，时间也更长，至于药品早就没了!没有粮食，没有医药，而且部队组织几乎都乱掉了，大部分人自行行军，也不存在收容队了。
所以一旦因为饥饿和疾病倒地，很难被战友发现。在雨季的原始森林，倒地昏迷或者无力继续行军的人，很快就会死去。一旦死去以后，几个小时就会腐烂，随后被虫蚁吞噬，成为枯骨。
在这一阶段，病死的也很多，杜聿明自己也在大洛因为回归热险些送命。
至于断粮，真是人人都没粮食，连躺在担架上的杜聿明自己也断粮2天，靠先锋团团长邓军林保留了一点罐头和玉米才支持过去。
第三是到达新平洋以后，继续向西北穿越胡康河谷，最终月8月22日到达印度的雷多，前后行军210公里左右。
这一阶段，因为到新平洋已经得到空投物资，而且英国人在新平洋到雷多一线设置了很多补给站，大体解决了吃饭问题。
不过由于雨季将要过去，气温上升，蚊虫也都出来了，可怕的传染病又蔓延开，这才造成了整个行军中最可怕的死亡率。
整个行军过程长达114天，也就是3个多月。
余韶的96师仅仅穿越野人山一脚，伤亡却有三分之一，那么穿越野人山大部分的杜聿明这一路人马，就更惨烈数倍
而杜聿明和廖耀湘则率领第5军军部和新22师进入野人山，死亡无数。新22师满员为8000人，经过一系列作战，伤亡2000多人。
在大撤退之前还有5000多人，最终到印度的仅有2000多人，沿途因饥、病死亡2000余人，死了一半左右，比96师还要惨重。
可以说，新22师穿越野人山，死了一半人，是最惨的了。
而第5军军部待遇较好，也死了四分之一。
野人山的悲惨回忆
这里面有很多悲惨的记录，以李明华和朱锡纯的最有名。
其中李明华(女)是第5军军部的政治部干事，而朱锡纯则是新22师的宣传干事。
两人最后都幸存下来，并不是侥幸。
两人一来年轻力壮，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人，体力精力都是一生中最好的时候;二来两人都不是作战部队，连枪都不要带，没有负重，比较有利于行军，人也不容易疲劳，比较不会掉队生病;三来，好歹都算是干部，朱锡纯还是少尉军衔，叔叔，哥哥之流都是军部的军官，朋友较多;而李明华是军部同僚都喜欢的“小妹”，多少有些特殊待遇，才得以幸存。
不过，侥幸的仅仅是他们二人而已，他们的同事就正好相反。
朱锡纯的同事几乎死光!因为师部宣传科的人文化高，但岁数都偏大，多是30，40岁的，架不住这种艰苦行军。连20岁左右的小伙子都死了无数，别说这些人。
李明华的记忆要悲惨的多，因为他的同事大部是女人，体力弱，死亡率更高。她记得的军部撤退的女同学和女同事，一共有40多人，但最终基本都病死在路上，最终仅有她和好友胡汉君幸存。40多个女人，就活了2个。
连强壮的男人都死了这么多，更别说女人了。
两人的回忆太多，其中朱锡纯还写成了一本书，只能摘选其中几段。
李明华：
目睹女战友牺牲
进入野人山不到10天(在孟拱河谷行军时)，雨季就到了，补给中断，全靠个人谋生。开始部队还能像蚂蚁队伍一样，一个接一个前进，几天后就逐渐分散成三三两两的散兵游勇了。断粮半个月，人人饥饿疲惫不堪，连当天是几月几日都无记忆力了。
我一直和好友胡汉君通行，其他政治部同事都失散了。我们几天没吃一点东西，靠溪水维持生命。一次胡汉君不知道向哪个战士讨来一些碎饼干，分为我一半。我以无比感激的心情接过来，以当时的价值超过连城璧。我舍不得吃，迟了两个半块就将剩余的存入背包，留作续命金丹。
当天傍晚我在山溪取水的时候，遇到了政工对的高淑梅，王云清和小苑。患难中分别数日，倍感亲切。他们都病得很重，高淑梅的那双解放脚肿的如气球一般，还在咬紧牙坚持，使我钦佩又怜悯。听说他们已经好几天没有吃饭，我不禁将自己仅有的一点饼干送给他们。看他们那副狼吞虎咽的样子，我也留下眼泪，分不清是同情还是伤感。
当晚我们一同虽在一个芭蕉叶搭的草棚里，第二天出发的时候，高的脚疼的难行，王云清和小苑的病情也没有减轻，他们决定休息一会再走。我和胡汉君只得出发，走的时候一再嘱咐他们尽快赶上来。
三天之后，我们爬过两座大山，在一棵树下休息，遇到了华侨队(华侨组成的一个队，帮助国军做翻译)罗副队长赶来，告诉我们：我看到她们三人已经在那个草棚里面长眠了。
我悲痛至极，高是小学老师，王云清和小苑都是昆华女中的学生，都是自愿加入第5军政工队，没想到死在这里。
帮助我的人
一路上帮助我的人很多。
雨季到来以后，到处都是小河，水流很急。工兵在河上加上一根独木桥，让大家通过。这种独木桥非常湿滑，稍有不慎就会出事。有一次我过桥时候，不慎失足落水， 幸好傍边一位好心的伯伯一把抓住我的衣服，同胡汉君两人将我拉了上来。我当时吓呆了，不但没有向伯伯道谢，连他的名字都没有问。
我和胡汉君两个女孩，都没有带什么干粮，又不认识野菜，一路上只能捡一些野人种植的包谷，或者从猴子窝里面淘一些果子吃。如果光靠这些，早就饿死了。这一路上，很多人看我们是女的，拿出自己的粮食分给我们。我落水被救后的第四天，胡汉君向一个同乡要来半茶缸的米汤，分给我一半。
几天后，我们遇到熟人杨纯少校，我们都叫做杨大哥。他见我们几天没吃饭，就用新22师一个同事送给他的一点面粉和糖，做了面糊给我们吃，每人给我们半茶缸。我们觉得这面糊香甜无比，几口就喝光了。他见此，又把他自己的半茶缸分给我们。
第二天我们分手，杨大哥又给我们做了一些面糊吃，还让我们先上路，他随后追赶我们。他告诉我们，前面就是新平阳，军司令部已经和印度联络上，可以得到空投物 资，到那里就有救了。临别时候，杨大哥没人送了我们一个手掌大的甜饼。当时每人都只有一点粮食，他给我们的就是自己的救命粮。我们非常高兴也非常感激，但握手的时候发现杨大哥手很烫，知道他病得不轻。我暗暗祈祷他早日恢复健康，没想到这一别又是永别。
辞别杨大哥以后，我一连走了四天，过了两条河，爬了三座山，却还没有到新平洋。杨大哥送的饼，只有在最饿的时候才咬几口，现在也报销了，只能以水充饥。这一天同胡汉君走散了，到了晚上仍然看不到影子。天色逐渐暗下来，我独自一人走在荒山野林，四周一片怪叫，分不清是猿啼还是野兽。我虽然胆大，毕竟是10多岁的女孩，吓得全身发抖，哭喊着妈妈。这时候走过来两个四十岁的男同志，他们安慰我不要怕，答应带着我找到同伴。他们搭了一个草棚，让我睡进去，又煮了稀饭，分了一份给我。这两个叔叔都四川人，第5军的班长。他们非常有礼貌，用雨布将草棚隔成两间，小的一间让我睡，免得大家睡在一起，我会尴尬。第二天一早他们喊我吃早饭，我喝完稀粥以后立即上路，在当天下午遇到了胡汉君和其他几个同志。我高兴的热泪直流，胡汉君因为找不到我焦急万分，赶忙向两个叔叔诚恳道谢。我心里千言万语，却说不出 口，最后只说了一句：多谢2位班长叔叔。
马上就要到新平洋了，期间要渡过一条河。之前已经有几个战友被河水卷走，我硬着头皮走过去。胡汉君个子比较高，她先我一步过河，安全过去了。我走到河中，水漫到胸部，感到呼吸局促，站立不稳，马上就要跌倒被水流卷走。就在万分危急的时候，傍边一个战友用力递给我一根竹竿。我急忙抓住，在他的帮助下，侥幸脱离了鬼门关。
到了新平洋以后，开始得到空头补给，解决了吃饭问题，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至少不会因为饿的体力不支，掉队死在森林里了。没想到，我却生病了。
到了新平洋的两天后，我突然因为不明原因发烧，昏昏沉沉倒在路边。胡汉君急得坐在我身边直哭!好在我们以前的教官刘梓皋，带着两个学员经过。他赶忙给了我两颗药丸，并让两个学员架着我走。
我服过药后，烧渐渐的退了。这两个学员都是连长，他们轮流扶着我走。有一次过独木桥时，我神志不清，一脚踩空，跌落三米多深的桥下。他们急忙用长竹竿把我拉上来。好在桥下是一个干枯的小溪，如果是小河，我早就死了。
忘不了的罗科长
雨季的雨几乎不会停，只是偶尔小一些。一次雨势很大，我连滚带爬下山(应该是在胡康河谷的大洛盆地)，遇到一个草棚，真希望进入躲雨烤火。到了草棚前，看到我们科的罗科长站在里面，我如同见到亲人一样，高兴的喊了一声：科长好!马上就要进入。没想到以往慈祥受人敬重的科长，一反常态的手持棍棒把我赶了出来。我指的满腹悲愤的退了出来，一个人坐在一棵大树下。雨下的不停，我的双脚浸泡在半尺深的水里面，肚子咕咕直叫，脸上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当时真的很恨罗科长!平时装的正人君子，一到危难时刻就如此自私。
没想到，十几天后遇到华侨队的丁队长。丁队长告诉我，罗科长和另外三人都死在那个草棚里。丁队长发现他们的时候，尸体都腐烂了。
原来罗科长是知道自己得了传染病，怕传染给我，才故意装作恶人赶我出来!当时我真的是错怪他了，忘不了罗科长!
睡在死人堆里
快要到新平洋了，但路上也越来越多尸体。开始触目惊心，不敢看，后来逐步也就习惯了。一天勉强爬过一座大山，天已经黑了。细雨蒙蒙中发现有座草棚，我和胡汉君急忙赶过去。到了草棚前，看到里面睡满了人，只有门后有块空地。草棚里面没有生火，看不清他们的面貌，想来是太累，早就睡了。我和胡汉君不忍吵醒他们， 就放轻脚步走进去，胡乱躺在空地上。由于身体太疲倦，倒下就睡着了。
一觉醒来，天已经大亮，草棚里面其他人还在睡觉，一个也没起来。我们正奇怪怎么如此贪睡，突然问道一股浓烈的臭味。再仔细一看，原来这些人早已经死了。一个晚上时间，他们手脸都浮肿，臭气四溢，原来我们在死人堆里面睡了一夜。想到这里，头皮发麻，只想呕吐，赶忙冲出草棚，过了好久才回复平静。
最后一场病
到了新平洋以后，空投物资大体可以充饥，英国人和我国政府达成协议，在新平洋以西建立了一些零散的供给站，由印度兵带着印度民夫运输物资，以保证我们的食物供应。
我们和英美的飞机，也在沿途空投食物药物甚至生活用品，所以吃饭问题大体解决。如果没有生病的话，就可以活着走到印度雷多。
没想到，我却又生病了。那天我和胡汉君领到一些米和鱼干，心里很高兴。但煮好以后，我吃了几口就吃不下去了，这是这一路从来没有的情况。下半夜开始，我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身上开始浮肿，从头部开始，一直往下。到了天亮之前，我的呼吸就有些困难，感觉人不行了。到了天亮以后，胡汉君发现我双眼已经无法张开，有人说肿到内脏就会窒息死亡。
胡汉君见我病重，始终守在我身边。整整两天，我不能吃不能睡，只能靠在草棚上坐着。人生病，心里却清楚，特别想家，想到过世的父母，也想到失散的亲人们。在这两天，胡汉君四处为我救援治病，一个战友说甜面糊也许可以治疗。胡汉君就找到当地英国官员。英国人看她是个女军人，出于骑士风度，就给她一些面粉和白糖。胡汉君喂我吃下，我无法吞咽，只能一次吃三口。没想到方法真的很灵，一个晚上，我的浮肿就退了，呼吸通畅，体温也恢复正常，又捡了一条命。
新22师宣传部干事朱锡纯少尉的回忆，也是类似：
朱锡纯
雨季的激流
朱锡纯回忆，野人山到了雨季，几乎到处都是奔涌的小河。这些小河分为三类，
第一种是比较窄的，这种多用独木桥经过。一般是工兵就近找一颗大树，砍倒以后，砍去枝叶，做成桥。这种独木桥总体比较坚固，但都比较窄。由于整天下雨，桥非常湿滑。而桥下的小河河水都是非常湍急的，如果掉进去肯定没命。所以人走在这种桥上，行进困难，很多人腿都打晃。
朱锡纯回忆自己走了几步，突然几块朽木脱落，吓得他面无人色。好在桥对面有工兵专门负责指挥，大声喊：眼睛往前看，不要看脚下。朱锡纯这才一步步，小心翼翼的走过去。过桥以后他发现，自己的衣服都汗湿了。
有 的人就没这么好运了。朱锡纯回忆一个扛着重机枪枪声的士兵，由于负重较大，走过去的时候脚下一滑，顿时落下。他的重机枪在大石头上碰的粉碎，落入河中冲走。人却没有落到河里，而是摔在了河边的石头上。由于河边距离桥面还有十几米距离，这个士兵就叫了两声救命，就躺倒不动了，送了命。
朱锡纯回忆当时他就被吓呆了，脚都软了，走不动路，呆呆的站着半天不能动。
第二种是比较宽的，但水流不算急的。
这种无法架桥，如果用船渡也太费时间，只能人徒步走过去。工兵用树藤联系两岸，人扶着树藤走过去。
朱锡纯回忆，河很宽，水流看起来不急，其实也就是相对来说不急而已。实际上走到河中心，脚基本就碰不到地了，只能靠双手抓着树藤用力漂浮过去。如果人虚弱无力，一旦抓不住树藤，就肯定被冲走，也就难活了。
第三种是大河，水流很急的。
这种只能用木筏，但水流太厉害，经常连木筏也冲毁了。朱锡纯回忆目睹5个工兵用绑腿扎了一个木筏，试着过河，结果木筏瞬间被河水冲毁。两个工兵当场冲到水里，被卷走，连人影都看不到了。剩下三个工兵本能的各保住一根竹子，被冲到下游。其中两个人冲入一个漩涡，沉下去看不见了。另外一个人命大，被冲到对岸， 侥幸活了命。
这一切都发生在几分钟内，4条生命就没了。
这一路到处都是这种小河。其实如果是旱季，这些小河都是干枯的，或者就是那种只需要走三五步就可以过去的小溪。这就是，没有人敢在雨季进入野人山的原因。
钱不值钱，金子不值钱，珠宝不值钱，粮食值钱
新22师在野人山走了很久，携带的粮食只能坚持1周，很快就断粮了。
朱锡纯回忆：粮食快断绝的时候，大家就各显神通。有的煮野芭蕉兜，有的烤蛇肉，有的煮牛皮和马皮，有的甚至烧烤捉住的猴子，满山烟熏气和腥臭气。
我自己断粮2，3天，饿的头重脚轻，昏昏沉沉，冷汗不时的流。此时两个士兵挎着鼓鼓的干粮袋来到我的后面，其中一个人手里还拿着啃去了三分之二的玉米棒子。 我看他啃得津津有味，不禁留下口水。我在曼德勒的金店，曾经用40缅甸卢比买了一个金戒指。我硬着头皮，拿着这个戒指对这个士兵说：我用这个戒指跟你换一根玉米棒子，怎么样?
那个士兵露出鄙夷的表情，不屑一顾的说：金戒指有什么用!
我自言自语的说：哎，我一个月的出国津贴，还换不了一根玉米棒子!
这句话和我饿得摇摇晃晃的样子，让他们动了恻隐之心，傍边那个士兵说：你就等于少弄一个，给他吧，怪可怜的。
那个士兵在干粮袋里面选来选去，拿出一根四寸来长，还有三分之一没有籽的玉米棒子给我，接过我的金戒指。
我接过就猛啃，一下子就啃完了。
这个士兵看我饿成这样，大概是同情吧，又给我一根。我接过一边啃，一边跟着他们走了一段。
一路闲聊：你们玉米哪里来的?
给我玉米的士兵说：什么都吃光了，连牛皮马皮都吃了。我们去找野果，看到山洼里面有一小块没成熟的玉米地，估计是野人种的。我们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摘下来就吃，还装了几个。
另外一个士兵说：听说班里面还有几个人，回头去找那头摔死的大象，要割肉吃(国军士兵为了报复缅奸，曾经将他们两头大象拖走，但都摔死在路上)，好像肉都生蛆了!
那个士兵说：我看他们赶不到死象那里，就会饿死在半路上。
分别的时候，那个士兵又给我一根玉米，最终我的金戒指换了三根玉米。
现在看来，也真的是值得的，因为一天之后我遇到了战友，得到一些谷子煮稀饭救了命。如果没有这三根玉米，我估计就饿倒在路上了。
这一路上，除了粮食以外，其他的都不值钱了。
我亲眼看到有一个士兵倒在路上，已经死了，他的背包里面却金光闪闪的。我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尊纯金的佛像，看来是撤退的时候从缅甸寺庙里面偷来的。
结果这尊很重的佛像，不但没有让他发到洋财，反而让他负重过大，送了命。而虽然他有这么大一块金子，却不可能换到任何粮食。到了这个地步，要这种金子还有什么用呢，还不如一小块饼干?
新平洋的空投
野人山第一段是最惨的，如果能够顶得住断粮的几天走到大洛，就可以得到空投补给。最低程度有口饭吃，不至于饿死。等到走到新平洋，补给就更充足了，一般不会出现因为饥饿而死亡的情况。
新平洋是一个谷地，新22师师长廖耀湘组织部队布置了标志，准备接受空投。
朱锡纯回忆：一架翅膀上绘着青天白日国徽的运输机飞过来，离地面只有30多米，舱门已经打开，舱门两边各站一个壮汉。他们等飞机比较平稳的时候，用力扔下一只能盛200斤米的麻袋。惯性让麻袋滑出好几米，才落下不动。因为空投的场地太小，飞机兜了个圈，又飞回来。
我注意师长廖耀湘带着饥容的脸上，也露出来笑容，兴奋的在鼓掌。
飞机兜回来丢了第二袋米!当时我们没经验，第二袋米丢下来的时候，几个士兵冲上去就搬。哪知道，飞机又丢下第三袋米，正好砸在一个士兵身上。当场他就吐了血，大家急忙将他抬下去急救。后面就有经验了，等飞机离远了，我们才上去搬。
这样飞机兜了无数圈，丢下无数袋米，都丢在空投场内，只有一袋没丢准，丢在外面，挂在一棵树上，白米哗哗的流出来。靠的近的士兵饿极了，冲上去就抢米。也不煮一煮，直接往嘴里塞。等到维持秩序的士兵赶到的时候，已经抢了不少米走了。
粮食空投完以后，最后一圈机舱门口是一个军官，对着我们摇手再见，还在大声喊着什么，但飞机噪声太大，我们没有听到。后来知道这是我们新22师政治部的少将主任，重庆派他紧急赶赴印度的雷多负责开路修桥，沿途设立补给站和医院接应我们，还负责空投粮食。
我听说之所以能空投，是新22师65团功劳。当时全军的电台都被雨水淋坏了，只有65团还保持着电台，但电池也用完了。我们失去和重庆联系以后，蒋介石急得派飞机在山里找我们，英国人也派飞机到野人山。但山林太密，根本看不到下面有没有人，后来根据烟火判断有人，就投了一些电池。65团的电台装上电池，才和重庆联络上，救了我们的命。
新平洋的空投粮食主要是大米和大饼，还有些罐头，腌肉，咸鱼等等，这救了全军，却意外的让一些人送了命。
很多士兵经过长期饥饿，肠胃功能已经退化，拿到这些食物以后不懂得控制，猛吃一顿，就活活撑死了。他们有的肚子胀的比孕妇还大，倒在路边死了。我亲眼看到的就有20，30个。
尸横遍野
虽然在新平洋大体解决了粮食问题，但随着雨季逐步要过去，天气越来越热，传染病却越来越厉害了。
我们没有什么医药，而且因为长期饥饿体质虚弱，很容易得病。
一但得病，就要拼命坚持走路，一旦倒下，基本就起不来，死路一条。
当时病死的人非常多，路边，草棚里，大树下，茅草中到处都是，有的死了，有的还有一口。
一天我行军，遇到了吴军法官。吴军法官负责审讯间谍和特务，也执行军队纪律。他外貌庄严，一般间谍看到他就吓破了胆。
没想到，这个以往威风凛凛的军官，此时今非昔比。他躺在一块大石头上晒太阳，两目无神，愁眉苦脸，呼吸不均，牙齿咯咯作响。
我说：这么热，你怎么不到阴凉的地方?
他回答：我在打摆子。
我不觉得抽了一个冷气，现在没有药物，得了病就基本死路一条了。
我往傍边一看，看到和吴军法官一起晒太阳的，居然是闻名全师的大才子参谋曾涛。他英俊的脸现在已经浮肿蜡黄，眼睛无神的眯着。
我说：曾干事，你是不是也打摆子?
曾涛呻吟这说：不但打摆子，还得了水肿，脚又被蛇咬伤了，马上要与世长辞了。
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才好：对你的病，我无能为力。可惜啊，你的绝笔魏碑体。
曾涛却露出一丝笑意说：这有什么可惜，不可惜，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我说：你家里还有什么人，我可以带信!
曾涛知道我是让他留遗言：父母都被鬼子杀害了，我也没有妻儿，不用带信了。唯一遗憾的是，没有看到抗日的最后胜利。
我不禁流下眼泪，曾涛挥手让我走：不要把病传给你，快走吧。
我含泪走了，没走出多远，就听到曾涛一头栽倒的声音，后来我再也没有看到过他，应该是死在那里了!
这一路，遇到这样的事情无数，我的几个好朋友李国良朱斌也都死了。
李国良得了痢疾，大肠穿了孔。我在路上遇到他，帮他背着包，给他做了饭，同他睡在一个草棚里，没想到一觉醒来他就死了。
李国良是山东人，是大学毕业生，在新22师担任政治部宣传干事，上尉军衔。他擅长言谈，文化很高，但年龄偏大，有30出头，没法像20岁小伙子经受住这种可怕的环境。
另一个好友朱斌，他得了登革热，双脚走不动，我扶他到了草棚里。这时候另外一个得了霍乱的战士也进了草棚，朱斌让我快走，不要被他们传染，还给我了他的60多个卢比作为纪念。我出去为他找水，没想一去一回几十分钟，回来时候他就死了。
那个得了霍乱的战士，面无表情的向我说了朱斌死前的一眼。他没有什么表情并不意外，因为他自己病的也非常严重，不知道能不能活过一二天，自然不会在意一个陌生人的生死。
我们平时看到的死人都是躺着的，现在却不同，有的坐着死，有的斜躺着死，有的匍匐死，有的打瞌睡的样子似，有的甚至睁着眼睛，死不瞑目。
朱斌是东北人，也是一个很有文化的人，担任新22师宣传干事，少校军衔。他和李国良一样，因为年近40岁，也受不了这种折磨。
杜聿明挨揍
由于部队已经搞成这样，实际上已经失去控制了，军官也没有什么影响力。就算军长杜聿明本人，因为部队被拖成这样，也大大失去了威信。
朱锡纯回忆，在路上一个谷地里面，一群士兵在休息。这时候一个大个子士兵走了过来，也许是因为衣服湿了，他光着屁股，一丝不挂，毫不知羞耻。
这时候，从山边的草棚里面走出一个人，不但面带菜色，还有病容，走路蹒跚，身材不高，肩膀倒是蛮宽，胸也是挺着的。
他穿着士兵的服装，没有绑腿，与众不同的是拿着一根文明棍。
他拦住裸体人的去路，呵斥道：你是哪个部队的?
裸人满不在乎的回答：你管我是哪个部队的!
那个人语气相当激烈：你这个样子像什么话?
裸人根本不买账：你管我像话不像话!
那个人被激怒了，拿着文明棍做出要打的样子：我就是要管你!
哪知道裸人骂道：你管我个jiba!
然后屁股向前一挺，做出一个下流的动作。
那个人大怒，将文明棍朝着裸人拦腰打过去。谁知道他很虚弱，被那个裸人一手接过棍子，另一手一推，就仰面倒了下去。好在地上都是烂泥，没有摔伤。
这时候傍边跑来两个卫兵，一个扶起那个人，一个人喝到：你知道他是谁吗?
裸人说：我管他是谁!
卫士说：他是军长(杜聿明)!
没想到裸人还是不惊讶，大声说：你是军长，我就不揍你了!
他把抢过的棍子随手一扔，还是大摇大摆得走了。
后来知道，这个裸人是65团一个伙夫。
之前不知道是军长，打了还可以理解。后来知道是军长，仍然一点不怕，这说明军长在士兵眼中已经毫无威信。
事后杜聿明也没有去追查，因为部队搞成这样，还能因为这些小事再去处罚人吗?被打了也就白挨了!
死去的女兵
朱锡纯回忆，第5军本来有几十个女兵，女干部，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而且都很年轻漂亮。他回忆在国内整训的时候，这些女兵穿着军服，带着手枪在街上走。五官漂亮，英姿飒爽，尤其腰细臂圆胸隆，曲线极美，令同龄的摩登女郎也自愧不如，年轻男士更是神魂颠倒。
路上遇到的女兵尸体，一个个衣衫破烂，皮肤灰黑，连乳房也变成了瘪皮袋。
一次遇到一个士兵，用野芭蕉叶盖住一个死去不久的女兵，然后用刺刀挖了泥土，把他掩埋起来。然后他跪在坟墓傍，念念叨叨。
我 好奇的问她，知道这个女兵是他的救命恩人。这个女兵年仅20岁，是个护士。在斯瓦河作战中，这个士兵负伤了。当时伤兵很多，绷带不够，这个女兵将军服的两 个手臂撕下，为伤病裹伤。他来的时候，这个护士又扯下一条裤腿为他裹伤。等到他清醒的时候，发现这个护士四肢裸了三个，上身只有一个小背心，下面只有一条 裤腿的裤子，他非常感动。
因为这个女兵受过伤，额头上被炮弹击伤，留下痕迹，所以他一下就认出了遗体。
他安葬了她，念念叨叨的是：小妹，你虽然死在野人山，但你圣洁的灵魂伟大的精神，永远活在弟兄们的心目中。
朱锡纯和这个士兵走了三天，没想到他患了回归热，倒在草棚里不省人事，朱无法救他，只好自己走了。
朱锡纯的病
朱锡纯当时年近19岁，身体非常健壮，前19年基本没有得过病，这才勉强走到了雷多。
但在雷多外20多里，他也生病了。先是赶到身上发冷，然后骨头开始酸疼，印度那么厉害的大太阳照在身上反而觉得冷，全身发抖。
平时见到东西就猛吃，这时候拿到一块肉就咬了几口，吃不下去扔掉。
他开始还拄着木棍走，后来就走不动坐倒在路边。好在，第一这里不是野人山，已经靠近雷多，路上人很多。离医院不远而且有充足食物，第二他当时就遇到了自己的叔叔，政治部少校经理员，拖着他走到了雷多的医院。
但走到雷多之前一天，朱锡纯全身高烧，骨头都像散了架，几乎站不住。在叔叔的督促下，他一步一走，走到距离雷多医院5里处的一座桥时，实在不行了。
朱锡纯当时受了巨大痛苦，无法忍受，竟然准备跳桥轻生的念头。好在叔叔一直跟着他，看他眼神不对，狠狠给了他几下，臭骂一顿，打掉了他的念头。而且正好师长廖耀湘经过，摸摸他的头，告诉他医院就在前面一点距离，鼓励了他，这才勉强走了过去。
这次病是回归热和疟疾，至于脚部皮肤溃烂是小事情了。
高烧到41度，人失去知觉，如果不在医院必死无疑。朱锡纯重病期间醒了几次，看到天花板在旋转，吓得又昏过去了。
好在因为年轻力壮，又有大量药物帮助，最终保住了性命。
但病好了以后，满头头发掉了一半，手臂只有鸡蛋这么粗，一照镜子，本来一个壮小伙，受的只剩皮包骨头，像骷髅一样。
由此，可以想象在野人山中如果患病，不但没药，没人照顾，怕是倒地昏迷几个小时就被蛇虫吃光。怎么可能保住性命!
杜聿明自己的估计是：
第5军直属部队 战斗伤亡1300 撤退死伤3700 撤退成功10000人
200师 战斗伤亡1800 撤退死伤3200 撤退成功4000人
新22师 战斗伤亡2000 撤退死伤4000 撤退成功3000人
第96师 战斗伤亡2200 撤退死伤3800 撤退成功3000人
第5军战斗伤亡7300人，撤退死伤1万5700人，撤退成功2万人。
可见，虽然撤退成功和伤亡大体一样，也算保住了一半实力。但非战斗伤亡居然是战斗伤亡一倍左右，说明大部分人不是死于战斗。
结语
第一次缅甸会战，大体可以看出所谓反法西斯盟国的阴险。
中国进入缅甸以后，等待他们的就是必败，绝对没有获胜的可能。
因为英国人的目的，并不是要保卫缅甸，而是借用包围缅甸的名义以欺骗国军和日军火拼，好让他已经没有战斗力的4万多人英军撤退到印度去。
为此，英国人不惜使用了多个龌龊的招数，比如故意拖延运输，不提供补给，装可怜让国军救援，甚至不惜谎报军情欺骗国军为其殿后，自己好借机逃跑。
整个缅甸战役中，英国人基本没有和中国人配合，而是完全利用中国人。最终，以国军伤亡5万多人的代价，保住了英军的3万多人。
所以，缅甸国军的惨败，罪魁祸首就是英国人，英国人至少应该承担百分之六十的责任。
而后来几年后的第二次缅北会战，英国人一样如此!中国大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取，占领缅北，打通中印公路以后，英国人居然用武力恐吓，不让国军越过腊戌以南地区，害怕国军占领他们的缅甸。卑鄙下流的英国人，活该战后丢掉全部的殖民地!
至于美国人，固然史迪威因为狗屁不通，刚愎自用，为了实现自己个人英雄主义胡乱指挥，导致国军战不能战，退不能退，最终伤亡过半，牺牲了2个师长4个团长。
貌似史迪威是害死这5万多国军的凶手，但我们要问，如果没有马歇尔和罗斯福的纵容，史迪威敢于这么干嘛?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缅甸战役中，美国人根本不在乎中国人的利益，而把中国人当做一个可以牺牲的棋子，以期望可以牺牲中国保住自己的利益。
美国的利益是什么?在缅甸来说就是尽量保持激战以拖住日寇，不让日寇还有余力将这10万大军投入太平洋战场和澳洲战场，给美国人制造更大压力。
所以，无论英军还是国军和日军在缅甸厮杀，对于美国人来说都无所谓，只要有人做就行了。不过英国国力强大，是美国举足轻重的盟友，很多时候无法左右它，只能对英国听之任之。
而中国是个弱国，又因为极端的武器和物资缺乏，渴望得到美国援助，美国人自然可以借机控制中国。
所以，美国方面的责任并不是史迪威一个人的，如果完全责怪到史迪威头上也不公平!
况且就单纯这个会战来说，史迪威虽然有不在乎中国人死活，以实现自己个人英雄主义的想法，但大多数时候，他并不是故意使坏，而是因为他的愚蠢。史迪威被狡猾的英国人欺骗，被英国人牵着鼻子走，并不是一味的就故意要害中国人。某种意义上说，史迪威也是一个被欺骗的傻瓜而已!
对于国军来说，进入缅甸以来，作战没有问题，甚至打的还很好。至于官兵的英勇和无畏，就更别说了。
无论同古战役，平满纳保卫战，仁安羌战役，斯瓦河战役都打得很好。为此先后伤亡了多个将军和2万的士兵!
国军最关键的问题在于----高级指挥官，问题集中在罗卓英和杜聿明身上。
史迪威是美国人，维护美国利益，不管中国人死活，也算无可厚非，也不能责怪他。
对于罗卓英，作为远征军总司令，应该一味维护中国的利益，但他却正好相反，事事迎合史迪威，几乎成为史迪威牌复读机，失去自己的主见，才是罪魁祸首。
有些人认为这是罗卓英愚笨糊涂，其实并不是这样。罗卓英是国军高层少有的会打仗的人，头脑冷静聪慧，从北伐开始就有无数战功。
远的不提，他的十九集团军在三次长沙会战中都立过大功，是国军中少有的优秀高级指挥官。
杜聿明认为罗卓英这么作，并不是糊涂，而是在试图获取政治资本。
罗卓英知道，虽然他和蒋介石关系不错，但尚且不算蒋的心腹，只是和陈诚是死党而已。而且罗卓英并非黄埔出身，而是保定军校，严格意义上不是蒋介石的嫡系。
所以，罗卓英认为目前已经位极人臣，属于戍边节度使的位置，在往上发展就很难了。
他而美国人则是可以借助的强大力量，连蒋介石都要巴结。
这就像当年鬼子六奕?依靠洋人自重，最终几乎成为摄政王一样。罗卓英颇想和史迪威搞好关系，获得美国人的全力支持，这对他的仕途会有极大帮助。
所以，罗卓英全力巴结史迪威。他很快揣测到史迪威是要想在缅甸建立光辉事业，罗卓英就尽一切力量帮组他，甚至不顾中国军队的巨大危险。
直到最后关头，罗卓英才发现局势急转直下，开始试图和史迪威决裂，但已经太迟了。罗卓英最后只得下达向印度撤退命令以后就自己开溜，虽然后来又全力救助了撤退中的国军，包括杜聿明他们，但已经于事无补，只是亡羊补牢而已。
遗憾的是，这个马屁并没有拍好。
此战大败以后，史迪威居然找罗卓英背黑锅，最终和他闹翻，说罗卓英有十大罪，将其赶回国内。
而罗卓英因为不顾中国人的利益，只顾迎合美国人，自己也到了大霉。蒋介石认为他不可靠，不能再重用。
作为一个带兵10多年的名将，作为一个打过无数胜仗的军人，又是陈诚的头号心腹，此次以后他再也没有获得兵权。罗卓英之后几十年，只是作为文职和幕僚渡过余生。
所以说，此次失败中中国人的问题，七成在罗卓英身上。
至于杜聿明，真实历史中，他没有什么错误，唯一错误的是没有及时和史迪威罗卓英闹翻。
如果他果然和两人翻脸，抵抗他们荒谬的中路决战计划，将主力拉到右路保住腊戌，最低程度可以保证远征军10万大军退入中国。
至于撤退在野人山死了很多人，这倒不是杜聿明的责任。因为当时缅甸公路，密支那到龙陵的路线都被日军封锁，不可能走了。而向西退往印度，又被日军抢先一步逼近卡萨，显然也退不了，只有上野人山一条路了。
至于在野人山的惨重伤亡，也是杜聿明无法预料和控制的，这都是英国人和美国人史迪威的责任。如果不是他们一个欺骗一个瞎搞，国军怎么会走投无路上野人山呢?
不过，杜聿明虽然在万分危急情况下，毕竟还是将第5军近4人成功撤退出2万人，多少保住一半的力量，也算还勉强可以了。
第一次缅甸会战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
就是：中国人无论什么时候只能靠自己，靠所谓盟友是绝对不行的。
第一次缅甸会战的结局是最惨的，中国既没有保住滇缅公路，也没有保住有生力量。可谓鸡飞蛋打，是最坏的结局!
尤其本来国军其实完全可以保住缅甸公路，至少可以保证 从印度到缅北密支那再到云南昆明的安全空中运输路线。
这下全完了，不但损失了5万多人，牺牲了3个将军，还只能依靠可怕的驼峰航线运输。
由此，中国从1942年中旬开始直到1945年初，长达2年多时间处于严重的物资短缺，尤其是军火短缺极为可怕，战斗力有着极大的下降。
1942年全年驼峰航线的运输量只有4732吨，战斗时，美军1个师的日物资消耗量为5000吨。
也就是说，1942年驼峰一年运输量，还不到美军1个师一天消耗量。美军1个师不过1，2万人，而国军有400万规模，那还怎么打仗?
到1943年9月，空运量才提到每月6332吨，还是杯水车薪。
1944年驼峰空运量23万吨，平均每月不到2万吨，而其中还有百分之八十七必须分配给美国控制的空军，这样分配给中国陆军全年仅有3万吨，平均每个月才2000多吨，真是无语了。
从1942年中旬开始，由于物资的极度缺乏，甚至连基本的子弹都有百分之五十的供应缺口，国军战斗力开始有明显的下降。随后的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国军战力下降还不是很明显。但常德会战中，以优势兵力包围日军，却无力吃掉，让其顺利突围就暴露了国军战力的严重降低。
到1944年一号会战为下降的最低点!
豫中会战中，三十万国军守军连像样的反坦克炮只剩几门了，连续惨败也就是必然。
而相反的是，在印度的驻印军因为有英美提供的足够补给，却在缅甸战无不胜攻无不取，打的日本人无法招架，最终全线溃败。
所以说，抗战也就是这样，本来所谓的盟友不过是互相利用罢了!
可以说，第一次缅甸作战，中国人完全是被牺牲的军人。
但这个牺牲只是刚开始而已，随后的浙赣会战，中国人也被再次牺牲，伤亡了7万多人。这次的牺牲更离谱，7万多人的伤亡，仅仅是因为杜立特在东京上空的30秒而已。
责任编辑：文小铃 最后更新：2019-02-15 11:2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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