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国土沦亡,生灵涂炭,广大海外侨胞,同仇敌忾,不仅从精神上物质上全力支援祖国,而且直接回国参军参战,滇缅公路上的3000多南侨机工的辗转战斗,浴血牺牲,就是其中突出的事例。
星移物换,半个世纪过去了,为缅怀抗战史上这段几乎被遗忘的南侨机工可歌可泣的史实,笔者在海外知名人士陈共存先生(陈嘉庚之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前会长)和华侨大学校长的热心支持下,只身沿着滇缅公路考察南侨机工史迹,深入云南、四川、贵州、湖南、福建、广东、广西及海南岛,寻踪觅迹,访遍天涯海角,终于对国内幸存的100多位南侨机工及部分遗属作了比较详细的专题采访,收集、抢救和整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包括口述录音、历史证件及现状实录),其中诸如南侨机工回国参战的日记手稿、南侨机工纪念章、侨务委员会奖状、军事委员会证明书以及“南侨慰劳团”视察滇缅公路的锦旗等。这些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物史料,无疑是华侨参加抗战最真实的历史见证。
“南侨机工”的全称是“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是抗日战争时期从南洋各地回国支援抗战的华侨汽车司机与修理技术人员的通称。由于抗战爆发,我国沿海口岸及对外交通要道先后沦陷,国际军援运输濒临断绝。1939年新开辟的滇缅公路(1938年动工修筑,1939年1月10日正式通车),成为战时我国西南大后方惟一的国际通道。滇缅公路自云南昆明至缅甸腊戍,全长1146公里。内可联川、康、黔、桂四省,外可通曼德勒、仰光,成为我国与东南亚联系的纽带,海外华侨捐赠的军需物品、药物和世界各国支援的军火武器均从此路输入。新抢修的滇缅公路,山高谷深,地势险恶,崖壁陡峭,山路崎岖,沿途要翻过海拔3000多米的横断山脉、怒山和高黎贡山;要横跨水流湍急的漾濞江、澜沧江和怒江;还要穿越亘古荒凉、人烟稀少的“烟瘴之地”。像这样恶劣的行车环境,非有熟练的机工难以胜任,因此急需大量技术娴熟的司机与修理工。但当时国内驾驶人员十分匮乏,一时要训练这种人才,远水救不了近火。于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南运输处主事人宋子良致电“南侨筹赈总会”主席陈嘉庚先生,企望代招募华侨机工回国,以救燃眉之急。陈嘉庚先生急祖国之所急,立即于1939年2月7日发表《南侨总会第6号通告》,并在报上刊登广告,号召机工回国服务,共拯危亡。
机工招募的条件是:一、能驾驶大型货运汽车的司机及修理工。二、年龄在20岁以上,40岁以下,持有当地(侨居地)汽车驾驶执照者。三、略识中文,略会讲普通话,无不良嗜好(尤其不嗜酒)。四、凡应募者,须持该地筹赈会或商店介绍函,知其平素确具爱国志愿。招募广告附告:各地筹赈会负责征募,考验合格者报南侨总会。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陈嘉庚先生振臂一呼,立即得到南洋华侨的热烈响应。南侨机工赤诚报国的壮志情怀,是十分动人的。陈嘉庚先生在《南侨回忆录》一书中写道:“有一修机工在洋十年,每月收入坡币200余元,自甘牺牲,并招同伴十余人,带其全副机器前往。”据笔者到滇缅公路实地寻访,《南侨回忆录》所记载的这位机工,就是新加坡的英国汽车公司卓有声望的机械工程师王文松。当时招募广告规定机工月薪仅国币30元,而王文松却抛弃200坡币(折合国币近700元)的月薪,自甘牺牲,并带领一批伙伴,自备全副机修器具回国。由此可见,南侨机工的爱国情操与奉献精神是何等高尚!王文松在滇缅路上任下关修理厂厂长,为抢修抗战军运车辆贡献殊多,不幸于抗战后期因车祸殉国。同伴中幸存者韩利丰、黄守琛老人向笔者追述半世纪前与王文松“青春做伴好还乡”的难忘经历,感慨万千!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在贵州采访了一位将全家老小送回故乡而铁心参战的新加坡华侨机工许志光,他仍珍藏着1939年3月13日陈嘉庚先生亲笔签署的一封信,信上写道:“华侨青年许志光君,热心国家,此次毅然牺牲原有职业,回国服务司机工作,帮助国家,殊足钦佩。现伊母及其妻子,拟不日遄返原籍安居……希予以特别优待。”从这封历经半世纪沧桑的珍贵信件中,赤子之心,跃然纸上!
机工队伍中,也有几位热血的华侨女青年。槟城筹赈会妇女部职员白雪娇(现为广州师院副教授),瞒着双亲报名参加机工队,临行才留下一封家书,信中写道:“亲爱的父母亲,别了,现在什么也不能阻挠我投笔从戎了……此去虽然千山万水,未卜安危,但是,以有用之躯,在有用之日,尤其是在祖国危难的时刻,正是青年奋发效力的时机。这时候,能亲眼看见祖国决死斗争……自己能替祖国做点事,就觉得此生无负于祖国!”信的全文发表在1939年5月19日的《光华日报》上,现在读来,依然令人振奋。另一位被何香凝题词誉为“巾帼英雄”的海南籍马来亚华侨机工李月美,女扮男装与弟弟李锦容一起回国参战,则更富有传奇色彩。有一次,李月美在滇缅公路翻车受重伤,幸亏及时送医院抢救才脱险,人们也才知道“他”原来是女郎。后来,李月美与一位对她精心护理的海南籍华侨机工杨维铨在患难中结成伴侣,一时传为佳话,被当时海内外报章誉为“当代花木兰”。
类似事例,不胜枚举。当时这些海外赤子,有的是放弃海外待遇优厚的职业而回国;有的年仅十七八,却虚报为二十岁才够条件回来;有的惜别未婚妻而奔赴抗日疆场,并约好胜利归来再相会;有的已经结婚却毅然别妻离子投报祖国;有的因家长不同意,则改名瞒着家庭秘密参加机工队伍……总之,踊跃报名的动人事迹,感人肺腑,无法尽述。仅在1939年的半年内,前后共有9批机工回国,总数达3200多人。他们当中,既有普通司机、修理工,又有富家子弟、工程师、大学生等等,但都在爱国号召下不落人后,共赴国难。正如《新华日报》1941年1月27日所报道的:“几乎每个人回国来参加抗战的经过,都是一段可歌可泣的史实!”
3000多名南侨机工回国后,经昆明潘家湾训练所的短期军事、业务集训,便先后编入西南运输处属下的十几个大队以及后来专门组建的“华侨运输先锋大队”(分第一、第二大队),奔赴滇缅公路沿线服务。修理工除部分随队维修外,其余都分配到芒市、保山、下关、昆明、贵阳、重庆等地的修理厂。南侨机工开车的地方很广,四川、贵州、湖南、两广以及越南、缅甸仰光等地都有他们的足迹,但主要还是集中在滇缅公路上。据南侨总会《大战与南侨》一书记载:“滇缅公路上的熟练司机有半数以上是南洋回国华侨。”可见,南侨机工成为“抗战输血管”--滇缅公路上的一支主力军。
云南“南侨机工联谊会”理事长杨保华、副理事长王亚六回忆说,当年他们刚从海外回来,一下子投入紧张的军事运输,要闯过种种难关。首先是“险路关”:滇缅公路蜿蜒在横断山脉纵谷区,海拔500至3000多米,沿途悬崖、峭壁、陡坡、急弯、险谷、深流,令人惊心动魄,满载军火物资的卡车行驶在如此险峻的路上,稍一不慎,便车毁人亡,有的甚至连尸体也找不到,南侨机工的无名英雄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其次是“雨季关”:由于滇缅公路突击建成,路基未稳,路面狭窄,坑洼坎坷,一到雨季,泥泞粘滑,行车犹如老牛拖犁,裹足难前,塌方险情,更是屡见不鲜。但是,南侨机工早有精神准备,每人都随车带有厚木板,遇到险路段则随时铺垫,冒险通行。第三,还要闯过“瘴疟关”:由于滇西至缅北一带,是世界上有名的“烟瘴之地”,毒蚊猖獗,恶疟流行,对每位机工构成很大威胁。据《新华日报》1941年1月27日报道:“当此路通车之始,华侨司机就做了开路先锋。他们驾车驰至芒市、遮放一带,每天遭遇流行的恶性疟疾,平均死亡率每日约计七、八人。”此外,还有“空袭关”:日寇为了封锁滇缅公路,时常派飞机空袭、轰炸,尤其是1940年10月,“滇缅路重开之后,敌机的轰炸,愈演愈烈。但华侨司机们并不因此而气馁,他们自动踊跃地参加华侨义勇抢运大队,在敌机机翼下拼命地为祖国抢运抗战物资,前仆后继,以加紧运输来为死难的同胞复仇!整个滇缅路的运输就依靠这些抗战英雄的壮烈牺牲来维持!”(引文同上)。当年滇缅公路上抢运抗战军火,其艰辛状况可想而知。然而,南侨机工却风趣地向海外亲人描述,滇缅公路的车队是穿行在“风花雪月”之中(即云南沿途风物的四大特点:下关的大风、祥云的茶花、苍山的积雪、洱海的明月),表述了其革命乐观精神。
由于滇缅公路的运输不断补充了抗战实力,对日本妄想迅速灭亡中国的企图构成巨大障碍,因此,日寇将切断这一国际要道作为重点目标。1940年,日本玩弄外交手腕逼英国宣布封闭滇缅公路三个月(7月18日至10月18日)。消息透露时,南侨机工组织一次突击“大抢运”,夜以继日,将大批军火赶在封闭前抢运过国境来,立了功勋。当滇缅公路重新开放后,日机则更疯狂轰炸功果桥与惠通桥,企图切断滇缅路的咽喉。据统计,自1940年10月18日至1941年2月27日的130多天内,日寇出动飞机400多架次,轰炸滇缅路的重点桥梁达20多次。其中严重的有,1941年1月23日,功果桥遭到9架日机的狂轰滥炸,有一半桥面坠入澜沧江中,敌广播“滇缅公路已断,三个月内无通车希望”;然而,南侨机工却用144个汽油桶扎成大浮筏,冒险将满载军火的车队及时抢运过江,使军运大动脉畅通无阻。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大举进攻东南亚。1942年2月,南洋群岛各地先后沦陷,日军由泰国入侵缅甸。为保卫滇缅公路,根据中英协定,中国派遣10万远征军入缅与英缅联军并肩作战,但因种种原因,战事失利。3月8日仰光沦陷,4月下旬,日军占领腊戍,随即以装甲车为先导,用汽车载运步兵先遣队沿滇缅公路向中国境内推进。5月3日,日军占领我国边陲城镇畹町,4日攻下龙陵,5日挺进至怒江惠通桥西岸。为阻止日军东进,国民党军队自炸惠通桥,致使数百名南侨机工、近千辆汽车及数万名缅甸华侨难民未及过桥而被阻于怒江天险。这些南侨机工有的冒险渡过怒江,有的上山参加游击队,还有不少人被日军抓去惨遭杀害。至此,敌我双方隔江对峙,滇缅公路的国际运输终于被切断了,国内运输只剩昆明至保山之间的路段继续运行。随着战局的恶化,南侨机工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三年多来(1939?1?10-1942?5?5)发挥过重要作用(抢运45万多吨军火)的滇缅公路一切断,西南运输处(此时已改为中缅运输局)竟然对回国参战、屡建功勋的南侨机工撒手不管。除一小部分被留用外,多数机工被遣散,突然间成为无业游民,生活陷入困境,而国民政府竟无一部门过问。当时南洋已沦陷,侨汇中断,有家归不得,许多机工无依无靠,只得四处飘零,流离颠沛,有的竟在贫病交迫中悲惨地死去。尽管处境艰难,但南侨机工仍不忘矢志报国的夙愿,积极做好力所能及的抗日工作。根据在东南亚开展敌后斗争工作的需要,有一部分南侨机工被盟军选派进行训练,然后潜往南洋日军占区担任地下情报工作,侦察日军动态,为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作出新贡献。泰国华侨机工蔡汉良,曾于1944年被派往泰国,侦察拉温日军基地。由于他熟悉当地情况,深入虎穴,巧妙周旋,终于摸清敌情,配合盟军一举摧毁拉温日寇军事基地。另外,也有数百名机工奉命随盟军赴印度服务,他们协助盟军搞军运后勤,并为中印公路和中印输油管的修建奉献了力量。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那些历尽艰辛流落在国内各地的南侨机工,他们都尽力参加收复滇西的战斗以及各地的对日反攻,坚持到最后胜利。
在整个南侨机工回国参战过程中,为抗日战争而牺牲宝贵生命成为无名英雄的达1000多人,约占机工总数的1/3;抗战胜利后,复员返回南洋的也有1000多人,约占机工总数的1/3;而其余的1/3,则由于各种原因留在国内,人数将近1000人。
战后留在国内的南侨机工,有的是已在抗战期间成了家,不愿或不能南返的;也有的因来不及办理复员手续而失去南返机会的。他们大都在云南一带落户安居。到新中国成立时,留在西南及滇缅公路沿线的还有300多人,其余的则已回原籍闽、粤家乡,也有一小部分星散各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下,南侨机工的工作和生活得到妥善安排。各地机工在各自岗位上,发挥技术专长,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新的贡献,涌现出一批先进工作者(仅笔者对100多位机工的专题采访,就见过他们珍藏的奖状上百张)。全国劳动模范黄步云(昆明总站南侨机工)等,还光荣出席北京群英会,受到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的接见。1955年,陈嘉庚先生到云南、贵州等地视察,看到南侨机工安居乐业,甚感欣慰。(图片制作齐旋)
(原载于:《东南早报》2005年6月29日)
责任编辑:石江鹏 最后更新:2015-04-27 15: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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