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展厅,在《巴蜀的怒吼——川渝儿女大抗战》陈列展中,有一份微微发黄的电稿特别引人注目。那是素有“蒋氏文胆”之称的陈布雷为蒋介石撰拟的《告入缅将士电稿》,上面虽然圈圈点点,有多处修改痕迹,但字迹依然清晰可见,字里行间向人们诉说着中国远征军那段令人难忘的历史。
陈布雷撰拟的《告入缅将士电稿》
抗战时期,陈布雷在重庆生活了8年,为蒋介石撰拟文稿不少,如《行的道理》《政治的道理》《三民主义之体系与实施程序》等。1939年7月,陈布雷为蒋介石撰拟并修改了《告全国军民书》《告友邦人士书》《告日本民众书》及激励将士的通电和若干对外函礼等。同时,他也写了多篇文章以激扬民族志气。
文章情文并茂
1942年初,日本第十五军团司令官饭田祥二郎以4个师团及若干特种部队共十万之众,很快席卷东南亚。日军集结泰国,谋攻缅甸,以断绝中国的国际补给线。
缅甸是东南亚半岛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西屏英属印度,北部和东北部与中国西藏和云南接壤。滇缅公路是中国重要的国际交通线,日军占据缅甸,可以威胁中国西南大后方。
缅甸对于同盟国中的中国和英国来说,都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为保卫缅甸,中英早在1941年初就酝酿成立军事同盟,并于同年12月23日,在重庆签署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英军事同盟形成。
1942年1月,日本进攻缅甸,英缅军队一路溃败。此时,盟军建议组织中国战区,以蒋介石为统帅,指挥中、泰、缅境内盟军作战,以美国的史迪威将军为中国战区联合参谋长。之后,中国开始组建远征军入缅作战。蒋介石派军令部次长林蔚兼任远征军参谋团团长,到缅甸参与指挥,并派杜聿明、甘丽初、张轸率3个军9个师入缅。
1942年2月,当杜、甘两位军长开始入缅时,蒋介石叫陈布雷撰写一份《告入缅将士电稿》。陈布雷接到命令后,热血沸腾,一篇情文并茂、激情昂扬的文字一气呵成,一挥而就。全文如下:
腊戍。林次长转杜军长、甘军长分转入缅各师官兵均鉴:
我国军此次奉命开赴缅甸,协同友军,扫除敌寇,此实我中华民族近古未有之大事,亦为我国军队与盟邦在同一地区并肩作战之开始。我在缅前线虽尚未曾与倭寇作大规模之接触,而国际舆论对我军战斗精神与前途已备致热烈之赞扬与期望。我将士躬膺此自救救人神圣伟大之一役,宜引为人生无上之光荣,尤当兢兢业业、奋其忠勇,以无负党国所赋与之使命。关于粮械、器材、医药之供给与前后方运途联络之保持,统帅部已有充分筹划,并商同友邦就地协助。诸将士其专心杀敌,奋励无前,实行我总理军人精神教育之遣训,发扬我中国军人魂于域外,必能惩创狂暴之敌寇,造成辉煌之战绩。此本委员长与我全国袍泽所深信而殷盼者也。惟是军行所至,和洽为先。四年余抗战经验所昭示:凡能协同友军动作一致者无不成;凡能真正作到军民合作者,无不胜。中缅本属兄弟,情谊犹若一家。在反侵略共同目标之下,诸将士与外籍友军并肩作战于国境之外,而休戚相依,实与在本国战场上作战无异。举凡地利上一时之未能惯习,宜尽量辅之以人和。
对于当地共同作战之英缅各友军以及缅甸人民,必须亲爱相处、推诚相与、敦睦友谊、鼓励同仇,庶能以相互感情之融洽,增进敌忾一致之精神。尤当礼让,持己谦和,艰险不辞,功成不居;补己之短,毋暴人之短;师人之长,毋夸己之长,则至诚感孚,必益增友邦对我之信用。至入境问俗,古今一揆。故对缅人向所尊信之佛教以及其生活习惯,尤必随时注意,特予尊重;勿因生活行动稍违习俗,引人误会。务求客主融融,亲如手足,精神共鸣,裨益戎机。我在缅侨胞,爱国助战,义声久著。诸将士今至缅境,允宜与侨胞随时随地密切联络,为之讲明此次战争之性质、我中国军民之任务,务使共知大义,对缅人与各友军益敦友好。
我先民本有急难相扶之美德,更有不念旧恶之古训。今敌人方肆其邪说,以蛊惑我东亚各民族而离间其感情。吾人当前之急务,厥在化出畛域,共同一致,首先打倒此东亚败类之敌寇,而后乃能求得整个之平等与自由。若因国军入缅而我侨胞略存骄矜之心理,稍形于词色之间,即易招致反感而授敌奸以可乘之隙,此又必须我将士恭恕自持,以身作则,期收感应之效者也。总之,我国军出国御敌,此役实为嚆矢,成败荣辱,关系匪浅,务望振励奋发,矢敬矢慎,以建协同一致、杀敌致众之殊勋,造成反侵略战争之胜利,是所厚望。
这篇《告入缅将士电稿》,言简意深,让青年读之热血沸腾,为之呼应。当时,很多青年在重庆报名参加了中国远征军。
1942年3月,中国远征军出征缅甸
赴缅英勇抗敌
1942年3月8日,日军占领缅甸仰光,滇缅公路的入口港被阻断,入缅中国军队正式组编为中国远征军。远征军以美国派来的史迪威任总指挥,罗卓英、杜聿明任正副司令长官。其所辖第5军(杜聿明)、第6军(甘丽初)和第66军(张轸)3军9个师,总计十万余人,经过长途跋涉,于3月中旬到达缅北前线作战。
从3月开始与日军作战,至8月初中英联军撤离缅甸,历时半年,转战1500余公里,中国远征军取得了东吁保卫战、斯瓦阻击战、仁安羌解围战、东枝收复战等胜利。之后,中国远征军分别退至印度和滇西,重新加以组编,各自进行整训。
1943年初,国民政府决定重振旗鼓,重建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后称滇西远征军。2月任命陈诚为司令长官,司令部在昆明设立了训练中心。退至印度的远征军残部,则改编为中国驻印军,由史迪威任总指挥,罗卓英(后调郑洞国)任副总指挥。随后国民党军委又陆续空运了一批有一定文化的青年军前往印度,将其合编成新六军,共5个师。
1945年1月27日,中国驻印军与滇西远征军在中缅边境的畹町胜利会师。历时3个春秋,中国远征军浴血奋战,屡挫敌锋。十万远征军伤亡过半,付出了重大代价,取得了援缅远征的最后胜利。1944年美国的《皇冠》杂志载文评论说,缅北反攻作战,“表现出中国军队忍受无限艰难的伟大,世界上任何军队都望尘莫及”。
中国远征军的胜利,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是中国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贡献。
陈布雷
手稿失而复得
陈布雷的《告入缅将士电稿》手稿,由其外甥翁植耘保存。在几十年的风雨中,手稿曾一度被劫,几经周折,才失而复得。
翁植耘,名泽永,宁波人。抗战爆发时,他刚从沪江大学毕业,即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冬,经杜国庠介绍,到郭沫若任厅长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工作。到1945年抗战胜利,他一直在郭沫若身边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翁植耘曾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总秘书、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经济研究处科长。1951年在“三反”运动中,他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打成“大老虎”(大贪污犯)。1958年又被划为“右派”。接着,他被批斗、抄家,《告入缅将士电稿》等文物被抄走。
与他久未联系的郭沫若在得知情况后,立即亲自写了证明,才使翁植耘脱离困境。之后被抄走的物品返还了部分,其中《告入缅将士电稿》又重回他手中,得以保存。
此电稿为纸质,毛边纸,微黄,共两页,长140厘米,宽29厘米,边缘有4处裂口。页面为竖行红格,从右至左,黑色细毛笔行书,字迹清楚,有多处涂改印记。标题为“告入缅将士电稿三十一年二月”,右上角有“墨多抄一份”字样。第一页为373个字,第二页为534个字。
1985年,翁植耘将珍藏的《告入缅将士电稿》手稿捐献给了重庆市博物馆。1997年,经国家文物局鉴定组鉴定为一级文物,现由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收藏。
文章来源:红岩春秋号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9-08-19 10:14: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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