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关中分区移民难民的安置
2019-12-06 09:29:40  来源：人民网 李彤  点击：  复制链接

　　关中分区的难民、移民情况

　　关中分区是党中央初到陕北根据地时决定设立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划，下辖淳耀、赤水、永红、新正、新宁5县。关中分区地处陕甘苏区的最南端，连接著名的“八百里秦川”大关中，距陕西省会西安仅50多公里，所以，当时的关中分区被称誉为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这里人口稠密，经济条件、文化教育较好，人民生活安定，群众基础较好。难民们一般会选择从 这里进入边区。仅1943年关中分区就安置移民、难民4000余户，1.2万余人。为避免耽误开荒季节，关中分区动员当地群众2000个劳动力，帮助新来的移民、难民开荒。当时属于关中分区管辖的新正县是边区安置移民的重点县之一，从1941年到1943年5月，全县共安置移民1264户、4357人，约占当时新正县人口总数的21.4%。其中，马栏区安置移民最多。1940年以前，马栏区仅有334户，到1944年增加为1250户，人口比原来增加了3倍。这些饥寒交迫、流离失所的同胞，自逃难到了边区，就有吃有住，获得了土地和工具，过上了真正吃饱穿暖、民主自由的安定生活。逃灾避难的移民、难民因此对边区和关中分区政府充满了感激之情。

　　1940年3月，蒋介石下令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封锁。5月，在陕甘宁边区设置南北两面5道封锁线，沿线构筑了大小9000多座碉堡。碉堡形状有四角形、五角形，种类分母堡、子堡。母堡驻排，周围三四个子堡，子堡驻班。堡距一至二华里，选制高点和要道修筑。堡与堡之间以交通沟相连，沟深、宽各一丈，堡周围有内外壕，深、宽各一丈。壕上架设吊桥通行，夜晚收起，断绝来往。这样严密的封锁线，将陕甘宁边区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封锁得像铁桶一般，使边区和关中分区的物资供应及对外往来受到了严格限制。直到1947年，封锁线才被解放军摧毁。

　　面对国民党的严密封锁，要安置4000户家庭、1.2万人口的难民、移民，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至少需要4000所以上的住房，粮食也要3000多石，还要有4000把以上的农具和几万亩农地，才能使他们安居乐业，这个巨大的生产生活需求，关中分区是怎样解决的呢?

　　多措并举，切实做好安置工作

　　鉴于关中地区的地理位置，1936年，中央在设立关中特区的同时，决定成立中共关中特委。据《中国共产党陕西省组织史资料》记载：“1936年1月，中央派贾拓夫等人到达关中，在原中共陕甘边南区区委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中共关中特委，贾拓夫任书记。关中特委机关驻新正县(今甘肃省正宁县)三嘉原的南邑村，下辖淳耀、赤水、永红和甘肃省境内的新正、新宁等5个县委。”1936年9月，党中央派习仲勋到关中特区工作，任特委书记。此前，前关中特委书记贾拓夫、苏维埃政府主席秦善秀、关中特区司令部司令员江华和唐洪澄、张邦英等党政军主要负责人已先期在这里开展工作。习仲勋等一批干部的到来，进一步加强了这一地区的领导力量。1937年10月，关中特委改为关中分区党委。

　　为了妥善安排移民、难民的生产生活，边区政府颁布的《优待移民条例》规定：“凡边区以外，因原地生活困难天灾影响无法自食，沦陷区人民不堪忍受敌人压迫进入边区及边区以内地少人多者愿移入垦区者，均称移民或难民。移民和难民开垦公荒，3年免交公粮，开垦私荒，3年免交地租，义务劳动在最初几年全免或酌减。”《条例》还规定，移民、难民不分阶级、民族、职业，一律享受现定之优待。关中分区在习仲勋的主持下，还通过各种措施安置移民、难民，如制定移民、难民暂行办法、成立移民、难民管理委员会，划定移民区等，千方百计地组织安置移民、难民，帮助他们开荒种地，发展生产，这些措施吸引了大批移民、难民来边区谋生。

　　关中各级政府对移民、难民的优待政策非常周到。据1943年5月30日《解放日报》刊登的时任淳耀县委宣传部部长的师源的报道：本县春耕期间，关于调剂粮食工作，颇具成效，按今春全县安置移民700余户，多系河南难民，他们最感困难的是缺乏食粮，而部分老户，去年歉收，亦需要调剂，故政府对于此项工作，甚为重视。自上月中旬至本月初以来，计政府已拨借救济粮620石，由政府动员有粮群众调剂了248.8石，总共868.8石。其中调剂给移民者占十分之九。由于食粮问题得到解决，更保证了本县开荒任务的顺利完成。

　　对于新到的移民、难民，各级政府除临时招待膳食，解决移民、难民的住宿问题外，还先后拨出救济粮1500石，农贷180余万(计赤水42万、淳耀37万、新宁36万元、新正32万、东区30万)，帮助移民、难民解决农具、籽种、吃粮等问题。赤水县政府帮助难民打了300把镢头，并给河南难民妇女贷款5万元制作纺车。赤水合作社向移民、难民贷放棉花250公斤，并代募粮60余石，借粮350石。新宁各级政府规定，凡移民、难民初到，一律请吃一顿饭，并发动老户分别招待食宿。对移民、难民住所问题，分区发动老户代为其修旧窑、打新窑或腾让窑洞、房子;对移民、难民的口粮问题，一是政府无息借贷;二是老户低利借给;三是发动移民、难民开荒，多开多借;四是劝募救济。还规定，移民、难民开公荒地，谁开的归谁，并发给土地证，3年免缴公粮;开私荒地，移民有权使用土地，并发给土地使用证。同时，分区还发给移民、难民农贷，帮助解决农具、籽种等方面的困难。

　　据《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一书记载：

　　粮食：劝募了救济粮食500多石;人民又以低利借出了900多石，仓库借出了1400多石，总计3000石，移民吃到夏收。

　　住所：把遗留的破窑加以修理，又新修了很多窑洞草棚，仅新宁一、四区，就修了174孔窑洞，赤水新打窑洞60孔，淳耀搭了60多间草棚。这些窑洞草棚的修理，全由老户负责。政府关于这些老户，免去一部分义务负担(如运输粮、送草、送柴等)，赤水还采取了还工办法。既照顾到新户又照顾到了老户，特别是有些移民和老户有亲属关系，老户就自动让出一部分住所，还有一部分是由政府向老户劝让的;经过这些方法得到的住所，至少在4000个以上，保证了每户至少有一处住室。

　　土地：由于新老户杂居，熟地或系老户让出伙种、或由老户租给，仅东区一、三区就让出熟地1404亩，新正二区让出243亩。在经过土地革命地区的荒地都是公地，任凭移民开垦，谁开的地权归谁，并发给土地所有证。在未经土地革命地区，以文约确定地权，凡属私地移民有权使用土地，并发给土地使用证。

　　镢头：350万的农贷，除过50万的青苗贷款，百分之六十五放给移民去买镢头。在淳耀还想了一个很好的调剂办法，就是移民把农贷借给老户驮盐，老户把镢头借给移民开荒，解决了双方的困难。

　　磨子：因为关中多是吃面和包谷，非磨子不行，于是就用农贷买了一部，老户借了一部，还在修理旧窑时挖出了一部，解决了这件生活中的大事。

　　劳动互助组织是大生产运动中成立的，各种劳动互助组织积极帮助难民、移民开荒种地，建家立业，克服生活上遇到的暂时困难，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宜耀县四区的劳动互助组织帮助移民、难民种地1335亩。在赤水县，由于劳动互助组织的帮助，移民难民多开荒1000亩。有许多班子规定了帮助移民、难民的办法，不准嫌移民、难民的饭坏，有的班子给移民、难民开荒时不吃饭(新正别岭村的班子)。有的变工队帮助移民、难民种地不要他们还工，也不吃饭(赤水陈建伯的变工队，11个人、14个牛这样帮助了难民14天)。

　　国民党的严密封锁导致边区经济困难，大量移民、难民涌入后更加重了边区和关中分区物资供应的困难，导致当地群众负担增加，尤其是在春荒青黄不接之时，群众生活更为困难。鉴于此，群众开展了各种各样的自助互助措施。1942年，春阳坡头区一乡雷庄村村长、共产党员张廷益，发动本村群众首办义仓，组织全村15岁以上、50岁以下的男女劳力合伙开荒，建立义仓田。其收获作为备灾荒、救急济贫和社会公益事业开支。张廷益这一行动，得到县委和关中地委的重视支持。当年雷庄村开义仓田103亩，打粮近5000公斤。二区、三区积极仿效，共开义仓田580多亩，产粮1万多公斤。

　　义仓的管理办法大体为：各乡、村成立义仓管理委员会;向义仓借粮须经农民大会通过，管理委员会批准;义仓粮在每年青黄不接之际方可外借;凡参加开义仓田者，借粮一斗，年利一升，其他人年利三升;丰年对所借的粮本利并还，歉年还本欠利，荒年本利缓缴;不务正业、不从事生产者，不给借粮。

　　1943年，办义仓的经验在全县和关中地区被普遍推广，掀起群众性办义仓运动。当年，全县新开义仓田1100多亩，打粮10.9万余公斤。张廷益被评为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模范，得奖3万元(边币)，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厉封锁，与此同时，国民党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1940年，国民政府停止了对八路军的给养供应，加上封锁，造成边区经济困难。陕甘宁边区抗日根据地在经济上、财政上日益陷于困境。为了克服经济、财政上的困难，1939 年 1 月，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首先提出“发展生产，自力更生”的号召，动员边区军民自力更生、生产自救。1942 年 12 月，毛泽东又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专门作了《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的报告，提出了发展生产是边区最中心的任务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号召在边区开展全民大生产运动。

　　关中分区当时人口约为 12 万多，是陕甘宁边区人口最少的区，可开垦的荒地相对较多。针对这样严重的困难局面，吸引、妥善安置移民、难民，组织移民、难民开荒种地显得尤为重要。在党中央大生产运动的号召下，习仲勋带领关中分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实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和政策。

　　1943年，关中分区仅移民就开荒3.87万亩。赤水县涌现出移民劳动英雄冯云鹏。冯云鹏所在的乡有移民、难民117户，400余人，刚来时生活困难。冯云鹏创办粮食合作社，筹集粮食，借贷给移民、难民，待到移民、难民有收获后，逐年归还。这种合作方式，后来在陕甘宁边区得到推广。

　　在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关怀下，当地人民群众的帮助和照顾下，那些原来一贫如洗的移民难民，在一两年内不仅生活上自给自足，牛、犁等生产工具和生活资料也大大增加，部分移民、难民的生活甚至达到了中农或富裕中农水平。他们感受到共产党和边区政府对人民的真心实意。

　　安置工作取得巨大成功

　　关中分区的难民、移民安置工作，在习仲勋的领导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据旬邑县志记载，该县1923至1935年人口徘徊于5万，1940至1945年徘徊于8万。人口总量从1923年的50256人，增到1945年的81184人。

　　在政府的优待政策之下，获得了生产生活资料的大多数移民、难民不仅脱离了贫困，实现了吃饱穿暖，慢慢地变成了自耕农。那些善于勤劳致富的能手们，发展得更快，有的甚至上升为富农。

　　1943年2月12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建设厅厅长高自立在《解放日报》发表题为《谈优待移民问题》的文章，文中指出：近数年来的事实证明：一无所有的难民和移民、迁移至边区后，一年即可打下生产基础，二年成家立业，三年以后既可成为中农以至富裕之中农——此乃普遍之现象。

　　在移入关中分区的4000户1.2万难民、移民中，传颂着这样的话：“八路军真好、爱劳动人，不爱流光蛋。”“要是没有八路军，咱们就是活不成了”。有的还说：“八路军比咱的亲生父母还好!”“见了公家人就好像见了自家人一样”。有位老婆婆感动地说：“我死了也要把八路军的好处告诉阎王爷……”一个难民非常感动说：“真是出门三步远，另是一层天!边区政府和人民给移民、难民的好处，我们是一辈子不会忘记的。”

　　1931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事实上揭开了对中国进行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当时，国内形势正如毛泽东所说，“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作为民族意识很强的红色军人，左权也在实践中逐步萌生了与国民党内的抗日军队合作，携手共赴国难的抗日军事统一战线思想。

　　左权将军开展抗日军事统战纪事

　　夏明星 龚图文(广东)

　　“对整个东北军应以努力政治争取为原则，特别在目前两广出兵、抗日浪潮急剧发展下更为重要”

　　1936年5月18日，毛泽东领衔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西征命令，组成中国人民红军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西方野战军下辖左右两路军，后又组成中路军。西征的任务是打破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根据地的围攻，消灭宁夏回族军阀马鸿宾、马鸿逵，进一步扩大苏区，打通和苏联间的国际路线，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争取团结东北军、西北军和一切抗日武装，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早日形成。

　　彭德怀率司令部随左路军红一军团出发。5月31日，时任红一军团代军团长的左权指挥部队首攻甘肃环县曲子镇。曲子镇是国民党环县县政府所在地，高墙深壕，是通往宁夏的要隘。守军为马鸿宾1个骑兵团的留守部队，及路经曲子镇的敌一〇五旅旅长冶成章率领的2个连。冶成章性情暴躁，打仗剽悍，人称“野骡子”，在马家军中颇有盛名。这场战斗打得相当激烈，经过反复冲杀和巷战，守敌大部被歼，冶成章受伤后被俘。为了争取该军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彭德怀、左权对冶成章等给以优待，教育后释放。彭、左这一义举，在西北马家军中引起巨大反响。

　　1936年6月，广东实力派陈济棠和广西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等不满蒋介石对日妥协、排除异己的政策，联名向全国发表反蒋通电，组成西南联军出兵湖南，宣布反蒋抗日，是为“两广事变”，并引起被迫在西北“剿共”的东北军共鸣。6月19日，左权致电红一军团第四师师长李天佑、政委黄克诚并报彭德怀：“对整个东北军应以努力政治争取为原则，特别在目前两广出兵、抗日浪潮急剧发展下更为重要。我前线与东北军接近部队，应耐心地恳切地向他喊话，并多散发宣传品。”左权的建议与前线官兵的政治攻势，得到彭德怀的充分肯定。但是，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趁张学良去南京开会未回之机，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攻占了西方野战军控制的三岔、阜城、马岭，向曲子镇推进。7月2日，彭德怀致电李天佑、黄克诚：“对东北军在原则上不与之决战，多从政治上争取。”但是，何柱国以为西方野战军软弱可欺，继续北犯。这时，左权向彭德怀建议：“一打一拉，一拉一打!好说不行，就得歹说!也许好说加歹说，才能影响东北军。”彭德怀深以为然，遂令红一军团第二师由北向南，第四师由南向北，夹击何军。结果，一举歼灭何部一个骑兵连。左权指示：对所俘官兵进行深入的抗日教育，全部归还武器，予以释放。临去时，被俘官兵依依不舍，说：“我们再要和红军打仗，就不算是中国人!”

　　左权部对东北军进行军事统一战线工作取得的经验，迅速在全军得到推广，野战军从上到下对敌方开展了争取工作。他们给敌方官兵写信，号召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交战时，向对方喊话：“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被俘的敌军经过教育后，归还武器，全部释放。……在红军同东北军对垒的前线，两军渐渐熟悉起来，白天阵地上鸦雀无声;夜晚，抗日歌声从双方的阵地上传出来，此起彼伏，悲愤激昂。此后，双方官兵还在阵地上开联欢会，建立了友邻关系，体现了抗日民族团结的感召力。

　　“要想影响阎锡山积极抗日，只有帮助他向着民族敌人日寇作坚决的斗争”

　　1937年8月，国共两党联手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军主力被改编为八路军，国共两军也建立了抗日军事统一战线。作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积极致力于抗日军事统一战线工作，为全民族抗战不遗余力地工作。

　　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决定草案，其中涉及“在革命统一战线中领导者和被领导者的关系问题”时，曾精辟地总结指出：“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当时，在进行抗日军事统一战线的实践中，左权也朴素地意识到：八路军要影响和团结友军抗战，首先要团结友军向着共同敌人日本侵略军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

　　1937年10月5日，日军越长城南下，猛攻崞县(今原平)，进逼忻口一线。忻口为太原平原的北大门，这让山西的土皇帝、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很紧张，他急忙调兵遣将：以50个团驻守忻口中央阵地，由中央军的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任忻口前敌总指挥;以10个团(包括八路军部队)为右翼，归朱德、彭德怀指挥，实行侧击。

　　左权向朱德进言：“要想影响阎锡山积极抗日，只有帮助他向着民族敌人日寇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实际战果。”

　　朱德、彭德怀深有同感，连连点头：“英雄所见略同!”

　　当日军在忻口正面遭到守军抗击之际，左权协助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频频出击，缓解了忻口正面战场压力。在整个忻口战役中，八路军一方面以主力分布于进攻敌之两翼及侧后，以最积极的动作袭击敌人的远近后方，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遮断敌人的接济与增援，同时又以一部直接协同友军作战。在28天的战斗中，代县、平型关、灵丘、广灵、蔚县至张家口的交通要线完全被破坏……在平汉线方向活动的部队，陆续收复了曲阳、唐县、平山、完县、行唐、满城，进逼保定附近。在雁北活动的部队则不断截击雁门关及其通大同大道……亦截断了敌人的联络，使忻口战场之敌，完全处于孤军深入、孤立无援与完全被包围的状态中。敌人的粮食弹药断绝了，机械化部队因缺乏汽油不能行动了，最后被压迫不得不以飞机来输送给养，其困难可想而知。

　　10月24日，卫立煌在给蒋介石的密电中称：“敌自雁门关被截断，粮秣极感困难。”八路军的抗日决心与实力，让国民党中央军将领也为之注目!

　　忻口会战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作战规模最大、对日军打击最沉重的一次战役。国民党正面守军卫立煌部作战很英勇，军长郝梦麟、副师长刘家骐等高级将领都在前线壮烈牺牲。“但是，如果没有八路军在日军侧后积极活动，截断他们的交通线，正面友军也很难坚守21天之久”。诚如左权所言，经过忻口会战重挫日军，国民党友军“对于八路军的景仰，也自然而然增长起来”。这对于扩大八路军的政治影响、坚持华北抗日军事统一战线自然是大好事。

　　1938年2月初，由于太原失守，华北正面战场呈瓦解之势，阎锡山、卫立煌对活动在同蒲路东的各抗日部队已经无法顾及，遂进一步将分散在这一地区的中央军、地方军和八路军一二九师、一一五师的三四四旅，以及山西决死队的第一、第三纵队，划为第二战区的东路军，请朱德、彭德怀分任总指挥、副总指挥，左权兼任东路军参谋长。

　　此时，徐州吃紧、潼关告急，蒋介石恐华北日军南下，增加中原战场的压力，便命令东路军所部一兵一卒不许过黄河，全部留在山西打游击。但是，国民党将领从来没有打过无后方的仗，对运动战、游击战更感神秘莫测，迫切希望得到八路军的帮助。朱德、彭德怀、左权共同商定：为鼓励和帮助友军坚持山西抗战，于3月24日在沁县以南的小东岭村召开东路军将领会议，目的是“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

　　“听了左权将军关于坚持华北抗战的战术观点……更加坚定了‘誓与倭寇周旋到底’的信念”

　　小东岭会议，是山西战场上抗日军事统一战线规模最大的一次高级军事会议，也是以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思想为指导的一次会议。当日，国民党将领李家钰、李默庵、曾万钟、朱怀冰、武士敏、赵寿山和八路军将领刘伯承、徐海东等38人从各地赶来开会。阎锡山的代表、卫立煌的代表甚至蒋介石的联络参谋，也都按时与会。

　　在会上，彭德怀作了关于东路军作战纲领的报告。随后，左权就东路军坚持华北抗战的战术问题和军事教育问题作了系统发言，他有理有据地指出：“凡是发展了游击战争的区域，能不断消耗敌人、分散敌人，不易建立伪组织，使敌人困难与不安。游击队还能恢复已失领土，维持政权，团聚民众，扩大抗日力量，使正规军作战容易。”“有运动战与游击战配合的阵地战，能使某些战略支点守备持久，并能消灭敌人，取得战斗或战役上的胜利。”针对某些将领想保存实力、不想接受八路军指挥的思想，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企图避免敌人、偏安于山地，以求得自己的存在，这完全是妄想。”“在过去的抗战中，在各个战线上，差不多都有欠缺服从统一指挥与协同动作的弱点，以致众多数量的军队不能同时发挥最大的威力，这是值得痛改的。运动战与游击战，同样应该有严密的组织，统一指挥和协同动作，而不是各自为战。”

　　对于一些积极抗日但对敌乏术的友军将领，左权诚恳地表示：“只要有坚决斗争的毅力，有广大民众基础，有正确政策，军队与民众有坚固的团结，虽是在敌人重重的包围与封锁中，仍能生存发展，以致取得胜利。”“运动战、游击战的战术诸原则及艺术的组织与指挥，对于每个负担着进行运动战、游击战的人，特别是指挥干部，都必须有清楚的了解。”

　　经过热烈讨论，小东岭会议通过了彭德怀所作的作战纲领报告，接受了左权关于坚持华北抗战的战术观点，划定了各军、师活动和建立根据地的地区，协同打通了与后方的交通线。会后，应友军的要求，八路军总部由左权主持为友军举办了游击训练班、政治工作讲习班等，朱德、彭德怀、左权都亲自为训练班讲授课程。有参加过小东岭会议的国民党将领感言：“听了左权将军关于坚持华北抗战的战术观点，心中豁然开朗，深受启发之余，更加坚定了‘誓与倭寇周旋到底’的信念!”

　　1938年4月，小东岭会议刚刚结束，“日寇由同蒲、平汉、正太3线抽调兵力数万，分9路大举围攻晋东南，东路军所部即按既定方针，以游击战与运动战相配合，在统一指挥下，共策共勉，一致奋起，整齐步伐与敌展开晋东南的空前大战”。在左权协助下，朱德、彭德怀统一指挥东路军，“经20余日的血战，最后于4月15日长乐村一战，将敌9路围攻完全粉碎”。在将日军9路围攻完全粉碎后，“八路军并反攻南下，收复长治、长子、潞城等县。其时徐州会战方殷，八路军奉委座(指蒋介石，引者注)命令，即东击东阳关，越平汉追击敌人，深入河北战场心脏，开展冀南游击战争，聚歼冀南敌伪，破坏津浦沿线，创建冀南抗日根据地，配合徐州会战”。

　　徐州失陷后，日军又向武汉进逼，保卫武汉成为全国军民的紧急严重任务。为配合正面国民党军保卫大武汉，左权协助朱德、彭德怀统一指挥“八路军晋西部队数次奇袭汾离公路……八路军晋西北一二○师大战平绥线，北击绥远大青山……晋察冀边区则发动向平汉北段数次大攻击……八路军冀中、冀南部队，则大举扫荡周围所有敌伪，发动平汉线津浦线之历次总破路……八路军山东部队于8月间配合友军攻克济南，并向胶济沿线出击，胶东由八路军领导下起义之民众武装，则粉碎敌海陆空联合大进攻，击落敌机，击毙伪军极众”。武汉虽然最终沦陷，但国共两军消耗了大量日军，达到了战略目的。

　　毛泽东对左权运筹反摩擦很满意，曾经幽默地说过：这次给了老蒋一下左拳，再闹就给他一下右拳

　　1939年1月下旬，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会上原则通过要限制“异党”活动。4月中旬，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秘密颁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的训令，军事反共甚嚣尘上。在华北地区，时任国民党第九十七军军长的朱怀冰兼任冀察战区政治部主任和河北省政府民政厅长后，纠集冀察战区副总司令兼第三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石友三部等积极反共。当时，朱怀冰自恃实力最强，不时耀武扬威;石友三为人反复无常，与日军暗中勾结，成为冀南抗日的两大障碍。

　　山雨欲来，毛泽东却成竹在胸。1939年1月28日，在八路军延安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他高瞻远瞩地指出：“这个统一战线的名词里已经包含着摩擦的意思，因为讲统一，起码是两个以上才有可能，如果只有一个，‘孤掌难鸣’，就不会有摩擦……统一战线有一万年，摩擦也有一万年，有统一战线就有摩擦存在。”当月底，身在八路军总部的左权，收到了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给朱德、彭德怀、杨尚昆等的电报：“对河北与山西境内的任何军队，不论是中央军、晋绥军及石友三，如果它进攻八路地区，我应在自卫原则下，在有理有利条件下，坚决反抗并彻底消灭之。……只有造成全体军民反汉奸反进攻的热潮，并给实行进攻者以彻底打击，才能停止那些阴谋家冒险家的诡计，才能分化他们内部，才能使动摇的军队不敢参加进攻，才能与努力进行军队中统一战线工作(此工作要十分加紧)做有效的配合。”

　　毛泽东的讲话、电报精神传达下来，左权等前线将领心领神会，决定适时反击顽固派的摩擦活动。1940年2月21日，身在前线的左权收到了朱德、彭德怀就如何消灭朱怀冰部进行准备的电报，他立即和刘伯承、邓小平开始厉兵秣马，准备先打石友三，再打朱怀冰。

　　3月初至4月初，左权协调指挥发起讨伐石友三的卫(河)东战役，共歼石友三部6000余人，石友三率残部仓皇逃到曹县、定陶地区苟延残喘;同年12月4日，石友三因通敌罪证确凿被下属高树勋(时任新八军军长)奉命设计枪决。12月8日，彭德怀和左权立即致电冀南党政军负责人宋任穷、陈再道、杨勇等，建议加强对石部的抗日军事统一战线工作，有打有拉，打拉结合：应多方写信与高树勋及石友三的部属联络，“说明过去相互对立，唯一原因就是因石友三、石友信(引者注：石友三的亲信)之投降日寇，我军进行之讨逆战争，也只是讨伐石逆两人，今石逆友三既已伏法……我们当不咎既往，双方军事行动应即停止，恢复友好，我们诚恳地愿意与他们……团结抗战到底，组织抗日政府，发动民众抗日，一切措施可开诚秉公商量办理……对石友信手辖教导师之官兵亦应设法联络，揭穿石友信助逆作恶之事实，鼓励他们学习高军长，为抗战锄奸义举。”如果高树勋“要求我们配合消灭石友信时，我应积极参加，但一时一刻都不应忘记政治争取”。宋任穷等依计行事，团结了高树勋等，维护了冀南抗日大局。1941年秋，高树勋在蒋介石压迫下有反共迹象。这年11月13日，彭德怀、左权联名电示前线将领，以团结抗日相嘱：“对高树勋部在防御姿态下，该部来进攻时应给以坚决的打击，但打了以后仍可与他讲统一战线，向他提议各守原防，不要再进攻，总之在政治上孤立他，动摇他下层。”

　　就在讨伐石友三的卫(河)东战役发起的第二天，左权又亲自指挥一二九师和晋察冀边区“南下支队”打响了“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取得了歼灭朱怀冰部1万余人的重大胜利，朱怀冰惶惶如丧家之犬，带了少数人员侥幸逃脱。3月9日，左权奉命下令停止进攻，并主动后撤，恢复同国民党当局的谈判。为搞好军事统一战线工作，左权指示“对俘虏和朱怀冰部军官眷属，也加以优待，不久后全部放回”。

　　在歼灭朱怀冰部、击退石友三部后，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再没有力量可以同八路军闹大规模的摩擦了。毛泽东对左权运筹的反摩擦很满意，曾经幽默地说过：这次给了老蒋一下左拳，再闹就给他一下右拳!

　　“坚持孙中山之三大政策，尊重中央军形式，如纪念周等，保持中央军面目”

　　1940年3月25日，在打退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后，毛泽东发出党内指示：“特别对中央军要谨慎，有向我摩擦者，只应搜集其摩擦材料陈报，切忌轻易戴大帽子。并应使干部明白，所谓国共合作，主要就是同中央军合作，我全体干部在加强对一切军队的团结说服工作中，要特别着重对中央军的团结说服工作。现当整个西北、华北的反摩擦军事斗争告一段落之时，各方亟应加紧这种统一战线工作，各军事政治工作领导同志应负指导计划之责。”对此，左权深以为然并在工作中坚决执行。

　　1941年5月间，日军发动中条山战役，国民党25万大军不战而溃，中条山及太岳山南部地区沦于日军之手。当时，国民党军第九十三军(军长刘勘)南逃，其第十师“部队损失严重，投敌者不少，尚有六七百人退回太岳区，请求(八路军)指挥”。当时正值国民党由“防共、限共、溶共”到对新四军同室操戈不久，但彭德怀、左权没有对国民党军的溃败落井下石，而是尽力维护抗日军事统一战线。6月6日，彭、左联名请示中央军委：拟以第九十三军参谋长白天(又名魏巍，爱国军人)名义出面组织外围军，整编刘勘临走时留下的补充团、第十师残部及活动在中条山、太岳山的国民党军溃兵，成立“中央军联合纵队”。彭、左设想，“中央军联合纵队”可以“建设广东时之国民革命军，坚持孙中山之三大政策，建立政治工作，不完全取消薪饷制，但要做到自动逐渐减少，我们认为如此外围军成功，将来在政治上收获必大”。6月11日，彭、左又联名致电中央军委建议：“……蒋日矛盾仍是主要的矛盾，目前我们应拉蒋抗战，不要给蒋过多威胁，给以反共口实，另方面保持与卫立煌较好关系，甚为重要，如我放手向中条山发展，给卫威胁极大，必影响现有关系……对中央军残留各部队……希多予联络，把关系弄好，给以可能的帮助，在其要求或同意下，可帮助开办干部训练班，互相联欢，互相参观，融洽感情，动员群众慰劳等，以争取该部队在我影响之下逐渐改造与进步，成为一支外围军，这是很有意义的。”在电文中，他们还附上一份中央军委华北分会(书记朱德、副书记彭德怀)关于组织“中央军联合纵队”决定，供中央军委参考。由于各种考虑，“中央军联合纵队”最终没有成立，但左权和彭德怀维护抗日军事统一战线的民族大义永存史册。

　　对于拟议中的“中央军联合纵队”骨干力量刘勘部补充团(团长姓唐，简称唐团)，左权和彭德怀非常重视与之搞好关系。1941年7月18日，他们联名致电陈赓、薄一波等，专门指出“对唐团基本政策”：“(一)坚持孙中山之三大政策，尊重中央军形式，如纪念周等，保持中央军面目。(二)帮助唐团巩固与扩大，坚决洗刷特务分子，但须有计划、有步骤，方式方法亦须讲究，不要骇走中间分子和动摇群众。(三)帮助其办训练班，培养其政治工作人员，最好由白天主持……学生由唐团抽送，训练时间不必过长，以1月至2月为限，形式方法以研究班为主，多讨论，内容以三民主义进步的一面，三大政策，联系到新民主主义，避免搬运八路军全套，但不拒绝研究社会科学等真理，而应促进之。……(四)引导唐团干部到六旅雷团(引者注：八路军三八六旅第十六团，团长雷震)参观，介绍政治工作与游击战争经验，开联欢会等。(五)引导唐团进步，一切要从长期打算。”陈赓、薄一波等照此处理，很好地团结了唐团，扩大了抗日军事统一战线的力量。

　　由于考虑到“保持与卫立煌较好关系，甚为重要，如我放手向中条山发展，给卫威胁极大，必影响现有关系”，所以在1941年6月，彭德怀和左权通过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处长袁晓轩，“以其私人名义，向卫建议大意共同发展中条山，联合建立根据地，直接保卫潼(关)洛(阳)。如能把封锁黄河之敌击退，中央军再度恢复中条山时，则八路军仍可撤至高平、曲沃公路以北线;如仍须八路军协同坚持中条山时，当遵命”。这一建议基本得到中共中央同意，体现了中共中央、中共军队维护抗日军事统一战线的诚意。

　　“我们对于反共军不但要注意打击，而且要注意争取，注意统一战线工作，注意灵活地运用策略”

　　1941年元旦，左权收到了毛泽东于1940年12月31日致各中央局、八路军新四军各首长的电报，部署全国各地(华北、华中、西北、西南、东南)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其中特别强调：“估计到反共军的士兵是不愿意的，多数干部是被迫的，也有许多高级将领是动摇的，因此我们对于反共军不但要注意打击，而且要注意争取，注意统一战线工作，注意灵活地运用策略。”左权认真领会指示精神，并在实践中积极贯彻落实。

　　1941年7月22日，国民党山东保安第七旅旅长齐子修部与日军激战2次;7月26日，八路军第二纵队教导第三旅等部与齐子修部发生冲突。为顾全抗战大局，彭德怀和左权根据毛泽东指示精神，立即致电第二纵队司令员杨得志、苏振华等：我部攻击齐子修部，“这将减少齐日矛盾，便于日寇争取齐子修与我对立，应即改变重策略。齐抗日，我应派人联络，商得其同意，派人协助作战。齐日间一切矛盾，哪怕是很小矛盾，均应利用之”。经过派人沟通，齐子修与八路军第二纵队在合作抗日上达成共识。

　　对于老奸巨猾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彭德怀、左权都主张搞好军事统战工作。1942年3月，传闻日军将进攻山西乡宁、吉县，左权判断：“估计敌除在政治上给以压迫外，并以军事威胁进攻乡宁、吉县，断阎后方联络线及与蒋(介石)之关系。”当时，阎锡山要求八路军相助，但许多八路军指战员表示不理解，希望趁机解决阎锡山部。对此，彭德怀、左权一致认为：“在上述情况下，我对阎之方针，应积极从事争取，对阎之军事行动应立即停止，即使敌攻乡宁、吉县是假的，亦立时停止对阎军事行动，否则将造成严重之政治上损失。”为了民族大义，他们建议中央军委：“陈(赓)薄(一波)应即分别对晋绥军(指阎锡山部)说明，敌攻乡宁、吉县是聚歼晋绥军之计，我们将恳切地帮助晋绥军，特建议：如敌向阎继续压迫，我们欢迎阎转移往晋西北区及太岳、太行区均好，除此间电阎外，亦可到电阎欢迎其到太岳。”但是，阎锡山背信弃义，一喘过气来就派手下梁培璜率第六十一军进攻八路军太岳根据地，遭到八路军坚决反击。但是，为抗战大业，彭德怀和左权都认为必须防止第六十一军被日军策反：“敌人对太岳之摩擦战的阴谋，是利用我们部分打击六十一军后，再积极配合六十一军作战，以达到六十一军之公开叛变。”为联合第六十一军合作抗战，他们建议邓小平等并报毛泽东、朱德：“我们应忠于统一战线及避免敌人所制，为此望即停止进攻，并迅速开展统战工作，以求得和平划界，更须严防敌人配合六十一军出击。”由于措施得力，第六十一军留在了抗日阵营，没有公开投敌。

　　同时，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绩，彭德怀、左权一致认为应该大力宣传。1941年秋，国民党军主动进攻驻守宜昌的日军，同时又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取得胜利。10月15日，彭德怀、左权联名致电八路军、新四军主要将领贺龙、关向应、聂荣臻、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刘少奇、罗荣桓、萧克、吕正操、程子华等：“……(二)对湘北胜利及攻宜昌之胜利，……各兵团应利用一切时机与方法，向敌占区人民及伪组织、伪军等扩大宣传，以争取伪军、伪组织之动摇，开展敌占区及敌伪军中之我工作。(三)华中战局有扩大可能，我各兵团应严密注意敌军动态……同时应即开始准备，于适当时机以破路翻车，截敌交通(主要是以地雷炸车)，扩大我军行动影响，以游击姿态配合华中友军作战。甲、聂(荣臻)、萧(克)、吕(正操)、程(子华)担任石家庄以北之平汉线及北宁、平绥线，特别靠近平津附近。乙、……罗(荣桓)担任济南、徐州段津浦线特别靠近济南、徐州附近。丙、贺(龙)、关(向应)担任太原南北之间同蒲路。丁、刘(伯承)、邓(小平)担任安阳、汤阴南北之平汉路及沁县、长治线白晋路。戊、各指定部队应先完成一切破路、拆桥技术及侦察之准备，待集总(指八路军总部)通知执行。”与国民党上层一贯诬蔑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并企图利用日军消灭八路军、新四军的“借刀杀人”相比，左权等共产党人的具体行动展现出博大的民族情怀，让国民党内的许多反共分子都折服不已!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9-12-06 09:3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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