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有条南北主干道叫花园路,沿着它一直向北到达黄河大堤,就进入了花园口风景区。让花园口声名远播的并不是风景,而是74年前发生在这里的那次惊心动魄的人为决堤事件。
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扒开花园口以阻挡日军这一事件,无疑是抗战史上惨痛的一幕。桀骜难驯的汤汤黄水从花园口改道,在黄淮平原随性肆虐了9年之久,在中国豫皖苏3省留下了灾难深重的黄泛区。
“最后抵抗线”
1938年的春夏之交,随着侵华日军从山西、河北逼近黄河一线,特别是从山东跨过黄河进入鲁南地区后,中、日双方对于黄河与战争的关系,变得都日益敏感。
1938年3月10日至4月8日,中国军队取得了台儿庄大捷,举国上下欢呼雀跃。蒋介石准备利用高涨的士气扩大战果。他调集了大军60多万人集结于徐州地区,准备与敌决战。
云集重兵于狭小的徐州战场,引发了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陈果夫的忧虑。当时他最担心的倒不是来势汹汹的日军,而是黄河。
4月13日,陈果夫呈文蒋介石,指出“惟黄河南岸千余里颇不易守,大汛时,恐敌以决堤制我。我如能取得武陟等县死守,则随时皆可以以水反攻制敌……”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渠长根曾对花园口决堤事件进行过数年的深入研究,他介绍,陈果夫是担心侵华日军使用决堤黄河的手段来对付中国军队,从而提出了这样的“反制预案”。
实际上,蒋介石早在两年前就收到过利用黄河的建议,其目的性比陈果夫要直接得多——“人工泛滥”,以水阻敌。这个建议出自一个外国人,他就是受聘于国民政府的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
法肯豪森是个既熟悉日本又熟悉中国的“东方通”。早在1935年,法肯豪森就预见到了“日本全面侵华不过是时间问题”。这一年和1936年,他两次为蒋介石制定《中国抗日战备建议书》。这两份《建议书》现保存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法肯豪森提出的“最后的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以增厚其防御力”段落上,蒋介石画了红线,并在页眉写下“最后抵抗线”五个字。
这五个字流露出蒋介石怎样的心态似乎有不同角度可以解读:是把黄河视作民族象征决心死守?是把黄河作为天然屏障据险抵抗?还是采纳法肯豪森建议准备决堤拒敌?
危机时刻的艰难抉择
1938年初,希特勒公然承认伪满洲国,中德关系决裂,德国顾问团撤走,法肯豪森就此离开了中国。也就在这时,徐州会战炮声隆隆。陈果夫有关提防日军决口黄河的呈文又送到了蒋介石面前。
这一次,蒋介石在呈文上批示第一战区司令程潜“核办”。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份批注上,蒋介石原本还写了一句“随时可以决口反攻”,但随后又用笔划掉了。也许是蒋介石对陈兵60余万的徐州会战充满信心,并不认为陈果夫顾虑的危急局面会出现。
日军意识到徐州战场集结着中国的大量精锐部队。台儿庄一役的惨败非但没有让日军退却,反而激起了他们更大的野心。原本,在日军眼中,攻下徐州,就可以打通津浦线(天津至南京浦口的津浦铁路),让从北平和上海两个方向上侵略中国的日军合成一体。而现在,他们的目标中多了一项:一举围歼中国军队主力。
5月初,日军集结了30多万人,从六方向夹击徐州。
日军在徐州的包围圈就要形成时,一直主张在徐州地区和日军决战的蒋介石,开始感到情况不妙。蒋介石随即决定放弃徐州,中国军队开始撤退。军事重镇徐州就此易手。
接下来,蒋介石接连丢掉商丘、兰封(现兰考县固阳地区)等军事重镇。兰封一失,日军随即转向开封,开封离郑州只有60多公里。郑州之后,日本的下一个目标必然是“九省通衢”、中国的战时首都——武汉。
兰封失守的当天,蒋介石就回到了武汉。
豫东战场上的军事力量已经不足以取胜,国民党高层军政人员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黄河:扒开黄河、水淹日军!
不过,谁都清楚,这种御敌之法属于自残自戕——不决堤,郑州再无他法可守,很快会落入敌手,战时首都武汉危如累卵;决堤,黄河泛滥,中原大地顿成泽国,浩荡洪水将吞没千百万国人生命财产,殃民之灾无可避免。
蒋介石也深明此点,所以,即便是案头上的电报、呈文纷至沓来,他也一直未置可否。
6月1日,最高军事会议在武汉紧急召开。此时,蒋介石已经接受了豫东战役失败的结局,他开始考虑武汉会战。
正是这次最高军事会议,“策定豫东大军向豫西山地作战略上之转进,同时决定黄河决口。”
选址关帝庙
第一战区接到的决堤命令,选择的决口地点并不是花园口,而是中牟正北的赵口。然而,赵口大堤坚固异常,到6月6日,黄河水还是没能放出来。
眼看日军就要攻入开封,在赵口决堤已经来不及了。
6日,负责53军西侧防御的新8师师长蒋在珍带着参谋熊先煜来到赵口查看情况,建议另辟一个地方决堤,并报请蒋介石批准。
根据熊先煜的战时日记,当晚10时,蒋在珍等决定由熊先煜主持此事。熊“夜24时率同工兵营营长黄映清、黄委会河南修防段段长苏冠军等,乘车前往花园口侦察决口位置”。天亮后,一行人再由花园口沿河往上游寻觅侦察,在关帝庙西核桃园附近选出了大致区域。
就在这座关帝庙内,熊先煜跪在地上默默祷告:“关老爷,中华民族眼下遭了大难,被日本鬼子欺侮得惨。我们打不过他们,万般无奈,只好放黄河水淹。淹死了老百姓,你得宽恕我们。”
熊先煜最终选定的决堤处在关帝庙以西约300米处,并让随行的苏冠军表态。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治水者,苏冠军深知此地一决的灾难性后果,他目光呆滞,嚷道:“要死多少人……要死多少人呐……”
“死人是肯定的,在这里决堤,死的人会大大减少,你必须表态,行还是不行?”熊先煜提高了声调。
苏冠军看着地图,只能点头同意。黄映清此时咚地一声跪倒在地,热泪长流。熊先煜一行数人,全部随之跪倒,面朝波涛汹涌的黄河,大恸失声。
新8师的决堤行动随即展开。9时,决口工程竣工,开始放水。9日夜,程潜给蒋介石的密电中写道:“截至晚8时,决口处被水冲开已达40尺,水深丈余,浪高三尺”。
透过熊先煜的日记,现在仍不难体会作为决堤行动实施者的那种矛盾而复杂的心理。熊先煜坚信“此举本为阻止敌人,挽救全局,故不惜重大牺牲,以求最后胜利”,但眼见“无数小民之房屋财产已荡然无存”,“尽成泽国”,依旧“心则痛焉”。
黄河不语,径自奔流。
黄泛区,抹不去的符号
6月9日的决堤放水,终于让花园口这个郑州北郊的偏僻地带,成为抗战史上抹不去的符号。从这里转逝东南的黄河,又在中国大地上划出了一片用特有名称标注的区域——黄泛区。
滔滔黄水一泻千里,广阔平原沦为泽国。豫、皖、苏三省44个县89.3万人命丧黄泉,1200万人流离失所。到1946年黄河回归故道,8年间,豫东大地饥荒连年、饿殍遍野。“百里不见炊烟起,唯有黄沙扑空城,无径荒草狐兔跑,泽国芦苇蛤蟆鸣”,这就是劫难后黄泛区的真实写照。
自残自戕的御敌之策,在中国人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创伤。触碰这创伤时,我们不得不追问,以水制敌的战略是否取得了效果?
必须承认,花园口决堤部分实现了预想的军事目的,唯此勉可告慰付出惨烈代价的国人。
6月9日决堤之后,突入豫东地区的日军对奔涌而至的黄河水猝不及防,有的被洪水淹没,有的为伤病所累而被丢弃,还有一部分为中国军队所歼灭,其他的只好停止追击,集结于黄泛区以东。
东史郎那时是侵入豫东的日军第16师团第20联队上等兵。在他出版的《东史郎日记》中记载,6月14日早上,他刚支上锅准备吃早饭,军队中便传来了“敌人炸毁了黄河堤坝,大队及时疏散”的命令,士兵们紧急转移,没跑两步,便发现湍急的浊流滚滚而来,冲走了一个个村庄……”在此后十几天的日记中,东史郎详细记载了日军和后勤部队失去联络、给养断绝、被中国军队紧追不舍的情形。
后来,在谈到黄河决堤所带来的战斗人员伤亡时,日军承认“曾受相当损失”,从中日双方所披露的材料来看,这个数字从7000人至2万人不等。
黄河决堤给日军带来的重创不仅仅在占领区的缩小和部队减员上,更为深远的影响是,日军预期的进攻路线被打破。豫东战场渐渐冷却下来,穿越豫东大平原的新黄河就成为军事分界线,把日军阻隔在黄泛区的东面,中国军队沿西岸据守,沿新黄河以西修筑起“防泛西堤”,而日军也在对岸修筑起“防泛东堤”。直到1944年日本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郑州才被他们攻取。
武汉却没能守住。蒋介石原本期望花园口决堤能够为武汉会战赢得半年以上的时间,黄河突然改道也确实让日军被迫改变进攻路线,拖延了一定的进攻时间,但仅仅3个多月后,武汉还是失守了。
黄河归故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国民政府决定在花园口堵口,引黄河回故道。1946年2月,黄河堵复工程局成立,3月开始花园口堵口工程。
此时,花园口已被扒开了8年时间,决口处已经由最初的4米多冲宽到一公里多长,远望茫茫一片。堵口成了一项浩大工程。直到1947年3月,花园口堵口工程才实现合龙,横冲直撞了8年零9个月的黄河终于回归故道,黄泛区也由此成了一个凝聚着苦难的历史名词。
黄河归故被国民政府当做一项济世抚民的重要政绩,在堵口处树碑立传。蒋介石亲笔题词“济国安澜”。殊不知,题词者恰恰就是当年下令决口黄河之人。
如今屹立在花园口黄河大堤上的决口遗址,如同我们民族肌体上一道触目惊心的伤口,长久地向后人昭示那段空前惨烈的苦难历史。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2-06-11 11: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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